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泰安 271021)
在僭主俄罗斯总统普京插手乌克兰国内事务、觊觎其领土克里米亚之际，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3月15日就克里米亚公投无效的决议草案投票，一共15个国家，美国等13个国家赞成，俄罗斯否决，中国弃权。3月27日，联合国大会再次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等100个国家赞成，俄罗斯、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11国反对，中国再次弃权。乘人之危肢解别国，普京的行经是强盗，强盗肯定反对通过限制自己的决议。但我国当局一直以正义的化身在国际上自诩，并且在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一直声称与以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和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的决议一致，亦即要维护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却为什么一再投弃权票？令人十分费解。由此想到的是，现在官媒们一直鼓噪，弄的一般人都认为美国不是好东西。但至少，他们在中国遇到类似乌克兰现在的情况、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时，还为我们力主过正义哩。而不是像今天的我们，一直采取弃权主义。比如，美国的史汀生主义，还有布赖恩照会等便是。
另外，以上两主义的涉及国家或提出国家都与我国的东北领土有过“交集”，它们之间立场炯异，这也是我们拿来比较考察一番的重要原因。
史汀生主义因史汀生而得名。其全名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美国政治家、战略家，纽约人。1911～1913年任陆军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一名炮兵军官赴法参战。1928～1929年任驻菲律宾总督。1929～1933年任国务卿。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后，宣布美国不承认远东由武力引起的损害中国独立与行政完整的变化，因此，史汀生主义又称不承认主义。
日本蕞尔岛国，但却以打破常人之想，发动突然袭击并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此前1894年的日清甲午战争是，此后1941年的日美珍珠港之战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是。
1990年，该事变的直接当事人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讲到：“我当时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应该讲，张学良当时的如此之想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同当下乌克兰的有俄罗斯族人闹事情况一样， 1931年6月有中村震太郎事件发生，7月，吉林省又有所谓的排斥“朝侨”（当时朝鲜已被日本吞并，实际上是日侨）的万宝山事件发生。
不象我们的办外交凭感觉，在大的原则上美国人对内讲法，对外也讲法。讲国际法。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与张学良一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对时局有误判，认为是在沈阳的日本政府代表未能控制住日本士兵而引起的偶发性事件。但随着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又占领了东北三省的数十个城市之后，9月22日，史汀生便电告国际联盟秘书长德鲁蒙：显然，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日本军队已朝着预定的战略目标，开始了广泛的扩张行动；美国国务院正关注着那里事态的发展，关注着是否出现涉及《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的事件和局势。1 就在当天，史汀生在向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满洲事态的关注，提到了《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的适应性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日本应为缓解局势承担大部分责任，因为日本军队占领并事实上控制了南满地区。2
史汀生这里所两次提及的《九国公约》全称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于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签定。会议的召开由我国北洋政府提出，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签约国家有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九国。其中的第一款第一条和第二条即明确规定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1931年9月21日，即事变发生第四天，中国驻美公使馆代办容揆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国、日本都是《凯洛格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签字国，但日本军队此次突然无故攻占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国政府紧急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步骤，以维护远东和平。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首次向美国正式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中方向国联提出的各项呼吁，也以书面形式照知美国。
9月24日，史汀生电请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答复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不安地关注着过去几天里在满洲发生的事件。美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在国际关系中应奉行和平的原则和手段。美国作为签字国之一的现存公约规定，在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时不得使用武力。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向中日两国政府表明：他们应使其军队停止任何进一步的冲突，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要求分别部署其部队，在解决他们的纠纷时，应避免采取可能损害和平的行动。”3 同一天，美国将内容完全相同的一份照会交与日本。
如果说，事变发生之后，前期的美国在对日上立场上还有些不明朗的话，那么，之后随着日军军事行动的升级，其态度随即日趋强硬起来。
1931年10月8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了轰炸扫射。如有研究者者所指出的，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军可能向关内进犯的第一个重大征兆。10日，史汀生即向日本大使出渊胜次表示了对事态发展的关注。12日，史汀生向出渊胜次进一步指出：日军的行动可能影响到世界的安全，并使得美国采取相应行动；美国考虑派人列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以此表示美国并不是同日本、而是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4
1931年11月初开始，日军对齐齐哈尔发起进攻，并于11月19日攻占该市。国联行政院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撤兵完毕的决议遭到了彻底践踏。史汀生得悉日军攻占了齐齐哈尔的消息后，立即召见日本大使出渊胜次，指责日本在满洲的北部、在远离南满铁路几百英里的地方发动军事行动，占领齐齐哈尔。史汀生明确表示，“我只能认为，日本军队破坏了《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条款。”他并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两个月里，美国与日本进行过多次会谈，美国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些会谈文件的权利，即便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公众对日本的强烈反感。5
1931年12月初开始，日军又大批向锦州方面集结，并向中国挑衅。在锦州和辽西一带进行观察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向美国政府报告了锦州的危急局势后，史汀生又数次召见日本大使出渊，表明美国的立场与观点。其在12月10日的召见中指出，如果日军向锦州周围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美国将不容争辩的将其视作侵略行为。6 12月23日，史汀生再度向出渊表示，如果日军进攻锦州，美国将认为日本是在发动侵略。7
锦州危机之际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危机之时。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之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了副总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了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前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之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防守该地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12月5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讲的尤其恳切：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但张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对此，由于美国已有思想准备，马上作出了新的强硬反应。1月5日，史汀生在华盛顿分别约见英、法驻美大使，向他们提出：由于日本占领了锦州，美国将分别照会日本和中国政府，希望英、法政府也采取相应的步骤。1月7日，史汀生通过驻日本大使福布斯和驻南京总领事贝克，分别照会日本和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于1931年9月18日以前在南满所有的行政权的最后残余，业已随同锦州附近的军事行动而遭受摧残。美国政府仍继续信任近经国际联盟理事会授权的中立委员团底工作，定会帮助最后解决中日间现存的困难。但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8 该段话语，就是后来被人们称做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主义的较完整表述。
1932年1月8日，美国政府便公布了史汀生的上述对中日照会。该照会的措辞之强烈，非一般外交文件可比。其中讲到，即便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失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的屈辱条约，美国基于它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责任，也一概不予以承认。具有如此的大国责任与道义担当精神，因而，其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按照其本人的说法，他是仿效的他们前国务卿布赖恩的做法。这与事实相符。当时的美国前国务卿布赖恩，也是处理的中日之间事情，也是反对日本破坏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是反对日本在华非法攫取权益，并且也是用的同文照会方式。这便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也同样有名的布赖恩照会。
布赖恩全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yan，1860—1925），美国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早年开业做律师，被选入国会后开始从政，1913至1915年间担任国务卿。其任职国务卿期间，正是日本政府提出旨在使我国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至99年为限；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铁路建筑权让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建造船厂、修建铁路的优先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国内一片反对之声。但日本政府仍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9日之前予以答复，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五七国耻日”的由来。5月9日晚11时，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其中的四条，并于5月25日完成签字。
在此前后，布赖恩曾代表美国政府表明立场，对之表示反对。4月14日，布赖恩根据威尔逊总统的指示召见日本驻美国大使珍田，对日本破坏包含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内容的门户开放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希望予以修改。9 日本政府5月9日刚刚逼迫中国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四条，布赖恩就于5月11日分别照会中国和日本，指出：“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与中华民国之政治权或领土权，并关于在华之国际政策等结约或允许，无论已成未成，美国政府决不承认。”1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史汀生主政美国国务院期间作为不承认主义的发展与实践，他还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帮助过危难中的中国；以后退职了，不再担任国务卿了，
也还是希望中国将来能收复东北失地。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控制东北后又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对于日本的扩大侵略行经，美国首先向日本做出强烈反应。1932年1月29日，史汀生通过驻日大使福布斯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中国居民区、商业区，“这极大地破坏了整个上海的和平，妨碍了这个通商口岸的商业活动，严重威胁着公共租界的安全”，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在上海使用武力。111月30日，史汀生又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指出，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已经引起“爆炸性”的局势，美国政府认为其责任在日本方面，并要求日方不得利用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12
美国政府还迅速向上海增派了兵力。1月31日，美国海军亚洲区舰队的旗舰巡洋舰豪斯顿号，以及6艘驱逐舰，从马尼拉美军基地调往上海。次日，又从马尼拉调遣1400名士兵前往上海。这样，在上海的美军人数达到了2800名。美方并声称，这是预防性措施，旨在保护上海地区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与合法利益，履行美国在上海、长江沿岸城市乃至中国其他地方的责任。13
虽然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来讲极其不利，一方面是日本企图凭借军事上的优势直接压跨中国，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内上层都有了对日大幅度让步的舆论，但史汀生坚持认为：有关的国际公约必须遵守，中国在事变中丧失的权利必须得到恢复。1932年2月23日，史汀生曾致信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该信中谈到了以上两点，这是其对原来所讲不承认主义的一个发展。
史汀生在致波拉的该信中指出：“近时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特别是由满州开始而延展到上海的战斗，不但不能指出对上述条约（指《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加以修改的适宜性，相反的，更使人确信，忠实遵守条约中条款对于所有关心远东的国家是有极大的重要性的。在这里且不用究问争端的根源，或对于不幸而被牵入的两个国家分派其过失之大小，因为不管原因或责任如何，显然，不容置疑，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与这两个条约的义务相调和的局势已经发展了，如果这两项条约曾被忠实地遵守着，这样的一个局势便不可能出现……我们看不出有何理由放弃这些条约所包含的开明原则。我们相信这些条约如果被忠实遵守着，现在的局势便可能已经避免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明恰当地遵守条约会妨碍这些条约的签字国及其人民在华正当权利之充分保障”；“本年1月7日，本政府依照总统的训令，正式照会日本和中国，本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条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如果世界其他各国政府能作一个类似的决定，并采取一个类似的立场，则不啻对这种行动加以法律上的否定，这样，我们相信，必将有效地阻止了此后以压力或破坏条约的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名义或权利之合法性；而且这样，一如过去历史所昭示，最后必将使中国被剥夺的权利及名义得以回复。”14信中，史汀生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两次事变的责任与错误全在日本。1932年2月24日，即发出的第二天，美国政府便公布了该信，并将它转交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政府。
1932年2月25日，史汀生向英国驻美国大使林德赛更直接讲明：尽管美国同中日两国都有着友好关系，但他不能无视如下事实，即在目前的冲突中，总的来看日本的立场是错误的；根据驻华公使詹森的报告，日本开始宣称要重新考虑九国公约的合法性，并要求在中国的五个城市设中立区，如果其他大国对这种论调不予以反驳，中国就会出现义和团那样的反抗，美国、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史汀生并且表示，国联行政院或国联大会完全可以在其报告中提出制裁日本，例如禁运，这种制裁并不会导致战争，但对日本这样的国家十分有效；自己在 1月7日的照会和致波拉参议员的信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应对日本进行制裁。15
主要是美国的坚持，加上国联中英、法、意等国的积极配合，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上海停战协定草案于1932年4月30日在国联大会上通过，日本不得不同意撤军。1932年5月5日，中日代表签署《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协定规定，自即日起上海地区停战生效，日军应在一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于四星期内撤退完毕；同时对中国军队的驻留范围也作了限定。16
有研究者指出，“上海停战和日本撤兵，确实与美国的‘不承认主义’和积极介入有关；也与国联较为果断地作出相应决议，以及美国同国联的较密切的合作，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似乎是史汀生主义的胜利。”17此论是也。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挟其强大军事力量志在攫取中国更大面积国土的情况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当时迫使日军真的从上海撤军了，并且维持了近六年时间，这是史汀生主义的真胜利，而不是“似乎”。
二战期间上海最后被日军完全攻占是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告急。13日，也就是上海沦陷的次日，胡适应邀到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当时，胡适急中失慎，真的心机袒露，竟然在答问中说了只要日军撤兵，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的话。演讲结束后，已经不再担任国务卿的史汀生请胡适、钱端升、张忠绂到自己家闲谈。史打量了胡一番之后反问之：你怎么能代替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呢？胡适听罢为之一震，顿感出言不慎，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摇头，表示悔悟。18 此事虽然是小事，但却反映的是美国人一直坚守自己原则立场与正义的品格。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却不一样。是斯大林，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于1941年4月13日，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又称《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和《满蒙声明书》（又称《共同宣言》）。其中声称：苏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满洲国和外蒙何物？我们都知道，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上面建立的傀儡政权，另一个也是苏俄在分裂中国蒙古之后扶持的其代理人。
必须认识清楚，今天的普京与当年斯大林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不象美国人史汀生一样，其对中国，决无真正的友好可言。我们都不会忘记，是他下令俄罗斯军舰于2009年2月14日在濒临日本海的俄罗斯纳霍德卡港附近，用500余发炮弹击沉了中国货船新星号。并且还不遵循国际惯例，在货船被击沉之后不对落水船员进行施救，致使包括3名中国人在内的8名船员失踪。
虽然在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当局一再违背自己遵守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倾向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但普京似仍有不满意之处。近日报载，“俄以无证导游为由抓捕数十名中国留学生”。19 由此想到的是，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翻脸不认人”。
以愚见，包括乌克兰问题在内，中国目前在外交的大事件上，应该是走出经常投弃权票的窠臼，大胆坚持自己所一贯声称的外交原则，融入外交国际主流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一、对于树立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有益；二、对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有益；三、对于维护当事弱国的权利与利益有益；四、从长远看去，对于加强自己国家的战略安全保障，也不无裨益。因为，侥幸苟且、推行强权者，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潜在的战略威胁。
我们不是提倡国学吗，伟大的孔子和孟子可是教导我们要做敢于主持正义敢于坚持原则者来。《论语·阳货》中记夫子教导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另外，目前我们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但不会增大国家安全风险，而是对未来可能的潜在的国家大风险的化解。因为，使其表面化与前置化了，才不会养痈遗患，才不会有危及国家安全的大的浓疮潜生。
至于目前国家所面临内外形势的问题，这根本不是我们不坚持自己原则，一味实行“弃权主义”的理由。试想，美国史汀生主义推行前后，不也是内外问题成堆吗。
内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开始遭受经济大危机。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各种问题突出，直到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依然全无回升的迹象。“工厂停工了，银行倒闭了，铁路货运减少了，失业人群扩大了。经济紊乱达到了顶点。”20 1929年美国国民收入为878亿美元，1933年降为402亿美元，和生活联系起来计算，每人收入由681美元减为495美元，薪金下降了40％，红利下降了57％。21 美国各阶层民众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之声充斥着整个国家。当时苏联出版的关于美国的书籍中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甚至使社会主义思想博得了不少美国人的拥护。22
国际方面。当时有一个德国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与欧洲各国。《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应在1921年5月1日以前交付200亿金马克的赔款。1921年4月的伦敦会议又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当年5月必须支付10亿金马克，5月以后，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如德国拒绝支付，协约国可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但德国在1921年8月31日交付了一笔赔款后，就要求延期支付1922年的赔款。1922年11月上台的德国古诺政府更是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要求无限期偿付全部赔款。在此情况下，法国5个师、比利时两个师共10万人，于1923年1月11日在法国将领德古特统帅下，占领了德国的鲁尔，是为鲁尔危机。
鲁尔危机的发生是对战后欧洲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美国曾为解决该危机而不懈努力。先后有道威斯计划（1924年4月9日提出，同年7月德国债权国伦敦会议批准）和杨格计划（1930年1月海牙会议上通过）制定。直到1931年6月20日，在德国政府的请求下，美国总统胡佛发表缓债宣言，德国债务问题所引发的欧洲危机才告一段落。
形成外交决策，军事力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考量因素。从此方面看去，当时的美国也不占优势。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的海军力量同日本相比还处于下风。在1930年至1932年间，美国军舰总吨位数虽然比日本多50%，但发动机马力只比日本多 22%，日本军舰的各项作战指数都大大超过美国，所以美国当时在实际上是害怕与日本发生战争的。胡佛在回忆录中谈到该事件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们不可进行战争，并且不可实施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是导致战争之道。由此笔者想到，在这样的情势下，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其中所包含的勇敢与智慧，就更令人佩服了。
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1年第3卷，第26页。
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7页。
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1年第3卷，第58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23页。
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45页。
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59页。
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 31—1941年第1卷，第60-61页。
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9 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0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1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165页。
1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167页。
1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1卷，第169页。
1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9页。
1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2年第3卷，第440-442页。
1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84-886页。
17 吴景平等：《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兼析“史汀生主义”的提法及局限性》，《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18 张忠绂：《迷惘集》，香港田风印刷厂1968年版，第117页。
19 《俄以无证导游为由抓捕数十名中国留学生》，《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4月19日。
20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21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刘绪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22 （苏）H·B西瓦切夫、E亚济科夫：《美国现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