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及私密时光三种形式，其内容围绕着朋友、同事与家人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展开。书信往来既涉及与朋友、同事之“公事”，又有与家庭成员之“私情”；沙龙聚餐用于构建朋友、同事之类外向拓展型社会关系网络；私密时光用于维持并巩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内向凝聚型社会关系网络。地方知识精英与知名作家文人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与不稳定，呈现“弱连带”特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紧密，呈现“强连带”特点。在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中，多数时光用于构建外向型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光十分有限。其原因既有迫于生计不得已之故，亦有对文学、艺术的迷恋与追求，更有对秘密政治与革命理想的极度狂热。
一、引言
关于家庭生活的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家庭活动作描述式考察的阶段。研究者多通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活动考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内在的权力结构。白馥兰与陈弱水尽管分别以家庭居住空间的格局以及墓志铭与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其关注点则均集中在中国古代特定阶层的家庭中丈夫与妻妾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父权制权力结构等问题。①有别于中国古代以较多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一处的扩展型家庭为主，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建立以夫妻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型家庭。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也开始由上下从属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平等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变化。居住在亭子间、里弄与花园洋房中的上海知识分子，究竟过着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以何种面貌、方式、特点呈现出来？尽管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已经从思想史、心态史的路径日益过渡到社会文化史路径，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考察特定知识群体的经济收入、社会生活、日常交往等层面，对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领域缺乏足够关注。②
作为自身能够建构理论并验证理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在近几十年来持续升温。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以网络中间的个人及其关系为分析基础，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低度社会化的预设，注意到社会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对个人的约束。③自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后，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日益丰富。④近十年来，研究者日益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将网络分析法与关系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然而，尽管已有相关实证研究已经涉及职业流动、社会信任、政治参与等多个层面，但对于家庭生活领域甚少留意。⑤
关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字记录散在日记、文集、回忆录与杂志等文献中。这些资料依稀勾勒出知识分子以家庭为空间所展开的写信与收信、聚餐与谈天、照顾父母、与子女玩耍等一系列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不仅构成他们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建构并丰富了知识分子以朋友、同事与家人为日常交往对象的关系网络。基于此，本文拟以1927～1937年的上海为例，透过知识分子不同类型的家庭生活，考察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
二、 书信往来：“公事”与“私情”
1930年6月3日，已经从上海回到北平居住的徐霞村给老朋友戴望舒写信，信中写道：“据我的经验，上海好像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⑥徐霞村的判断由何而来不大确知，信中也没有字句能佐证。但徐霞村紧接着也承认，“现在却接到你这么长的一封信，这真是奇迹了。”⑦将这两句话并置在一起，无疑起到让收信人感到自己早先寄出的信令对方无比珍视的效果。然而，这两句话也隐隐透出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产生“奇迹”的城市，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如徐霞村所认为的不爱好写信。
写信是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时期。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⑧写信的风气在中产阶级之间蔚为流行。而写信人就像收信人一样，默默认定德国人所称的“通信秘密”是会受到保障的。⑨近代以前，中国有邮驿和民办信局两种邮递形式。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通过加强邮政制度建设、利用海关资金支持邮政等措施，将西方邮政制度与中国社会对接，促进了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⑩上海书信馆创办于1865年8月1日，系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专理本地信件递送事物，同时发行邮票及明信片等物。11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南京邮政总局，并积极谋取与北京邮政总局合作，使得中国邮政事业在非常时期保持了统一状态。12在此期间，上海邮政事业迅速发展。“上海邮局除北京路总局外，支局已有二十处，各分疆界，收递信函，亦有只管理收信而不管理递信者”。1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每天会收到大量信件，并写信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与家人。柳亚子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谈及自己目前的生活内容：“我是吃饭睡觉而外，看看报，写写信，看看书，如此而已。”14鲁迅每天的收发信频次尤为密集。鲁迅在1928年1月1日～1月31日间的收发信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鲁迅在1月的31天中，有收信、写信或发信活动的就有20天之多。收信次数远比写信与发信次数多。1月份总计收信33封，寄信9封，复信5封。鲁迅收发信的对象李小峰、江绍原、许钦文、陈学昭等人或为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出版业经营者，或为过从较密之友人。可见，围绕书信展开的活动不仅构成鲁迅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是以撰文为生的鲁迅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会并习惯于给他们的爱人写抒发私密情感的信件。他们的爱人不在身边时，这样的通信更为频繁。周瘦鹃曾论及情书的特点及称呼格式时说：
情书者，男女间写心抒怀而用以通情愫者。情书之作，所以表情也，其性情中人而善用其情者，每能作缠绵肺挚之情书，而出以清俊韵逸之辞。情书之作，开端必有称呼，男致女者，率曰某某爱姊某某爱妹，亦有但用芳名中之一字，曰某卿某姊某妹者，其下则缀以如吻如握爱鉴青睐青盼等字。15
知识分子经常使用各种昵称表达他们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鲁迅与许广平相互往复、书信传情的《两地书》众所周知。1620世纪30年代初，在胡也频离沪前往山东工作期间，丁玲在给胡也频的家信中分别使用了“我爱的频”、“美美”和“爱人”三个称呼，在落款处自称为“你爱的曼伽”。17在郁达夫狂热恋上王映霞时，书信往来也是他与王映霞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生性浪漫、感情奔放的知识分子尽管早已有家室妻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写给与之交往密切的异性朋友的信中使用亲昵的语言。柳亚子与谢冰莹的忘年交已是文坛佳话。在给谢冰莹的信中，45岁的柳亚子一方面表达了强烈希望与谢冰莹拉近距离之意：“你为什么又要叫我‘长者’呢？我是很愿意做一个小孩子呢！”18另一方面又对谢冰莹的日常生活流露出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情：“你怎样会摔了一大跤呢？真是小孩子，连路都走不来。现在已经好了吗？很挂念！”19因欲前往杭州游玩，让柳亚子感到依依不舍的别离：“小别一星期，居然有点难过，我们真是情感太重了”。20在杭州旅游的一周间，柳亚子几乎天天给谢冰莹写信。其中一封信盛赞白马湖的风景，末尾的省略号不免给人以意在言外之遐思：“白马湖真好，有山有水，不愧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21即将回沪的时刻也让他按捺不住与谢冰莹再聚的期盼与喜悦：“乘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特快通车，下午二时抵北站，我们又可相见了。一周间的小别，总算告一个段落吧！”22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它也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23信件的内容既涉及知识分子的“私情”，也涉及知识分子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与生计有关的“公事”。24在郁达夫1927年初的日记中，尽管没有记账式地记录每天收发信细节，但时常有“看了许多信札”、“开拆了许多信件”之类的话，由此可见当时负责打理创造社上海出版部事物的郁达夫有每隔几日便将所收之信件集中拆看处理的习惯。25在鲁迅、赵景深、胡愈之等许多知识分子的书信中，都有大量涉及版税、稿费、书稿等“公事”内容的信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与“私”向来是一对模糊、变动的概念。相对于家庭中的个人作为“私”而言，家庭是“公”；相对于个别家庭作为“私”而言，社会或国家就是“公”；相对于个别的国家作为“私”而言，国际社会就是“公”。个人处于这种多层次同心圆展开的过程之中，常面临多重的身份与责任互相冲突的问题。26将两者置于不断互动、相互界定，而非僵化对峙的范畴，尤其以个人与群体之重建，为探测数百年变动之触角。27知识分子也时常在涉及职业、生计等“公事”范畴内注入人情、关系等私人因素，从而模糊了“公事”与“私情”之间的边界。在上海知识分子的信件中，时有请对方在权限范围内帮忙、救急、推荐自己的熟人至对方处工作等内容。叶鼎洛从奉天到上海，难以立足，遂写信给汪馥泉，请其帮忙谋职：“你不妨替我弄弄冷板凳的事情看（教图画吧），不过每月的收入总至少要在百元以外。”28书信不仅是郁达夫处理出版部工作的内容之一，还成为他为挽救创造社出版部避免被查封的沟通方式。当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的时候，“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29次日中午，“方见梁君拿了任君的复信回来。任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301929年11月4日，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沈从文致信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希望能够准许自己的妹妹入学：
从文有妹，想在中公不求学分、不图毕业、专心念一点书，作为旁听生，按照章程缴费上课，现已至校，惟目下无法缴费，拟请学校许可由从文此后月薪中扣除，若无此规矩，则请许可暂缓缴费——再不能，则只请许可仍然迁出宿舍矣，因人虽进宿舍，功课尚未选定，既无办法，从文固不能因私事而使本校规则破坏也。31
这段话透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这是沈从文的一桩个人私事。然而，又因与学校现有规则制度存在些许矛盾，故沈从文给胡适写信，希望能在不与学校制度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予以通融。沈从文先提出一个较具常理性的变通方案，又紧接着作了倘或不行的假设后果，信末再附以不能因私废公之句收尾，好使胡适顺水推舟应允下来。在不触碰“公”的原则基础上，借助自己原本形成的私人关系网络，加之合乎情理的变通方式，知识分子在“公事”之中灵活、成功地注入了“私”的元素。
当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日渐疏远，相互之间的往来书信措辞也日渐“公事”化。昔日的无间“私”言难以为继，不免令当事人心生唏嘘。于赓虞到上海见到赵景深，引发了赵景深的慨叹：
要是你不来，我的枯燥的生活将继续下去，甚至不能开一朵小花。从前的好些老朋友，通信也成为公务了。要像以前那样在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乱谈一阵是不能够的了。我只感到工作的紧张，连拜访朋友的余暇都没有！32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每一次传阅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33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从乡土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维系亲缘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从家人写来的信件中了解父母、弟兄姐妹等至亲家人的最新近况，并为这些状况而情绪起伏。柳亚子的家书中，时常是一封信同时写给柳无非、柳无垢两个儿子。郁达夫在未见到王映霞前，妻子孙荃的来信令他倍感难过：“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34初来上海不久的柔石接到女友的来信，心情大好：“早晨起来，就得到久未通信的震东的信，虽则三页信纸，而我不能不说这是CHIRSTMAS给我的好现象。我很快乐，此刻已写好回信。”35当接到父亲来信后，他又为信中所提及家中状况愁眉不展：“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我读了信，
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36对于左翼文人夏征农而言，“家里的信，从来不曾给过我好消息；不是说穷，便是诉苦。我拿着信，心里很不耐烦起来，我不愿把它拆开，甚至没有勇气把它拆开。”37
中国人“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38问候父母及友人的身体健康并谈及自己在上海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是知识分子在家信中的主要内容。柳亚子在致两个时在外求学的儿子的信中，时常问及当地的天气状况及孩子的身体状况：“今天天气甚冷，我们烧了洋油火炉。不知你们冷否？”39“你们都好吗？非的下半个身体怎样了？40“昨夜和今晨飓风暴雨，我的写字台上积起水来，真是一塌糊涂。你们洞里怎么样？木板想早已搁起来，上课时会翻下水去吗？或是被大风吹倒在马路上吗？很挂念着！”41徐志摩在致父母的信中，多次问及母亲的健康状况：“妈连着几天辛苦，觉得怎样，胃口仍能如旧否，那晚张医生来了没有”；“爸爸说，妈前晚因鼠子闹，不曾睡好，昨早上有些气喘，不知已平复否？为念”；“爸爸返硖后情形如何，不曾得知。前函诸针药并用，不知伯父以为然否”；“儿因看妈上车时衰弱情状，心中甚为难过，无时不在念中”。42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克己复礼”，意在教导人们不宜将个体的情绪直接外露。因此，书信中透出的私人情绪与观点的表达，就是通信双方不见外的表现。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时常提及自己因当下生活状况的艰辛而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目下则除了这样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身体坏则毫无生趣科研，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43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开埠口岸之一，个人隐私观念在近代上海较之其他城市更为深入人心。信件无疑是他人隐私的一个象征。然而，对于私拆他人信件这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宽容，有时会被知识分子用来表现对友人的亲近态度。何家槐有一次在徐志摩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于是他又很温柔地说：‘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44
三、交谈的世界：沙龙与聚餐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变为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45启蒙运动前夜的法国沙龙是思想交流场所、文艺批评中心、启蒙运动重阵。1798年之前的沙龙大都为文学性的。46自由自在地看书报、论文艺、谈政治，是盛行于18世纪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沙龙形式。47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时常在家中三五好友小聚，围绕着文学、艺术、政治等各种话题畅所欲言。胡适等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沙龙。1929～ 1930年，在上海极司斐尔路 49号甲胡适寓所客厅或范园集聚的这一文人群体，以聚餐、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开辟出了一片狭窄的自由论政空间。48“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49“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50“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治制度’。”51而一些家境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留学欧美，有西化生活习惯的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等话题具有浓厚兴趣。热衷法国浪漫派的曾朴把自家的客厅变成了法式文化沙龙，成为了沪上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52围绕着中西方文坛流派演变以及评点圈内同仁新近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沙龙的主要话题之一，偶尔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话题。1932年夏天苏雪林途径上海，与周莲溪拜访庐隐与李唯健夫妇，“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53郁达夫曾这样回忆曾朴家会客厅的沙龙情形：
我们有时候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浓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孽海花》，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那一件事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讨厌。54
喜好社交的邵洵美也时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文艺沙龙。通常礼拜六下午下班后，朋友们到邵家一面聊天、吃饭、喝咖啡，一面欣赏花园里的景致，到十一点多回家。5530年代《论语》杂志作者之一林达祖“职业是教师，……不可能每天去闲谈。星期天是休息日，假使这周不回苏州家里，则一般总是去邵家闲话上下古今。”56他还回忆了自己因向邵洵美催要稿费而被热情好客的邵洵美邀请前去做客的情形。诗歌是社交的一种基本途径，借此文人雅士不仅与在场者交谈，而且也可跨越时间建立一个活动的社交圈。57在交谈中，邵洵美就自己最新的文学新作与林达祖斟酌词句，并以精致的茶点招待来客。《论语》杂志的创刊也缘于一次沙龙聚会：
邵家原住静安寺路，那时邵洵美因他的时代印刷厂设在杨树浦，为便于照顾，移家提篮桥前面的麦克利克路，地属杨树浦区。……一进大门，我们却一见如故。邵洵美堆满笑容与我握手相迎。他把我引进会客室，那里四壁整齐地排列者中外书籍。……那天上午，他正好填了一首词，……他要我怎么改一下。……我进邵家门是三点半，乱谈了一阵，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退，他再三挽留，要我吃些点心再走。其实坐定清茶之后，已经用过咖啡与西点。第二道点心是一小碗鸡丝煨面。后来我成为邵家常客，才知道他家日常接待来客一般都是那么殷勤。58
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季青崖、沈有乾、章克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让大家无拘无束消消闲，以幽默文章发发牢骚，解解闷气。59
启蒙时期的法国沙龙里最耀眼最受瞩目的要属周旋在男性上层精英之间的沙龙女主人。每个沙龙都典型地继承了18世纪的传统，由夫人们主持着，她们的情人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沙龙的中心随着她们情人的变换而改变。6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上层知识分子的沙龙复制了这一模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一批时任教于北平高等学府的教授们时常聚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在“太太的客厅”中侃侃而谈。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61而在上海的上层知识分子们的沙龙中，女主人似乎处于缺席状态。在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回忆中，醉心于18世纪法国沙龙模式的父亲十分希望他的沙龙中能有一位法国式的沙龙女主人：“这个女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62“在所交往的朋友中，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使他引以为憾，所以后来女作家苏雪林经张若谷引荐去谒见曾朴，便成为曾朴一生中一件难忘的大事。”63曾朴为此曾寄希望于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和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但二人均无法达到这些男性知识分子眼中沙龙女主人的标准：
洵美道：——从前本想把郁达夫的王女士，来做个牺牲品，那里晓得这位王女士，也只欢喜和情人对面谈心，觉得很好，社交稍微广大一点，也是不行。
我说：──那么陆小曼何如？
彦长道：──叫他碰碰和，唱唱戏是高兴的；即使组织成了客厅，结果还是被蝴蝶派占优胜，我们意中的客厅，只怕不会实现。64
一些关系较密切的作家、出版人也时常三五成群在家中畅谈。赵景深回忆了在郑振铎公寓会客室里交流文艺时的情形：
振铎一手端了一碗早餐饮用的粥，一手拿着一本深蓝色薄面重加装裱的讲究的戏曲踱了出来。他翻开其中木刻的图画给我看，我不感到兴味，这是在十年以前。……在东宝兴路郑寓的会客室和书房里，八九个喜爱文学的宾客，彩绸的电灯罩下，振铎在沙发上翻着《西游记杂剧》的日本复刻本给我看，书桌上正摊放着他的未完成的稿子和小本的《曲苑》。65
欧洲中世纪的沙龙是作为上流社会阶层的社交场所而存在，象征着一种旧时代的社交生活形式。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原先以贵族阶层与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为主体的沙龙变得日益开放，其准入门槛也随之降低，以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为主的沙龙蜕变为以文化与时尚消费话题为主的沙龙。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沙龙则涵括了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知识分子。在对文学、艺术有着狂热喜爱的学生与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简陋的家庭里，他们谈论着热衷的话题，交换彼此的看法，举办属于他们的“沙龙”，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踏出面向上海文学市场的第一步。20世纪30年代来到上海的欧阳山和草明夫妇住在北四川路的一间亭子间。两人加入上海“左联”后，结交了一批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的年轻“左联”盟友。常来他们亭子间聚晤的有张天翼、蒋牧良、朱凡、韩起、杨骚、沙汀等人。他们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此期间，草明把自己创作的小说不断投寄给《申报自由谈》，并最终在这块影响甚巨的文学园地占有了一席之地。66叶灵凤与倪贻德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交谈回忆。在施蛰存的回忆中，一个几乎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女性演员兼作家王莹，在自己狭小局促的住所里，也时常举办文学青年的沙龙聚会：
上海美专校门上的那间过街楼上，他已经是回到母校来教书的先生，我则仍是每天提了画箱来学画的学生，可是我们两人在那间小楼上谈得多么起劲。绘画、文学、恋爱，两人的意见都十分融洽，同时遭遇又有点相近，再加之彼此都穷得可以，这就更促进了大家的友情。67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在一九三零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公寓，接待文艺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68
甚至个别大学教员也时常在家中邀请学生来做客，形成以师生自由谈天为主要活动的沙龙。据陈德业回忆，“1929年我考上了沪江大学的化学系，……当时的校长是刘湛恩，……他对学生很好，他的太太王立明也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学生都受到邀请去他家吃饭、喝下午茶，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热烈讨论，气氛十分活跃。”69
从邵洵美、曾朴等人家庭中的沙龙聚会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常交往也因交往对象数量众多、交往频次密集、交往目的不确定，而使其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松散与不稳定的特征，少有紧密、固化的人脉关系。曾虚白回忆了当时往来家中沙龙的众多面孔：
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
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一堆青年，有时两三个，有时十多个，围绕著一位老先生，有的嚼著瓜子花生，有的吃著糖果，有的抽著烟，跟著这位老先生娓娓长谈是我们马斯南路客厅里差不多每夜都有的热闹景况。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风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70
在巴尔扎克看来，19世纪的巴黎人为各种繁杂的事务所累，疲于奔命，忙得不可开交，与它们相比，外省人在如何准备美食与品尝美味上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心力和才能。71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饮食格外重视。一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家庭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有8～12人参加的奢侈宴会，中产阶级竭力模仿他们，大约每个月举办一次晚宴。72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家中聚餐。鲁迅、黄炎培、郁达夫、胡适、邵洵美等人时常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聚餐。友人来访、亲人团聚、生日节假日等，都是聚餐的理由。1936年5月28日，正值柳亚子50岁生日，“沪上好友集宴寓庐，举行五十寿庆”。73《黄炎培日记》中所载1928年1月间黄炎培在家中举办宴会或在友人处赴宴的情形：“晚偕纠思访萌亭夫妇，餐于其家，同餐者李叔明，通意大利文言。”74“午，偕纠思至仲谋家会餐。”75“偕卫玉至观老家晚餐”76“夜，邀亲戚会餐。”77“旧历元旦。志莘来共餐。”78“午赴胶州路21号，公权邀餐，同坐王彦和、沈昆三等。和士招餐，却之。步青招餐，却之。”79“午及夜皆饭于立颜家。”80
当知识分子的家人有烹饪特长时，该特长也会被用作款待友人的方式。胡适在家中宴请“新月派”文人品尝夫人江冬秀烹制的安徽特色“一品锅”；茅盾的夫人孔德沚邀请鲁迅一家品尝其家乡风味野火饭：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斐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办不到的，那就是——蛋炒饭……81
1933年4月中旬，茅盾一家搬到大陆新村，……一天，茅盾夫人孔德沚亲自邀请鲁迅一家去品尝她亲手做的家乡饭——野火饭。所谓“野火饭”，是茅盾家乡浙江桐乡乌镇的一种便餐。用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虾米、鲜豌豆等加上调料与大米拌匀煮熟即成，吃时再配以鲜汤。……那天，善于烹调的茅盾夫人所做的野火饭的确鲜美可口，色、香、味俱佳，使鲁迅赞不绝口，在他的日记中也写上了一笔。遗憾的是，夫人许广平女士因海婴生病不能前去品尝“野火饭”。82
为照顾对方口味而招待的家庭聚餐显得更具温情脉脉的人情味。这种聚餐往往在关系较为密切的知识分子之间举行。鲁迅先生喜欢吃北方风味的饭食，萧红时常给先生做一些可口的北方饭，有时包饺子吃，这对于鲁迅先生来说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83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里特别记载：“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萧红说：“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84宋云彬在上海期间与茅盾来往颇多，茅盾的太太孔德沚“见我到上海，十分高兴，她待我如上宾，知道我爱喝酒，特地每晚替我打‘花雕’一斤，有时两斤，弄得我不好意思。”85
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亲朋好友们的聚餐，多是一副人头攒动、杯盏交错的热闹情形。倘或有喜好插科打诨、活泼风趣之人穿针引线，场面就更为活跃，谈论的话题也更显随意。徐志摩每以热情与活力感染聚餐的气氛，胡适、林语堂等人也偶露“食色性也”之类话题：
我们常于每星期六晚在胡适之先生极司斐尔路寓所聚餐。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有趣的信札，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86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胡先生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87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吃饭，……在这种场合，他（鲁迅）的态度应付自如，随缘谈些闲天。只记得林语堂提到一副版画，画面是垂着帐子的床，帐子在轻微地动，一只猫蹲在帐子前面，和动着的帐子下摆做游戏。这表现了林语堂的艺术兴趣，他夫人听着几乎脸红了。但鲁迅很自然地听着……88
中国人历来有饮酒之好。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在进餐之时小酌小饮。南社诗人陈柱尊，“嗜酒成癖，常与人轰饮，自称酒帝，……彼曾任交通大学校长，每晚归来，进晚餐，动辄一、二小时，盖饭前必饮高长兴之花雕，且饮且与子女谈笑，长女松英经常伴之，因此松英酒量亦宏。”89喝酒也是一种建构与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三五好友借助酒兴，说平日不易说之话，甚至做平日不能为之举，被视作不见外的表现。对于有意接近并与之建立关系的人，也时常采取邀请其喝酒的方式达到交往目的：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90
邮票大王周今觉，他寓居拉都路，每个月总是择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位熟朋友到他家里小酌，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熟朋友如陈病树、黄蔼农、宋小坡等，我也添陪末座。91
邓散木，……他嗜酒成癖，客来辄留之饮酌，他的庭院中，酒瓮累累。92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喜欢与好友饮酒畅谈：
嗣余南来就业于上海中华书局，不久君亦离浙来沪，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君是时已以史学大师名，余亦雅好治史，……君嗜酒，且无量，漏夜著书，伴之者惟酒盈事，且呷且书不知倦；余固亦酒徒也，时时从君饮，酒后君辄清谈娓娓，若挹清泉于不竭之渊，然虽醉甚而出言有章不似余之酒狂。93
郁达夫居沪期间交往甚多，他时常在家中请朋友们小聚酌饮一番：
每天总要准备五六个人的饭菜，朋友早上九十点钟来，聊一会儿，就拉开桌子开始搓麻将，吃午饭时喝酒，日近黄昏，客人陆续离去，这些朋友一般只吃午饭，不吃晚饭。94
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去看他，正是要开饭的时候，他便留我一同喝酒。指着旁边一大坛子绍兴酒，他高兴地告诉我：“映霞因我常在外面吃酒，特别给我买来一坛子好酒，留我在家里吃，以后我不在外面吃酒了。”王映霞女士站在一旁也笑着诉说她的苦衷。95
有一次到他家里去，碰巧他的哥哥郁华先生也在那边，他们兄弟俩刚刚开始喝酒，看到我去了，硬要我留下同喝几杯；菜是王女士自己做的，做完了出来，也陪着我们喝一两口酒。达夫先生原是健谈的，喝了两杯酒，更是天南海北，无话不谈。他对法国和法国文学仿佛很有兴趣，他向我打听法国文坛的情形，并问我在巴黎时的生活状况。他还告诉我，他译过卢骚的什么文章，几时要找出来让我根据原文给他校一校。他的哥哥郁华先生，胖团团的个子，也很和善，但或许因为我们是初会的缘故，他显得比较沉着，不大说话。96
中下层知识分子尽管无法像条件优渥的上层知识分子一样享受奢华优雅的沙龙文化，但在他们的住处一样有聚餐的快乐。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人罗烽、白朗夫妇来到上海，一度生活拮据的二人先与萧红、萧军同挤一间房，后又与舒群、陈凝秋同住法租界美华里亭子间，靠典当身边不多的衣物维持生活。有朋来聚时，他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