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了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的清朝八旗兵，从半蛮荒的东北地区挥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横扫东亚大陆，征服了拥有1.2亿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朝中国。这就是明清易代。
从许多方面来看，明清易代都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道：
“1600年的中华帝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明朝统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1]。
的确，在明亡五十年前的万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期之一。在此时期，中国在社会、思想、文化、海内外贸易等方面也都出现了重大进步，以致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将此时期视为中国近代的开端。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国力强盛的时期。在万历朝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万历三大征”）中，明朝平定了国内叛乱和消除了国外危险。在这三大征中最重要的是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场上，明朝军队打败了强大的日本军队，使得朝鲜得以逃脱亡国之祸，这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军队在国外作战而取得胜利的事例。因此，正如上引史景迁的那段文字所言，紧随这个繁荣时期而来的是明朝灭亡，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换言之，这是一个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然而确实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
虽然说是明清易代，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清军入关之前，明朝就已灭亡。这一点，当时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在那封有名的《与史可法书》[2]中说得很明白：“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3]。事实确实如此。1644年，李自成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因此明朝确实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
然而李自成攻占北京并非一个突发事件，而是前几十年不断加剧的国内社会动荡所引发的暴力活动的一个结果。
早在明朝经济繁荣的顶峰——万历时代，民变就已发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尔后民变不断，规模日大，演变为民众武装暴动或农民起义。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徐鸿儒在郓城举旗反明，自称中兴福烈帝，年号大成兴胜，当地民众“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竞以为上西天云”。起事者头带红巾，先得巨野，渡大运河，攻占滕县、邹县，袭击曲阜。全国各地响应徐鸿儒的起义风起云涌：七月，于弘志于在武邑和景州交界的白家屯起事；九月，泽县的康傅夫率众起事；河南汝宁府固始县李恩贤以及四川白莲教徒也纷纷起事响应徐鸿儒，一时间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后朝廷派军镇压，徐鸿儒被杀，其他起事也被镇压下去，但这些白莲教起义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先声。除此之外，在西南地区，苗族首领安邦彦自天启二年（1622年）起就不断给明朝政府制造麻烦，天启六年（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安邦彦交战，兵败自杀。在这一年，川陕边界还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其中陕北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到了至崇祯六年（1633年）冬之后达到极盛，最终将明朝推向灭亡[4]。简言之，晚明的暴力活动由底层民变而起，农民起义而兴，明朝灭亡而终。关于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5] 最为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晚明民变的情况。
明亡以后，明遗民以及清统治者无不在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学者把明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阶级斗争。晚近陈梧桐，彭勇先生总结说：“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明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明朝灭亡实属必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已决矣’”[6]。不过，这种主流的看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王家范先生说：“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7]。
在海外，学者们也对明朝何以灭亡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赵世瑜先生把这些解释总结为以下五种：（1）王朝更替的解释模式，（2）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3）阶级革命的解释模式，（4）近代化的解释模式和（5）生态—灾害史的解释模式[8]。这个归纳颇为完备，可以说把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尽都纳入其中了[9]。
此外，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灭亡应归咎于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和腐败。早在明亡之时，崇祯皇帝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10]。他的对手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11]。王家范先生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说：“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这些说法）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二十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12]。
以上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单独地解释明朝灭亡。不仅如此，这些看法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把明朝灭亡当做是一个仅只发生在此时期的中国的事件来看待。因为这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现有的各种解释又难以充分说明其发生的原因，因此更加使得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终究发生了”的问题了。但是，如果类似的时间也同时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就很难这样说了。
二、“不可能发生的事”并非仅只发生在明末中国
如果把眼光转向中国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与明朝灭亡相似的重大事件，也发生在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的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其中最典型的是与中国相距遥远的英国。
都铎王朝于1485年建立，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接续统治英国，一直统治到1649年。由于两个王朝均出于都铎王室，故史称都铎-—斯图亚特王朝。这个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英国在此之前的长期战乱，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从1485年的220万增加到1600年的400万，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进步，苏格兰加入了英国版图，英国也从此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因此，都铎-—斯图亚特王朝被许多史家视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国力强盛，英国在1588年的海战中打败西班牙之后，摆脱了外敌入侵的威胁，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这些情况，与万历时期的中国不无类似之处。
如同晚明中国的皇帝一样，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也都是道德堕落、能力低下。历史学家霍利迪说：“（詹姆士一世继位）是一个不详的开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命运给英国选择了最不相宜的统治者詹姆士一世。他是一个粗鲁、自负、迂腐的君主。….他主持的那个谄媚的枢密院，其伦理道德之衰败已在莎士比亚和韦伯斯脱的许多伟大悲剧、琼森粗犷的讽刺文章、博蒙特和弗莱彻的悲喜剧中有所反映”。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后，力图整顿纲纪，加强王权，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却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他笃信自己的权力是天赋的，把大权交给自己挥霍无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汉公爵”[13]。同时，由于他个人偏爱威廉•劳德的新高教会派，劳德很快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对清教徒进行迫害，依仗星室法庭对出版物严加审查，清教徒作家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他们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宗教冲突。这在一些主要的方面（甚至是为人处世方面），他们与晚明诸帝也难分伯仲[14]。
晚明时期，皇帝（及其爪牙宦官）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史。而在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消停，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更日益加剧。这个冲突和斗争的一个焦点都是征税问题。都铎—斯图亚特王朝长期为财政问题所困扰。当时英国政府至少是在名义上依然从属于王室，开支要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由于政府和王室自身开支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因此国王不得不举债。伊丽莎白一世时，精打细算渡过了财政难关，到了她逝世时，将宫廷债务减少到10万英镑。但是到了詹姆士一世时，开支大量增加，到了1606年，债务攀升至60万英镑。为了获得收入，詹姆士一世下令设立了一些新的税目，还大量卖官鬻爵，从而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查理一世继位后，在征税问题上和议会多次发生冲突，几次解散议会，并在1628-1639年的十一年中实行无议会统治。他不仅继续用卖官鬻爵来扩大财政收入，而且恢复了詹姆士一世设立的税目，推广实行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内地，还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15]。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晚明皇帝所作所为的影子。
前面已经谈到，晚明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都不断加剧，出现了长时期的“民变”（包括民众抗议活动和暴动）。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开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圈地运动，到了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愈演愈烈。1517-1607 年间都铎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文献资料，对圈地的数量做了统计。该统计数字一度被认为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统计结果表明，1455-1607 年间，英国中部、东部的 24 个郡共圈地 51,6676 英亩，占 24 个郡土地总面积的 2.76%[16]。但当时人对这个时期圈地情况的估计要严重得多。例如1550年时，作家考柏在他的关于“拯救农业”问题的呼吁书中指出，当时英国的城镇和乡村数目在五万个以上，在1509 -1550年间，只要每个城镇和乡村毁掉一部耕犁，而每部耕犁能养活六口之家，则相应的有300，000人被抛向社会。另一个作家说，中部各郡有400至500个乡村因开辟牧羊场而受到破坏少[17]。1986年马丁（John E. Martin）对 1485-1607年英国米德兰地区 10 个郡的圈地数字重新进行统计，结果为715000 英亩，占以上各郡耕地面积的21.1%[18]。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悲惨的境地。时人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出版的名著《乌托邦》一书中，辛辣地说：“羊是温顺的动物，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和兵源，陆续颁布了不少禁止圈地的法令，但收效甚微。为了防止农民反抗，政府颁布了严酷的法令，惩办流民。在此情况下，大批穷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更多的穷人则留在英国，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城市里的民众的抗议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弗莱彻（Anthony Fletcher）和 马库洛克（Diarmaid Macculloc）总结都时代大规模骚乱有九起，即1489年约克郡叛乱、1497年康沃尔郡叛乱、1513-1525年抗税骚乱、1536年林肯郡骚乱、1536-1537年求恩巡礼骚乱、1547-1549年西部叛乱、1549年凯特叛乱、1553-1554年怀特叛乱和1569-1570年北方叛乱。其中从1530年代至1570年代的六场骚乱，影响很大[19]。这一切，似乎又是晚明中国的投影。
作为这一系列社会动荡的结果，英国爆发了长达9年（1642-1651年）的血腥内战，而国王查理一世也于1649年被送上绞架，仅只比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今景山）晚了5年，而崇祯皇帝之死，也是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的长期内战的结果。
由于中国和英国历史在几乎同一时期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变故是晚明中国独有的。当然，英国和中国在疆域、人口和其他许多方面悬殊甚大，做这样的比较，结果未必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我们把整个欧洲作为比较对象，情况又如何呢？
在欧洲，英国情况绝非独一无二。休斯（Ann Hughes）在分析英国内战的起因时指出：英国内战是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众多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包括法国人民一连串的斗争导致王室在1640年代后期的崩溃。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现了严重叛乱。在瑞典、荷兰和德国，也都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对抗。因此，应当把英国内战视为“英国问题”的一部分，而“英国问题”又是“欧洲总危机的”表现[20]。
事实上，在欧洲大陆，社会动荡的程度决不下于英国。例如，在意大利那不勒斯，1647年7月由于食物短缺等原因引发了严重的民众起义[21]。在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多达374次的起义，颇为令人震惊，以致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22]。这些动乱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起义和革命。按照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总结，在十七世纪中期的二十年中，西欧出现了六次反对君主的革命，这些革命是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和荷兰的宪法危机和推翻奥伦治家族统治的起义[23]。
在东亚，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朝鲜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连年水旱灾，经济凋敝，经历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的严重破坏尚未恢复，1624年初又发生内战，接着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整个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日本在十七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640年代，出现了“宽永大饥荒”（1642-1643年），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德川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24]。
此外，无论是在东亚还是欧洲，社会的动荡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围绕中国，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爆发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即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年）、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年）、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年）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2年）[25]。而在十七世纪，欧洲则经历了自1400年以来6个世纪战争最密集的时期[26]。这些战争包括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 -1648年）。这场战争发生于天主教国家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之间，席卷整个欧洲，其规模和烈度前所未有。北欧小国瑞典在1621- 1632年十年中死于战场上的军人达5-5.5万之多，而在1633-1648年中的阵亡人数更两倍于此。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德意志各邦国），战争期间饱受摧残，人口锐减。依照较早的估计，这个地区在战争期间人口减员达一半到三分之二；而按照较新的研究，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约15-20%，由战前的2000万，减少至战后1600-1700万。在战争进行的主要地区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符腾堡，半数居民死于战争[27]。从规模来说，晚明东亚世界的四场大战，与欧洲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上述世界各地的动乱，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中期。按照帕克（Geoffre Parker）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共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义）[28]。因此，这个时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
以上发生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的众多相似之处，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共同现象出现的呢？
三、十七世纪全球危机：解释明朝灭亡的新视角
帕克（GeoffreyParker）是关于“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29]以及他和史密斯（Lesley M. Smith）合编的《十七世纪总危机》[30]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年至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馑、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帕克并非对“十七世纪危机”进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学界对于十七世纪危机表现的认识很早就已存在，但作为历史学命题的“十七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在创刊不久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由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为《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一书在1965年出版[31]。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着类似的危机现象。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朝灭亡，也就是把明朝灭亡纳入“十七世纪危机”的范围。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十七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在其《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1985年）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十七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32]。这些，都为我们开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朝灭亡问题的先河。
如前所言，发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朝灭亡，是一个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而又真正发生了的历史巨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学界以往的看法并不能充分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全球史的视野来寻求更完善的解释。那么，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朝灭亡，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呢？
（一）气候变化：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导因
气候史研究已经证实：北半球的气候自十四世纪开始转寒，十七世纪达到极点。十五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个寒冷时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十七和十九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33]。
对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这个变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刘昭民总结明朝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明代前期（洪武元年－天顺元年，1368-1457）：气候寒冷
明代中期（天顺二年－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小冰河期
明代后期的前半叶（嘉靖三十六年－万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
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1600-1643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34]。
这个明代后期的“小冰期”，也为邻国感受到了。朝鲜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记》中对1636-1640年的气候变化作了第一手的记录，韩国学者朴根必和李镐澈把日记所记情况与其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十七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35]。日本则在1640年代出现了西日本干旱，东日本寒冷的恶劣情况[36]。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中国各地地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
中国处于季风区，气温变化与降水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大体而言，气温高，降水就多；反之则降水少。十七世纪是中国近五百年来三次持续干旱中最长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差不多，两种灾害交替发生，全国性的旱或涝灾的趋向不明显。但是成化以后情况有所不同。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37]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可以看到，明代后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由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有巨大影响。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１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据张家诚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减少的幅度要更大得多。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3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明末北方地区的大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蝗灾、大瘟疫上。
在河南，据郑廉《豫变纪略》所记，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
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39]。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40]。
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崇祯二年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41]。
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年），地点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蝗灾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所谓瘟疫，一般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布罗代尔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42]。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43]。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44]。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至夏天和秋天，情况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45]。
在这些严重而且长期的大灾荒中，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郑廉说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46]。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马懋才也说：在陕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47]。
即使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南方，也未逃过气候剧变导致的灾难。宋应星说：“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48]
如此严重的局面，岂是像崇祯这样一个“勤勉的昏君”[49]和腐败的明朝官僚机构所能应付的？因此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放到中国之外，我们会发现：在差不多的时期，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例如在西欧，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太阳观测记录中英格兰气温、捷克地温、阿尔卑斯山冰川、大气碳14含量、树轮、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曾经历了“小冰期”，其最冷时段在十七世纪。“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气候变冷对西欧农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歉收和灾荒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整个社会更是呈现出普遍贫困化：英国直至十七世纪末穷人占到一半，其中一半处于极度贫困；在法国，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在德国的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人是乞丐[50]。
气候变冷是世界性的，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在范围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别。费根（Brian Fagan）指出：十七世纪亚洲的经济崩溃，远比欧洲同期的社会动荡更具威胁力。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饥饿和营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最严重的是在中国。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乘机从北方加大攻击力度。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遭受了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者饿死，或者死于1644年清军击败明朝的最后一次战争[51]。
（二）全球化：十七世纪危机的推手
虽然气候变化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十七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52]。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白银为基本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也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方面，到了十七世纪货币白银化基本完成。此时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因此也加入了世界货币体系并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其结果之一是中国越来越依赖白银输入。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态势，自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前半期白银输入数量出现了颇大变动，这有可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不统一。艾维四的《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和《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和清代前期地方市场》和万志英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等著作[53]，都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见解，是我们在研究明朝灭亡问题时应当参考的文献。
其次，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4]。
恩格斯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55]。军事史专家富勒（J. F. C.Fuller）说：“由于火药的发明，战术进入了她的技术阶段。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比较可怕的敌人，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勇气都没有关系。诚如卡莱尔所说的：火药的使用，使所有人都变得一样高，或者，它使战争民主化了”[56]。早期经济时期的火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迅速传播，使得一些中小国家和地区政权也能够建立和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向大国进行挑战，从而大大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因此之故，明朝陷于强敌环绕之中。明朝进行了很大努力来对付这种局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不幸的是，明朝军事改革的主要成果，由于各种原因，落入主要敌手后金/清手中，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改写。关于这一点，在新近出版的拙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57]，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而言之，明朝灭亡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危机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因此，只有把这个事件放到全球史与环境史视野中来观察，方能得出一个全面性的结论。
古话说：“尽人事，听天命”。如果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为“天命”与“人事”两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灭亡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有“天”（自然变化）和“人”（人类活动）两方面的原因。自然变化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而人类活动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也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在许多方面出现全球互动。因此把明朝灭亡这一事件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全球性“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个危机会发生在十七世纪？费根指出：“十七世纪的开端可谓惊天动地”。1600年2月16日至3月5日秘鲁于埃普蒂纳火山爆发，使得全球气候陷入混乱。1601年夏季气温创造了1400年以来北半球的最低温度记录。随后，1641-1643年、1666-1669年、1675年、1698-1699年都出现过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大型寒冷期。他总结说：“历史上仅有为数不多的短暂寒冷时期在全球或者半球范围内同期出现，如1590年到1610年长达二十年的极寒期”[58]。如前所言，世界各地出现了至今六个世纪中最频繁和严重的社会动荡，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不可忽视的。而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导致的各国各地人民交往的增加和军事技术传播的加速，又使得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巨变。“十七世纪危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十七世纪前半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政治军事变化的结果。因此，离开了全球变化的大环境，明朝灭亡这个历史事件何以出现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注释
[1]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5年，第5、6页。
[2]关于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的作者问题，参阅刘勇刚：《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扬州文化研究论丛》（扬州）20014年12月。
[3]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北京），2010年，第235页。
[4]参阅《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61页。
[5]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上海），1948年。
[6]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中华书局（北京），2016年，第十讲“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
[7]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上海）, 2005年01期。
[8]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 （上海）2010年07期 。
[9]到了晚近，网上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如《明朝覆亡真相：人口逼近2亿，粮食增长空间耗尽》、《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明末北京鼠疫流行》，等等。但是这些网上观点都尚未见到有人做出认真的论证。
[10]《明史》，中华书局（北京），1972年排印本，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11]董含：《三冈识略》，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0年，第2页，“逆臣草檄”条。
[12]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3]霍利迪：《简明英国史》，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85年，第61页。
[14]即使是明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亡国之君，也颇为相似。明朝的崇祯皇帝，直到今天，还有有人同情他，认为他是一个有为的皇帝，力图重整朝纲，改变乃祖乃父和乃兄的昏聩腐败。但是他与臣下关系恶劣，在位十七年，换了50个大学士，11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7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同时他又提拔重用奸臣。《明史•奸臣传》所列者奸臣不过10人，除去南明的马士英、阮大铖外二人，共8人，而崇祯朝就占了两个（温体仁、周延儒）。因此他不过是一个 “勤勉的昏君”而已（这里借用新近出版的一部通俗读物的书名，即吕志勇的《勤勉的昏君崇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而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过去名声不好，但晚近历史学家对他做了新的评价。杨格（Michael B. Young）指出：“不像许多其他君主那样，他为人并不邪恶、堕落、粗鲁、不负责任、奢华或者愚蠢。即使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拥有一些正面的美德”（Michael B. Young: Charles I. New York: Macmillan Education. 1997. p.174）。他力图整顿纲纪，加强王权，但他也重用白金汉公爵等佞臣，与议会对抗，关闭会议达11年，最后不惜与议会开战。因此这两个亡国之君，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无相似之处。
[15]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65页；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83、184页
[16]程西筠：《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若干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10期。
[17]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圈地运动试析》，《史学集刊》1984年02期 。这些估计数字显然有所夸大，但是它们都是当时人的看法。
[18] JohnE. Martin.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easant and Landlord in English Agrarian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1986. pp.134-135.
[19] Anthony Fletcher & Diarmaid Macculloch. Tudor Rebellions. London: Addison-Wesley,1973, pp13-108.
[20] Ann Hughe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s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21] Joseph Berg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1598-1715.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0.
[22] Geoffrey Parker & M. Smith.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1.
[23] Roger Bigelow Merriman: Six Contemporaneous Revolution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I938.
[24]艾维四（WilliamS. Atwell）：《对中国和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收于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专辑， 商务印书馆（北京）， 2013年。
[25]参阅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17年，第7章《烽烟四起：晚明东亚世界四大战》。
[26] Geoffrey Parker: “Crisis and Catastrophe: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Vol. 113, No. 4 (Oct., 2008).
[27] Geoffrey Parker (eds). The Thirty Years’ War (secondedition). London: Rutledge, 1997. pp. 166, 178.
[28] Geoffrey Parker: “Crisis and Catastrophe: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
[29] 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2013.
[30] Geoffrey Parker and Lesley M.Smith: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31]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32]这些文章收于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十一辑。
[33]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及其对清代前中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4年第4期。
[34]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商务印书馆（台北），1982年，第135-146页。
[35]朴根必、李镐澈：《<丙子日记>时代的气候与农业》，《古今农业》（北京）2003年03期。
[36]田家康：《气候文明史》，中译本，东方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174页。
[37]中国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北京），1981年。
[38]以上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及其对清代前中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影响》
[39]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84年。分见相关各年条目下。
[40]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185册，庄严文化出版公司（台南），1997年，卷5。
[41]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收于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第5卷。
[4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92年，第99页。
[43]《明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排印本，第442-443页。
[44]吴有性：《瘟疫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台北），1983年，第779册，《原序》。
[45]刘尚友：《定思小计》，收于“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之《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北京），1985年。
[46]郑廉：《豫变纪略》。
[47]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48]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6年，《民财议》。
[49]这里借用新近出版的一部通俗读物的书名，即吕志勇的《勤勉的昏君崇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3年。
[50]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第80-81页
[51]费根：《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13年，第59页。
[52]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一四九二：那一年，我們的世界展开了》，中译本，左岸文化出版社（台北），2012年，第5、6页。
[53]这些文章收于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十一辑。
[54]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第3章《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第5章《角力海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国际纷争》。
[55]《马恩列斯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北京），1977年，第214页。
[56]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译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年，第414页。
[57]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第3章《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第5章《角力海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国际纷争》。
[58]费根：《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第122-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