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为了使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全面了解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的历史意义，本刊邀请南京市档案馆夏蓓和南京大学吕晶与《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教授展开对话，就《全史》的宗旨、意义和学术创新等多方面为读者进行专业性深度解读。
●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是海内外史学界高度关注、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中的一个症结点。这种重要性不仅来源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也来源于学术研究以外的因素。迄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程度依然堪谓中日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对其阐述也一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学术规范性与严谨性是阐述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日本右翼分子矢口否认曾经侵略中国，把“侵略”说成是“进入”，模糊侵略战争的本质；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他们不断通过修改教科书、公开集会、法庭诉讼、电影宣传等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一再撕扯中国人的伤口，挑战世界人民的良知，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和政治含义。
近30年来，中日双方政府、研究学者和基本民众三个层面都在围绕着南京大屠杀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中有一部分属于学术层面的理性探究，是在承认南京大屠杀客观存在这一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的研究升华。例如，中日学者由于引用资料和研究方法的不尽相同，在大屠杀的起因、过程、被杀人数等诸多问题上的争议。但是，更多的争论则是由于日本战后试图以掩盖和歪曲历史的方式，结束“战后处理”，摆脱历史包袱所引致的。也是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为了保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弘扬人类的历史良知的正义举措。也正是如此，南京大屠杀成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双方委员共同商定的关键词，成为从1931年到1945年战争时期中日共同历史中的必须论述的内容。
○你能否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前沿成果及《南京大屠杀全史》学术地位作一介绍？
答：近些年，国内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相当成果，这其中著作有：张生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王云骏、张连红等编著：《解放还是侵略？———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2011年)，经盛鸿：《西方新闻传媒事业中的南京大屠杀》(2009年)，程兆奇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2008年)，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2005年)等。而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以下简称《全史》)于2012年12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史》由上、中、下三卷组成，全书约110万字，是继大型史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之后的又一部日本侵华史研究重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理性、细致地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原创型力作。《全史》的出版，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有力地扫除了日本右翼势力散布的军国主义遗毒；将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中方敦促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日本有一种意见认为中日历史问题是中国方面制造出来的，是中国在打“历史牌”。南京大屠杀研究更是在每次中日关系出现低谷时屡屡被提及的热点问题。而您在组织编纂《全史》时就强调，每个作者都要拿出“十年板凳冷”的精神著书，请问该如何把握这“一冷一热”呢？
●你们好！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业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显学，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它备受关注，是中日双方一有矛盾就拿出来说事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坚持历史学原则，尽最大能力去求全、求细地还原真实，不要把它“图腾化”“功利化”。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为当今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找到其历史渊源，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法和借鉴。这样日本右翼学者的许多观点都可以不攻自破。
○我们知道，自本世纪伊始，您领衔组织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一项浩大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工程，并陆续出版了约4000万字的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史料集》的出版已经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和您的团队为什么还要苦干三年撰写并出版一部《南京大屠杀全史》？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它严重践踏了人类基本道义及国际法准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公开发表否定侵华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甚至宣称日本并非侵略中国而是日军“进入中国”，宣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对于这类谬论，我们不仅需要以事实和真相来回应和批驳，还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学者的认知和观点，在国际社会广泛宣扬、正本清源，让人类社会认识到、铭记住、唾弃着这些历史上的丑恶行径。因此，我们首先组织编写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通过奔赴多个国家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其他有关史料机构，全面收集加害方、被害方和第三方的原始文献和一手资料，全面记录并展示日本在南京地区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但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部约4000万字的大型史料汇编，并不方便广大群众阅读。同时，作为展示历史真相的原始资料，没有、也不方便旗帜鲜明地全面展示中国学者的认知和观点。因此，我们的研究团队花费三年以上的时间，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提供的真实、全面、完整的史料为基础，撰写了这样一部《南京大屠杀全史》，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学者，尤其是南京地区的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基本认识和观点。之所以叫做全史，是因为这部书全面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全貌，基本观点是建立在我们费时十余年收集的四千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基础上的，是全方位的、真实的、可信的。
○张教授，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全史》的内容？
●《全史》以导论开篇，正文十四章，另有附录等相关内容。《全史》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介绍南京大屠杀前的南京，包括第一章的战前南京和第二章的首都保卫战；
第二部分是侵华日军在攻战南京后的暴行，包括第三章震惊中外的日军大屠杀、第四章大规模的性暴行、第五章日军的抢劫纵火与破坏；第三部分主要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和沦陷初期难民社会日常生活，包括第六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第七章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诸如伪自治委员会、南京难民的社会心理等)和第十一章遇难尸体的掩埋与处置；第四部分用三章内容讨论了中方、国际社会和日本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反应与应对；第五部分是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全书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设章节进行专题讨论。如第四部分的三章内容即中方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揭露，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日方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对应，都是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还有如第六章中提出的日军劫掠暴行对南京民众造成的“隐性屠杀”现象，第七章中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居留民”、南京难民的生存与社会心理等以往学界极少关注。此外，书中还配有了大量照片，加以解说并注明出处，避免以讹传讹。通过图片与文字论述交互参证，可以清晰地看出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整个历史过程。
○张教授，我们知道日本右翼势力在否定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十分猖獗，例如由否定派旗手东中野修道主编或合著的就有《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验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百人斩竞赛”真相》等10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另外，日本漫画家小林善纪的漫画《战争论》，鼓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一度成为风靡日本的畅销书。您主持的这套《全史》是如何反击这种缪论的呢？
●我们认为，厘清历史事实是最好的反击武器。《全史》首先是通过全面扎实的史料来正本清源、还原真相的。《全史》所依托的史料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这些史料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资料，编者未作任何字句的更改，保持着史料的原貌。而《全史》的作者都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要编者，十分熟悉史料的原始情况，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历史是严肃的、经得起考验的。其次，《全史》的研究深入焦点，细节严密。例如，以往人们谈到慈善团体和伪区政府埋尸时，都只讲到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同善堂4家，共埋尸18．5万具；伪第一区政府和伪下关区政府，共埋尸3．5万具。而本书中，作者还运用了其最新发现的埋尸档案记录以及口述史料，又发现了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埋尸1500余具、代葬局埋尸1万余具、顺安善堂以600元雇工埋尸应约为1500余具，明德慈善堂埋尸700余具，计为13000余具。再者，《全史》的研究采用了无论日本左翼学者还是右翼学者都公认的资料，就是要在论据上让大家口服心服，在论点上无懈可击。因此，《全史》在写作中特别重视运用日方和第三方的史料，我们从日方的松井石根日记、冈村宁次日记、中岛今朝吾日记、陆军省军务局档案等史料中构建南京大屠杀史的基本史实，同时使用美、德等第三方资料。日方及第三方资料，这些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是继续深化和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和讨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看到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有这样的认识，即认为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她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在她看来，这些数字虽触目惊心，但以这种概括方式去总结历史，大屠杀真正的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为了防止这种记忆的淹没，我们应该尝试一点一滴地显现“南京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您是如何看待死亡数字和活生生的个体被害的问题？
●在历史认知中，抽象的数字和活生生的人同样重要，它们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我们在撰写中没有回避或模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作为历史研究来说，应该搞清楚历史事件中的一些基本的数据，但是日本右翼纠缠中国遇难人数问题，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是企图用屠杀的人数不可靠，来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存在，我们不应该跟在日本右翼反复讨论30万问题。我们认为，30万遇难同胞的人数是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经过实地调查和由一批当事人出庭作证做出的法律判决，虽然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在判决书总遇难人数的表述不一致，但是基本的情况是一致的，任何人都无权利否定两个法庭判决。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细节帮助其了解这一焦点问题，我们在《全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论述日军攻占南京过程中和攻占之后所进行的集体和分散屠杀暴行，在《全史》的第十一章全面地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各大慈善团体、市民组织、伪政权和日军部队掩埋尸体的情况，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再者，《全史》用多方的视角来描述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全史》立足历史事件本身，从受害方、加害方等不同角度书写，全方位地厘清了日军进行屠杀的规模、地点、方式；分析了日军进行屠杀的意图、动机和具体原因；厘清了日军性暴力的规模、方式和目的，指出了日军性暴力造成的死亡、意外怀孕等后果和对南京妇女的身心伤害。精心统计了大屠杀造成的财产经济损失，分析了大屠杀对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
即它实际上全面地毁灭了这座城市，阐述了屠杀造成的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断。我们不再是仅仅关注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等外在的暴行，还关注到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社会和市民精神带来长远影响和创伤。
○张教授，在大家的认知中，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们知道，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往往会被情感所左右，难以用理性甚至冷静的旁观者身份进行阐述。那么，《全史》是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开展研究的，是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求平衡的？
●我想首先强调的是，《全史》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全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经和传统有了质的区别，已经摆脱了政治对抗式的辩论，摆脱了求证式的研究范式，以学术理性进行求实研究，以史料和事实再现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场景，而不是以义愤和激情来呐喊。换句话说，《全史》对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一小撮人、对持有错误历史观日本右翼势力，采取“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态度，以主动、求真、求实的态度开展研究，而不是被动、对答和求证。我们认为，历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必须充分掌握和运用各种不同的史料，必须谨慎对待和使用不同来源的史料。具体到《全史》的研究就是，不能因某些史料有利于中方就不加甄别的利用，也不能因某些史料不利于中方就弃之如履。例如，有资料记载，日军当时在南京草鞋峡附近屠杀了5．7万余人。资料记载的数据都精确到个位数了，可是没有注明数据来源。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这个数字谁做的统计呢？所以，我们通过分析，觉得不可取信。我要强调的是，《全史》不是批判性的书，而是历史著作，是要经得起历史质疑和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历史学者必须冷静，不能根据自己的某种需要选取资料。所以我们在研究中放弃了可信度低的资料，并罗列了同一史实意见相左的不同史料。此外，在甄别使用资料时，对不同来源和说法的史料加以比对(如第526页)，正确运用记事不一致的史料(如第912页)，对于孤证所指向结论不轻易承认或否认。因为我们知道，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曲折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由浑沌到清晰，不断反复。只有不断寻找发现新史料，研究分析，才能帮助我们去接近与还原历史的真实。
○请问《全史》在学术上还有那些创新特色呢？
●首先，《全史》研究视角新颖。从研究广度、深度上看，我们改变过去以加害方为单一角度的叙述，再加上用第三方和受害方视角阐述，《全史》中有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和沦陷初期难民社会日常生活”、“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应对”即为新视角下探讨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不再是仅仅注意研究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等外在的暴行，还关注到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社会和市民精神带来长远影响和创伤，关注屠杀造成的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断，这些都体现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趋向。其次，《全史》注重历史细节研究，弥补研究空白。如过去对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将领尚无准确论述，此次撰写中，我们的作者经过认真核实查证，确认中国守军在南京保卫战中，共牺牲9名将军和17名团长以上指挥官，详细罗列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军职。可以说，新问题的提出，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推动和促进。随着研究的深入，必将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再次，《全史》亮点很多。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认识、西方人士在大屠杀期间的作用、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报道、印度法官帕尔“日本无罪”论的解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本“居留民”问题等，作者均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认识。此外，《全史》注重学术规范，强调与国际接轨。可以看到，全书注释严谨、规范，考证有据。即便是作者书写本章节内容，所引内容也都做清楚的标注。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检索，我们按照学术著作的国际标准，在附录部分，附有重要人名、地名、事件和作战部队等关键词的索引。参考文献分为未刊档案、已刊档案与资料、报刊、地方史志、日记、口述史料与回忆录、中文论著、外文论著、历史照片图册等，特别注意吸收日本右翼学者的著作，为涉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者提供必要的资料来源。
○张教授，《全史》初稿完成后，您们即邀请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首席代表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苏智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程兆奇审稿。12月，《全史》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何理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发布会。大家都对此书的编撰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完稿之初，我们邀请四位专家来宁审稿，希望他们“不作表扬，专门挑刺提意见”，他们做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研究员在首发式上评价《南京大屠杀全史》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并建议，组织力量将该书尽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世界各地发行。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步平教授认为，该书有思想、有力度、有见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上实现了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变。今天人们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关注不减当年，在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中，政治、学术、感情三个不同层面的研究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战后对和平的构造、大屠杀在人类共同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今后人们应该继续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在这一点上《全史》作了成功的研究和探索。
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立在记住历史、记录历史、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全史》的出版，无论对过去、当下和今后都要重要的意义，让当代人和后人准确的了解这段历史，张宪文教授的团队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还有其他专家学者，也都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感谢他们，把他们意见、评价当做鼓励和我们继续研究的动力。
我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的历史观，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正确处理满足感情、个人感情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防止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昭告天下爱好和平的民众，给日本人民有益的教育，推进中日关系真诚友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
记忆历史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大量的事实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且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它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却的历史记忆。中国人民记忆历史，正视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目的不是纠缠历史旧账，而是要通过对大屠杀事实的科学认定，求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共同总结历史教训，避免历史重演，丢开历史包袱，共同面向未来。中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应该相互支持，互补双赢，而且在政治上亦应密切友谊，共同开创亚洲的新局面，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幸福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