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贤人与圣人
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格建树。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篇中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原文很长，大致的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住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就象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根。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乎法度,行为合乎规定,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富；乐善好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影，去无踪，变幻莫测，通达无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圣贤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境界最高的理想人格。圣，原作聖，《说文》云：“圣，通也。从耳，呈声。”由此可知，“圣”原意是“通达”之意。“通”什么？应劭《风俗通》：“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说明圣人是听觉敏锐，能通过闻声而知情状，进而与天地沟通，和谐万物。所以，最初的圣有一定神秘性。另外，圣有聪明睿智的意思，《尚书·洪范》说：“聪作谋，睿作圣”。传曰：“与事无不通曰圣。”说明聪明睿智才能通晓天地万物，能通晓天地万物的人也必然是聪明睿智的。“贤”原本是多财的意思，《说文》云：“贤，货贝多于人也。”《庄子·徐无鬼》：“以财分人之谓贤。”后引申出才德、德行均好。《尚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就是就才德而言的。春秋战国时代，贤人往往兼有财富与长德二意。《论语·子张》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明贤者能把把握事物的根本，不贤者只能知其细末。汉代贾谊在《新书·道术》中说：“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贤且明，此谓之圣人。”这就以圣人统摄了贤人，开启了圣贤合一的提法。
圣贤往往并称，若要区分，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古人所谓“立言、立德、立身、立功”，那么圣人就偏重于前三，而贤人则偏重于后一即“立功”。因此例如孔子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奠定中华文华之基，故被称“圣人”。而周公，辅佐成王，使之延续周王室国祚，功莫大焉，所以常被称“贤人”。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被后世称为七十二贤人，配享了孔庙。其中又把颜回、曾参、孔伋（子思）、孟轲提升到圣人的层次，但是比孔子低，分别称为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
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理想人格追求。所谓希贤希圣就是对圣贤人物抱着敬慕之情，希望通过自身的修养从低层次的普通人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直到圣人在理想境界。不管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自己努力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汲汲以求，有的还对后代寄予巨大的希望，在为小孩起名时都喜欢用希贤、希圣，对孩子表达这样的希望。如邓小平的小名就叫邓希贤，国民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家就叫陶希圣。
二 爱乡与爱国
爱乡与爱国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往往统一的。爱乡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家乡都不爱，怎能谈得上爱国呢?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觉醒，出现了一种叫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的特殊文献，这是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而产生的。近代以来日本常常有人以研究中国国民性为幌子，丑化中国人，为他们所谓的“东亚圣战”制造舆论。中国是个地域辽阔、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定位“乡土”和“国家”之关系。编纂乡土志的核心主旨即是如此。宣统《安南县乡土志》杨咏裳《序》认为：“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之爱国心，必自读乡土志始。”民国《盖平县乡土志》郭春藻《序》说：“盖分而言之，则为一县之乡土；合而言之，则皆国家之舆图也。”杨咏裳、郭春藻把“乡土”看成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二者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
更进一步地说，爱乡心也是爱国心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的一些方志作者，均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宣统乔德秀《南金乡土志序》说：“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懵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汨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民国《磐石县乡土志》的作者韩绍琦认为：“聚异姓之人，居一隅之地，未有不庆吊相通、患难相急者，乡党之感情使然也。有时异域相值，剪烛共话，谈及旧雨，较诸萍水相逢而倍亲切者，土地之关系使然也。……将乡土之山川、人物编入初等教科，以授儿童，戟刺之深，则有爱乡之观念。有爱乡之观念，则有爱国之思想。及其长也，爱国家之寸土，等于寸金不肯轻让于人也。”爱乡的思想源自对桑梓的眷恋，并由此而升华为爱国情怀。这就是说，只有热爱自己的故乡，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漠不关心，也就很难想象他会对国家乃至人类怀有爱心和责任心。恩格斯就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论姓氏研究一段话中说:“由于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大团结,这才是中国人民特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与淮安代表座谈时说：一个爱国的人没有一个不爱家的，我经常想家，想家乡。爱家，爱家乡，是一个人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乡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但是，圣人毕竟是罕见，而贤人相对则比较多，所以一般人所接触的、比较容易学习得来的还是贤人。乡贤，乃本乡的贤达，亦即本乡有德行、有才能的名人。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和才能，为自己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崇仰、爱戴。翻开每位乡贤的历史，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它记录着一个个奋斗者的自励、有为者的自警。浸淫其间，莫不让人折心动容，并奋起直追。一个个乡贤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支支永远不倒的标杆。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统多元的特色，乡贤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典型反映。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会长解释乡贤文化的意思，所谓乡贤文化，就是挖掘乡土文化，研究乡贤精神。他还指出：“乡贤，就是在本乡本土为国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也包括外地人。……他们立德、立功、立业，理应在历史长河中永垂不朽。”乡贤之“乡”在传统的语意里是指乡下、乡闾，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地方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乡贤应该包括现代化的新兴城市，特别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贤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是城市的精神纽带，能凝聚游子的心，增强文化竞争力。
其实中国传统上是非常重视乡贤以及乡贤文化的，过去许多地方都有“乡贤祠”，就是为了表彰乡贤人物，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从明清时对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的人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一场名副其实的反文化、反文明的大革命，我们不但在精英层面持续不断地批判儒家和传统文化，也在民间进行过打、砸、抢等严重的破坏活动。别的不说，大陆的先贤祠绝大多数被破坏，剩下的也往往是断壁残垣，先贤人物已经不再为本乡本土的后辈知晓。这样的轻弃传统，真是令前辈遗憾，为后辈可惜的事情。历史上许多大家都非常珍视乡贤的治学和思想以及乡邦文献，许多人正是因为对乡贤之学倾心，而学有所成，比如清代史家章学诚，每每言及先贤邵念鲁对他的影响；梁启超、陈垣先生每提到陈澧，必云“吾乡陈东塾先生”，敬重之意，溢于言表。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敬”字，敬先贤，敬乡邦文献，敬各地历代大儒。即使非常反传统文化的鲁迅一生也和他的故乡有割不断，剪还乱的关系。早在1908年8月,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呼吁：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因而他对中国“固有之血脉”，特别是对与其血脉相通、感情相联的越中“乡前贤”始终有着不可名状的亲和力，于是便有他自觉承续乡贤精神的热烈呼号和热情投入。他曾以十几年的时间来辑录校勘绍兴方志中关于乡贤的事迹和钩沉类书中乡贤们的著作，编成《会稽郡故书杂记》一书。他常翻阅明末绍籍遗民的著述，尤其推崇黄宗羲、王思任、张岱、朱舜水诸人，重视故乡的优秀文化和自己内在的精神联系。鲁迅成就为文化伟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乡贤文化、乡贤精神的自觉承传。
乡贤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北宋吕大临兄弟是张载的弟子，由张载创立的关学注重儒家思想的实践，躬行礼教。吕氏兄弟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教化社会。他们在家乡蓝田制订乡约，规定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即著名的《吕氏乡约》。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
内容是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乡约的推行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但也给吕大钧惹了不少麻烦，主要是说有结党的嫌疑。“传闻者以为异事，过加论说”。原因在于它是民间自发兴起的，不是上面号召的。在专制的制度下，不鼓励这个，反而要压制。当时朝中政争激烈，乡约的事闹得风风雨雨。吕大钧因此引起刑祸，曾一再写信劝吕大钧等把乡约变成是家仪或家学，这也反映了专制制度下，自下而上的变革十分艰难。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被金人所灭，吕氏乡约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南宋后，朱熹重新发现了这个乡约，据此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再度使吕氏乡约名声鹊起。到了明代，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南赣乡约》应运而生，影响最广。
乡贤的出现，与儒家文化的弥散性扩展和渗透有密切关系，也与地方文化有密切关系。乡贤存在，又为主流文化添了彩，为地方文化争了光，形成了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乡贤精神风貌与精神内蕴、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乡贤文化是地方或区域文化的精华，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扎根在故乡人民血脉深处的精神基因。
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有文化的读书人、解甲归田的将军或卸任还乡的政府官员、教书先生，还有当地的一些有钱的富绅等。明清时期主要是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他们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人物，他们无需政权的介入，也不使用强制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是传统文化的力量，遵循的是传统文化价值，依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农村乡绅失去了确认身份的途径,此阶层也开始消亡,逐渐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乡绅退出历史舞台始于20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另外毛泽东特别欣赏的湖南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外界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成立了“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可以逮捕，监禁，审判，杀人。他们动不动没收土地败产，随意处决地主乡绅，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与历代农民起义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例如当时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就被处决了。中共领导人李立山的父亲是一位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老人，再三表示跟儿子的共产党走，拿着李立三给湖南省委的担保信，担保老人拥护农会，高高兴兴从武汉回乡去，照样让当地农会给处决了。什么是土豪劣绅呢？湖南农运甚至喊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真的按照农运的说法，湖南农村人口的10％的地富农，20％的中农（自耕农），均在该杀该斗之列。张国涛反问毛泽东：“有地的自耕农也是土豪吗？你毛泽东也是农村的一个乡绅，你是劣绅吗？”毛泽东哈哈一笑。
经过农民革命之后，农村失去了它的精英阶层之后,大批青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使得至今中国农村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现在农村的社会治理成了巨大的问题，可以说是治理危机，这实际上就是“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
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欣慰的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但是有的村落社区自发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社会纠纷，比如用地、用水等等社会纠纷，他们不是去找村委会，而是去找当地一些辈分比较高的、办事比较公道的人述说，实际就出现了所谓的这种乡绅，但他们是一种自发的出现。江西有关部门将这种自发的行动变成有组织的引导，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老”。这些“五老”实际上就是现代农村社会的“乡绅”，以他们为中心，以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形式，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体现了我国一些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
总之，乡贤与乡绅比较：在传统的意义上，乡贤是乡绅的一部分——正面的一部分；在现代的意义上，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又几乎一致。当然，由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缘故，乡绅给人印象很不好，所以我建议用乡贤这个提法比较好。
四 乡贤文化研究与意义
发掘和弘扬乡贤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复兴传统文化，以及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先贤文化的研究也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先贤文化的开发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浙江省上虞市专门成立了以“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经济”为宗旨的乡贤研究会，致力于乡贤文化的探究、提炼和弘扬工作，运用可亲可感的形象教育，振奋人民精神，培育良好民风，成为该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上虞市乡贤研究会还在筹备一个上虞乡贤馆。1000多名乡贤的资料都放在馆中，让上虞人为他们骄傲，也让这些成功者感到家乡人的情谊。如果大家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上他们办的网站：上虞乡贤研究会网站www.xxyjh.com
乡贤文化在挖掘乡土文化，拓展服务领域，渗透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地去挖掘先贤文化中的高尚道德和人文情怀，并用之来教育和感染市民，使先贤文化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具体讲乡贤文化的现代意义有：
（一）乡贤对于本乡本土的后代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例如，《宋史·文天祥传》：“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文天祥以家乡先贤为榜样，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其壮烈诗句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法汗青”，至今为我们所传诵。这就充分说明了乡贤在教育后代方面的重要价值。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参观乡贤故居，讲乡贤故事，利用假期走访乡贤等活动，以乡贤人物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格修养，使青少年踏着乡贤的足迹快乐地成长。这样的教育比较我们过去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高远的伟大人物教育可能更能激发青年学生的兴趣，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乡贤的示范意义。 《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29日《官员退休后，不妨做“乡贤”》一文报道了一位“新乡贤”的事迹，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和老伴双双回到了老家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居住，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一个省级高官晚年回乡重新当“农民”，在今天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更难得的是，陈苏厚并没有因此感觉到自己多么高尚，多么了不起，而是感觉到回到乡亲们中间是一种自然而愉快的选择，因为他在老家真正地发挥了余热。陈苏厚晚年选择的示范意义在于，我们既要坚持现代法治社会的政治规则，让退休官员和过去的权力做一种利落的剥离，同时也应重视我国传统致仕官员的积极作用——成为造福一方的乡贤。
（三）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先进文化。重视乡贤文化，承传乡贤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是富起来了，但是人们业余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没有得到重视，传统儒家的社会教化已经荡然无存，社会风气却越来越坏，甚至黄赌毒泛滥，犯罪率上升。在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乡贤文化活动，对地方的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作用。
（四）乡贤文化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如前所述爱家乡与爱国家的关系。民族精神教育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爱祖国先要爱家乡，爱家乡就要了解乡贤。知之愈深，才能爱之愈切。乡贤文化资源为青少年了解、学习民族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通过积极引导了解乡贤事迹，领会乡贤精神，进而落实到学习乡贤的行动上，必将增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的自觉意识，使爱国主义落在实处。
（五）乡贤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要具体落实在人们朝夕相处，息息相关，生死相依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采取多样化的途径，促进社会的和谐，使人们过着安宁、平静、幸福、高雅、文明的生活。乡贤人物大都是本乡本土的道德楷模，人格典范，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和品质，可以使一乡一土的人们增强自豪感、增加凝聚力，在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的过程中建设美好家园。各地都研究、开发乡贤文化资源，从构建和谐村镇、和谐城市开始，使构建和谐社会从一乡一土，一城一市开始，一步一步落在实处。
五 乡贤文化的世界视野
国外也有先贤祠，最有名的是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先贤祠又名伟人祠，腊罗马称为万神庙。这个名字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上对于生前“有功德于民”的人，在他们死后为了表示敬仰和纪念，就立祠祭祀，把他们当成了神明，实际上表达的是崇德报功的人文教化意义。
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是一座国家级的先贤祠，它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先贤祠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174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在梅斯身染重疾，为此他许下誓愿：如果此番能够痊愈，一定建一座新教堂，至到1764年，路易十五为了感谢巴黎守护圣徒圣·热内维耶瓦的守护，在首都巴黎塞纳河南岸的圣．吉妮雄耶高地上建起了一座大教堂，于1790年将之全部完成，并且命名为圣·热内维耶瓦教堂。但竣工后一年，大革命时期（1789-1794年）的制宪会议就决定把它从教堂改为存放国家名人骨灰的祠堂——先贤祠（Pantheon） 。后来又经过几次反复，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年），从安放雨果骨灰开始，再度改成国家先贤祠墓，并保持至今。200多年来，先贤祠内安葬着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有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中仅有11位政治家。先贤祠，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是否能够被安葬于先贤祠，必须通过国民议会讨论，并由总统最终签署命令。
在一度热播的《大国崛起》中关于法兰西有这样的一段解说：
先贤祠，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从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起，这里成为了供奉法国伟人的地方。
两百多年来先后安葬在先贤祠的72人中，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是否能安葬于先贤祠，必须经过国民议会讨论，并由总统最终签署命令。 2002年，对于大仲马是否应该被安葬在先贤祠一事，法国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位通俗作家，而先贤祠中供奉的都是代表法兰西精神的伟人。希拉克总统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最后，国民议会讨论通过，大仲马成为第72位安葬于先贤祠的人。
总统致词:他们用笔谱写了法兰西的历史，并为它打上了印记，他们以激情和天才，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捍卫了共和国，他们是文化的火枪手。
这就是法国，对思想与文化的尊崇早已浸润了人们的灵魂。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
正是在这一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法国以它卓尔不群的气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先贤祠，成为法国巴黎的名胜之一，而这里，比凯旋门、艾菲尔铁塔更让法国人觉得自豪，因为它更反映法国人对文学、哲学和艺术的热爱。
在将大仲马安放于先贤祠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以及后来由法国总统
亲自扶柩的盛大的仪式，成为一次极好的法国历史和法国精神的教育机会。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古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圣贤大儒，现代中国有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如果我们也在北京或某个地方，建一个我们的先贤祠，用以反映我们的民族精神，教育我们的后人。我想，我们不但要复兴地方乡贤文化，还要考虑也建立国家级的先贤祠，纪念历史上各行各业的贤能之人。
我们要了解自己家乡的乡贤人物，通过乡贤对自己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格修养。乡贤人物一般主要是对当地有影响，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乡贤人物，如果能够让各地都能够发掘乡贤文化，作为教化地方，促进各地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源，其社会效益一定非常巨大。我们一方面是从理论上研究，深化对乡贤文化的认识，形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是引起各地对乡贤文化的重视，开发、利用乡贤文化作为教化一方的资源，这样就会产生全社会的整体效应。
来源：涂可国主编：《中国文化论衡》2016年第1期 总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