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嘉平元年（二四九），司马懿诛曹爽一事，可谓充满喜剧色彩的阙下政变。《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六回写曹爽派李胜往司马府上探听虚实，年届七旬的司马懿佯作病入膏肓，声嘶气喘，且言语错乱。听了李胜如此汇报，曹爽完全打消了仅存的一丝疑虑。接下来第一百零七回，曹爽陪同魏主曹芳出城谒陵和畋猎，司马懿即以 “奸邪乱国 ”之名，迫使太后敕令表奏天子，废黜大将军曹爽及其兄弟。这边飞鹰走犬之际，城内已被戒严部队接管，司马懿引兵把住入城的洛水浮桥。
这些并非小说家虚构。司马懿装病一事，原始材料见诸《三国志·魏书 ·曹爽传》裴注引《魏末传》，其中叙述甚详，如司马懿 “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 ”这样的细节都有，《曹爽传》和《晋书 ·宣帝纪》所述皆出于此。晋人史笔往往有如小说家言，由细枝末节给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至于假作真时的真实含义，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所撰，《晋书》所据原始史籍亦多出于晋人手笔，实际上也是王夫之所谓 “司马氏之书 ”。晋代史家对司马氏篡魏一事都含糊其辞，显然本朝的来历不能写成龌龊故事。按史家记述，对曹爽下手，至少也是走了程序 —有太后首肯，然后表奏天子。这是说，司马懿的政变不是要改朝换代，是在体制内摧陷廓清。司马懿表文痛陈先帝顾命之念，“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 ”数语，直是忠心可鉴。又谓曹爽 “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 ”，控以 “有无君之心 ”，阴谋政变的屎盆子这就扣到对手头上了。当然，这是司马懿的表述，曹爽成了被司马懿表述的对象。《曹爽传》不嫌其烦引述司马氏表文，却未举出传主谋反的实际举动，至于黄门张当供称 “爽与晏等阴谋反逆 ”，很明显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这里留了一大块空白。撰史者固有不敢轻易着墨之处，但有时不着文字或是有意为之。此般叙述犹如中国画之 “留白 ”，笔墨之外给人留下想象与思索的空间。
天子在外，太后敕令大臣上表罢黜大将军，这程序是否合法，其实大可究诘。唐太宗李世民审视这段历史，自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又进而质问：“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宣帝纪》制曰）文帝曹丕之后，司马懿两度作为顾命大臣。前次与曹爽的老爸曹真共辅明帝曹叡，其间斩叛将孟达，拒诸葛亮北征，讨辽东公孙渊，可谓劬劳顾复，是李世民所谓 “前忠 ”之故事。这回的 “后乱 ”出手之狠，恨不得绝了曹氏的根脉，在后人眼里显然就是篡魏勾当。
《三国演义》描述这一事件并未以 “后乱 ”之见诋諆和谴责司马懿，倒是全然采入史书记载。也许，出于 “尊刘抑曹 ”的叙述立场，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死掐只是反派角色狗咬狗，小说家的情感倾向在这里不由得变得模糊了。当然，事情的结果就是 “魏主政归司马氏”，小说和史书同样道出了这个事实。从根子上说，这是 “三国归晋”的第一步。身为宗室的曹爽手里握有兵权，是司马懿的主要障碍，这块绊脚石总归要搬开。
本来，明帝曹叡死后，曹爽与司马懿同为辅政大臣，曹爽对司马懿还算尊重。然而，他身边何晏、邓飏、丁谧、桓范一班智囊人物亟欲拥主擅国，用加封太傅一招将司马懿挤出权力中枢。司马懿本是握有兵权的太尉，加为太傅，等于退居二线。年届七旬的司马懿干脆称病不出，尽量躲着曹爽，自是韬晦之计。大权独揽的曹爽这便有些忘乎所以，所以就胡作非为，本传列述其 “骄淫盈溢 ”、“作威如此 ”的一大堆事儿，《宣帝纪》又称曹爽与宫内宦官密谋 “图危社稷 ”。史书所述曹爽种种负面材料，自是司马懿出手的合法性所在。有意思的是，曹爽的花天酒地被史家含含糊糊地描述成觊觎天下的政治野心。本传称：“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 ……”这般吃喝玩乐搞腐败，一不小心搞成了 “僭越 ”，这麻烦就大了。当然，问题不在于这里有多少虚构成分，只是一说到僭越，在当日语境中自然就上纲上线了。
翦除曹爽之后，魏主曹芳只得讨好司马懿，诏封丞相，加九锡。小说里写司马懿 “固辞不肯受 ”，颇让人纳闷。本来一步到位就完整复制了曹操篡汉的故事，装什么孙子呢？可史籍记载，司马懿上书辞让竟有十余次之多。事情都做到了这一步，还在继续表忠心。事实上，司马懿的辞让还不止这一次。《晋书 ·宣帝纪》有谓，嘉平三年，太尉王凌谋反，欲废天子立楚王彪，被司马懿一举粉碎。这时魏主曹芳又要给他一个相国头衔，并加封安平郡公，司马懿却 “固让相国，郡公不受 ”。本纪又谓，“帝（按，指司马懿）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 ”。
司马懿的谨慎自有原因。他不像曹操、吕布、袁绍、袁术、刘表、张鲁那些牛人，一开始他没有自己的队伍。他虽然出身世族，却并非地方豪强，而是以掾佐起家。本纪谓，“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 ”。那年司马懿才二十二岁，想来是有一番抱负。可是，汉室已攥在曹操手里，曹操灭了吕布、袁术，很快又在官渡击溃袁绍，差不多快要统一北方了。群雄竞起的年代已经过去，似乎天下大势已定，只能按部就班在官场里混事。
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是后半截出现的人物，小说第三十九回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为东曹掾，崔琰为西曹掾，司马懿为文学掾。”这是哪一年？按《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记事，应是建安十三年（二〇八）。 “十三年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是年秋，曹操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因有赤壁之败。此后一连串征战，没有司马懿的事儿。“上计掾 ”和“文学掾 ”都是衙署佐官，这一段没有什么故事，本纪中也是空白。司马懿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了青年时代，而比他小两岁的诸葛亮已在赤壁之战中大显神通。然而，司马懿毕竟熬过了生命中的严冬，同为相府掾佐的崔琰、毛玠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因为得罪了曹操，一个被赐死，一个被黜免。
直至第六十七回，司马懿好不容易逮着露脸的机会。这时曹操刚灭了张鲁，司马懿作为军中主簿建言火速进兵西川，趁刘备立足未稳，一举拿下益州。曹操不听，竟挖苦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小说这个细节亦取自《宣帝纪》。但此节原是刘晔的事儿，《三国志》说是刘晔建议曹操趁势取蜀，而刘晔正是主簿，故进曰：“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 ……今不取，必为后忧。”（《魏书 ·刘晔传》）《宣帝纪》将此移花接木扯到司马懿头上，差不多也是这套说辞——“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 ……”晔传只说 “太祖不从 ”，并未出言讥嘲，事情搁到司马懿这儿就不一样了。曹操征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其旧日的智囊团已经凋零（郭嘉、荀彧、荀攸均已故去），司马懿此际预闻军机，倒也正是时候。如果真是让曹操这样当场开涮，他不能不心生怵惕。
说来，司马懿跟曹操的关系很微妙。按本纪说法，司马懿入仕之初就引起曹操注意，“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 ”。那时候他就玩装病这一手，可惜曹爽不知道这段故事。本纪又谓：“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司马懿迫于压力而入彀，这职场生涯一开始就布满荆棘。但《三国志》没有提及此事，司马氏与曹氏的恩怨完全不在陈寿的审视之中，《魏书 ·武帝纪》居然没有出现司马懿的名字。《文帝纪》也只是最后遗诏辅佐嗣主时提到他，看来他是在曹丕执政后期才进入权力中枢的。
司马懿获得曹操的信任很不容易。《晋书 ·宣帝纪》有这样一段话：
帝内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这“狼顾相 ”的说法颇有意思。瞻前顾后，夹起尾巴做人，内中却是饿狼般的饥渴。司马懿一直依附于曹魏集团，官场里摸爬滚打，小心行事是做人根本。本纪记载，司马懿经常这样训诫子弟：“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这般谨小慎微，似乎不像是关键时刻能够下狠手的角色，其实谨慎的背后是隐忍。
《三国演义》的司马懿叙事直接从军旅开始，最初几次露面都显示出其出色的庙算谋略。第七十五回，关羽水淹七军后气势如虹，兵围樊城，直指许昌。曹操慌乱之中打算迁都。这时是司马懿出来谏阻。
司马懿谏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之计，本无所损。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后，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围自解矣。”主簿蒋济曰：“仲达之言是也。今可即发使往东吴，不必迁都动众。”操依允，遂不迁都。
以东吴掎止关羽，这步棋是扭转大局的关键，魏、蜀、吴初成鼎足之势，司马懿就抓住了一个战略契机。这块材料直接采自本纪。但是，这回的谏言和前次进兵西川的建议，在小说中只是插入性交代，缺乏情境描述，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文学典型的司马懿，还须借助权略实施的情节刻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扼制蜀汉北征，通过双方军事对峙和一系列拉锯战，塑造其擅于机变的谋略家形象；二是与曹魏宗室相周旋，逐步翦除其势力，这中间显示一种隐忍、权诈且深不可测的阴鸷性格。
一手攘外，一手安内，靠的都是枪杆子。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是以军政大佬身份进入读者视线的，早年的掾佐生涯默默无闻，作为曹操帐下的谋士他不像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那么受重用。生命的蛰伏是一个漫长过程，他是在曹操晋封魏王之后开始出入军界的。然而直到第九十一回，曹丕死后，司马懿才算真正抓到了军权。“时雍、凉二州缺人守把，司马懿上表乞守西凉等处。曹叡从之，遂封懿提督雍、凉等处兵马，领诏去讫。”司马懿抓到了雍、凉二州，这下心里才算踏实，从此便将经略西北作为自己的要务。
诸葛亮三分天下的预判固然是一种超前意识，但自刘备入川之后，司马懿脑子里亦已形成同样的战略图景。避免与蜀、吴两面作战，一向是司马懿的谋略长项，而如何在陇蜀、两淮之间构筑有效的防御体系，则是他长期处心积虑的御敌方略。本纪谓，刘备取汉中后，司马懿便向曹操提出屯田之策，以致 “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可司马懿考虑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诸葛亮六出祁山未能踏入关中，很大程度上是碍于远途补给困难，而曹魏的军屯几乎推至交战前沿。所以，这项屯田政策一直推行到曹叡、曹芳时期。据《晋书 ·食货志》：太和四年（二三〇），“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 ”。青龙元年（二三三），“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 ”。正始四年（二四三），又命邓艾在淮南淮北修渠屯田 ……借由 “且佃且守 ”做军事部署，乃将战略缓冲区域变成给养充足的前沿阵地。
司马懿与曹爽的过节，不只是官场权力斗争。对蜀征战的思路上，二人有着严重分歧。《曹爽传》谓：“（邓）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 ……”由于贸然深入，补给线太长，而蜀兵据险为固，曹爽差点折了进去。司马懿怕是任由这般折腾下去，早晚让诸葛亮撕开秦陇防线。其实，司马懿一直坚持以逸待劳的防御思路，不想轻易对蜀动兵。虽说最初是他建议曹操攻蜀，但那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当时刘备在川中立足未稳。当司马懿可以影响大局的时候，他很清楚解决蜀汉的时机未到。
《三国演义》写司马懿对蜀作战，笔墨颇有抵牾之处。第八十五回，刘备死后，曹丕想趁机伐蜀，贾诩认为不可仓促出兵，司马懿却说：“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于是征调鲜卑、南蛮、孙吴、上庸孟达以及国中曹真等五路大军，以图形成合围。这事纯属小说虚构，好让诸葛亮借此上演安居平五路的好戏。毛宗岗夹批中说：“司马懿惯与蜀兵对头，却与此处早伏一笔。”其实，也是不想让司马懿出场太晚，故意在此加点戏码。但这样一来，接下去还得让司马懿保持这种好战姿态。第九十五回，诸葛亮一出祁山无功而返，司马懿趁机收复陇西诸郡。曹叡夸他几句，这老头竟来劲了，要求率兵剿灭汉中蜀兵 “以报陛下 ”。这当儿尚书孙资出言谏阻，认为不必大举进讨，派兵据守斜谷险要即可，“不过数年，中国日盛，吴蜀二国必自相残害，那时图之，岂非胜算？”曹叡问司马懿 “此论若何 ”，司马懿说 “孙尚书所言极当 ”，竟不再坚持进讨的主张。从这儿开始，司马懿又回到了自己的立场。《魏书 ·孙资传》裴注引《孙资别传》云：“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大发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小说将 “时议者 ”换成了司马懿，再让司马懿陡然转换立场，手法也算巧妙。
往后，司马懿的调子就完全转过来了。第九十六回，闻悉诸葛亮准备再出祁山，曹叡召大臣商议对策，司马懿强调 “蜀未可攻也 ”。因料定诸葛亮会用韩信暗度陈仓之计，司马懿命人在陈仓道口筑城守御。果然诸葛亮二出祁山就在陈仓被阻，蜀军用云梯、冲车、掘地道各种战术都无济于事，直到守城主将郝昭病危才被攻破。其实，最后让诸葛亮占了便宜，也是魏方主帅曹真贸然出击所致。司马懿说过 “我军只宜久守 ”，这话曹真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司马懿接替曹真总摄陇西诸路军马，在前沿阵地主要就采取 “坚守不出 ”的方针。甚至第一百零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相羞辱，司马懿仍受之不战，不为所动。
第九十九回，毛宗岗夹评中讥嘲：“坚守不出，是他看家拳。”将司马懿比作只会躲着对手的拳师，绝非公允之论。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寸土未得，这场战争最终胜出的不是蜀方。作为讲史小说，《三国演义》不可能改写魏蜀间的战争结局，然而在整个六出祁山过程中，小说以虚构手法描述若干局部战役，如以姜维诈降将曹真引入斜谷道，又在木门道诱杀张郃，上方谷围住司马懿 ……叙事焦点多在诸葛亮的妙计实施，这就给人蜀军胜多负少的印象。虽然出师未捷，却让人从诸葛亮的悲剧命运中感受到一种精神胜利，这是小说家的妙着。其实，仅就军事观点而论，司马懿的防御战略未有不当。蜀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以防御消耗敌人自是聪明手段。但看司马懿之谨慎，曹真之躁进，几次战役中都分明形成胜败反差。
司马懿后发制人的防御心态并不完全出于军事谋略，也是从曹魏集团内斗中养成的政治经验。小说叙事亦着意强化其官场挫折。前述第九十一回中，司马懿既督雍、凉二州，孰料马上就起了风波。诸葛亮用马谡反间计冒其名义发布反曹叡告示，华歆便趁机进谗，“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 ”。曹真不以为是，却让曹叡效仿刘邦伪游云梦之计，驾幸安邑，待司马懿迎驾时加以辨察，或“观其动静，就车前擒之 ”。
……叡从之，遂命曹真监国，亲自领御林军十万，径到安邑。司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严，乃整兵马，率甲士数万来迎。近臣奏曰：“司马懿果率兵十余万，前来抗拒，实有反心矣。”（毛批曰：“仲达虽乖，此时却着了道儿。”）
司马懿纵使奸猾，也没想到竟是刘邦擒韩信的招儿。不管他如何剖肝沥胆表白忠心，曹叡还是疑虑万分，最终按华歆的意思将他削职归乡。这段故事虽是虚构，却真实反映了司马懿的官场处境。在曹叡时期，司马懿出力最多，但曹叡临终确定顾命人选先就没有他，起初圈定的几乎都是宗室子弟（见《三国志 ·魏书 ·刘放传》）。
司马懿在家赋闲大概不过一年光景。诸葛亮一出祁山之前，已拿下陇西三郡，大破夏侯楙、曹真。情势危急之下，曹叡才听钟繇之言，重新起用被罢黜的司马懿。但曹叡依然不放心将事情都交给司马懿，偏是让他和曹真同领大军，这种互相牵制的平行指挥体系显然有悖军事原则。至第九十八回，蜀、吴拟联手入犯中原，而曹真抱病在家，曹叡才让司马懿总摄陇西诸路军马。曹叡要派人取曹真的总兵将印，司马懿却说他自己去取——
……遂辞帝出朝，径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报知，懿方进见。问病毕，懿曰：“东吴、西蜀会合，兴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惊讶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国家危急，何不拜仲达为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浅，不称其职。”真曰：“取印与仲达。”懿曰： “都督少虑，某愿助一臂之力，”“如只不敢受此印也。 真跃起曰：仲达不领此任，中国必危矣！”吾当抱病见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达今领此任，可退蜀兵。”懿见真再三让印，遂受之。
司马懿的言辞委婉有致，小说这一段写得很妙。他不是奉诏取印，是要让人家主动让印。他在姓曹的主子和将军们之间只能如此周旋，避免给人留下丝毫的偷薄之感。
谨慎有余的司马懿也有果断出手的时候，不说诛曹爽，克日擒孟达亦是一例。新城太守孟达暗中投蜀，欲为诸葛亮出祁山做内应，这直接威胁长安乃至洛阳。其时在家赋闲的司马懿刚接到起复的委任诏令，获知情报便调集宛城军马火速开拔，结果八日之内赶到新城，解决了孟达。按说此事先要奏报魏主，但等到圣旨下来怕是蜀军早已长驱直入。司马懿此番先斩后奏意义重大，兵贵神速，利弊不遑细斟，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算度。
司马懿最窝囊的事儿就是被诸葛亮空城计涮了一把。由于孟达被擒，马谡又失了街亭，诸葛亮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用这一招迷惑司马懿。此事不见于《三国志》，却非小说虚构，本自裴注引《蜀记》郭冲五事中第三事。当然，郭冲五事亦是晋人小说，故裴松之不信实有其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三国叙事中最出色的计谋之一，完全就是一场心理战。司马懿见诸葛亮在城头焚香操琴，心里大犯嘀咕：“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城门大开，必有埋伏。”他想，以诸葛亮之谨慎不可能如此弄险。但反过来看，诸葛亮又何尝不是这样揣度他——之所以料定魏兵不敢进城，正是押中了司马懿平生最为小心谨慎。
前人所谓 “诸葛一生唯谨慎 ”，其实未必说对了。就“谨慎 ”二字而言，诸葛亮实远不及司马懿。诸葛亮屡有用人不当的失着，如将荆州托付关羽，街亭交给马谡，粮草委以李严，都是很要命的纰漏。
此公还有恃才傲物的疏狂，这都不去说了，而司马懿做事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诸葛亮还有君臣相得之便，不必跟先主、后主玩心计，而司马懿对姓曹和姓夏侯的永远要留一份心眼，而且还不能让人家觉出他有异心。
除掉曹爽两年后，司马懿死了，享年七十三，时在嘉平三年秋八月。《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八回，司马懿临终前将师、昭二子唤至榻前，叮嘱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常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早已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依然心怀恐惧，作为曹魏政权的掘墓人，此际还惦着一生忠诚的清誉。
司马懿生平最后一桩大事小说里没有提到，就是辞世半年前，翦除了企图迎立楚王彪的王凌。倘若让他们另立朝廷，这天下最后是否能到司马氏子孙手里还难说。司马懿逮着机会自然痛下杀手，不但灭了楚王彪数者，而且 “诸相连者悉夷三族 ”（《魏书 ·王凌传》）， “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 ”（《晋书 ·宣帝纪》）。忍了一辈子，这回终于让曹氏宗室彻底出局。
王凌的儿子王广曾拦阻父亲起兵，因有 “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 ”之语（凌传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司马懿的 “篡逆 ”之所以被认为 “事未有逆 ”，乃相对曹魏而言，只能说是刻薄寡恩的曹氏做得太过分，曹操、曹丕、曹叡，哪一个也不是善茬，三代相沿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在士族缙绅中间已失去执政基础，如王夫之所说 “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 ”（《读通鉴论》卷十）。司马懿一生谨慎，亦是因为 “不能自安 ”。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