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任何一个时代有关域外知识的汇集，当与特定的国家战略和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和海洋经济要素的增长，以使节、商人为主的各种不同人群的穿梭往来，作为域外世界新鲜的知识与信息的“报道人”，他们的所见所闻为宋人建构域外世界诸多国家的图像提供了可能。正是在海外世界知识汇聚的过程中，以《诸蕃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代表的域外民族志作品集中涌现出来，这些作品的书写特点、体例、内容等均对后世域外民族志的撰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时期；域外民族志；研究
作者简介：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研究。
在东亚的政治地理版图上，10至13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局部统一与多民族政权分治的时期：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相对峙，西夏、西辽、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民族政权并存发展。此时期，相较于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而言，两宋王朝由于持续不断受到周边各大政治势力的挤压，政治地理空间日渐缩小，常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但两宋时期的科技文化、经济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却出现了繁盛的景象，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与此现象相关联，我们在梳理古代域外民族志的学术发展史中，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虽然就有不少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注重对域外世界的观察和记录，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域外的民族志文本。但翻检宋以前的文献典籍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与域外世界有着广泛接触与交流的大唐时代，除了在正史的“四裔传”中存留有较为丰富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外，专门性的域外民族志仍属凤毛麟角。入宋以后，这一局面有所变化，当时关于域外[1]国家的信息和记载在《宋史》的相关传记、宋代编撰的类书和一些专门性的志书中被保留下来，这为我们了解宋人与域外的交往情况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文本和资料。
一、两宋时期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与经贸往来
如果说大唐时代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中外交往盛况，那么入宋以来，在陆上丝绸之路阻断的同时，随着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的共同发展，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繁盛的过程中，中外之间因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商业贸易而掀起的人员交往，可以说开启了另外一种中外交往的模式。
基于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而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核心逐层关联的朝贡关系，作为古代亚洲国家间关系展开的一种重要模式，它始于公元前3世纪，终结于19世纪末期。这种朝贡关系在唐帝国崩溃后，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多民族政权分治，宋王朝不再是单一的朝贡中心，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成了朝贡的次级中心，但是两宋王朝还是与域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保持着政治上的朝贡关系。据陈少丰研究表明，两宋时期向宋朝入贡的主要国家有：高丽（今朝鲜半岛）、交趾[2]（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渤泥（今文莱）、蒲端（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北岸）、罗斛（今泰国南部）、真里富（今泰国东南）、登流眉（今泰国）、蒲甘（今缅甸）、宾同陇（今越南潘朗）、三麻兰、蒲婆、注辇（今印度科罗曼德尔）、天竺、西天东印度、北印度、西天竺、邈黎、大食、大食勿巡国（今阿曼东北部哈德角西岸的苏哈尔港）、大食俞卢和地（今波斯湾西岸沙特阿拉伯的卡提夫）、大食麻罗拔（今也门席赫尔）、大食陈婆离（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大食层檀（今非洲东海岸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拂株（拜占庭帝国）等。[3]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据周宝珠统计，高丽朝贡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4]外国使臣到来后，他们携带着各国奇珍异宝、风物土产按既定的路线进入中国境内，朝廷则以中国物品“回赐”他们，由域外使节带出海外。在接待域外国家和地区朝贡的同时，宋朝廷还不断派出使臣出访域外的高丽、交趾、天竺等国家。如据《宋史·交趾传》等文献记载，“宋室派遣使者至安南共约十次，其中较重要的有宋镐、王世则之出使，宋镐返国曾记南行之情况即《安南志略》所谓之《宋镐行录》”。[5]又据相关学者研究指出，宋与高丽从太祖建隆三年（962）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断交以来，宋遣使臣至高丽30次。[6]在出使过程中，使臣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感受，对行程路线、沿途的自然人文风情及个人感受，以行记、日记等形式记录下来，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异域行记”或“奉使行程录”，它是研究中外交通、经济、交聘制度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未完整保留下来，在现存有佚文的宋代行记中，出使高丽的有3种，出使交趾的有一种。[7]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宋与域外世界交往中，因经贸关系而带动的人员往来可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入宋以后，中国与海外的经贸往来甚为繁盛，贸易的区域从东北的高丽到东边的日本，南边几乎囊括东南亚的所有国家，西至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北宋时期，宋海商赴日本贸易，有明确记载的达70次。据《高丽史》统计，从公元1012年到1192年，宋海商赴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总计4548人。海商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中的主力军，而且也充当使者、传递中外信息。[8]据相关学者统计，“北宋中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1666.6万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2333.4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777.8缗”。[9]
以上我们以朝贡使节和海商的交往为例，对两宋时期的海外交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事实上，对于不同区域的人群而言，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与了解，源于人口的流动。有宋一代，源于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和经济上的贸易往来而引发的人员流动，对宋人了解域外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正是在这种人员的流动中，大量的有关域外世界的信息随着物产的流动，源源不断的汇集，使宋代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如果套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的所谓“报道人”的说法，穿梭往来的使臣、追逐利益的商人以及中外僧侣、移民等组成的庞大群体，向宋人报道了他们所了解的海外世界。对于这诸多的“报道人”，他们所获取的域外信息则主要通过各具身份民族志写作者——既包括国家层面正史的海外民族志的编纂者，也包括官方相关的机构编纂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大型类书、志书，还有独立的作者所撰写的专门的域外民族志作品记录下来。
二、宋代的域外民族志书写及主要的民族志类型
如上所述，入宋以来，因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和经济上的海商贸易等各种原因，中外之间有了高频度的人员往来，在人员往来中有关域外国家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起来，为宋代士人撰述域外民族志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成书于宋代的域外民族志，从存录情况、体裁等方面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类别：
一是以正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记录与书写。在我国传承有序的二十四史编纂中，宋代编有《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书，反映的是宋朝建立以前的情况，而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卷485至卷492是“外国传”，虽然所谓的“外国传”，只是相对于宋王朝而言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而是包括了西夏、大理、回鹘、高昌、于阗、龟兹、党项、渤海、吐蕃等边疆地区由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但也专门有交趾、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南毗、渤泥、注辇、丹眉流、天竺、大食、拂菻、日本、高丽等十余个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传记，其中的高丽（专门安排一卷）、交趾（与大理共为一卷）所占的篇幅较大，反映了这两个国家与宋朝关系的密切及其重要性。在具体的叙述中，有些传记如《宋史·占城传》中还旁及了交趾、宾陀罗、麻逸、蒲端、三麻兰国、勿巡国、蒲婆众国等域外国家和地区。[10]成书于元初的《宋史·外国传》（五、六、七）作为最主要的域外民族志文献，参阅汇聚了之前诸多有关域外国家的资料和信息修纂而成，其对各个域外国家的记载虽然详略不一，但大致包括地理四至和方位里程[11]、风物土产（衣食住行、集市、物产等）、语言文化、官制刑法、与宋通使（入贡）情况等诸多方面，内容较为丰富、全面，尤其是对于朝贡的记载（录贡表）甚为详尽，带有明显的官方政治意识色彩。
二是各种大型的类书、志书以及杂录、朝野见闻录等关于域外的记载。有宋一代编撰了《五代会要》、《玉海》、《宋会要》、《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诸臣奏议》、《山堂群书考索》、《舆地纪胜》、《册府元龟》、《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事林广记》、《云麓漫钞》、《文昌杂录》、《桯史》等大型的类书、志书、杂录，这些文献中的“边防门”、“方域门”、“蕃夷门”、“四夷部”、“朝贡门”等相关的门类或部类，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的域外国家和地区有：真腊、拂菻国、占城、天竺国、大食、蒲端、阇婆国、真里富国、佛泥国；《事林广记·方国门》记载了占城国、宾童龙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诃陵国等多个国家；《五代会要》记载了高丽、新罗、占城等国家。此类有关域外民族志的文献，总体上而言较为庞杂，有的成系统、有体例，有的可能只是只言片语散在相关的记录中，但也弥足珍贵。
三是专门性的有似现代的列国志、地方志、民族志之类的著作。此类作品以《诸蕃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外国门》最为典型，或者说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这三部著作中，赵汝适的《诸蕃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志国”，是关于交趾国、占城国、宾瞳龙国、真腊国、登流眉国、蒲甘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凌牙斯国、佛啰安国、新拖国、监篦国、蓝无里国、阇婆国、苏吉丹、南毗国、胡茶辣国、麻啰华国、注辇国、大秦国、天竺国、大食国、麻嘉国、层拔国、弼琶啰国、勿拔国、中理国、瓮蛮国、记施国、白达国、弼斯啰国、吉慈尼国、勿厮离国、芦眉国、木兰皮国、勿斯里国、遏根陀国、海上杂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流求国、毗舍耶、新罗国、倭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记，属于“多国”民族志；下卷“志物”，介绍了脑子、乳香、没药、血碣、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罗蜜、槟榔、椰子、没石子、乌樠子、苏木、吉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芦荟、珊瑚树、琉璃、猫儿睛、珠子、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鹦鹉、龙涎、玳瑁、黄蜡等48种异域物产的产地、性状、用途等情况，可以说属于“物”的民族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作为参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编撰而成的区域地理志，也是宋代广西地区极具史料价值的民族志。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关于域外国家的记载，仅涉及安南、交趾等与广西毗邻的几个国家，对域外世界记载甚少，而《岭外代答》则专门安排有“外国门”一个类别，记录了安南国、占城国、真腊国、蒲甘国、三佛齐国、阇婆国、故临国、注辇国、秦国、大食诸国（麻离拔国、麻嘉国、白达国、吉慈尼国、眉路骨惇国、勿斯离国）、木兰皮国、西天诸国（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等）、西天南尼华啰国、东南海上诸杂国（沙华公国、近佛国、女人国）、昆仑层期国、波斯国、三伏驮等数十个域外国家和地区，
虽是宋代广西地区的民族志，但由于对诸多的域外国家和地区均有叙录，对我们研究此时期的域外民族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诸蕃志》所不同的是，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又名《高丽图经》）可以说是宋代最为典型的一部域外民族志。[12]公元1123年5月，徐兢以国信使所提辖人船礼物官身份，随国信使路允迪一行200余人奉命出使高丽，滞留高丽期间，参与使团的各种活动，并注重观察、搜集资料，归国后以其所见所闻撰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全书共四十卷，分为建国（卷1，1条）、世次（卷2，3条）、城邑（卷3，8条）、门阙（卷4，6条）、宫殿（卷5－6，13条）、冠服（卷7，8条）、人物（卷8，5条）、仪物（卷9－10，12条）、仗卫（卷11－12，18条）、兵器（卷13，8条）、旗帜（卷14，7条）、车马（卷15，7条）、官府（卷16，6条）、祠宇（卷17，10条）、道教（卷18，1条）、释氏（卷18，5条）、民庶（卷19，5条）、妇人（卷20，7条）、皂隶（卷21，8条）、杂俗（卷22－23，16条）、节仗（卷24，14条）、受诏（卷25，6条）、燕礼（卷26，10条）、馆舍（卷27，11条）、供张（卷28－29，20条）、器皿（卷30－32，30条）、舟揖（卷33，6条）、海道（卷34－39，46条）、同文（卷40，4条）等29类，每类之下有介绍内容的序文，除“祠宇”等类目外，大多物图其形。该书将高丽王朝的典章制度（包括世系官制、兵制、学校科举、交聘等）、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服饰、生活杂俗、供帐器皿等）、高丽物产、山川道路、海上路途等作了详细的记载，不仅在历史地理学、中朝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我们认识12世纪20年代高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是一部有关高丽的民族志——域外国别民族志。
四是“王会图”、“职贡图”之类的域外民族志文献。中国古代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大致有两个基本的认知路经：一是《山海经》式的对海内海外世界的想象；二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信息传递。在这两种路径所留下的资料，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域外民族志资料中，“王会图”、“职贡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类别。入宋以降，朝廷亦重视对域外朝贡使节的接待，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诸国使臣“至则图其形像，书其山川风俗，若有封爵礼命之事则承诏颁付”，[13]依据这些资料，编纂《大宋四裔述职图》。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云：“（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权判鸿胪寺、刑部郎中、直史馆张复上言，请幕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前朝贡诸国，绩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上以表圣主之怀柔，下以备史臣之广记。从之。及复以图来上，上曰：‘二圣已来，四夷朝贡无虚岁，何但此也。’乃诏礼仪院增修焉（增修乃明年四月己亥，今并书）。”[14]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卷四亦云：“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15]《玉海》又云：“今秘阁图画有占城、三佛齐、罗斛、交趾职贡图各一，真腊职贡图二，外国入贡图一。《崇文目》地理类有《华夷列国入贡图》二十卷。”[16]又据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著录有北宋中期画家李公麟的《职贡图》。该书卷七载御府所藏李公麟画作一百零七种目录，其中有《十国图》二卷、《职贡图》二卷。《十国图》据南宋学者刘克庄记述，“旧题云李伯时学吴道子画”知当时人以此图为唐代吴道子画作的摹本，所绘凡日本、于阗、三瞳、日南、天竺、拂菻、女国、坚昆、波斯等十国（其中一国题名阙失），反映的是唐代的历史内容。今此图已佚。[17]
三、两宋时期域外民族志的书写背景与特点
上面，我们对宋代有关的域外民族志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归类介绍。仔细对比各种不同类型的域外民族志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大致而言，两宋时期域外民族志书写呈现出如下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有些具有广泛的共性，有些虽不具备共性，但具备鲜明的个性。下面，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围绕民族志的构成要素及写作实践进行一个简略的梳理。
（一）时代风潮：海洋世界知识的汇聚
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与繁盛的同时，以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数王朝统治者对海洋世界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和足够的热情，多注重向西的陆路地缘方向的发展，对海洋世界的认识也大多限于舟师船工与商人之间，关于海洋世界的知识储备未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知识体系之中。
入宋以后，有诸多因素在促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一是周边各大政治势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发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发展的畅通无阻的陆路交通已不复存在，要想复制大唐帝国陆上丝路的繁盛亦无可能。二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尤其是南宋偏安东南后，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和海洋经济要素的增长，尤其是与东南亚、南亚等沿海国家商业贸易的增加，海缘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断强化宋人的海洋意识。三是此时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针的航海运用，为宋代中国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关海洋世界的知识，伴随着《诸蕃志》所记载的数十种异域物产的“流动”，不断地汇聚起来，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关域外国家的信息，为宋人建构海洋世界诸多国家的图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这种海洋知识积累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数十个海外国家的图像被提炼书写下来，这就是海洋视角下世界知识系统化的过程。
（二）层层累积的资料汇聚与多元的“报道人”
现当代民族志的写作一般基于撰述者亲自的现地调查，调查资料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在调查之前，对研究客体和考察区域相关的文献资料、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可以说也是调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课之一。古代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观察与记录，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诸如《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因特殊的人生际遇流落域外，对观察区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并未有实地的考察。所以，向图书馆作调查、向前人作调查，依靠之前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史料，逐渐建构域外国家和民族的图像，就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宋代传承下来的域外民族志有不少具有这种特性，如颇具代表性的《诸蕃志》除了大量的资料来自于其亲自的采访记录外，还博采之前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太平寰宇记》、《云麓漫钞》、《岭外代答》等文献典籍，向“女儿国”、“真腊”等内容完全转抄自同时代的《岭外代答》，对“蒲甘国”的记述有不少内容也来自《岭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虽然直接源于作者出访朝鲜的所见所闻，但也参考过其之前杨景略的《奉使句骊掜抄》、王云的《奉使鸡林志》[18]、孙穆的《鸡林类事》等文献。
在前人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有关域外国家和地区各种自然地理、人文景观、风物土产、交通里程等民族志内容的来源，主要依靠大量的“报道人”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报道。这些“报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节、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员、移民、僧人等诸多群体，他们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有关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频繁往来穿梭于中外的使节（团）、庞大的商人群体最为重要。就使节而言，肩负王朝使命出访的使臣，大多要记录沿途里程及所见所闻，以“行程录”、“异域录”、“奉使录”、“图记”之类的报告回朝复命，如据《宋史》记载，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丽，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使还，图纪上之，神宗称善，进通事舍人。”[19]而外国使节到来之时，从入境到抵达京城，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接待机构和陪同人员，当时以礼部主客司为主的接待机构，每当外国使节到来时要委派专门的人员问询使节，通过主动而积极的问询贡使制度获取域外相关国家的信息。“与宋人的奉使录相比，这些异国使臣的口述资料，某种程度是宋人不出门的‘旅行’记录，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画的‘卧游’可谓异曲同工。”[20]
在宋人获取域外国家信息当中，往来商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而与来往商人最为密切的机构——宋代繁盛的港口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可以说是一个域外信息汇集之地。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就在今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设市舶使，或特委派官员或由节度使兼任，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入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尤其是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相继开辟市舶司，加强对海上商业贸易的管理。这些港口城市汇集了大量的海内外商人和少量的海外移民，他们的到来把海量的有关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传递到此，为宋代的地方官员撰著有关海外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提供了方便。这当中，最具说服力的事例当属赵汝适撰述《诸蕃志》。
在赵汝适之前，范成大（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周去非（广南西路桂州通判）从广西地方官离任后分别著有《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两部著作中，均有一些关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尤其是《岭外代答》所记述的数十个海外国家，当据周去非在广西的所闻而成，对当时的域外民族志撰述具有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赵汝适，长期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其在福建时，福州、泉州商贾云集，他查阅文献典籍，询访贾胡，撰著《诸蕃之》。其自序云：“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遒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21]凭藉工作中能够全方位接近外商的有利条件，赵汝适收集了大量的域外信息，为撰写《诸蕃志》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支撑。事实上，其之前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域外国家的记述，也得力于其在任时可以广泛接触贾胡的有利条件。与赵汝适一样，周去非也是一个未出过国门之人，其《岭外代答》较为清晰地记载了20多个国家的地理方位、风土民情、通商线路等情况，后人在校注该书时感叹道：“一个足迹未出国门的人，竟能有条不紊且颇符实际地记下远方异国情况，宛如身历其境，不能不叹为奇迹！”[22]
（三）撰述者的多重身份：多元的域外民族志书写实践
如果说在宋之前有关域外世界的书写，诸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那样，主要还是以西行求法僧人的所见所闻为主，或者辅以正史的记载外，那么入宋以后关于域外民族志的书写则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域外民族志作品中，我们且不说正史、各种类书或志书的作品，就是单行的《诸蕃志》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颇具历史文化价值。这两部著作，一部涉及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部以朝鲜半岛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我们先看《诸蕃志》。
隋大业三年（607年），裴矩奉命到张掖（今属甘肃）掌管隋朝与西域诸国的互市贸易，其上任后便充分利用与“胡商”接近的便利条件，倾心交结西域使臣和商人，千方百计地从他们口中了解西域的自然地理、风土民情、山川险易等情况，并翻阅了大量的图书典籍，以第一手的材料撰成《西域图记》3卷，呈献隋炀帝。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图文并茂的民族志文献并未很好的传承下来，欲窥其详，已弗可能。到了宋代，赵汝适撰《诸蕃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可以视为古代关于域外民族志承前启后的作品。它前承《西域图记》、《经行记》等“多国”民族志作品，其所开创的严谨、详备的叙事体例及关于域外国家丰富信息的记载为后世所仿效，元代汪达渊作《岛夷志略》多征引《诸蕃志》，明代马欢作《瀛涯胜览》亦沿袭赵汝适开创的体例。所以，《诸蕃志》作为海外民族志的代表性作品多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存留下来的国别域外民族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这部关于朝鲜半岛图经与地志的作品，其书写围绕着两条主线：一是人文的考察与记录；二是通往高丽的海上航程，其最大的特点的是图文并茂，或者说图像与文字共同承担历史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把之列入“图像民族志”或“民族图志”系列。这部作品所涉及的29个类目300余条中，所记制度、事物如果与中国相同，则只记文，不图其形；如果与中国相异，则既记其文又图其形，但对于形制简陋，不宜图其形者，也只是记其文。[23]该书的作者徐兢是一个丹青高手，其之所以能够入选使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擅长绘画。史称其：“画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绝。”[24]事实上，在古代使臣出使后所留下的著述中，“图记”之类的“民族图志”作品也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多得的类别。如唐时期王玄策出使印度，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和《中天竺国图》，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认为二者同指一书，称其“行记十卷，图三卷”。[25]淳化元年正月至二年六月，宋镐出使交趾，著有《交州山川凡俗》（据《长编》卷31引，残存）。元丰元年九月前，罗昌皓访问占城国，画《占城至交趾地图》以献（据《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乙酉条，已佚）。但是，在传世的此类作品尤其是有关域外的早期作品中，《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确实是非常弥足珍贵的一部。
四、两宋时期的域外民族志对后世的影响
前面几个部分，我们以两宋王朝与域外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尤其是海洋丝绸之路的繁盛为背景，对10至13世纪几近300年的域外民族志书写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与爬梳，并着重解读了《诸蕃志》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经典域外民族志的书写特点。结合本文讨论的主题，如果我们以两宋时期为一个观察节点，在历史的纵轴上上下求索延展，那么能否看到一些带有某种规律性或者说倾向性的现象呢？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民族志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早在先秦时期的《尚书》、《春秋》、《山海经》等经典文献中，就已初步呈现了古代民族志叙事的基本路数，后经由正史的规范化叙事与传承，民族志的书写在传统的历史典籍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类别。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宋以前或者说隋唐以前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民族志的书写是比较单一的，除了王朝框架下正史“四裔传”的民族志叙事一枝独放外，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太多书写的方式，有关域外民族志的资料与信息也主要裹挟在正史“四裔传”等相关的文献中，屈指可数的几部域外民族志作品也主要限于西行求法僧人留下的文字，中国士人主动走出去对海外世界进行直接的观察和记录确实太少。入宋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勃兴，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倾，两宋面临的海缘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一系列新的因素促使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盛，在此过程中，以使节、商人、航海者、移民、僧人等为主的群体，作为域外世界新鲜知识和信息的“报道人”，他们为宋代中国人建构域外世界的图像提供了素材。在此海外世界海洋知识汇集的时代背景下，宋代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观察和记录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我们且不说正史“四裔传”以及大型的类书、志书有关海外的记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仅是以《诸蕃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代表的域外民族志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内涵，也足以让我们领略那个时代人们的海洋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态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两宋时期域外民族志的写作实际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换意义——它承接隋唐已见端倪的民族志多元书写之风气，开启了之后更为丰富的域外民族志发展路径。宋之后除了在各种正史、大型志书、类书等历史文献中涌现的域外民族志作品外，单部的域外民族志文献也甚为丰富。如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佚名《异域图志》、周致中的《异域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马欢的《赢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都是比较经典的。
那么，这些经典的域外民族志，与宋代的域外民族志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如同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域外民族志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个互为资料的累积过程。前面我们所考察的两宋时期的域外民族志作品，大多成为后世此类作品一种重要的史料来源。如元末明初周致中《异域志》上卷所记87条中，九条采自《事林广记》，五条采自《岭外代答》，四条采自《酉阳杂俎》，一条合采《事林广记》与《酉阳杂俎》，一条合采《岭外代答》或《诸番志》与《事林广记》。下卷所记97条中，三十三条采自《事林广记》，十二条采自《岭外代答》，七条采自《酉阳杂俎》， 一条合采《事林广记》与《酉阳杂俎》，一条合采《事林广记》与《岭外代答》，
一条合采《酉阳杂俎》与《岭外代答》。[26] 又如在编纂体例上，宋之后的元代出现了3篇比较经典的域外民族志，即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周致中《异域志》，在这三部作品中，《岛夷志略》记述的是亚、非、澳各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风土，多为作者航海所见所闻。它“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赢涯胜览》、费信《星搓胜览》等书。”[27]在明代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的“人物卷”中记载了156个域外国家的图说，其中源自《酉阳杂俎》的有焉耆国、木直夷、苏部识匿国等７个域外国家；源自《岭外代答》的有麻离拔国、蜑王蛮等６个国家；源自《事林广记》的有真腊国、大食勿拔国、沙弼茶国等13个国家。[28]
不仅域外资料的互为积累如此，在某些细部或环节也能够看到相互间的承继关系或者影响的痕迹。如在域外民族志的创作群体中，两宋时期的出使使节和与海外商业贸易有关联的政府官员（管理者）是一个主要的创作主体。在宋之后的域外民族志作品中，由出使使节撰述的具有民族志类型的作品依然是一个主要的类别。具体有如：明代出使朝鲜官员中，倪谦作《朝鲜纪事》、姜曰广作《輶轩纪事》、龚用卿作《使朝鲜录》、董越作《朝鲜赋》；钱薄出使安南作《使交录》、湛若水作《交南赋》，董越、王敞出使朝鲜作《朝鲜赋》，薛俊出使日本作《日本考略》，萧崇业、谢杰出使琉球作《使琉球录》，等等。另外，在域外民族志的写作体例中，以“什么条”为类目逐条著录海外国家和地区，在宋时期的民族志作品中，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这种叙事体例在宋之后的海外民族志作品中也多有延续，如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就著录了200多个国家和民族，编成157条。
总之，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结缘于海洋世界，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更加多元，海外民族志的书写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并且对后世域外民族志的书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将以当代中国的疆域范围来界定“域外”，讨论中所涉及的信息也在此界定中展开。
[2] 交趾又作“交阯”，各种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本文统一为交趾。
[3] 陈少丰：《宋代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之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第2－3页。
[4]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3、587页。
[5]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天津：学津书店，1987年，第270页。
[6] 申採湜：《宋代官人的高丽观》，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之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第138页。
[7] 详见阮怡：《宋代域外行记中的奉使交聘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第108－114页。
[8] 黄纯艳：《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8－83页。
[9] 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0－47页。
[10] [元]脱脱：《宋史》卷489《占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第14084 页。
[11] 参照的是中国的位置，如《宋史》记占城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或者与边疆地区的接壤情况，也有的以所记国为参照。
[12] 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从来不绝于史，尤其是隋唐时期有了更为直接的对撞与冲突，但宋之前中国人关于朝鲜半岛实地旅行的文字则少见史载。入宋后，奉命出使朝鲜半岛的使臣留下的文字则逐渐多了起来，如陈宽的《高丽、女真风土朝贡事仪》、杨景略的《奉使句骊掜抄》（十二卷）、《直斋书录解题》所收《奉使鸡林志》三十卷等。
[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年（2006年重印）第2687页。
[14][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51页。
[15] [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卷4，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16] [宋]王应麟撰：《玉海》（合璧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2912页，卷一五三，第三六叶上。
[17] 赵灿鹏：《宋李公麟〈万国职贡图〉伪作辨证——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史料研究之一》，马明达、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八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204页。
[18]《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奉使鸡林志》30 卷，崇宁元年宣德郎以书状从刘逵、吴栻使高丽，归而以此书以进，自元丰以后事实皆详载之。《艺文志》卷203吴栻《鸡林志》20卷，应即王云所撰之重出或别题。
[1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64页。
[20] 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年6月，第180页。
[21]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
[22]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页。
[23] 具体情况是：城邑（今尽得其建国之形势而图之云）、宫殿（今绘其形制，仍不废其名也）、冠服（然而官名参差，朝衣燕服，时有同异者，谨列之，作冠服图）、人物（今姑自李资谦而下，图其形者五人，并其族望而为之说）、仪物（今并绘其仪物如后）、仗卫（今绘图各以名色列之于后）、兵器（今具其名物，图之于左）、旗帜（今并列于图云）、祠宇（今取其人使道路所历，与夫斋祠游览耳目所及者图之，其余不见制度，则略而不载）、释氏（今图其衣服制度，以考同异云）、民庶（今绘其国民庶，而以进士冠于篇）、妇人（今姑摭其异于中国者图之）、皂隶（今自吏职以迄驱使，并列图于左）、杂俗（今姑总其耳目所见者图之，并以土产资养之物附于后）、受诏（今图其趋事执礼之勤，以备观考）、燕礼（具载于图，以志其向慕中国之意）、馆舍（其建立使馆，制度华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馆舍图）、供张（今谨叙丽人所以祇待使华者，作供张图）、器皿（谨掇其概图之）、舟楫（今谨即所见列于图）、海道（今既论潮候之大概详于前，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同文（谨条其正朔、儒学、乐律、度量之同乎中国者，作同文记而省其绘画云）[见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虞云国、孙旭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24]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虞云国、孙旭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25]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82页。
[26] 康冰瑶：《〈异域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46、83页。
[27] 苏继庼撰：《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28] 臧运锋：《〈三才图会〉域外知识文献来源考——以〈地理卷〉和〈人物卷〉为考察中心》，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第31页。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