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肯定不是庸君，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称得上“明君”的人物。
他精明强干，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以北周外戚的身份，从周静帝宇文衍手中夺取北周的政权，登基称帝，建元开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隋王朝，“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泽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廿二史劄记》“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他天纵英武，顺应“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周密筹划、精心准备，当机立断，果断起兵，发动大规模的平陈之役，千军齐发，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一举翦灭盘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陈王朝，“在期一举，永清吴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揭开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他知人善任，深知治国安邦，须臾不能离能臣干吏辅佐的道理，“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春秋繁露.立元神》）信任与重用高颎、苏威、虞庆则、杨雄、杨素、杨俊、贺若弼、韩擒虎、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锐意进取，厉行改革，除旧布新，健全法制。其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将关陇为本位的政权，与山东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融合，以保存有汉魏传统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河北高齐体制来变更、改造西魏以来的关陇旧制，废除酷刑，推行新律，精减机构，整顿吏治，制礼作乐，征求图书，尊崇三教，并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史称隋文帝“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当为公允之说，洵非虚饰之辞。
他关心民生，爱惜民力，重本倡农，发展经济。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史载其“每日临朝，日昃不倦”，那种干劲，简直让人惊讶诧异，“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可看出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更值得肯定的是，隋文帝谦虚谨慎，贵有自知之明。贺若弼拍马屁，将当年为平陈而进献的策略谋算冠上“御授”的名目，称曰“御授平陈七策”，进呈隋文帝，隋文帝不屑一顾，原物奉还：“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来虽然还是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因为隋文帝身上有诸多优点，一生有不少贡献，故后世的史臣对他的评价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肯定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功业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堪称一代良主。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并不离谱。
做皇帝能做到这般地步，当然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距离“圣明”，恐怕还有一段路。这个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一句话，是政治的格局不够恢宏，政治的器度尚有软肋。我朋友袁刚教授在《隋炀帝传》一书中，言称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够不上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总揽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应该高层建筑，抓纲举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亲，苛刻细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否则就是有三头六臂，浑身解数，也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窘境，无法做到应付裕如，纲举目张。所谓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重点。当年秦始皇每日以处理公文三十石为程而导致秦政苛酷细察的结果，诸葛亮日理万机落得积劳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场，就是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勤政励治，夙夜匪懈，是优点的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不足，过于勤奋，大包大揽，模糊重点，忽略关键，结果就是锱铢必较，买椟还珠。只汲汲于事务性的细节，而轻忽了战略性的大体。
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锐但又准确的评说。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向大臣萧瑀询问：“隋文帝如何主也？”萧瑀回答道：“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快餐充饥，在常人眼里，那是统治者的美德。
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这纯粹是下三滥的招数，毋怪乎，后来的封建史臣也非常看不惯隋文帝的所作所为，斥责其“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这样的政治器局，这样的施政风格，当然无法调动臣下的积极性，为躲避无妄之灾，大家都觉得干事容易出问题，不干活反而安然无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选择置身事外，束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史称：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同上），这就不能不说是隋代政治的莫大悲哀了。
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隋文帝不信任官吏，当然也不会放心民众。他虽然关心民众的生活，但是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民众“啸聚山林”，犯上作乱的。为防止出事和动乱，他严禁民间私藏“大刀长槊”一类兵器（好在还没有像元朝那样禁藏菜刀），下诏令规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连大一点的船只都要加以没收，理由很可笑也很荒唐，就是大船装载人员多，可能被用来“藏匿奸党”：“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独异志》）民众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生存，当然是举手投足，处处提心吊胆，讲话发言，时时战战兢兢了！
要在社会上搞“维稳”，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懂得这层道理，因此放手任用酷吏，对他们多方关照，优渥有加。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荣，时任青州刺史。这位燕荣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大汉，担任“伍伯”，相当于当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过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问，稍不如意，就鞭挞路人，且下手极重，“创多见骨”。效果还挺明显，使得“奸盗屏迹，境内肃然”。其他州县的人闻风丧胆，凡是行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地界时，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祸上身，丢命致残。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乃是视为至宝，“甚善之”，当燕荣入京朝觐时，隋文帝对他“特加劳勉”，专门赐宴于内殿，并下令王公贵族写诗作赋歌颂这位酷吏(见《隋书》卷七十四，《酷吏燕荣传》)。隋文帝这种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狭隘的正常反应。
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作为皇帝，能做到俭朴节约，当然要远比荒淫奢侈来得好。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节俭虽是美德，但也不宜将它强调、夸张到极端的地步。俗话说“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节俭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须讲究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谓“过犹不及”。
隋文帝励精图治，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使经济得到复原并走向繁荣。可是他在本人节俭的同时，也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地守着国家的财富，死活不让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是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没能分享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在民众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也不愿赈灾抚恤。
《贞观政要》中所记载的唐太宗有关隋文帝过度节俭的批评，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在唐太宗看来，隋文帝的节俭，有时到了不合人情的地步，说到底，这是隋文帝不爱惜百姓的自然结果，可其多年聚集的财富，只是助长了炀帝的奢华。这真是“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曰：“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读通鉴论》卷十九) 这更是进一步剥去了隋文帝头上的节俭光环。而隋文帝之所以会将“节俭”这种可贵的美德“异化”为吝啬和贪婪，走到了反面，归根结底，依旧是他政治格局过于狭隘的必然产物。
因为隋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关系着隋朝的政局发展，决定着隋朝的国祚延绵。很显然，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他的视野、他的识见，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的决策。所以，在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隐藏着致命的问题。
当隋文帝东狩祭祀泰山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将达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却是忧心忡忡，认为变乱不可避免：“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必须承认，这些分析与判断是正确而高明的，充满着睿智，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见。
隋王朝短短三十余年即走向崩溃，走向覆亡，根子的确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局促与狭仄，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恰如史臣之所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