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泌《平叛策》的主旨，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稳妥持重、切实可行的统一方略。按此计划，唐军可以以逸待劳，一步一个脚印夺得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表面看来这需要比较慢长的过程才能实现，但实际上它是排除了后患的根本胜利，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叛乱问题。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唐王朝的历史也不曾例外。公元618年建立的大唐帝国，曾经创造过中国历史的辉煌。在经历了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数代统治者的苦心经营、励精图治之后，唐朝经济渐趋繁荣，政治相对清明，军事实力强大，国势如日中天。到唐玄宗开元及天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在繁盛的表象背后，导致唐王朝衰退的种种因素也在迅速滋长。唐玄宗统治的晚年，耽于声色之乐，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政治生活日益腐败，官吏贪赃，权相擅权，各种社会矛盾渐趋激化。加上军事部署上的严重失误，一改过去“居重驭轻”为“外重内轻”，使原先潜伏着的统治危机迅速表面化。天宝十四年（755年），危机终于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场血雨腥风、灾难深重的“安史之乱”正式上演，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身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南）城头树起反叛的旗帜，统率20万大军南下中原，直指唐王朝统治的中心——长安与洛阳。一时间，尘土飞扬，杀声动地，叛军铁骑呼啸南进，整个国家陷入了恐怖、杀戮的深渊，国家的统一面临着最深重的危机。
由于唐王朝在内地的防务十分薄弱，来势凶猛的叛军又皆久经战阵之师， 所以，叛军进展非常神速，铁骑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大河以北，除颜杲卿、颜真卿据守的平原、常山等个别城池外，绝大多数的州县官吏望风而逃或纷纷迎降，以致叛军很快推进到洛阳、潼关一线，并利用唐玄宗的战略指导失误，一举攻克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战略要塞潼关，擒获唐军宿将哥舒翰，尽歼唐军一线主力。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叛军兵锋直指唐都，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往四川避难。不久，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纵兵抢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在洛阳建立政权。唐朝统治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家分裂的局面几成现实。
当安史叛军攻入长安时，玄宗之子李亨率少数将领逃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于当年七月称帝，是为唐肃宗。为了挽救危机，肃宗任大将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率军5万屯驻灵武；以大将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坚守太原；又命自己的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谋士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开始了艰苦的平定叛乱、恢复统一的斗争，成为领导平叛的中心。
李泌是唐朝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战略家。他受任于危难之中，殚精竭虑地思索平定叛乱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分析，他针对朝廷已经丧失平叛良机的严峻现实，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地构思了唐王朝平叛的战略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平叛策》。
李泌《平叛策》的核心，是明确提出了唐军的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结合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其战略目标，总的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收拾残局，翦灭安史叛军，再造国家统一。其基本思路，是从战略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水到渠成地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应该说，李泌的战略谋划是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的，也是唐王朝彻底平息叛乱，再造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因为，安禄山在边陲经营长达十余年之久，已经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军队规模庞大，兵员多是从少数民族地区招募的，这些人缺乏府兵制下农民出身的士兵的忠君思想，多是为了私利才纠集于安禄山叛乱的旗帜之下的，而且久经战阵，战斗力极强。安禄山叛乱前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早以防边为借口直接控制了西北的一些主要军马基地，能获得骑兵马匹的充足供应。
另外，安禄山因长期兼任河北道采访使这一重要职务，左右了当地官员的任命。这样，当其反叛朝廷时，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忠于他个人的军队、文官系统，而且还拥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强大而富裕的战略后方。安禄山的战略是，对唐朝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核心是立刻占领唐朝的政治中心地区洛阳和长安，使皇室威信扫地，并尽快建立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平叛斗争，的确不能与敌人作正面的争夺战，而只有采取“以迂为直”逐次渐进的对策，以疲惫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战略重点，循序渐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通过较长时间的征伐，努力改变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尔后再进行战略决战，彻底平定叛乱，恢复统一。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李泌规划了指导平叛战争顺利进行的具体的战略步骤。这就是平叛战争要分三步走：
其一，针对安史叛军骤然取胜，占据中原广大地区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情况，将计就计，在唐朝广大的心脏地带与敌周旋，逐渐消耗叛军实力，同时把军事行动的重点放在对敌后方基地的破袭上，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其中首要的措施应是以郭子仪、李光弼两支唐军战略机动部队作灵活出击，将叛军四员骁将所率领的叛军主力牢牢牵制住，调动其长途奔波，使其无暇休整，既摧毁其战斗意志，又消耗其战斗力和兵力。这样就使叛军拖泥带水，首尾不能兼顾，攻守难置其措，陷入长达几千里的战场上不能自拨，完全丧失主动。显而易见，这是十分高明的战略。因为军事活动的本质属性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当时，唐军人数虽多，但难以集中使用，发挥不出优势。同时，几乎帝国能作战的兵力大都分布在边镇，内地已没多少训练有素的军队，实际上抵挡不住叛军凌厉的攻势，所以叛军在遭到坚决抵抗前能绕过河北而直下洛阳、长安。可见，只有将叛军的实力削弱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顺利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反之，若昧于知彼，又昧于知己，一厢情愿地企求超越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阶段，提前展开战略反攻，仅仅定位于两京等重要城市的争夺，那么，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势必会以疲惫之师顿于坚城之下，导致军事上更大的损失。这绝对不是“务万全，图久安” 的正确做法。
其二，命建宁王统率部队越经塞外进攻安史叛军的巢穴——范阳之北，命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攻范阳之南，两军互为犄角，密切配合协同，夹击叛军而覆其巢穴。这也是非常出色的高招，既能从心理上严重打击叛军的意志，从军事上又可彻底切断叛军的归路，并可以从侧后和两翼形成对叛军的包围。一旦这一目标达成，势必造成叛军内部的混乱，唐军则可趁机乘隙蹈虚，将叛军的指挥系统一举摧毁，为彻底平定叛乱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就兵法原则而言，这是古代“围魏救赵”战法在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运用。
其三，在以上两个战略步骤取得完全成功的前提下，再以大军四面攻击，合围两京，并最终加以收复，彻底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如此，则“不出二年，无寇矣”，即取得毫无后遗症的胜利。这既是高明的平叛战略灵活运用的结果，也是唐军浴血奋战所应追求的战略目标。换言之，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全”和 “久安”。
由此可见，李泌《平叛策》的主旨，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稳妥持重、切实可行的统一方略。按此计划，唐军可以以逸待劳，一步一个脚印夺得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表面看来，这需要有一个比较慢长的过程，似乎有些缓慢，实际上它是排除了后患的根本胜利，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叛乱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令后人遗憾的是，李泌这份高明的《平叛策》并未为最高决策者唐肃宗所完全理解和采纳。这位缺乏战略远见的统治者，务虚名而轻实效，一味求快恶慢，汲汲于在短时间内收复两京，不顾双方的实际情况而再三让唐军主力地在腹心地区发动正面进攻，因而使朔方、河西、陇右三大西北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使叛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可以在长时间内抗击朝廷，肆虐中原。唐肃宗的短视行为严重影响了平叛的进程，东都洛阳得而复失，一场本可早早结束的平叛战争，结果拖泥带水持续了八年之久，给唐王朝的中兴大业和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也恰好从反面进一步印证了李泌《平叛策》的算无遗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