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突出的成就，形成中国兵家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这既表现为《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以《孙子兵法》、《司马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子论兵之作的丰富和兵书理论体系的完善，在当时是互为关系、相辅相成的，即兵书的发展，给予诸子军事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动；而诸子的基本理论，又对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国晚期思想文化嬗变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思想融汇、学术兼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等，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不同政治文化信息。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比较集中地体现为在战国兵书中，较多地带上政治伦理学的色彩。这是由中国古代学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谓“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指的都是这个含义。近人梁启超在其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基本特色：“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使得战国兵书注重将军事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政治伦理学的主体，换言之，就是使其许多军事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战国兵书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例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战威”诸篇；《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六韬》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等等，就是明证。它们均不是纯粹从军事学的角度立论，而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军事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总结。这应该说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
儒、道、墨、法、名、阴阳是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中对诸子学说的汲取和提炼，也主要表现为对这六家学派思想理论的接受。
儒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它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它的基本精神对战国兵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时虽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的阐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严格等级名分，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等。它们的影响所及，使得战国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战国兵书指导原则（宗旨）上的浓厚儒学色彩。具体言之，即表现为当时兵书通常以儒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
战国兵书中有关战争目的与性质的论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在把握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精神。它们对军事活动必要性以及根本宗旨之认识，基本上与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则相一致。这就是《尉缭子·武议》所说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然而，它们同儒家一样，称赞寝兵息战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而定天下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司马法·仁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六韬·武韬·发启》）。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指出一味依赖武力，频繁用兵，乃自取其辱之道，必然招致败亡：“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
战国兵书对于战争成败之关键的理解，也大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们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多取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仁义礼乐的推行与否：“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图国》）。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战国兵书之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这是儒家思想对当时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在《司马法·仁本》中的表述，就是“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在《尉缭子·战威》中，是“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而《六韬·武韬·发启》中则表述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战国兵书中这些渗透着儒学精神的军事“民本”概念，如果不单纯考虑其实施的效果，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含有相对的真理颗粒，值得后人借鉴和给予抽象的继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国兵书深受儒学的寖染与影响，集中体现为是对儒家荀子军事思想的认同与接受。众所周知，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尤为深刻与透彻。他著有专门的兵学专论《议兵篇》，并在《王制》、《君道》诸篇中对军事问题多有阐释，可谓是儒家人物中探讨兵学问题最为深入的一位。他不遗余力地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行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二是要“隆礼重法”。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廓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荀子·君道》）。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同上）总之，在荀子看来，“礼乐”是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荀子·富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荀子·王霸》）。三是注重将帅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做出了全面的阐发：“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荀子·议兵》）；“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同上）。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以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同上）。四是提倡守常经、行正道，反对一味追求“功利”、执迷“诡诈”：“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议兵》）。
战国兵书受荀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六韬》为例，其战争观理论就不无荀子思想的烙印。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六韬》作者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武韬·发启》）这就是说，能否在战争中克敌制胜，进而取得天下，其决定因素决不在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在于是否顺应天下的民心民意，是否合乎天地间的道义公理。若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能够顺应民心、合乎道义，就能得到天下万民的支持，就能无往而不胜，反之，则天下之人地成为你的对抗者和劲敌，就必然导致失败。
关于战争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六韬》作者提出了“爱民”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文韬·国务》)也就是说，实施统治，制定和采取各项治国措施，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要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统治者要将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悉心爱护，与其同忧同乐，“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武韬·发启》)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政通人和，上下一心，这才是取得战争胜利最根本的保证。而细加体会，我们能发现，所有这些理念，与荀子的兵学观可谓是如出一辙。
法家学说对战国兵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诸子略》），主张“循名以责实”，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权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儒学显得更为高明。兵书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和和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从现存的战国兵书内容来看，它们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厉行赏罚的主张，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明赏严罚，以保证军队上下统一号令，强化军事纪律。这就是《尉缭子·制谈》中所言的“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这里不仅讲求赏罚，而且将赏罚直接与奖励耕战结合起来，这与《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的思想实有相一致之处。另外像《六韬·龙韬·将威》中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吴子·治兵》中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等等，也同样体现了法家的赏罚理论。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法家的赏罚严明主张的确符合军事活动的组织要求，因此为战国兵书所广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缭子》一书最为显著。
战国兵书普遍强调军队的集中管理，主张以君权至上为军事活动的遵循规范，这显然是深受法家“尊主卑臣”、“专制独断”理论的影响。《尉缭子·原官》对这一问题是如此论述的：“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意思是说，
最高统治者有主宰一切的权限，臣下只能毫不保留地为主上尽忠效命而已。《六韬》中所反映出来的集权思想更为深刻，它一再提倡君主千方百计巩固权柄，以便左右一切：“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文韬·守土》）。这与法家慎到对“势”的论述如出一辙。其实，战国兵书中这种君权本位倾向的存在并不奇怪，因为时至战国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日益成熟之际，兵书中贯彻专制集权的要求，乃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
法家的“循名责实”理论，也为战国兵书所充分汲取和肯定。《六韬·文韬·举贤》有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这就是要求在用人之时，必须严格职责权限，根据职责的名分，来考察其职责的实绩。这种辨名析实的军事行政管理手段，的确是法家“循名责实”理论的流韵余泽。
法家提倡极端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间、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取舍基础上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战国兵书也深受其影响，提倡在军事活动的人际关系问题上，利用人的私欲，利用人的本性，借满足人们的欲望，来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例如，《尉缭子·战威》就主张：“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同时，它更强调封建统治者应努力使广大民众“去私”、“无欲”，至少不敢“有欲”，指出：“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尉缭子·治本》）。这实质上就是法家“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主张的翻版。同样，像《吴子》、《六韬》中有关“使愚、使贪”这一类“驭将用兵”之道的论述，也显然是以法家“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总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受到法家学说的影响，乃是明显不争的事实。这与法家注重解决现实问题，适应当时政治统治者实行专制主义的需要这一特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道家的基本思想倾向，《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有比较扼要而准确的表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具体地说，道家的要义大抵有四个主要层次，即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清静无为”、“贵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原则和思维方式，尤其为人们所重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战国兵书对道家的学说同样情有独钟，充分加以汲取。其中以《六韬》尤为突出。它们对神秘玄虚的道家语言多有搬用，以努力显示自己的深奥玄妙，不可捉摸。如言：“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尉缭子·兵谈》）；“至事不语，用兵不言……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六韬·龙韬·军势》）。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还不是最主要的，更突出的是，战国兵书主张在治军、作战中贯彻“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计大利而不计小利：“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六韬·文韬·盈虚》）。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六韬·武韬·发启》）。而道家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后发制人策略原则，则更得到战国兵书撰著者的青睐：“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六韬·文韬·大礼》）；“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勒卒令》）。在《孙膑兵法》中，更具体总结为“让威”的作战原则。应该说，这也是与《逸周书》中倡导的“柔武”观念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逸周书·柔武解》）
同时，战国兵书对社会动荡原因的分析，也常常采取道家学说的价值标尺予以衡量。如说：“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六韬·武韬·文启》）。这种评论社会问题的价值取向，同样表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过程所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之深厚。
其他诸家如墨家、阴阳家等，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也或多或少有所渗透和影响。概略而言，墨家的影响体现为战国兵书大多强调“尚贤”、“节用”以及“兼爱”、“救守”。而阴阳家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某些战国兵书也注重论述“五行”，谈说“六甲”等等。《六韬》中有《五音》、《兵征》诸篇，侈言“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云云，即是明证。
综上所述，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渗透和影响，其中尤以儒家与法家学说最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这两派学说的基本语言、概念范畴以及思想观点在战国兵书中出现的频率远较其他学派为高，而且也表现为它们在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兵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文化特征。具体而言，儒家学说为战国兵书规范了用兵的根本宗旨与目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问题。一句话，即儒家学说从总揽全局的高度，为战国兵书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从而使战国兵书在哲理上获得了升华。而注重实事的法家学说，亦从政治操作的角度，给战国兵书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政治实践理论，并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条件下对兵书的要求。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互为弥补，这就是儒、法两派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既然表现为诸子政治思想在兵书中的贯彻和落实，使战国兵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政治、伦理学的规范，那么它的历史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双重的性质。
一方面，由于战国兵书受到政治、伦理的严重规范，笼罩着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军事学术的独立存在价值，使得军事学沦落为政治学的附庸。换言之，将政治与军事努力加以等同的做法，显然是偏颇的。就认识论而言，这是片面、机械的；就实践而言，这又是迂腐、空疏的。同时，诸子学说影响渗透到当时的兵家著作之后，也使得后世兵家难以摆脱政治伦理精神的束缚，并使古代兵学的创造性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压抑。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兵学著作无有出《孙子兵法》之右者，以至产生“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这样的说法，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一在于斯。
另一方面，由于战国兵书受到浓厚的政治、伦理的规范，也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战争的确是政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伦理对于分析、判断战争的性质，理解战争的成败，认识战争的宗旨，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国兵书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认识军事规律，探讨战争问题，这一逻辑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它合乎理性思维的正常途径。同时，战国兵书吸收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爱民，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使得其战争观具有温和、中庸的色彩，这无疑是宝贵的识见，显示了对待战争应有的正确态度，对后人不无积极的启迪意义。而它们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同样是非常卓越的见解，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于战国兵书吸收法家的实用政治学说，用来充实自己的治军、作战理论，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合理性，在今天更有必要予以公正的评价。其他像道家、墨家、阴阳家学说对战国兵书渗透与影响的意义，也应作如是观。
总而言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深受诸子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对此，我们既不可简单贬低它的应有地位，同时也不应人为拔高它的历史意义，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缜密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这是我们研究战国兵书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嬗变历史进一步进行科学认识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