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自然规律总是无法抗拒的，一生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颠簸奋斗，汲汲于恢复文武周公之道的孔夫子，终于灯油熬尽，在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的声声悲叹不久，挥手作别人世间的一切，走向生命的归宿，真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了。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其萎”，令人惋惜。尽管按照古代人门寿夭标准来衡量，“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活上70多岁，已算是享有高寿、寿终正寝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陆游《示儿》），死亡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死百了，至多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块石子，激起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趋于平静，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二首》）。然而，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伟人来说，他的死必定会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联系，他生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定要成为公共领域的话题，对他功过得失的评价也自然要成为人们关心和参与的方面。做人难，做名人更难，这是孔子身后遭遇的必有之义。
对思想大师生命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莫过于曾沾濡其恩泽，与其朝夕相处，受业问道的学生，从这方面来讲，孔子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诲人不倦”“不愤不启”的教学态度，造就了一大批忠实而上进的弟子，史称孔子门弟子人数三千，贤人七十二，可见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巨大成功。这些弟子之中，除了短命的颜渊、殇于恶疾的冉耕，亡于战乱的子路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成了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充满敬重爱戴的深情，并把这份感情化作实际的行动，对过世的老师百般讴歌，一片颂扬，从而在邹鲁大地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孔子造神运动。
对于社会上任何有关批评或质疑孔子的言论，他们都义形于色，痛加贬斥。当时有位鲁国大夫，名叫叔孙武叔的，似乎曾与孔子有什么过节，对孔子的成就与地位颇不以为然，曾数次多番地诋毁孔子，并居心叵测地声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知道后，不禁怒火中烧，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仲尼他是诋毁不了的！其他人的贤能，好比是山丘，还可以超越过去；而仲尼他是天上高悬的太阳和月亮，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有的人虽然企图自绝于太阳和月亮，可那对于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是反映他狂妄无知，不自量力罢了！”旗帜鲜明地维护孔子的地位，不容他人说一个“不”字。你可以指责这些孔门弟子的偏执，但是不能不佩服他们尊师的热忱。
在他们看来，孔子不是凡人，而是圣人，作为华夏文化和知识士人的巨大“图腾”，他高大神圣，永远不可企及：“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是走兽之中的麒麟，飞鸟之的凤凰，所有人对他只有叩头跪拜，亦步亦趋的份儿，而绝对没有标新立异、自以为是的资格：“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话虽说得太满，甚至近乎肉麻，但是就子贡、有若等弟子的初衷而言，却是出于对自己老师的一片真诚。
即便是那些曾遭孔子严厉呵责，不被看好的门人弟子，他们对老师的热爱之情也丝毫没有削减，一样全力以赴投身于这场造神运动，用最美妙、最动听的言辞歌颂自己的先师。宰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位曾经因大白天听课时打瞌睡而被孔子贬之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弟子，如今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也不甘于落人之后，调门比谁都来得高，人家把孔子比同于周公，他呢，干脆就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而且进而判定孔子胜于尧、舜：“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孟子·公孙丑上》）这样的比喻实在大胆又奇特，可见孔门弟子为了抬高老师的地位，已经百无禁忌，一意孤行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片颂扬声中，孔门弟子完成了他们初步的造神运动，使得孔老夫子从平凡而有学问、随和而有道德的文化人升格成为道貌俨然、一脸死相的大“圣人”，为日后供奉他作“素王”，“大成至圣先师”做了扎实的铺垫。
从深处讲，这场孔门弟子发起的孔子造神运动，透露了多层的文化信息：孔子与其弟子相交，是仁义之交，是道德之交，属于真正融洽的师生感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师说》）因此义存而交不绝，不会出现“人走茶凉”的窘境。其弟子的歌颂赞誉，乃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强力驱使或控制。这或许就是儒家学说生生不息、代有传承的内在原因之所在。这一点是法家韩非子之流所永远无法企及，甚至不能理解的。因为按法家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势利关系，这一点，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长之利也”（《韩非子·六反》）。有血缘骨肉之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说没有血缘骨肉之亲的常人（包括师生）关系了。既然人性的本质都是邪恶的，都是丑陋的，人人都有“自为心”，也即“计算之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温情的成份，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那么，师生之间也必定是以势利相交，而以势利相交，必定是利尽而交随之中绝。然而恰恰是这种“算计之心”“自为之心”预设前提的存在，使得法家内部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死于同窗李斯之手，便是最好的证明，其结果是造成法家在后世学统不彰，声势消沉。
孔门弟子对先师进行美化歌颂，其实多少也包含着现实功利因素的考虑。“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们既已入了孔子之门，就意味着变成了靠笔杆子混饭吃的“文化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局面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生计，只能把儒家学问这块蛋糕尽量做大做好，而其前提，则是首先要使自己的老师神圣英明化。因为只有当老师的伟人资格被确认时，老师的学问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自己继续老师的事业，弘扬老师的学说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换句话说，歌颂老师便是拯救自己，老师是圣人，那么作学生的，不济也弄个贤人的头衔，甚至于登上”亚圣“、“复圣”、“宗圣”的宝座。这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儒家师生处于一个共同的圈子中，利益与损害对大家来说是休戚与共的事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见孔门弟子其实并不愚蠢，小算盘打得很精明。
孔门弟子的造神运动，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这就是“歌德”风的蔓延沿袭，溜须拍马者的大行其市。孔门弟子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因此歌功颂德、鼓吹表彰总能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而不必忧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局限。这一传统沿袭下来，便造成所谓的“歌德”文化，阿谀奉承之风愈演愈烈，溜须拍马之徒层出不穷，士气堕落，官场黑暗。老大的专制帝国就是在不断的造神运动中一步步走向末路，最终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陷于崩溃。
其实平心而论，孔子本人还是具备接受歌颂的资格的。他“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文化贡献；他“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格；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他“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道德修养；他“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律原则，等等，又岂是寻常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既然这么多的优秀品质，那么孔子受到弟子的赞誉推崇也就不算是出格的事情，只是把他称颂为太阳、月亮，以及高不可及的苍天，稍稍显得有些夸张过火而已！而后世那些以政权机器强制力胁迫大家歌颂的对象，又有几个是真正值得讴歌赞美的。所以，孔门的造神，至多让人感到可笑；后世的歌德，却实在让人觉得恶心。
文章原载于《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