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革命党真正有声势的时间应该是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与立宪派的崛起一样，中国革命党的形成出现在庚子之乱满清宣布新政之后。当时，中国读书人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纷纷走出国门来到日本留学，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选择在日本学习军事，这大概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这些人在日本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目睹西方国家的进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痛感祖国改革的必要，因此回到国内后，要么成为宣扬宪政改良的立宪派，要么成为举起反清义旗的革命党。最著名的例子如立宪派的汤化龙和革命党的黄兴。
从黄兴的履历中我们可以发现，28岁以前也就是1902年留学日本以前的黄兴，对反清革命是没有自觉的。依广东番禺人胡汉民的回忆，1902年在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速成师范的黄兴（当时名黄轸）并没有表现出什么革命志向：黄兴杨度俱在校中。杨以勤学称，黄未尝有所表现。
正是留学日本之后，这些读书人眼界大开，也意识到了满清的腐朽和国家的危机，所以才开始振臂高呼。温和者宣扬宪政改良，激烈者号召反清革命,黄兴就是其中的一个激烈的革命者。
1903年11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它的发起人之一就是1903年从日本回国的黄兴。同时另一个从日本回国的湖南人陈天华成了黄兴的重要伙伴，他是华兴会的副会长。不久之后，光复会在浙江成立，章太炎、陶成章是其主要发起者。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正是由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由日本极右翼势力支持的孙文所组成。尽管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极力宣扬孙文的历史功绩，但对孙文与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关系却一直讳莫如深，在台湾的史学著作中也极少有人谈起，不过我们还是能从同盟会的历史上看到十分明显的痕迹。孙文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就是一个对中国奉有特别使命的右翼分子，他接受日本政客犬养毅的指派，专门到中国寻找可为日本利用的人物，而孙文就是被他看中的主要角色，除了宫崎滔天，还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人物北一辉，日本侵华的急先锋组织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都成了后来的同盟会会员。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文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文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到日本，为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穿针引线的就是宫崎寅藏，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竟然是在黑龙会的总部召开的。
我们已不知道当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在孙文、黄兴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黑龙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华兴会的首领，在两湖及留日学生中有巨大影响力的黄兴，却一面倒的支持孙文成为同盟会的领袖，而当时加入同盟会的70多人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孙文的名字，也根本不存在他们参加革命是受到孙文的感召。与其说孙文成为同盟会的首领是因为自身的影响力，还不如说是日本人精必策划的一场阴谋。当然靠着日本人成为同盟会首领的孙文注定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的角色。
孙文并不孚众的领袖地位加上他刚愎自用、极难与人相处的个性很快使同盟会面临崩溃。关于孙文刚愎自用的性格，我们不仅可以从宋教仁1905年至1907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从孙文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处得到证实。尽管在同盟会末期宫崎寅藏还成了孙文在日本的全权代表，但“二次革命”后，宫崎寅藏却选择站在与孙文分道扬鑣的黄兴一边，这也说明孙文骨子里是一个独裁者。
早期的同盟会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但它的代表性更多的只是因为它的成员最初都是留日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而已。
1907年4月9日，极具史学价值的宋教仁日记戛然而止，具有相同命运的是两年前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这一年同盟会分崩离析，成为名存实亡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宋教仁极有可能是在东北之行运动马侠失败而回来后又看到同盟会如此状况，心生退意而不再续写坚持了几年的日记，这也让我们失去了了解同盟会真实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后来的所谓史学家，不管是国民党时代或现在的中共政权里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写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为了统治需要的政治谎言，根本不足采信。
除了孙文的独裁者意识外，导致同盟会解体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各自政治信念和反清斗争方式的差异。
到了1911年，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则继续打着光复会旗号，而孙文早于1908年另组中华革命党，按照自己的套路在南洋与美洲一边募款，一边找人驱除鞑虏，至于同盟会，更多的成了这些领袖心中不愿提起的痛。
谭人凤曾力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首要人物宋教仁在1911年10月前赶赴武昌领导那里的武装起义，但宋教仁认为南京的地理位置比武昌更重要，所以他坚持留在南京一带，为此谭人凤曾破口大骂宋教仁为革命党的历史罪人。显然，这一次谭人凤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还有他意识到自己的份量能力都远远不及宋教仁，所以尽管新军起义后不久他就来到武昌，但他对当时的局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后一个月内的武昌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无与伦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没有结束,它造就了几个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如袁世凯、孙文、宋教仁、黄兴、黎元洪，汤化龙。而最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昌起义后的局势并没有朝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设想发展，也就是说，当历史洪流滚滚而来时，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足以控制它的走向，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其实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的是，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旧式革命党。它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它在党内实行党首独裁，革命方式兼具秘密性和排他性，对政治异己者采用暗杀手段，而且孙文领导的同盟会为了获取一己政治私利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同盟会把自己消除异己的暗杀手段从满清一直带到了民国。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许，革命党著名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和汪精卫刺杀载沣并没有什么两样，对孙文一党而言，谁阻挡他们的权力之路，谁就应该被他们除之而后快。更为恶劣的是，这种下作的排除异己的方法后来被他们反复使用。1913年3月20日，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1918年9月1日，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杀。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结束，这个国民党正是由孙文一手所创立。暗杀政治对手只能说明这样的组织视国家为自己的私有之物，它与宪政民主体制下的现代政党有天渊之别。
民国建立后，同盟会不仅一夜之间成员暴增到几十万人，而且它满清时期所具有的暴力革命、党魁独裁、地下党思维和排斥异己等革命党特性并没有因为民国宪政制度的建立而得到改变，相反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甚嚣尘上，尽管当时中华民国的建立并非革命党一己之力而成。1912年3月，已改为公开政党的同盟会曾发表会纲34条，对其组织进行了规定，这一会纲孙文一人独裁的迹象非常明显。而当时民国临时约法已经颁布，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已经确立，中国已进入宪政时代，同盟会浓厚的革命党色彩已完全不能适应宪政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同盟会将会成为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巨大障碍。
或许正是基于对孙文独裁意识和同盟会暴力本性的担忧，执着于宪政民主信念的宋教仁联合同盟会领袖黄兴开始着手改造同盟会。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在同盟会里最忙碌的两个人当属孙文与宋教仁。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文为了继续保持自己在党内和国家政权内的影响力，开始高喊民生口号。1912年4月1日，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文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912年4月4日，在回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时，孙文又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此后，孙文一路高喊着民生口号，从南到北，巡游中国，到处演讲。如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孙文在武汉的演讲言必称平均地权、社会革命，让湖北的革命党人大为惊异，辛亥革命元勋之一的孙武听了孙文的演讲后就公开加以反对，孙武认为在民国刚刚建立之时，孙文就大肆宣扬第二次革命和民生主义，将会成为点燃武汉流氓暴动的导火线。而一路陪同的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对孙文主张立即着手社会革命非常反对，他曾对孙文的随行人员胡汉民说：武汉之局，方忧动摇不安，先生奈何言此？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孙文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之所以大谈振兴实业，修建铁路，其实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任何人都知道，依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要想建成孙文所提出的10万公里的铁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1913年2月，孙文出访日本，名为找日本企业出资修建中国铁路，实则是到日本寻求极右翼组织的金援，准备再回国参加第一届正式总统大选。1914年5月11日，在孙文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求得日本政府帮助自己打败袁世凯，孙文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致函一封，他在函中说：以支那人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余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等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复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
什么主义必须要以生命相博？什么志向必须要以国家为赌注？这不是把国家公器当成自己一人一党之私利又是什么？孙文这段话不仅是他自己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中共赤裸裸的写照！中共的毛太祖最终实现了孙文的志向，用孙文党国、党军、暴力革命的政治哲学把中国变为中共一党之私，然后让所有反对者灵肉俱灭，再然后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又用高压手段把民众圈养起来，用封杀言论让国家安静下来，美其名曰维护国家稳定，其实这就是赤裸裸的专制暴政。
以孙文的阅历他应该知道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所谓政治革命、宪政理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都已实现。如果他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无知。而如果他对此心知肚明，则只能说明他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倘若真是这样，孙文之用心与自己所标榜的天下为公岂不相隔万里？
民国建立后，同盟会有两个大脑，一个是高举民权大旗主张宪政民主政治的宋教仁，一个是高喊民生口号主张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孙文。
宋教仁与孙文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早已存在。在同盟会中，宋教仁并不象黄兴那样一意拥护孙文。在思想上，宋教仁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立主张。1910年冬，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谭人凤等人欲在长江流域发展，开始筹组中部同盟会。回到上海后，宋教仁先任民立报主笔，他不断在报刊上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在民立报的这段时间，国人得以了解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国主义的，与孙文欲借用列强的力量特别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发动的革命的支持完全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政治，与孙文后来杜撰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主张不同。他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赞同国家社会政策，但他区别于孙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所谓民生主义。
宋教仁主持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宗旨是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他的目的是要把孙文所谓的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革命变成纯政治的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宋教仁眼看着孙文的所作所为，内心对孙文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并不认同，在一次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宋教仁感叹道：今世固无英雄，其人才之匮绝，将犹有蛰隐未暴者耶？显然，宋教仁并不认同孙文，也从未把孙文看成当世能救中国的英雄。
宋教仁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了黄兴与孙文因国旗一事争吵，欲退出同盟会的原因是由于孙文太刚愎自用：盖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这与其说是黄兴对孙文的看法，不如说是宋教仁内心对孙文的看法。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宋教仁还写道：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1906年6月，宋教仁与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白逾桓等人一起准备召开同盟会员大会，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因黄兴拒绝而作罢，此后，宋教仁即与孙文同盟会分道扬镳。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此组织虽号称同盟会，但与孙文领导下的同盟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宋教仁不但为武昌起义后的革命政府制订了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还领导了长江下游革命党人的系列起义，为义军攻占南京立下首功。特别是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进行政治革命，以建设民主的立宪政权为目标，所以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不像孙文一党那样排斥异己，而是富有妥协性，他与黄兴一道同立宪派的领袖们达成只要袁世凯迫使满清王朝退位，就推袁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时代共识，为中华民国的尽早建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所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宋教仁在革命党中有了巨大的声望，对时局的影响力也与日剧增，宋教仁领导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大有取代旧同盟会之势。
刚从海外回到国内的孙文当然不愿看到宋教仁影响力的日益扩大，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孙文将誓词修订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清帝退位后，同盟会于3月3日改为公开政党，孙文又将同盟会宗旨确定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这一宗旨与宋教仁所倡导的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的政治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
宋教仁一直主张联络与原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为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这一主张在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得到包括黄兴在内的同盟会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巩固宪政民主制度，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机器侵害才是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这一点我们从美国独立后联邦宪法漫长的制订过程就能清楚的看出来。民权的实现并非推翻一个专制政权后宣布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就得以完成，如果没有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国家体制作保障，任何美好的宪法都是一纸空文。宋教仁对中华民国的政权体制的设计是先在临时约法的框架下进行国会议员的选举，然后由国会两院议员制订国家的正式宪法，宪法颁行后，所有政党在宪法制订的游戏规则内活动，国家最好由两大党组成，经过选举，胜选者组成责任内阁执政，败选者作为在野党行使监督之责，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显而易见，宋教仁代表的就是中华民国正确的历史前行方向！
宋教仁的不懈努力在1912年8月得到回报。8月25日，与同盟会政见相同的5大党合并组成国民党，与往昔主张暴力革命的同盟会相比，此时的国民党具有明显的现代政党色彩。在国民党的政见中，旗帜鲜明的主张政党政治，主张组成政党内阁，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它摒弃了孙文同盟会时代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论调。其次，它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郡县制政权体系，使省与中央政权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权制衡，这与孙文主张县为自治单位也有明显区别。第三，主张三权分立，国家政权由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组成，三权相互制衡，它对孙文所谓五权宪法进行了彻底否定。同时它主张厉行地方自治以保障民权，摒弃了孙文不合时宜的民生主义。国民党在其宣言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实行两党政治的必要性：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爰集众议，询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国民公党、同民共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共和宪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藉此引起一国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主张政党政治，自然就抛弃了同盟会原有的排斥异己，用非法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地下党思维。而且国民党废除了同盟会时代的党首独裁制，以党员选举组成理事会，理事长由所有理事互选产生，而议会斗争自然就排除了暴力革命，如果国民党能够接照这一模式发展，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必然来临。
然而，从1912年8月25日成立到1913年11月4日被解散，国民党仅仅存活了437天就永远成为了历史，国民党的解体也意味着传统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政党的努力宣告失败。
对于宋教仁与黄兴改造同盟会，建立国民党，同盟会的名誉领袖孙文态度又怎样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孙文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民生不离口。但他明明知道，民国建立后，就连维持临时中央政府日常运转的经费都没有，何来的金钱建成10万公里铁路。而且孙文自就任全国铁路总办后，除花了袁世凯给他的几万大洋的办公经费到全国各地公费旅游了一趟外，在中国土地上，并没有建过一寸铁路，这真是莫大之讽刺。孙文不仅以高喊民生口号以应对党内日益高涨的要求进行政党政治的呼声，而且在毁党造党的时代潮流无法阻挡的情况下一面消极对待，一面暗地支持反对建立国民党的党内极端势力。1912年10月9日，就在中华民国周年纪念日前一天，孙文给一直由自己控制的南洋同盟会成员们去信，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成立国民党而坚持同盟会政治主张的态度:近有数政团与同盟会政纲相和，协同并合，定名为国民党，业于八月间开成立大会，设本部总机关于京都。时适文抵京之日，故得躬亲其盛。孙文文中之意无非是说，国民党成立时，恰好自己因袁世凯之邀身在北京，不得不出席成立大会。事实上，孙文看到国民党之宗旨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不同，所以在当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之后，并没有履行职责，而是把理事长一职交由宋教仁代理。当然孙文也知道，此时的国民党根本不由他控制，他的当选更多的只是宋教仁、黄兴对他表面的客气，他在国民党里仅仅只是个挂名党首而已。
所以他把自己政治上的希望依旧寄托在同盟会极端势力的身上，他在信中说道：同盟会既改为国民党，嗣后同盟会名义虽存，已变为历史的及社会的团体，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惟历年来既多代表鼎革之功，耗无数心血财力及诸先烈之身家性命，以恢复神洲（州）名物，声威不容磨灭。此间诸同志设（拟）于上海设立同盟会俱乐部，将保存此种之价值，以昭示来兹。在信的最后，孙文要求南洋同志要出钱出力，资助同盟会俱乐部，使之能垂诸永久。
根据临时约法，从1912年10月份开始，民国所有政党都参加了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国民党也全党动员，积极投入竞选活动之中。国民党主要领袖宋教仁在此期间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演讲，还亲回湖南，助湖南国民党人参加参、众两院议员竞选。而我们从《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孙中山全集中，看不到在此期间孙文为国民党竞选的任何文字，也没有看到他发表任何有关政党政治，参、众议员选举方面的演说，这与他前面四处演讲他的民生主义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甚至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他还在四处鼓吹他的铁路建设方略，这十分明显的表现出了他民国宪政运动旁观者角色的身份。
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不幸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自己一党之私人为地造了两尊神。一尊是现葬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钟山之上的孙文，一尊是至今仍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之上的毛泽东。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于国家与自身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逾越过这两人设置的藩篱。我们站在孙、毛建筑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高墙之下苦苦挣扎近一百年，却从来没有走出这一万恶之源的历史深渊。
现在人们对宋教仁被刺背后的真凶的争论已越来越激烈。在台湾国民党版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凶手认定为袁世凯，无独有偶，在中共的教科书里，袁世凯也被插上了刽子手的标签。我们有时惊异于国共两党在某些问题立场的高度一致，其实这并非他们有意为之，实在是它们本质上的高度近似。
如果历史上没有宋教仁案，所谓“二次革命”会不会爆发？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孙文“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的本性将导致同盟会内的极端势力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铤而走险，就是戴天仇之流也绝不会甘于把天下拱手让与别人。“二次革命”导致民国刚刚建立的宪政秩序瞬间破灭，政党政治、议会斗争这些人类几千年沉淀的普世价值与中国对接的努力也归于失败。
1914年7月，孙文集合原同盟会内的极端分子，创立只效忠于他本人的中华革命党。同年8月，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邹鲁、陈独秀等人成立欧事研究会，以黄兴为领袖。这样，原国民党激进派和温和派正式分裂，这也标志着宋教仁想把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现代政党的努力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