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讲过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一群乡民躲避秦时战乱，逃入与世隔绝的桃源洞天。他们的政治时间就此停止，其后人也以为外界仍在秦朝统治之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直到一位东晋渔人懵懂地摸进这片世外仙林，桃源中人方惊世界殊。然而，不速之客造成的时间扰动并未持续多久，也未使山中遁世之所与外界连通，他自己离开之后，也无法凭借一路所做的记号重回这片不受王化德泽的处女地。
传奇故事里的一句话大概当不得真，不过从陈胜开始就宣传“天下苦秦久矣”，或许那个时代真的让人快乐不起来。从那以后，秦朝几乎都是以反面教材的样貌出现，告诉世人这个曾经横扫六合的帝国如何因为不施仁义而分崩离析，刘邦君臣又是如何以秦为鉴与民休息。
在吾国悠久的著史传统里，最受关注的永远都是政治得失与个人荣辱，“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帝国”好像是个奇怪问题。因为习惯了“自古以来”，当尧舜禹汤都被说成黄帝苗裔，夏商也变成万国来朝的正统，大一统政权为何在秦代出现自然不会令人敏感。而对历史的重视，使我们自小便知道王朝的大概次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让人脸红的没文化表现，可当历史变成纯粹的知识，我们视秦汉为理所当然，为何有秦，秦后为何是汉这类问题很容易被嗤之以鼻。
如果秦汉隋唐并非某个人的本国史，这个旁观者可能会觉得，无论是秦帝国的诞生，还是汉代对秦的继承，绝对都算得上中国史乃至整个东亚史上的大事件。因为无论从出现时间还是统治地域来计算，秦汉帝国都是东亚史上的奇迹。这个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横空出世的庞然大物，终结了此前近千年的诸侯并立，逐渐将其治下之地糅合成只有一个政府首脑统御下的一个国家，这是其一；自秦汉帝国建立起，中央集权政体就成为此后古代中国的制度模板，这是其二；以其为核心，构筑起东亚的基本国际秩序，并在其基本框架下长期运转不滞，这是其三。
这种“从周边看中国”的观点，正是讲述秦汉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他山之石。上面有关秦汉帝国在几个方面具有的特殊意义性的说法，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中刚好有集中的论述。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这部秦汉史通论的最大特色。此书最初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再版时的修订并未改变该书结构），当时西嶋定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相关观点都已问世，他将这些看法也写进了这部通俗著作。作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史领域的专家，西嶋讲述秦汉史时并非依赖时间顺序做简单的过程叙述，而是以个人的学术思路建立起秦汉史的整体逻辑。
他的秦汉史讲述逻辑，核心的问题就是“帝国何以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思路，他将自己生平治学的主要观点作为基石，再由此出发，寻找合适的素材与事例，故而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与主旨无关的故事。
在他的设定里，秦汉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帝国，并能将帝国体制延续下去，是与官僚制度密切相关的。官僚制就像屋顶的大梁，支撑着帝国的运转。没有官僚制，就没有帝国之大厦，而帝国在秦汉以降能够保持中央集权这一基本结构，也离不开官僚制的托举。在官僚制的框架下，文书行政是其主要形式，交通网络是其施政条件，郡县制是其内部层级化的基础，律令制是其执政的准则。在官僚制的大梁周围，环绕着这些具体因素，保证了帝国之大厦的稳定。
又是什么造就了官僚制呢？如果从东周时期诸侯的并立与纷争寻找线索，自然可以建立解释的链条。不过这也许不是特别好的答案。西嶋也对在春秋战国寻找秦汉帝国的逻辑有一定的保留，在讨论郡县制的起源时，他就明确表示了对溯源说的不认可。若我们对官僚制框架下的相关部件稍作分析，或许可以知道帝国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书行政并非始于秦朝，但秦始皇帝的勤政与自专是有目共睹的。据为他求不死仙药的方士所言，“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按照王子今先生的统计，秦始皇帝每天要阅读三十余万字的公文，颇为惊人。如果大臣们当面奏事，恐怕皇帝很难聆听相当于每日三十多万字的汇报，更遑论处理停当。但言论变为文字--特别是秦汉行政文书那样以有效信息为主的文字，办公效率就提升了一个量级。文书行政保证了行政效率，同时也保证了最有效信息直达天听的可能，像秦二世那般面对赵高牵来的鹿还要困惑是鹿是马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发生。同样，郡县制的设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君主对地方的控制权，它尽可能让地方以中央直辖区域而非贵族领地的形式存在，令君主有对地方予取予求的可能性。交通网络的设置，也是以国都为中心和枢纽，保证各地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向朝廷和皇帝，皇帝本人也可以主动沿着交通网络巡行各地，“遍查周天之物”。一言以蔽之，官僚制的这些相关组成部件，是为了保证皇帝总揽一切大权而设，为了保证皇帝制度的恒定，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才会成立，帝国才会应运而生。
皇帝对权力的欲望不足以锻造出一个“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帝国，使秦国兼并六国、完成一统的，是始皇帝时代的灭国战争。无论是兵员的征发招募，还是作战物资的筹备运输，都需来自基层社会。要像秦始皇帝那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打若干场大战，消灭六个最主要的敌国，地方更不可能消极地成为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驱赶与压榨的对象。催生了秦帝国的，除了皇帝与官僚，还有地方社会的积极参与。又是什么力量，让地方民众加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
西嶋给出的答案，是赐民以爵的制度。在他看来，秦汉帝国控制基层社会的诀窍，就是通过赐爵，让民众从早期的乡里社会成员，变成国家的一分子，成为供国家驱使、为国家服务的有用之人。秦汉时代史不绝书的赐爵行为，也成为国家一次次向地方渗透、改造地方社会的利器。赐民以爵，正是诱人以利，它使帝国的触手在基层灵活运转，又使地方民众为血与火之上建立起的帝国之大厦甘心赴死。
在统治技术与其所需的物质条件不够完善的时代，只靠官僚制显然不足以保证这座大厦从整体上不变形，更无法保证皇帝权力不受侵害。我们也看到了汉初一改秦代的郡县体制，以诸侯王国和郡县并立的混合政体作为改朝换代后的政治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汉易代之后，郡国并行的局面几乎不再重演，此种原因，按照西嶋的解释，是儒学国教化的作用。
所谓儒学国教化，就是礼仪祭祀、政治制度、立身行事、两国交聘等方面都以儒家学说的相关内容为准则，实践儒家经义，并将之条理化、秩序化和道德化。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儒家学说在政坛与社会均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并日渐成为公认的真理。西汉末年，王莽作为儒学国教化的关键人物，基本完成了将儒家学说落实为国家制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步骤，此后的东汉，就是在王莽已完成的蓝图上修补调适。
过去我们总喜欢从政治的角度谈道德，从道德的角度论人物，王莽也是这样被塑造成权臣、奸雄、野心家。不过说来也巧，“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白居易在诗中将王莽与儒家理想中创设制度、制礼作乐的周公并举，虽是无意，但王莽在扶正儒学，使之教条化、制度化方面的作用，确实堪比传说中定下宗周制度的周公。
如果说赐民以爵是以利动人，将儒学树立为国教则是以义化人，而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皇帝，为了至高权力。就这样，以官僚制为梁，赐民以爵与儒学国教化为柱，帝国的庙堂终于落成。
回看西嶋为我们建构起的这个故事，帝国的诞生与最终成型的两大关键，倒很像《笑傲江湖》的模式。赐民以爵，推动民众为帝国的建立而奔走，以速战的形式兼并天下，仿佛左冷禅式的“霸道”，以利诱人，以武压人；而将儒学国教化，让官民都自愿树立忠于皇帝、不与之争锋的观念，则是岳不群理想中的五岳剑派合并模式。前者追求“速”，欲毕其功于一役；后者讲求“渐”，用潜移默化之法去除阻力。
问题是，以享受“怡然自乐”为目标的令狐冲该怎么办？
本世纪初，湖南里耶发现了一大批秦简。在这片今天看来都属“边城”的湘西之地，竟在秦代就建立了统治，还留下了官僚们治理地方的证据。里耶位于武陵山腹地，很难想象竟也在帝国的腕足所及之处。
更有趣的是，按照陶渊明的设定，发现桃花源的渔人就生活在武陵。如果桃花源确有其地，里耶所在的区域也许是逃避秦祸的古人最佳的选择吧？然而，这批秦简的出土，似乎在问讲故事的陶渊明，“桃花源里可耕田”？
来源：2017年11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