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年间，西方列强黑云压城，满清帝国大树飘零，“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就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阴霾中，一门专门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种族关系、行政与武备等方面的新学术——边疆史地研究也开始了它痛苦的妊娠与诞生的过程。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个19世纪的史学新方向，看作是对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以清中叶为界标，此前尽管已有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启了清代学者的历史地理研究之门。但由于当时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满汉两个民族之间，因而历史学家们更关注的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内历史地理方面。这其中或许也有一种遗民怀念故国的意思吧。然而，自清中叶以降，一方面是满清王朝统治已经相对承平，而另一方面，北方沙俄与取道中亚的大英帝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威胁日益严峻出来，也就是说在近代世界格局中的国际矛盾已经上升为更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疆地区更是危机四伏，这是有识之士把目光从“满汉之争”转向“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直接原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筹边谋防”、“志险要以昭边禁”，即如何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提供军事地理知识以及用来生产民族精神的诸种人文资源。最初从事这项工作的两位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先后编撰有《蒙古王公表》、《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等著作。徐松则编撰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此后又有一大批知名学者开始介入这个新领域。其中值得记念的有龚自珍，他除了编撰有《蒙古图志》外，还写下了充满政治与军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文章。而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最初也是从编著关注边疆民族的《圣武记》开始的。后来又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名著问世。在我看来，它们除了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学术报国”理念在其中。在翻开这些著作的时候，不难体会到，在面临列强瓜分、国将不国的时代危机中，这些民族知识分子只能在地图上捍卫一个古老文明体的存在与尊严之时所特有的悲凉心境与遥深寄托。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主要问题似乎已从政治军事上转移到“文明的冲突”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霸权话语的形成，如何在当代话语空间中确定中国文化的版图与主权，避免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庸与文化殖民对象，我相信，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挑战与精神困境。而在当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麦当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亚于当年的坚船利炮，它们直接威胁的是一个民族更为根本的精神家园。当此之际，不管是亡羊补牢，还是未雨绸缪，重新思想起当年那些民族知识分子的边疆史地研究，是既非偶然，亦非无足轻重的。
这个背景分析不仅适用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入解读与阐释，而且还可以说，江南区域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要远比中国文化在当下遭遇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在当代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保护所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如果说其一是来自本土历史上北方伦理叙事对诗性人文的话语异化，它至今仍在遮蔽着江南文化中固有的审美与诗性精神，那么其二则是来当代西方欲望叙事在现实中对精神生命全方位的扭曲，它正在恶性地消费着积淀在昆曲、园林、自然山水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诗性本体。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尴尬中，吸取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理念，开辟一个与之具有家族类似的人文江南学术方向，正是了结这两方面“新仇旧怨”的一条最有效的捷径。
这其中的原因也主要有二：首先，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如果说殖民化的速度快、程度深的往往是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大城市，那么真正代表着江南文化诗性真髓的也就更多地保存在一般的小城镇中。这也正是古人言及江南，总是喜欢用“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来形容的原因。前者说的是江南的“柔”，后者说的则是它的“小”。由此可知，江南文化的人文特征本就集中体现在它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之中。其次，再进一步说，如果说小城镇本身也可以区分为“中心化的”与“边缘化的”两种，那么还可以把苏南与苏北，把浙江那些先富起来的小城镇与江南地区外缘的小城镇区别开。如果说“中心化的”小城镇的益处是“得风气之先”，然而因此也可以说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受的污染最严重。比如周庄，一位记者在不久前的一篇周庄报道中，题目就是“人文消褪，市侩横行——周庄，商海淹没古镇”。正如杜甫说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对于那些依然沉默无闻、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外的江南小城镇，则应该成为江南文化研究与生态保护最值得重视的对象。尽管它们的现实“坏处”是所谓的经济不发达与观念落后，但另一方面，也正因此它们才最有资格代表本真的、素朴的江南诗性人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风景，在那一份冷清、寂寞与停滞中，也有可能看到更纯洁的江南文化真面目。职是之故，所谓江南文化的“边疆史地学”视角，就是一种从非主流地方经验去认识与发现江南的方法与途径。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这当然不纯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尽管发思古之幽情也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做事时多一点意识、心理上的顾忌与考虑。而更重要的则是，它会为人文江南资源的保护与生态式开发提供了一个内在生产观念：不是“先污染，后治理”，而是应该从污染最少的地方开始承担起保护江南大地的伦理职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