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每与刘备论及汉室倾秃，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之世。 而唐朝中宗与睿宗时的政治衰败，其实并不亚于东汉末年桓帝与灵帝之时。然其最后结局却大不一样，衰败一阵后唐未见倾覆，反而不久就跃入了开元盛世。
唐中宗李显（656—710）和睿宗李旦（62—716）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生的两个饭桶儿子，他们的胞兄李弘和李贤因贤能而被母后害死。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两兄弟先后继位当过几个月的傀儡皇帝，武则天先是“临朝称制”，不久就篡唐为周自己当了皇帝。李显被流放远外，其子李重照虽高宗时就被立为“皇太孙”，也被亲祖母所废并杖杀。继任〝皇嗣〞的李旦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只得逆来顺受，他带头上表请改国号，并自请改姓武氏。流放中的李显更是不思进取，多次想自杀，是妻子韦氏的鼓励才让他熬过十五年流放生涯。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在宰相狄仁杰劝说下，招李显回朝重任皇太子。七年后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迫她退位，迎立中宗。
李显复皇位后，恢复唐国号，平反冤狱，封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妹为镇国太平公主。但这位历尽劫难的皇帝却昏聩得可笑，他没有趁悍母去世铲除武氏外戚势力，反而助长他们继续作威作福。他把与武三思有奸情的上官婉儿纳入后宫掌诏令，其女安乐公主则是武三思的儿媳，上官婉儿又怂恿韦皇后与武三思私通，这伙人互相勾结，淫乱宫闱，以裙带关系组成腐败集团，操控了中枢政坛。他们诬告兴唐功臣张柬之等谋反，加以杀害，中宗对他们是听之任之。马大哈皇帝对政事没有任何决断力，成天嬉戏，竟在朝堂与大臣玩拔河游戏，变着花样寻求刺激。韦皇后守着个白痴天子得以恣行所欲，竟得寸进尺，想做武则天第二。其女安乐公主也当仁不让，求为皇太女。皇太子李重俊（非韦后亲生）实在看不下去，联络羽林将军李多祚杀武三思，进一步想除韦后，被中宗制止，最后兵败被杀。韦后、安乐公主以此构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不果，最后竟进毒饼将中宗毒死。
公元710年，正当韦后要按武则天故事临朝称制之时，太平公主与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扶李旦复辟﹙旦文明元年﹙684﹚曾任皇帝﹚，是为睿宗，太平公主于是成为新的政坛女强人。
睿宗并不睿智，他是武后44岁高龄所生，史书记他“谦恭孝友，好学”，但实际上十分庸懦弱智，没有政治魄力和皇帝气度。即位后他立李隆基为太子以酬其功，让太平公主参预政事，掌握实权，宰相奏事，他先问有没有与太平公主商量过，自己却没有什么主见。太平公主以皇妹恃功独霸朝政，行事有其母武则天之遗风，朝臣趋附其门者如市，自宰相以下进退系于公主一言。她见皇太子英武，欲废之另择闇弱，以长久把持权位。并将正直的宰相宋璟、姚崇、张说摈出京师。愚闇的睿宗虽提前禅位于太子，但当朝宰相七人竟有五个仍出太平公主之门，朝政仍得姑妈说了算。最后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杀太平一党，才使得唐政局归为一统，结束了政治动荡。
从公元705到713年中宗、睿宗在位的短短九年时光，唐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武则天死后的皇后、公主们个个贪婪权力，而从恐怖中爬过来的中宗、睿宗倒是都不眷恋权力，没有男子汉气，一个佞佛，一个崇道，愚弱昏懦，使唐中枢险象环生，政局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中宗时诸多公主王公开府设官，公开卖官鬻爵。想求官者，只要花钱三十万，就可“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省。即不通过正式手续任官，叫“墨敕斜封”。当时人将这些未经科举考试和吏部考核而授的官鄙称为“斜封官”，甚瞧不起。先前武则天“试官”虽也有“车载斗量”之称，但所授多是拾遗、补阙等低品秩官，真有才能才有升迁之望。中宗时各级官加号“员外，检校，同判，试，摄，知官”的不计其数，只看钱不看才，而且动不动就赠司空、司马高位，以致“司空见惯”，搞得滥官充溢，铨衡失次，府库空竭，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和规矩。睿宗即位时曾下旨停废斜封官，但不久在太平公主影响下又下旨叙用。直到开元二年玄宗坐稳皇位后，才在宰相姚崇、宋璟的主持下悉罢员外、检校官，精减冗员，恢复官僚制度的正常规范。
唐中宗朝公开卖官，上层糜烂，皇后公主公开宣淫，其政治腐败较之东汉桓、灵之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由于太宗、武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略和制度建设，唐有了一批经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精英和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虽也遭皇亲贵戚的败坏，伪滥者充斥，但终未成主流，不致倾毁全局。其科举选官、吏部考课、铨选的优胜劣汰机制，及三省决策、行政的制度主导构架，始终未见倾动，良好的制度安排一直稳固地发挥着作用。这就保证了唐朝政制在乱中能不出轨，中枢淆浊而地方吏治一般还算清明，科举精英在朝中始终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实际主导着官僚系统，使腐败政治不至于向全社会蔓延，社会矛盾最终未致激化至临界点，唐朝统治基础因得以保持相对稳定。
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刘幽求、郭元振、魏知古等一班科举出身的文臣，以办事干练升为宰辅。他们自幼都深受儒学熏陶，文化素质很高，入仕后又在基层行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成为治国的栋梁之才。如宋璟在地方就为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入朝后敢于当面抵制武韦集团的倒行逆施。当太平公主擅权议改立皇太子时，众皆失色，独宋璟不顾个人安危出来抗争，与姚崇一起请公主避居洛阳，以免政出多门。睿宗盛夏为两个女儿修道观，魏知古上书以非急务谏止。张说也能持正平反冤狱，抵制亲贵构陷忠良。这批科举精英忠君体国，为人正派，他们在乱局中苦力支撑，敢于谏诤，勇于负责，自觉地维护李唐社稷，安邦求治，关键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各级地方官也以他们为楷模，禁军统领也都向他们靠拢，而那些斜封官在他们面前则自相形秽，不敢过分逾制。有了这样一些科举精英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主心骨，有他们主导掌握的各级政府机关的不停运转，终于使唐倾斜的大厦能维持不倒，使大唐航船终于越过险滩渡入开元盛世。
（载《华夏文化》, 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