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两类人经常扮演悲剧的角色，具有象征性意义。
一类是时代的开启者，即那些见微知著，站在滚滚历史潮流的最前列，比一般人先认准方向，跨出一步的前驱者，就像鲁迅先生所比喻的那样，是别人才刚刚端起枪进行瞄准，他却已经扣动扳机，把子弹先射了出去。他们的下场往往很悲惨，总是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品。中国古代的商鞅、吴起、王安石，近代的谭嗣同、徐锡麟、秋瑾，现当代的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另一类则是时代的终结者，即那些身子已进了新的社会，可脑袋仍旧留在旧的世纪，始终奉行和守卫传统的思想意识、行为准则，尽一切力量抵御着时尚的冲击、新潮的洗礼的迂阔者。他们的结局同样不那么美妙，一生崎岖坎坷或身首异处姑且不说，更倒楣的是还往往作了后世众多聪明人（或自以为是聪明人）的笑柄，受嘲讽、遭奚落，无以复加，千百年过去依然灰头土脸，翻不过身来，就象越剧《泪洒相思地》所唱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若要回头百年长”。有扈氏、宋襄公、王莽算得上是这类人的典型。
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襄公实在很不幸，他虽然有幸地挤入“春秋五霸”的行列，可是，留在大家印象里的，仅仅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拿鸡蛋砸石头，在泓水之战中同楚国雄师打上一仗，结果大败亏输，惨不忍睹。换句话说，宋襄公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占上一席之地，多少混出点名气，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扮演过一回丑角，闹出过一通笑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且说公元前643年，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寿终正寝、驾鹤易箦了。他这一死可了不得，刹那间里里外外都没了辙、乱了套：齐国内部当即爆发五王夺嫡的火并，你一刀我一剑，戈矛出真理，弓箭定是非，杀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称霸中原几十年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一折腾，形象变坏，国力转衰，煌煌霸业也随之成为明日黄花。
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之死严重震荡了天下局势，彻底颠覆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使得中原诸侯陷入群龙无首的无序状态，成为一盘散沙。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虽然也兵强马壮，实力可观，但由于正致力于整合内部和在黄河上游拓展势力，暂时还不能腾出手来，打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主意。这样一来，召陵之盟后一直让齐桓公按捺住脑袋的南方强国——楚国，便重萌野心，蠢蠢欲动，企图乘机挥师北进，入主中原，将霸权抢夺到自己的手里。来一个“问苍茫大地”，究竟“谁主沉浮”！
在中原列国的眼睛里，南方地区的楚国乃是一不开化的“蛮夷之邦”，如今它要大举北进，发号施令，按“内诸侯而外夷狄”的原则衡量，自然是天大的灾难，即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对此它们忐忑不安，愤愤不平，可又束手无策，徒呼奈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贯自我标榜“礼义仁信”、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的宋襄公便要粉墨登场了。他的企图说白了也简单，就是想凭借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曾经践行齐桓公临终嘱咐，统帅诸侯之师平定齐国内乱的余威，潇洒亮相，招摇登场，出面领导中原诸侯抵抗楚国势力的北上，坐一坐齐桓公留下的那把霸主交椅，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
人生的忧患与困惑，在于人们违背自然之理，存在各种私心杂念，而有了私心杂念，则不免会“妄作”，由“动”而“浊”而“浑”。“满桶水不晃，半桶水乱晃”。的确，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之一是容易自满，做井底之蛙，稍有成绩便忘乎所以，稍有水平便沾沾自喜，全然忘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层道理，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至于它能否实现则又是一回事。
事实上，在当时宋襄公要想称霸，是困难重重，希望渺茫，甚至可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这首先是宋国的综合实力远远不如楚国，而众所周知，实力乃是从事争霸的先决条件，所谓“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只有“先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够“不失敌之败也”，这一规律，古今中外一概如此。其次是宋国地处中原腹心，为四战之地，四面都是一马平川，无高山大河作天然屏障，打起仗来易攻难守，多线受敌，兵要地理环境十二分的不利。其三是宋襄公本人水准不高，“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宋襄公虽有仁厚的名声，如早年愿让王位给庶兄；信守和践履齐桓公之托奉立齐孝公即位等等，但毕竟器局有限，能力薄弱。更何况在争霸的过程中还屡屡犯下政治、外交上的低级错误，譬如无辜诛杀鄫君，轻率攻打曹国等等，害得中原诸侯对宋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所以说，宋襄公蛇吞大象、不自量力的做法，属于典型的“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而已，只能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困境。当年，楚国对齐桓公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但这时候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稳操胜券。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让他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吃几两干饭的，且一边歇着去；并借此杀鸡儆猴，给其他中原诸侯一个下马威，结果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宋襄公一心一意想圆自己的霸主美梦，然而毕竟国力有限，捉襟见肘。他拿不出别的像样高招，只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模仿当年齐桓公的做法，擎举起“仁义”这个法宝，拉扯开“礼信”这杆大旗，为此，他多次登台作秀，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借以制造声势，抬高自己的身价。遗憾的是，他玩弄的这套把戏，实在表演得相当拙劣，让人不敢恭维。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无人喝彩，无人捧场，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左支右绌，进退维谷。这教人想起一句俗语，“命中只合八升，累死不满一斗”。在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秋天举行的宋地盂邑（今河南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对楚国的战略动向茫昧无知，又一口拒绝公子目夷（宋襄公之庶兄）提出的多带战车，以防不测的合理建议，兴冲冲地轻车简从前往出席（不坐装甲车而乘坐凯迪拉克轿车），结果在盟会上话不投机，就被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武装侍从生擒活捉，中了算计。
楚军押着沦为阶下囚的宋襄公乘势攻打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幸亏有公子目夷等人率领宋国军民殊死抵抗，才挫败了楚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楚成王后来也觉得留着宋襄公这个窝囊货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反而要管吃管喝增添自己的负担，于是就让鲁僖公做和事佬，出面居中调停，做个顺水人情，在同年冬天的毫地盟会上，将饱受屈辱的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一番奇耻大辱，真是七窍冒烟，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不守信义，出尔反尔；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附楚，因此连夜里睡觉做梦也想着怎样寻找机会报仇雪恨。他自知军力不是楚国的对手，暂时不敢主动去摸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是先把一肚子闷气发泄在带头向楚国套近乎的郑国头上，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捞回自己曾做楚军囚俘的面子。中国人自古最爱面子，对许多人来说，虚的面子比实的里子更为重要，宋襄公当然不曾例外。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和宋襄公的异母兄长公子目夷都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们都懂得“打狗要看主人面”的道理，认为在当时微妙、复杂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攻打郑国会引起“国际”纠纷，导致楚国出兵干涉，使得宋国走向真正失败的深渊。所以异口同声劝阻宋襄公头脑冷静，千万不可逞一时之快而一味蛮干。可是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宋襄公正处于亢奋迷糊状态呐，哪里听得进这一番金玉良言，反而振振有辞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诡辩，找歪理：假如老天爷尚不嫌弃我的话，殷商的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
问题既然已经上纲上线，提到了原则的高度，若再反对便有了“阶级异己”的嫌疑，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公孙固等人闭上嘴巴，保持缄默。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宋襄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意孤行朝前走，联合卫、滕、许三小国之君，领着兵马去攻打郑国。郑文公闻报宋国兵马大举掩杀过来，心里倒也并不怎么惧怕，反正有强大的楚国做着自己的靠山，撑着自己的腰杆，宋襄公又能奈我如何！于是他派遣使节昼夜兼程赴楚国求讨救兵，果然请动了楚成王的大驾。“车辚辚，马萧萧”，楚国雄师浩浩荡荡向北开进，直扑宋国边境，援救落难中的郑国。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愣住了，张开的嘴巴半天也没有合拢，缓过气来方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事态严重，大事不妙，被迫无奈急急忙忙从郑国前线撤出自己的部队。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主力返抵宋国本土。可是这时的楚军却不依不饶，仍然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的途中。面对楚军的咄咄逼人嚣张气焰，这一回宋襄公准备豁出去了，决心将楚军拒之于国门以外，以维护国家的最后尊严。为此，他屯驻主力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拓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静待躁”，等待楚军送上门来。
十一月初一日，得势不饶人、有劲不讲理的楚军开进到了泓水南岸，稍事休整，就开始涉水渡河。这时宋军早已布列好了阵势，长戟在手，弓箭上弦，可以随时主动出击，“致人而不致于人”。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先机之利的实际情况，建议宋襄公放下君子的架子，做一回小人，把握战机，趁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使其“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寻些好处，占个便宜，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呀？当敌人正在过河时打过去，岂非趁人之危，还算得上是讲仁义的军队吗？结果使得楚国得以舒舒服服全部渡过泓水。
楚军方面可不含糊，渡河一毕便转入下一个程序，开始布列阵势，摩拳擦掌。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改弦更张，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起攻击，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一下宋襄公可不耐烦了，连声责备公孙固：你这个人真的太不讲道义了，真的太不君子了！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呐！
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一本正经敲击战鼓，与楚军同时发起进攻。可是，这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楚国的兵马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就像大水冲塌堤坝似的直涌过来，宋国讲“仁义”、道“礼信”的军队怎么也抵挡不住，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一阵激烈的厮杀下来，弱小的宋军丢盔弃甲、大败亏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一个也不曾逃脱，悉数成了楚军的刀下之鬼。只是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拚死掩护之下，宋襄公才拣回一条小命，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狼狈不堪逃窜回都城，宋襄公一手挑起的泓水之战就这样在滑稽的场景中划上了句号。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目睹丧师辱国的惨象，不免心理失衡，牢骚满腹，纷纷埋怨宋襄公顾忌面子、爱惜羽毛，仁义至上、礼信为先而导致损兵折将，一蹶不振。可是宋襄公本人却很不服气，还在那里振振有辞，
替自己的仁道精神、贵族雅量进行辩解，开脱责任：“用兵打仗嘛，根本要义是追求仁义、申明礼信，所以，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不捕捉那些头发花白的中年老兵，不因敌人被阻阨于险隘，行动不便而取胜之，不主动攻打还没有摆列好阵势的敌人。”
总而言之，一切都要讲究“仁义礼信”，一切都要做到文质彬彬，可见他本人对贵族精神的崇尚和执着之坚定性。直教人联想起“文革”时的那句“高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宋襄公终因大腿伤势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军礼”原则和用兵教条去见他的先公先王了。他争当诸侯霸主的勃勃雄心、干云豪气，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杳无影踪了，真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泓水之战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襄公虽然算不得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风流人物，然而在新旧社会交替中却具有象征性的价值。它标志着商周以来的“成列而鼓”为基本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谲”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全面崛起；也标志着崇尚贵族精神的宋襄公这类君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像孙武这类擅长欺诈伎俩的小人正日见红火，左右逢源。“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于是乎，宋襄公作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当代一位伟人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的功勋而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扬名千秋。
不过，如果抛开单纯功利得失的因素，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蛋宋襄公并不是那么的一无可取，甚至是不乏闪光之点，令人理解与敬重。
老子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本质属性，存在或消亡，困难或容易，修长或粗短，高尚或低下，超前或落后，等等，都是通过相互对立、相互比较而得以体现与存在的，彼此之间并无绝对的标准，即常言所谓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评价事物离不开一定的时空条件，按这个逻辑来看待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可知他这么做，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正人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基本规则约束的选择。
所谓游戏有规则，道德有底线，在当时，这个规则就是“军礼”；这个底线就是“仁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正是体现“军礼”文化基本要求的《司马法》所强调的：战争活动的基本宗旨是“征伐以讨其不义”；用兵打仗应该“正而不诈”，即在作战方式上“贵偏战而贱诈战”，“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大家都在战场上充当温文尔雅的君子，做到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玩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上不得台面的伎俩，“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成列而鼓”；战争的程度和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加丧，不因凶”，决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战争的善后要以“服而舍人”为目标，“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举贤立明，正复厥职”。让对方有继续操盘的空间。这种“军礼”传统，曾延续了数百年，这就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称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军礼”传统的命运亦复如此。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的“军礼”原则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光荣的礼乐精神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优雅的贵族风度更被不少急功近利的人们看作是累赘，唯恐去之不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新旧格局递嬗的关键阶段，在“礼义之兵”老态龙钟，渐走下坡路之际，“诡诈之兵”却是呼之欲出，独擅胜场了：“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宋襄公的悲剧是在这新旧遽变的大势面前，反应过于迟钝，脑筋太不开窍。换言之，他受“礼乐”文明熏陶太久，中毒太深，当别人纷纷识时务赶弄新潮的时候，他还要恪守心中的道义，维护贵族的尊严，“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他最讨厌的、最轻蔑的，就是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式的势利，“识时务者为俊杰”式的庸俗。因此，他还要在战争指导上坚持“军礼”传统的诉求，怀抱“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兵法原则不放，祭起“仁义”这个法宝，打出“礼信”这杆大旗，表现出泱泱君子之风。
当在大家不以小人为耻，竟相效仿小人，努力转变为小人的氛围之下，贵族精神就被弃之若敝履了。作为君子，这时总是孤独的，而且也总是失败的。因此，《淮南子·氾论》以调侃的笔调道出了对坚守精神家园、维护贵族风范做法的基本态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当时主流的舆情：“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宋襄公的行为是悲壮的，但他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这叫做形势比人强，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过令人钦佩的是，他本人却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后悔，而始终对自己的君子之风、贵族之德怀有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打败仗是小事，若是为了争一时之胜而用卑鄙阴损的手段，玩起“瞒天过海”、“借刀杀人”、“混水摸鱼”、“趁火打劫”、“上屋抽梯”一类的伎俩，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才是真正面子与里子都输个精光的事情。所以，不行仁，最可悲；不守礼，毋宁死。为了这个理想，他走向了死亡，同时死去的，还有优雅的贵族精神、高尚的君子风尚。
宋襄公泓水之败以及随后的死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层次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成者王侯，败者寇”，成了人们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所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不择一切手段：于是乎，道德往往失去底线，游戏常常没了规则，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脸皮越来越厚，心肠越来越黑，手段越来越毒，不但不感到任何羞耻，反而沾沾自嘉，引以为荣，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烧杀抢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遂成了常态；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遂变作成功的标志，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日长。外国有优雅的骑士精神，有面对面的决斗，在中国有的只是“三十六计”式的暗算，而忘却了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
这种风气的弥漫，原因自然很多，但宋襄公的命运及其影响则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之死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想做君子而不得之人的共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