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调“政治正确”，提倡“道德高尚”，在许多情况下，乃是一把双刃剑，那些通常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人物，其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正气、高蹈道义的同时，也往往陷入固执偏激、生硬拘泥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这同样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走入失败的深渊，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众所周知，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党人，明季的东林、复社等君子，晚清的清流，从其政治立场而言，未尝不正确；从其道德操守来说，亦未尝不高洁。可是，从深层次来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能拯救天下，扭转乾坤，解除危机，再开新局，反而添加混乱，激化矛盾，导致局面进一步失控，以至于全面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常常也是不争的事实。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道德沦丧，外戚专权，阉竖干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些有良知的士人以正道自许，希望力挽狂澜，澄清政治，其初衷无疑应该肯定。“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是“志大才疏”，对宦官弄权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险恶的政治形势未能有充分的估计，对政治搏弈的基本手段与方法完全生疏，一味地标榜道德，强调正直。其行为常常是激化矛盾，扩大对立：“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岑)晊……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后汉书•党锢列传》）
李膺、岑眰等人的做法，痛快是痛快，但除了发泄义愤之外，在打击宦官政治问题上完全是于事无补，徒添纷扰。其后果只能是负面的：第一，违背皇命，顶风作案，挑战朝廷诏令的权威；第二，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与酷吏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无二致，像岑眰所杀的张汎宗族宾客二百余人中，许多人并不一定有罪，即使有罪，其中不少人亦罪不当死；第三，导致宦官势力全面反扑，酿成党锢之祸，使朝廷的正直之士被一扫而空，政局更加趋于糜烂，改良的进路彻底断绝。“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再譬如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东林、复社中的不少人，也以清流自居，动辄给自己不感冒的政治对手扣上“阉党余孽”的大帽子，他们炮制《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征集签名，将其实涉“逆案”并不深的阮大铖痛加鞭挞，并攻击本来与东林关系不错的马士英，原因就是阮大铖之所以得以起用，马士英曾为推手。由于这些东林、复社党人，借“逆案”整治对手，占据了政治上的正确立场，拥有了道德上的制高点，马、阮诸人当然是处境被动，狼狈不堪。可是，权力又在他们的手上，于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自然要对东林、复社诸人加以报复，对他们的修理、整肃同样不会心慈手软。大敌当前，危亡在即，南明弘光朝廷却依旧党争不止，内讧无已，其为清军所剿灭，也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这中间，昏庸的弘光帝及马士英诸人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而那些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恐怕同样摆脱不了干系。
显而易见，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做人原则与处世立场，所谓正邪不共列，冰炭不同炉。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度”，那就会走向反面，趋于极端，不但无益，甚至有害。真理过了一步，即变成谬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个道理尤其明显，政治运作需要讲艺术，求转圜，切不可一味高调，一味偏执，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导致最后玉石俱焚，共归于尽。需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政治上的最大智慧，是知道“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淮南子•道应训》）的道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语）善于通权达变，能够做到见机而作，高明妥协。抽象地说“政治正确”原则，是无用的；一味地唱“道德神圣”，更是有害的。这就是汉末党人的作为与明季清流士人的表现，留给我们今人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