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化教育，在狭义上指执政党在学校推行自身所持有的一套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的教育，甚至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党组织，进行相关宣传，也即教育的党化。党化教育在广义上指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社会的教育，即执政党把自己的理论通过各类宣传及教育手段覆盖到整个社会。党化教育曾经被国民党在训政阶段中作为教育的重要部分。由于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在和平执政年代、在大学里宽松得多。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重点是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在时间上主要是1923年—1954年，共31年，抗日战争期间比较顺利。研究国民党党化教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了解当今的党化教育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 中国近代-现代教育的黄金时代
甲午战争（1894年）后，严复提出了公民教育的蓝图，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于是，从戊戌变法（1898年）到清末新政，办学堂、废科举、兴西学、育人才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迎来了推翻专制的辛亥革命。民国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编写了中小学公民教材。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在清末与民国初期，中国近代教育经过两次重要的改革。
第一次改革始于1901 年，清政府下诏废除八股文，设立现代化学校。在1901-1911 年间，约有100 种不同的杂志期刊，发表于同一时间内，其中载有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和风俗习惯的文章。这个时期，中国教育大力学习西方，使自由化教育思想迅速引进。
第二次改革发生于1919年前后。5 月 4 日北京学生因为政府外交失败，抗议游行，展开日后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觅求民主化的普及教育，深受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在 6 个月内，共有过 400 多种新刊物，全用白话文，出现于报摊上。
这个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尽力向学校拨款作为教育经费但不干预学校事务，实行“放任态度”，要求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学术界产生了各种新思潮、新主义，并在知识界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宽松的时期，从而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
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回顾1910 —1920 年代，曾感慨的说：“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
可是到了1929 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时，曾报告说：“(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
1924 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仿效苏俄，实行党化教育。日后其党徒“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中国近代教育，从此改变了大方向，开了历史大倒车，贻害后代无穷！而且，在大陆，倒车一开就近90年。
然而，10年黄金时代播下的教育种子，并不因为孙中山的倒行逆施而立即消亡。由于国民党的专制不够强大，并未一下子对全国的教育实行全面控制，还为公民教育留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也因为三民主义算不上高调，跟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离得不是很远，危害作用并不算大，因而自由化教育在许多地方还在延续，直到1949年。在自由化教育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杰出的精英人才。这一点，本网李昌玉的《中国的顶级人才是谁培养的？》一文有过详述。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提问中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可见，民国初期的黄金10年及后续29年的自由化教育是极其成功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先进的近代教育。
在中国，党化教育的创始人是孙中山。党化教育是孙中山“党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化运动”的内容包括“党化公务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而孙中山的“党化”思想是从苏联传入的，这是由于孙中山的屡战屡败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认识并得出“党化”的必要性，希望用以改变国民党对政权控制涣散无力的局面。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威力，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示。
1921-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学习苏联，提倡“以党治国”，在实际控制的广东省，在教育上学习布尔什维克，禁止教育自由化，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就是要通过组织手段，着手对学校实行控制，把学校变成党的政治工具。国民党发动学生学习党的主义，使青年学生热情信奉党的主义。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大规模发动学生加入国民党，使青年们都投身到国民革命中去，并在当时掌控的广东省的学校，使教职员都发展为国民党党员[1]。
1925年五卅惨案后，国民党在鲍罗廷指导下，在广东的学校都要求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全面控制学校。
1926年5月，广东省教育大会通过了《党化教育决议案》，规定全省高等学校及中小学都开设“三民主义”、“政治教育”和“社会科学”课程。1926年8月，广东大学合并改名为中山大学。国民党在广东的学校都建立了组织，教职员都要求入党，厉行党化教育，极力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要求学生参加政治集会，造成课程学习完不成。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教育学生“听党指挥”。蒋介石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校长，在学生中强调纪律性。
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于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民党把“党化教育”改名为“三民主义教育”，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作用没有改变。“三民主义教育”的课程中有“三民主义”和“孙文主义”，统称为“党义”。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全国颁布了党义课程教学的暂行标准。8月颁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9月15日，命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并对党义教师特殊优待。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训政”的需要，于1929年1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提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和课外作业相贯连”。
1929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详细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国民党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
教育家任鸿隽曾作《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从1921年到1930年，广东的学校基本上被改造成为党化教育的基地，厉行党化教育。北伐战争经过的地区也深受影响。
1931年5月12日通过，并于6月1日正式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确立“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的根本原则。1931年9月3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把教育当作革命建国的工具，开始封杀独立学校。
1932年，国民党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实质未变。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的一种非常措施。国民党正式执政时期，由于遭到具有科学和民主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如蔡元培等坚决抵制“党的孩子”教育，任鸿隽指出党化教育的种种危害，等等，因而在党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内容。
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其中明确宣布小学的任务是进行“公民训练”（包括体格训练、德行训练、经济训练和政治训练）、倡导民主自由、遵纪守法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出于抗战总动员的需要，又着手加强党化教育[2]。
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并着手为抗日战争培训青年，掩护沦陷区高校向西南迁移，使高校承担研究战争装备、武器的任务，并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但在教材方面也有渗透公民教育的内容。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将他伟人化，并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去，实行制度化，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每星期举行至少一次纪念孙中山的纪念日，全年还有孙中山诞生日、6.16蒙难日、3.12逝世日、革命烈士纪念日、清党纪念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五九国耻纪念日、7.7抗战纪念日、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会，等等，平均每周举行1~2次政治活动，在党政军机关、学校进行三民主义、孙文主义教育，中小学校中开展得特别隆重，大学中宽得多。
1938年2月4日，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党第5届中央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内容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全体跟读总理遗嘱、宣读党员守则，等等。对于纪念活动不力的人或单位处分很严厉。抗战期间，纪念孙中山的同时，也加强对蒋介石形象的威权化宣传，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平时，要求机关和中小学礼堂悬挂孙中山遗像，主席和总裁肖像，蒋介石手书“礼义廉耻”四字，提倡对领袖的崇拜。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开各自成见，基本停止了对党化教育的抵抗。
学校实行导师制，对中小学生实施思想、道德训导并全面负责，对学生言行实行军事化管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在涉及教育方面强调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一面，加强了党对学校的控制，使党化教育又焕发了生机。
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对青年进行党员守则、军人纪律等党化教育，同时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德育指导。但各地学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训育制度，各校各行其是，尤其在大学里受到的抵抗较强烈。
1938年7月，国民参议会第一期集会提案关于师范教育的训育是“应以德智体三育并重施教为原则，尤应特别重视德育，以培养国民之健全人格”。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蒋介石讲话，要求进行遵守党员守则，遵守公民法律、道德、秩序，贡献国家的教育，并要求教育工作者信仰“一个主义”、“拥护党国”、“服从领袖”。随后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对教师、学生、青年实行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但是在内容上跟战前“三民主义教育”仍有一致性和延续性。
从1939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加强培养抗日战争时期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和党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4434号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严格要求公民课教师、训育主任、训导主任，并大量吸收国民党党员、社会科学研究毕业的人、中等师范毕业并有教育经验的人为教师，这就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
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
1940年7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2年，针对中等师范学校公民教育，教育部正式修正颁布了《师范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等指导性法令，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和核心，实行公民教育和党义教育相结合，要求适合本国之国情和政治信仰。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遭到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
1970年代后，台湾民主化改革，才彻底终止了党化教育。
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危害，本作者暂时不多作总结，只采纳当时有关学者的意见。
1954年5月底，台湾的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发表了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在中学推行党化教育，硬逼着学生作《我心中的国民党》等无聊的作文，痛批党化教育之害。
同一时期，“反动教授”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表过严厉的批判，他说，党化教育有下列几项特色[3]：
（1）灌输青年，使青年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从党的立场和一孔之见来看世界，看人，看事。
（2）将教育当作党的宣传工具，制造青年们分享党的情绪；憎恶党所憎恶的事物，喜好党所喜好的事物。
(3)神化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
（4）造成青年们一个印象，以为国家虽大，若无此党，则日月为之无光，天地为之色变；故舍此党莫属。
（5）要把下一代牵着鼻子走，跟着歌颂这个党，为这个党摇旗呐喊。
这种教育的目标，系为党铸造下一代的预备队，奠定一党统治的万世之基。所以，党化教育就是一党统治的意识向下一代的延伸。
殷海光痛斥：“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不出于家长及受教育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置。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
“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成为废料。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而办教育的人，怎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
小结
国民党党化教育断断续续、羞羞答答经历了大约31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党同自由知识分子斗争的历史，同时也留有公民教育的广阔空间。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重点在国民党及政府控制地区的中等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在大学里，由于十年黄金时代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党化教育难以进入，因而党化教育不强，开展不顺利。抗日战争期间，党化教育比较顺利，大学里也开展一些活动。由于国民党党性的软弱性，专制力量的薄弱性，江山坐不稳等原因，对自由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向大学拨款不少，实行党化教育却始终不力，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并不强大。因而，整个民国时期，全国的大学仍然基本上是独立自由的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台湾，由于民众和学者的不断联合反对，党化教育已经不得人心，到1954年已经无法实行。
参考资料
[1] 袁征.漫谈党化教育.
[2] 闵强.抗战时期大后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述评——以国立师范学校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