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酒池肉林”“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及“曲江流饮”之类的酒场故事，都与政治存在关联，或揭露沉湎误国之祸，或描写暗藏杀机之心，或表达指点江山之意，或彰显仕宦交游之趣。不过就政治话题而言，这些酒桌上的往事，都远不及宋朝那样丰富多样。
发生在乾德元年（九六三）的“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亲自导演并主演的一场戏，配角乃禁军将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几位曾经直接参与了“陈桥兵变”的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场地在开封城中的皇宫内殿，主题为御宴上的君臣聚饮交谈，宗旨则是收兵权。据宋代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宋太祖专门在宫中设宴，邀请石守信等人入席。当彼此酒酣耳热与动情之际，赵匡胤屏退身边左右，先是感谢他们昔日襄助兵变之功，再感叹当天子的艰难，然后表明对兵权旁落的担心。诸将这才明白参加的是一场“鸿门宴”，想到以往开国君王常常杀戮功臣的先例，都恐惧涕泣，乞求指条生路。赵匡胤遂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图的“富贵”二字，不过是多积金钱，优游享乐，使子孙免遭贫乏。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置买上好田宅，为子孙立长久基业，多养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与各位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交易后，石守信带头拜谢，接受了开出的条件。翌日，诸功臣将帅都主动请辞军职，解甲归田。外人当然不明白这样的吊诡结果，原是在酒桌上达成的利益交换。其实，宋太祖是有备而来，石守信等人却是毫无防范，所以在把酒言欢中被擒个正着，唯有俯首听命。
与“杯酒释兵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苑之宴”，过程就简化了不少。开宝二年（九六九）十月，宋太祖在后苑设宴，邀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赟及杨廷璋等一批老资格的节度使赴会。依旧是酒酣之际，赵匡胤对诸位说：你们都是朝廷宿臣，操劳重镇已久，非优待养贤之意。王彦超表示愿卸去节钺，但武行德等人却不甘心，纷纷诉说自己的功劳。赵匡胤不再耐心劝说，干脆答复道：这皆属前代的事，何足挂齿。次日，便将他们一律打发到虚职。这场酒席中的变故，发生在宋廷根基巩固之时，更不用说这些人又属前朝遗臣，故宋太祖的态度坚决果断。丰盛的酒席不过是一种过场而已，背后隐含的是斧钺相加，赴宴者只得俯首就擒。
宋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还有一段戏剧化的描述：宋太祖即位后，过去结拜的“十兄弟”为藩镇，颇为跋扈。某日，赵匡胤召唤他们一同骑马出游。当游至一处林中，赵匡胤下马请众人聚饮，随后借着酒气说：此处无人，你们谁想当皇帝的话，可乘机杀我。众节度使听罢，全惊恐叩首。宋太祖这才乘机敲打，告诫要谨守臣节，不得继续跋扈，最终“饮尽醉而归”。
与以上“鸿门宴”中的密室政治相比，宋太祖给将帅、地方实力派摆设的酒席，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待遇，以此笼络他们，稳固自己的统治。至于邀集亲近大臣赴宴，除了以示恩宠外，通常也包含商议国事的用意。
小范围的酒宴，还是宋朝帝王观察臣僚的特殊场合，一些人的前程也由此受到影响。如邠州节度使刘重进奉命入朝，赵匡胤在曲宴上与其交谈后，对左右说：观刘重进举止无异常人，前朝用为将帅，何足担当大任？随之将其罢为闲职。至道元年（九九五）四月间，宋太宗向丞相吕蒙正征求提拔参知政事吕端为相的意见，吕蒙正认为吕端为人糊涂。吕蒙正独居相位却发此非议，反而引起了宋太宗的猜疑，便回答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在某天的后苑宴会上，宋太宗仔细观察后，作《钓鱼诗》一首示意吕端，其中有“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之句，暗喻自己是求贤的周文王，而吕端则是垂钓的姜子牙。时隔数日，吕端升任宰相，而吕蒙正则罢相出局。据说王安石在当知制诰时，一次参加宫中的赏花钓鱼宴，宦官为每位官员提供了放有钓饵的金碟，王安石竟将饵料吃完。次日，宋仁宗对宰辅说，王安石为人有诈，误食钓饵一粒就应停止，他反倒全部吃尽，这不符合人情。因此，宋仁宗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始终未予重用。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闻：枢密副使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和知制诰胡旦为同年进士，皆一时青年才俊，加上赵昌言旧日的同僚梁颢，五人过从甚密，气味相投。于是，他们经常晚间在赵昌言任职的枢密院内聚会，纵情饮酒，弈棋投壶，几无虚日。他们常常夜半才醉归，碰到巡夜的吏卒拦马询问，梁颢竟在马上挥鞭责打，并口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开封城一时传出“陈三更，董半夜”的民谣。大概此事传得沸沸扬扬，有碍朝廷形象，赵昌言因此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复出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对他笑道：半夜之会，不要有了。赵昌言当即叩首谢罪。出自百年后的这一记载，意在调侃过往的一段士林佳话，却过滤了背后的隐情。
表面上看，“半夜之会”不过是几个酒友聚会，以及过分贪杯引发的风波，但其实与朋党政治纠葛有关。这场风波的主角赵昌言，与胡旦、董俨系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同榜进士，胡旦是状元，赵昌言为省元，三人有同年之谊。自唐朝科举选官制度兴盛以来，同年关系就是官场中的重要资源，互为奥援，党同伐异，成为常见现象。进士出身的陈象舆与董俨为最高财政机构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自然进入了赵昌言的圈子。梁颢为雍熙二年（九八五）的状元，曾是赵昌言的下属，两人也为故交。如此一来，以身居枢密副使高位的赵昌言为首，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派系集团。但宋太宗是个既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心重的皇帝，唯恐自己被架空，不仅经常撤换宰执大臣，也厌恶官僚们拉帮结派。赵昌言一伙人懂得规矩，因此便以饮酒为名聚会，密商朝政纷争之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载，端拱元年（九八八）初，一位叫翟马周的布衣来到登闻鼓院击鼓，呈文抨击宰相李昉失职，结果李昉罢相。不久，开国元勋赵普复出为相，追究此事的主谋为胡旦，赵昌言则暗中相助，便奏请皇帝将赵昌言等五人一律贬官。于是有了不同于《玉壶清话》的另一个也许更真实的版本。
在宋代，类似与喝酒相关的政治斗争话题还有许多。典型的例子如：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在朝廷为已故太后举行的一场礼仪活动期间，宰相张士逊抽空跑到枢密使杨崇勋家喝酒。一个宰相，一个枢密使，分别是文武之首，宾主只顾推杯换盏，竟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百官等他们不到，御史中丞范讽即刻就弹劾两人有失体统。于是，张士逊、杨崇勋都遭到罢官外放处分。这两位被贬固然由此事而起，不过实在也与政治角力有一定的关联。张士逊和杨崇勋属昔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重用的人，而张士逊又与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常常是轮流当政，故张士逊在宋仁宗亲政后便与杨崇勋结成同盟，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能因喝酒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大概张、杨聚会于酒桌的日子不在少数，也终于给政敌提供了口实，使得幕后的吕夷简有机会重登相位。宋哲宗即位初，翰林学士王观根据亲身经历，以御宴为内容写了首《清平乐》词：“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观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结果被对手抓住，指责亵渎神宗皇帝，随即遭到罢职处罚。
南宋高宗年间，代理中书舍人程敦厚任职多年，多次希望转正，权臣秦桧本已打算答应，但后来却态度逆转。史称：韩世忠、张俊的几个小妾受封郡夫人，主掌诏书的程敦厚都刻意奉承，文辞“极其称美”。秦桧获悉程敦厚屡次参加将帅家酒宴，明白他们关系热络，遂大为不快，寻机报复。某日，程敦厚参加韩府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听到后，立即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随之将程某贬为知县。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显然与猜忌结交将帅有关，或许亦属冤案，不过因喝酒惹火烧身的结局，倒是确切无误。
宋朝官场上的酒席，名目林林总总，各种朝廷正式的大宴、皇家的小型曲宴之类不说，各级衙门里这方面的活动也同样不少。这些公务聚会既是官员交际的重要方式，也反映着传统人情社会的一面，本身也属古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例由公帑支付。范仲淹曾说：国家设置公使钱，就是因为士大夫出入往来，有鞍马劳顿之苦，所以各地以此招待酒食，以显示“养贤之礼”。
当年，官场迎来送往，定期聚会，都少不了设宴摆酒。几杯下来，便见性见情，或引为知己，或渐行渐远，甚至成为冤家。如性格豪爽的寇准，以好饮闻名天下，身边总有许多追随者。
据《梦溪笔谈》记载，寇准经常设宴待客，又每每以柘枝舞助兴，当时人遂称他为“柘枝癫”。柘枝舞是隋唐时从西域传入的健舞，白居易《柘枝妓》诗中有“连击三声画鼓催”的描写。寇准喜爱柘枝舞，大概与他的刚直性情有关。几经政界大起大落，他也未改本性，酒桌就成为与同道倾诉、联络之所。
北宋中叶有个名相杜衍，曾两度出任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官。他在第一次任期内颇为清俭，故宴请下属、宾客比较简单，也不要官妓陪侍。到再次任职时，杜衍的态度发生转变，酒席甚至搞到半夜，歌姬自然也少不了，他还乘着酒兴亲自歌舞。当地父老看到后，认为他经过历练，学会变通，可以升至高位。以后，杜衍果然先后做到了枢密使和宰相。
在宋人眼里，王安石性格刚强甚至不近人情，他的这一特性在酒宴中同样有所表露。如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群牧司任判官期间，一次正逢衙署院内牡丹盛开，群牧使包拯便召集下属饮酒赏花。司马光素来不喜饮酒，但在上司的相劝下也勉强喝了几口，而王安石自始至终滴酒未沾，就连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包公 ”也无可奈何。司马光事后评说道：我由此知道王安石刚直不屈。司马光在酒桌上的观察，大概也为日后与政敌王安石争斗提供了经验。
宋人《萍洲可谈》还有条更有趣的记载：晏殊在枢密使任上，曾宴请欧阳修等人，当时对夏战争正当激烈，欧阳修在席间遂赋诗暗讽，由此两人结为冤家。后来，晏殊曾指着人品欠佳的唐代韩愈画像对坐客说：此人相貌很像欧阳修，哪知欧阳修不是韩愈的后裔，我重欧阳修文章，但不重其为人。欧阳修也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章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章。可谓互相攻讦，难怪当世人对此评说是“文人相轻”，殊不知竟是在酒场上所引起。
不过，衙门这类活动太多，有时也成为一种负担。像寇准不仅自己好酒，还要求陪同者多喝。据说，他罢相到永兴军做长官后，在酒宴上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个下属经常陪酒，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也不能摆脱，最后下属的妻子只得当庭喊冤，才得以幸免。杭州作为东南的都会，驻扎了两浙路的很多重要机构，故官员的应酬很多，其中杭州通判一职的负担就相当繁重。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本已应接不暇，又因他久负盛名，于是各处官员朝夕聚会都请他，令他“不胜杯酌”，疲于应接，当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酒食地狱”一词当然有些夸张，不过却说出了官场酒风过盛的实情。
宋代官僚士大夫年老退休后，不少人仍保持聚饮的习惯，甚至有好事者专门张罗诸老聚会。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卸任后，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与宋琪等九位老臣聚会饮乐。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赋闲后，与四位退休的耆旧有“五老会”，饮酒作诗，“吟醉相欢”。宋神宗年间，是宋朝的极盛时代，士林中的耆老聚会更为盛行。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元丰五年（一○八二），元老重臣文彦博以太尉身份出任西京留守，也就是挂名养闲，他因羡慕白乐天的“九老会”，遂发起“耆英会”，邀集定居洛阳的“公卿大夫年德高者”参加。北京留守王拱辰闻听后，写信表示愿与会。司马光年纪尚未过七十，但文彦博素来推崇其为人，力邀他入会。遵照当地尚年齿不尚官爵的风俗，排列顺序为：七十九岁的故相富弼，七十七岁的文彦博、前司封郎中席汝言，七十六岁的前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五岁的前太常少卿赵丙、前秘书监刘几、防御使冯行己，七十二岁的前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前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一岁的王拱辰，七十岁的前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加上司马光，总共十三人。文彦博还在寺庙“资胜院”中筑了间屋，取名“耆英堂”，命画家为各位绘像，悬挂其间。于是，文彦博作为发起人率领诸老，携歌妓乐人到富弼府邸，开始第一次聚会，接着依次进行。史称“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次聚会，都会引来众人围观。文彦博还提议发起了“同甲会”，组织同龄人聚首宴饮。之后，司马光也与几位老友举办“真率会”，并事先约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唯有蔬菜不限。有一位增加了酒菜数量，被认为违约，便加罚一次。
宋朝以“耆英会”为代表的退休官僚聚会，酒席上承载的更多是对往事的追忆，尤其是曾经身居高位者，在高谈阔论中大概免不了提及政治话题，过往的纵横捭阖乃至于惊心动魄，都付之一笑。因自古有尊老养贤的传统，故这类活动都得到朝野的认可，往往成为一时的佳话。有得意就有失落，一些失意的官僚相聚，不过是借酒浇愁，排遣烦恼。《能改斋漫录》记载，前面提到过的范讽后来遭贬，回到故乡济南，常与亲朋故友聚饮。某日，一位退休官员在府邸请他喝酒，范讽乘兴之余在墙壁上题诗道：“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失去权势后的无奈。
南宋时，商飞卿到金陵总领军马钱粮，眼看各路宴饮频繁，花费动以万计，于是提倡节俭，就此省去了不少开支。但这主要还是因为战时财政紧张的缘故，而他这样的官员也实在太少。事实上，宋朝优容官僚，对官场酒宴一贯纵容，甚至对因酒误事也时常持宽容态度。《后山谈丛》称：一次，某朝官入宫后“醉饱失容”，受到御史弹劾。宰相韩琦要求处罚，宋英宗却表示：宁肯以其他事情问罪，也不愿因此惩处。今天，仔细品味这些往事，多少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官场政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