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迅速颁布新的纪元方式和新的国旗，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国内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界别，围绕“改元”、“升旗”问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在新国家外观确立的过程中，各种趋附、抵制和妥协，客观地反映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并从深层揭示出新国家的外观与实际的距离。针对“改元”、“升旗”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国家建立之初复杂的政治趋附和心理变迁。
1911年，新政、立宪、民变、革命各种历史现象产生复杂交集，最终引发政治鼎革。南京临时政府在致各国电文中称，“中华以革命之艰辛，重产为新国，因得推展其睦谊及福利于寰球，敬敢布告吾文明诸友邦，承认吾中华为共和国”，“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强承认者，盖若是则吾人身世上之新气象可以发展，外交上之新睦谊可以联结”。①国家新气象首先体现在新的国家外观上，南京临时政府迅速颁布新的国旗、国歌和纪元方式，引发了一系列饶有趣味、意味深长的历史现象。
陈旭麓先生在1980年代论述到辛亥革命后的新国歌、新国旗，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了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②关于民初国旗和纪元问题的研究论著，李学指、曲野、冷静、秦秀娟、王小孚、左玉河、中村聪等学者也从各方面进行论述。③朱文哲将晚清民初的纪元问题置于近代时间观念变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中加以考察，相关论述从事实叙述深入到更宏大背景的思考。④本文拟考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同政治立场和派别的人士，以及民间不同政治趋向的人们，针对“改元”、“升旗”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动。这些现象及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国家建立之初复杂的政治趋附和心理变迁。
一、改元的分歧与妥协
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派黄兴到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议决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年。当日各省代表会向各省都督府、谘议局和各报馆发电称，“明日即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临时大总统于是日到宁发表临时政府之组织，请即公布”。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的电文以一等电发出，《时报》次日晚上十时接到电文，尚称“乃由代表会自议自行，不知果有效力否”。⑤但是，形势发展之快、各方反应之速出人意料。上海电政总局致电其他各局：“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希速宣布各局号数及册款均结至本日为止。”⑥1月1日，各地接到改元通告后，纷纷发表贺电。⑦
改元关乎历法变更，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问题。1911年12月2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迎孙代表在上海拜访孙中山，讨论建国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改用阳历。孙中山主动向代表提出：“本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欢迎代表回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孙中山强调：“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⑧孙中山透露新历法的两个作用：一是关系“政治”，即革命的“正朔”问题；三是关系“文明”，即与世界各先进国一致问题。在革命领袖的心目中，“改元”是代表革命性质与革命成败的一种重要象征。
自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至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各方对待“改元”的态度可视为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黎元洪接到改用阳历的电报后，“极表赞同，并电贺孙大总统就职之典礼”；⑨伍廷芳《共和关键录》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均在孙中山就职之日后改用阳历记事。⑩革命势力控制下的南方各省，行政机构和官立学校踊跃遵行。1月15日，广东法政学堂重新开学，并将旧历年假取消。(11)广东省教育部要求新历元旦前后学校放年假十四天，旧历元旦之前放假者以违背部令议罚。主持广东教育的钟荣光派员巡视城内各校，“有公立小学数所，学生放假过半，乃将校长记过。更有一校，教员学生，全不上课，乃罚校长俸薪半月。及开校员会议时，教育司长当众宣布，学界稍知新历之重”。(12)
南京临时政府“改元”行动，使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变成“元旦”(1912年1月1日)。《申报》认为，“此乃空前绝后、亚东出现共和国纪念之元旦”，可与美国7月4日独立纪念日相提并论。(13)《民立报》社论说：“今孙中山赴宁就大总统职，临时政府之组织亦将即日发表，则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中，惟此日为最足纪念。同胞其□负共和国民之责任，以努力进行乎！”(14)新历的使用、新元旦的确立，代表着革命党和趋新人士对于崭新时代的一种期望。《申报》“自由谈”栏目发表《新祝词》，作者兴奋地写道：“今日为新中华民国新元旦，孙大总统新即位，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之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15)
革命家着眼于政治进步和国家文明的象征，在“改元”政策颁行上态度鲜明，雷厉风行。但在中国民间社会，“改元”一事牵涉颇多，推行遇到阻力，“商界中人咸以往来账款，例于年底归束，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16)商界人士要求，“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业经宣布。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设骤改章，实于商务大有妨碍。故拟请即通电各都督转饬商会晓谕商户，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阴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嗣后即照阳历通行”。(17)共和建设会等团体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要求“商界收账暂照旧历，以安市面”。(18)倾向革命的趋新人士试图扭转这一传统习惯，但效果有限。为此，新政府作出妥协。沪军都督府告示称：所有商业账务，仍以阴历十二月三十日(阳历1912年2月17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19)
南方各省纷纷改用阳历，北方各省坚持使用阴历，这导致各地拍发电报韵母代字中同一代字指代日期有阴阳之别。例如，1912年2月9日，各地发给孙中山的电报中，革命党领导人伍廷芳、蔡锷、江北民政长何锋钰使用“佳”、“青”，段祺瑞使用“祃”，蒙古王公联合会使用“养”。(20)南北统一之后，袁世凯继承南方政府改用阳历的政策。他规定，“自壬子年正月初一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21)至此，北方各省纷纷改用阳历的电报韵母代字。袁世凯政府对于民间改历的困难作出妥协，命令官署改用阳历的同时，规定“仍附阴历，以便核对，民间习惯用阴历者，不强改”。(22)其后，各地均据此有所调整，如湖北黎元洪为顺民意，在旧历年前命警察沿途鸣锣传谕，“准民间依旧历祝岁，惟商店不得关门停贸”。(23)辛亥革命后新历使用并不彻底，一段时期内是公历、农历同时使用，官方和上层机构使用公历，民间和商业机构使用农历，出现因历法问题的分歧而产生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并立的“二元社会”现象。(24)
二、新国旗的象征意义与实际功能
新国旗的颁布是1912年1月10日作出的决定。但是，早在武昌起义、各省光复时旗帜改换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国旗究竟应当体现怎样的意义，所有革命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人士都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思。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成功发动后，湖北军政府谋略处几项重要决议中包括宣布以铁血旗为革命军的旗帜。10月28日，《申报》以“中华民国国旗”的标题刊登了铁血旗的图式，图下文字说明为：“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示十八省焉。”(25)
东南各省光复后大多使用五色旗，广东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部分留沪代表与江、浙、沪都督等人在上海开会，研究筹组中央政府事宜。讨论国旗之时，湖北代表提议用铁血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最后达成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中方案。12月8日，《申报》将三旗图案公布于众。(26)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项决议，使用五色共和旗(即五色旗)作为国旗，“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27)但是，五色旗并不符合孙中山对于国旗的理想。(28)孙中山提出，“夫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他心中属意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致临时参议会的复函中说：
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29)
一些国际友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对孙中山的友善，也曾提出各种有趣的建议。有一位外国友人通过梦中的一个小女孩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于新中国的认识。他向孙中山建议：“有个小女孩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画张中国国旗的设计图，接着她就说出设计图的样子，并告诉我太阳代表东方，火焰代表自由，太阳的光芒代表各省，国旗的红色代表中国人民为自由所抛洒的热血。瞧，多么有趣的梦啊。”(30)另一位友人、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团查尔斯·里曼向孙中山提出，新国旗的五色条纹来代表五族共和的话，比例似乎不当。仅仅一条红色条纹，并不能充分代表汉族的18个省份，而且将来省份数目增多，就更无法反映。他综合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色旗的特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18个汉族省份由红色条纹中的18颗星代表，黄色条纹中两颗星代表关东两省，蓝色条纹中的一颗星代表蒙古，白色条纹中的一颗星代表新疆，而无星的黑色条纹则代表西藏，因为西藏当时尚待划为一个省份。查尔斯·里曼所追求的，不仅国旗要美观，而且要涵义丰富，他所寄托的含义是“希望贵国在诸多方面，比如国旗、政府、经济、权利、公正等等与我们美国尽量相似，人人遵守法纪，从善如流”。(31)
但是，五色旗实际上已经被各地各界作为新国旗使用。为举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各省联合会通电各地“一律悬挂国旗，以志庆贺”。(32)国旗意味着统一和对革命的归附。新国旗确定之初，袁世凯尚未反正，对新旗不以为然，向他的外国顾问莫理循说：五色未必然成，恐遇风雨，变成糊涂也。(33)后来得到反清后得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承诺，转而接受了民国国旗。在南北对峙期间，两方面军队冲突不断。清帝退位后，负责议和的伍廷芳和唐绍仪立即要求袁世凯“通饬各处军队一律改悬中华民国五色旗以示划一，此后见同一国旗之军队，不可挑衅。如见从前清国军队尚未改悬国旗者，应即通告，嘱其遵照袁君电命，改悬民国旗。如果始终甘为民国之敌，则必为两方所共弃”。(34)北伐海军总司令汤芗铭上书孙中山，要求“大总统电谕鲁、燕各港口，暨在港各军队。自清帝退位之日起，升挂民国五色旗一月。铭当率各舰亲往查视。其有不遵命令，不悬国旗者，当照伍代表之处办理”。(35)
革命后的升旗活动，因各地情形不同，大略出现三次高潮：一是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元旦前后，各地“遵电改元，并升旗庆贺”。(36)二是阳历1月15日，因许多地方元旦时没有来得及开展庆贺活动，因而在15日补行庆祝。上海“工商全体休息一天，升旗悬灯，公贺总统履任，补祝纪元”(37)，“南北商务总会、商务总公所及各商家谨于十五日举行庆祝礼，一律悬旗点灯，共伸诚意”。(38)安徽“补行庆祝元旦大典，国旗焕采，百度维新”。(39)三是清帝退位，北方实现共和后，北方各地和原来未承认新政府的由外国人控制的机关更换新旗。在辽宁绥中，“本邑人士凡稍有国民之程度者，无不手舞足蹈，欢呼中华万岁。近日间竟有乡人不惮数十里之遥来城以睹五色旗者”。(40)3月19日、20日，东北的《盛京时报》专文介绍国旗历史，“自今而后，或即用五色旗，或改更定他种之旗式，要皆足以照耀大地，为吾汉旗增无限之光荣。
世有侮辱吾国徽者，誓与吾同胞共击之”。(41)
民国旗帜成为政治上正当性、正义性的标志，在南北统一的过程中，有个别地区南军与北军的纷争并未完全停止，此时民国旗帜更成为争夺正统性的工具。树立民国旗帜，在政治上意味着掌握了优势。清帝退位后，东北赵尔巽、张作霖在铁岭、开原等处，仍以兵力攻击服从于革命党人蓝天蔚的吴鹏翮、刘永和部民军，刘永和部不仅力不能当，而且向孙中山、黄兴痛诉“待以五色旗悬，有碍进行，不啻明季燕王炮击济南城，铁铉悬明太祖神主以退敌，致使我军公愤私仇，均无所泄，对旗痛哭，可谓伤心”。(42)显示了理与势双重受制的困境。国旗对于争取外交承认，也有重要作用。在列强尚未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时，广东都督府得到消息，美国南支那舰队曾受政府命令，倘遇中华民国军舰下驰施礼时，应一体回礼。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将信息告知广东外交部员，请约定期日，以一军舰对美军舰施礼，俾得回礼，并暗示美海军认中华民国国旗后，法、德、日、葡等国必随之。广东都督陈炯明意识到“此事关系甚大”，立刻向孙中山请示进行。(43)
革命的过程也是民国五色旗战胜清廷龙旗的过程。撤换龙旗，是表示转向或附和革命的必要前提。上海江海新关本由税务司管理，上海光复后将龙旗偃卷，却不肯张挂民国新旗。海关这一举动，显示出他们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表示对革命的服从。直至清廷宣布逊位后，海关高揭五色国旗，态度从谨慎服从转为肯定支持。(44)旧历新年这一天，民军代表与东北公主岭的各官衙和商务分会交涉，一致赞成共和，撤去龙旗改为五色民国旗。(45)对龙旗的恋恋不舍，被认为是对革命的抵触和敌对，在舆论中往往与死硬的“宗社党”联系在一起。1912年3月，天津《民约报》反映，“宗社党到处煽惑，已查有私制龙旗等据”，提醒“南方军队，无论如何，一时切勿解散”。(46)1912年4月，南京发生兵变时，南京留守处搜获龙旗二面，认定是“宗社党从中煽惑”。(47)新、旧国旗变成了政治上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标志物，一直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对象。
三、政治鼎革的外观与实际
纪元和国旗是国家外观中最具政治标志性的元素，也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旧历辛亥年结束之际，清宣统帝宣告逊位。当人民迎接壬子新年到来之时，身份已经由帝制时代的“臣民”变为民国时代的“国民”。《时报》评论称：“辛亥中国之尾声，乃为清帝退位诏书。夫清帝既退位，则中华国者乃真我五族人民之中华，非一姓满洲之清国矣，中华民国之主权乃始完全而无缺。”(48)启蒙的任务虽然艰巨，名义上的民国主人总比实际上的皇朝奴隶要好得多。(49)胡绳武、金冲及先生指出，对于辛亥革命在思想解放方面的意义不应评价过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鼓吹民主革命的同时，对那些禁锢着人们头脑的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也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开展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的国家外观确立，使人们不自觉地被推入到一个与旧朝廷总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新政治时代了。
辛亥革命最大成果是建立新的共和国，但“中华民国”并不意味着共和制度真正确立起来。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初，有论者看到形式上的共和并不代表共和的真正实现，“精神共和”更需要致力——“精神上共和者，其全国内一切立法、司法、行政之活动，及改革一政治，施行一政策，无不顺乎大多数国民之趋向与社会之心理。其发表于外部而见诸实行者，恰与舆论相符合，此精神上共和也。……即如中国今日，十九信条如果完全实行，永久遵守，是亦守君主形式，而共和其精神也。若根据少数人民之意见，公推一大统领，而美其名曰共和，共和国体国若是之易臻乎哉？其不流为共和之专制，盖亦仅耳。”(50)
如果说上述的担忧过于笼统抽象，一些敏锐人士对革命后的当权者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11年12月，容闳在写给谢缵泰的信中，提醒革命者注意列强支持袁世凯等人控制新政府的动向。他写道：“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他鼓励革命派顺应民意，“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他们就对了。”容闳特别提及，革命派要加强团结，不要陷入相互纠纷和内部争执，“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51)遗憾的是，革命党人没有实现容闳所期望的“团结”，也根本没有力量掌握全国政权。
东北《盛京时报》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和制度虽然建立，民国前途堪忧。评论说：“革命成功，共和始立，盖革命者共和之代价，共和者革命之效果，二者相依，前后相符，绝不容有种类不同者孱杂于其间，致为共和政体之蠹。而今日共和政体之新舞台正在开幕，其角色果为革命党员乎？抑为旧政界之蟊贼乎？”评论指出，新的国家必赖革命党人持革命主义，才能实现共和政治——“自革命蹶起于武昌，响应于全国，清朝退位，不过已达其推翻旧政府之目的耳。将来新政府之组织、旧积弊之铲除，仍赖革命主义相为始终，始克见共和完全成立之结果。今观临时政府之人物，仍以旧政界之最腐败者当其冲，而革党亦即漠然相视，反生乐观。若谓革命大功已经告成，共和政体已经成立者，是耶非耶？真耶假耶？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革命大功成泡影亦易事耳。记者每为吾国之前途惧。”(52)《盛京时报》的这种担忧，后来不幸成为事实。1922年《共进》杂志一篇评论对民初历史时作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民国十余年来，“国民把政权委托给他们(指‘亡清的文武士大夫’)，无异左手把政权从他们手里拿来，右手又恭恭敬敬地给他们送去。这一件滑稽的事情，不幸在我们中国近世史上看见”。(53)
新国家外观的确立，对于推动国家政治进步、人民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民国建立后接踵而至的并非一片坦途，而是波折不断。民元初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形式上的民主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社会基础上面，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形式也不断遭到专制的蚕食。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正如新国家的外观特别引人注目一样，革命的实际成果基本被局限在这种“外观”上。后世有人观察到，“有的外国电影表现中国这一历史的变革，没有任何激烈的场面，只是一面杏黄色旗帜卸下来了，一面五色旗升了上去而已”。(54)这说明，实质的社会进步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公元纪年、改旗易帜，是新国家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民国元年的改元升旗活动，体现了“近代化”和“革命性”，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革命高潮来临时，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各个阶层、各个派系以及各色人等，对于新纪元和新国旗表现出一定的趋附性，在形式上使民国的新国家外观得以确立。但是，这种趋附并非没有障碍，其中不少是基于“势”所必然，民主的观念意识尚十分淡薄。尽管我们对于这种寄托现代性的象征物，仍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新国家外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目标的完成。新国家制度的受损和社会基础的缺乏，促使革命继续向前，并具有全新的走向。在新一轮革命浪潮中，纪元和旗帜之争朝着更加代表胜利者意志的方向不妥协地发展。1928年国民党南京建政后，通过政治强力废除旧历。国民党将废除阴历的运动视作民国初年“革命”的继续，其政策思路延续辛亥革命时期的做法——将新历使用与“革命”正朔联系起来。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成为新政权的符号，取代民国元年的五色旗，中国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易帜”高潮。
注释：
①《文牍·伍廷芳请各友邦承认中华共和国电文》，时事新报馆编辑：《中国革命记》第6册，上海自由社，1912年，第9、11页。
②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1－343页。
③李学指：《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曲野、冷静、秦秀娟：《略述清末以来我国国旗的变化》，《兰台世界》，1996年第1期；王小孚：《辛亥革命旗帜谈》，《总统府展览研究》，2011年第1期；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中村聪：《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东方论坛》，2010年第3期等。
④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2期。
⑤《中国革命消息·南京公电》，《时报》，1912年1月2日。
⑥《来件·南京总统府电信汇纪·陈炯明致孙中山电》，《时报》，1912年1月9日。
⑦《公电》，《申报》，1912年1月3日；《恭贺孙大总统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3日。
⑧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0页。
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页。
⑩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
(11)《广东新闻：法政学堂不放旧历年假》，《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1月27日。
(12)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林家有主编：《孙中山研究》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0页。
(13)《自由谈：恭贺新年》，《申报》，1912年2月21日。
(14)血儿：《社论：民国唯一之纪念日》，《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15)钝根：《自由谈·游戏文章·新祝词》，《申报》，1912年1月1日。
(16)《本埠新闻：商民暂准沿用旧历》，《申报》，1912年1月3日。
(17)《本埠新闻：宣布除夕结账之电文》，《申报》，1912年1月9日。
(18)《本埠新闻：共和建设会上大总统电》，《申报》，1912年1月3日。
(19)《本埠新闻：沪军都督陈示谕》，《申报》，1912年1月3日。
(20)《要闻：关于优待条件之要电》，《申报》，1912年2月11日；《蔡锷致孙中山、黎元洪等电》，《天南电光集》第73电，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公电：江北民政长电》，《申报》，1912年2月10日；《保定来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附录·电报》第十五号，1912年2月14日；《蒙古王公联合会致孙中山及各省通电》，《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1)《公电：北京袁总统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
(22)《要闻：帝国与民国过渡之条件》，《申报》，1912年2月21日。
(23)《要闻：共和乐与新年乐欤》，《时报》，1912年2月25日。
(24)参见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左玉河：《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5)《专电：中华民国国旗》，《申报》，1912年10月28日。
(26)《专电：确定中华民国旗式》，《申报》，1912年12月8日。
(2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页。
(28)关于民元围绕国旗问题的讨论，参见李学指：《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29)《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
(30)《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一)》，《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31)《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四)》，《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32)《中国光复史·孙大总统今日履任》，《申报》，1912年1月1日。
(3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页。
(34)《南京临时政府公报·附录·电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35)《南京临时政府公报·附录》第21号，1912年2月24日。
(36)《公电：宿迁各界电》，《申报》，1912年1月3日。
(37)《贺电：上海去电》，《民立报》，1912年1月15日。
(38)《本埠新闻；举行大祝典之盛况》，《申报》，1912年1月16日。
(39)《公电：安庆孙都督电》，《申报》，1912年1月17日。
(40)《东三省新闻：五色旗翻万民志遂》，《盛京时报》，1912年3月3日。
(41)《共和肇国记·中华民国旗之历史(续)》，《盛京时报》，1912年3月20日。
(4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附录·电报》第49号，1912年3月27日。
(43)《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电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
(44)《本埠新闻：新关悬挂新旗》，《申报》，1912年2月21日。
(45)《要闻二：北满民党之举动》，《申报》，1912年2月29日。
(46)《天津电报：民约报致民立报转孙中山等电》，《民立报》，1912年3月24日。
(47)《要闻一·南京兵变三记·黄留守通电》，《申报》，1912年4月15日。
(48)《时评一：辛亥年之中国(三)》，《时报》，1912年2月13日。
(49)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27页。
(50)《代论：形式共和与精神共和》，《盛京时报》，1912年1月14日。
(51)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9－181页。
(52)《时评：五色旗下之革党》，《盛京时报》，1912年3月1日。
(53)杨钟健：《国庆日》，《共进》第23号，1922年10月10日。
(54)秦牧：《从皇朝到人民的世纪——杂谈辛亥革命》，《中学生》，1945年第91、9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