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中，有的实至名归，有的徒有虚名，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但是若论功业之巨，霸权之盛，楚庄王当属首屈一指。他在位23年,大刀阔斧平息内乱，锐意进取拓疆开土，伐郑服宋号令天下，大破晋师执掌霸权，陈兵周疆问鼎轻重，俨然是货真价实的旷世霸主。其实，早在即位之初，他与大臣伍举打哑谜时，就发出了令所有对手都心惊肉颤的誓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历史的进程证明，这不是他心血来潮时的梦呓，而是雄才大略驱动下的心声。春秋历史上，齐桓公的称霸时间比他要长，可是霸业的规模却远不相逮；晋文公的霸业规模也许不亚于他，然而其称霸的时间却要短暂得多。至于秦穆公、宋襄公之流，似乎更是上不得台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楚庄王才是春秋期间大大小小霸主中的第一人。
楚庄王能成为春秋霸主第一人，最重要的条件是他具备了雄才大略，而“雄才大略”则正是衡量历史人物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志。在诸多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有大略而无雄才，秦穆公是有雄才而无大略；晋文公倒是两者兼有了，只可惜天不假年，城濮之战杀声甫定，践土之会钟鼓才歇，他便追随晋献公、晋惠公去黄泉路饮孟婆茶了，还远远来不及最充分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天才。惟独楚庄王摆脱了任何的羁绊，能够在历史舞台上作出最淋漓尽致的表演。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首先表现为战略目标的选择始终如一，战略手段的运用文武并举。战略目标选择得当与否，是霸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在诸侯列国争霸无已，多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作为战略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是清醒分析形势，透过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现象，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区别主要对手与次要对手，决定根本的进攻方向，确立最终的战略目标。这方面，楚庄王的选择可谓高度明智、十分清醒：他上台后，始终把重振楚国雄风、角逐中原霸权作为其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要达成这一目标将遇上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晋国，必须尽全国之力，一举击败晋国才能真正号令天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楚庄王才有针对性地展开全方位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活动，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围绕最终战胜晋国这个目标旋转，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各种战略资源，一步一个脚印走近既定的战略目标。
在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略手段的运用也就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单纯用军事暴力推进事业；还是文武并用，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综合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规划，这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楚庄王的高明，正在于他既注重武力的主导作用，但又不单纯迷信武力，而是特别重视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配合策应军事行动，“伐谋”、“伐交”与“伐兵”、“攻城”多管齐下。如在平定国内的若敖氏叛乱过程中，注意以政治攻心的方法，瓦解叛军的意志、分化敌人的营垒。又如在邲地会战前夕，用外交手段分化、拆散晋国的同盟，将郑、蔡、陈、曹、卫、鲁等中小诸侯国拉拢在楚国的周围，使晋国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从而为楚军一战而胜创造了条件。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次表现为战略准备工作的充分扎实，战略谋划酝酿的细致全面。要实现理想的战略目标，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即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楚庄王当然是深谙这层道理的。为了最终击败宿敌晋国，他脚踏实地、有条不紊地从事各方面的准备：一是选拔与任用各类人才，将孙叔敖、沈令尹、伍举等贤能置放到重要岗位，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致力于教育军民、统一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晋楚决战凝聚士气，鼓舞斗志：“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三是健全各种制度，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为战略决战提供物质与政治上的保证：“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基础上，楚庄王能注意使战略谋划的酝酿尽可能细密成熟，避免具体决策上犯轻敌冒进、顾此失彼的过错。具体做法是广泛听取谋臣的意见，择善而从。如邲之战前夕，孙叔敖反对与晋国全面交锋，楚庄王本人对是否立即与晋决战也心存疑虑。此时是近侍伍参对双方军情的分析使得楚庄王豁然开朗，遂纳其言而与晋军在邲地展开决战，并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三表现为战略步骤的实施循序渐进，战略时机的把握恰到火候。有正确的战略方向与充分的战略准备，只意味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并不等于战略成功的必然性。要圆满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否合理，战略时机是否恰当实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环节。楚庄王在这方面的作为，也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战略步骤的实施上，他坚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稳妥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先内后外，先周边后中原，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率先平定内部，安顿后方；接着廓清周边，灭亡群夷小国，拓展楚国战略纵深；再打击郑、宋等国。一切就绪之后，才同晋国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战略时机的把握上，楚庄王善于利用晋国全面树敌、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抓住晋国“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左传·宣公十五年》）的无奈处境，步步进逼、将对手压迫到死角，使晋国君臣“不竞于楚”的忧虑与恐惧最终转变成为现实。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四表现为战略善后的做法有利有节，战略头脑的清醒无可挑剔。楚庄王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不是他的功业显赫，而是他对待煌煌霸业时所反映出来的谦和心态和节制立场。作为成就一代大业的君主，最容易滋生的毛病是忘乎所以，骄傲自大。即所谓在逆境中奋进固然颇不容易，而在顺境中发展更加困难。历史上夫差、唐玄宗、后唐庄宗李存勖等人的沉浮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诗经·大雅·荡》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便成了永具警示意义的宝训。而楚庄王却很好地摆脱了这种宿命的怪圈。他在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有利有节的原则，力求战争善后做到平和顺当，尽可能消除各种矛盾与隐患，化解来自敌方的反抗，使自己的军事胜利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这一理念，在楚庄王的具体军事行动中有着不止一次的体现。如当郑国表示屈服的时候，他主动撤围，同意对方的请和要求；当宋国顽固抵抗最终不支、愿意媾和时，能非常大度地宽恕宋国的所作所为，放其一马；当陈国灭亡后，能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礼乐文明精神，同意其恢复国家，再造社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教人佩服的是，邲之战楚国大获全胜，许多楚国将领主张将晋军尸身叠垒为京观，向晋国炫耀楚军的神勇，并报城濮之战惨败之仇，“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然而，楚庄王坚决制止了这种耀武扬威、穷兵黩武的举动，并就战争提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见解：“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强调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为实现和平而迫不得已动用的手段。这一见识的确是超越一般古人而长领历史风骚的。由此可见，楚庄王不仅是一位大战略家，更是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