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他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执行人之一，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结怨，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抗战后期，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共是中国未来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中共也积累起比较正面的印象;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可靠而又强大的、与美国拥有共同政治价值取向的亚洲盟友，在这一认知和政策目标的指引下，对美国而言，扶蒋与反共不是必然联系的命题。也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后，美国多次试图将美中关系从美蒋关系中剥离出来，然而这一努力屡屡被消弭在中国国内政治的残酷现实中。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以及他在任大使期间的外交行动，实质上正反映着这一努力。对司徒雷登的外交努力进行认真分析，可以认为司徒雷登的外交目标在于增进美中关系而非扶蒋反共。
1946年7月，正在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推荐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考虑到此前赫尔利担任大使期间扶蒋一边倒的立场，以及两个大使候选人对共产党的立场与看法，任命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建立正直而又中立的威信增强其调停建议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力。
(一)人选的更换
首先，前任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将美中关系界定为美蒋关系，他的外交行动让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和目标产生深深的不信任和猜疑。在上任之初，赫尔利积极奔走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试图通过政治和解的方式建立联合政府，他按照美式民主政治的模式为中国规划政治蓝图：认为只要国共两党都抑制住本党内的极端势力，国民党能够对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共产党就可以进入政府成为合法政党，建立联合政府。他抱着这一乐观的想法飞往延安，与共产党主要官员一起规划了五点协议，在他看来，五点协议是解决国共问题的公正基础。然而宋子文告诉他，国民政府不能接受，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马上从先前的立场上退却，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任务是要防止国民政府崩溃。
这让共产党形成一种认识：美国的预设立场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国共之间拉偏架，从而损害了美国作为协调者的中立印象。美国政府意识到赫尔利的立场将会损害美国的在华调停努力。1945年4月28日，国务院远东司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不同意赫尔利大使政策的理由，“我们认为，赫尔利的政策正在增强蒋介石委员长在处理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在不明智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军事支持限制为只给予委员长的军队，从而使我们不能利用可能被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的其他中国军队。我们认为，他的政策正在使我们所拥有的能促使委员长进行军事、经济和政府改革的影响和手段失去作用，而这些改革是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和稳定所必需的。总之，赫尔利大使在本政府对华关系问题上正在沿着一条我们并不同意的路线进行，我们担心按照他的做法会使中国走向内战和严重的外部纠纷”。因此，赫尔利的辞职是美国政府检视其对华政策的一大努力。
其次，为了避免受到国共双方认为美国持有偏见的指责，美国放弃最初属意的人选，另择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证明美国希冀修复赫尔利大使在中共方面造成的扶蒋一边倒的印象。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是以美国收回此前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的提名为代价的。国民党要人董显光认为这是“中共的胜利”，理由是美国考虑到共产党对魏德迈的强烈反对，中途换人，证明共产党对人选的看法对美国产生了有实际效力的影响。在董看来，尽管司徒雷登“本身并无共党色彩，但他对于共党政治却鲜了解。中共此次排斥意志坚强如魏德迈者于美国大使馆门外，确是他们的真正胜利”。注5这将会对共产党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在提名之前，马歇尔将军希望寻觅一位洞悉中国事务的帮手协助调停。魏德迈深得蒋介石信任，他与国共高层都打过交道。马歇尔建议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获得杜鲁门的同意。马歇尔在一次非正式的新闻会上透露了这一计划。共产党方面知道后，向马歇尔表示共产党不接受魏德迈。7月初，马歇尔电告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Acheson)：因为人选消息引起共产党抗议，对调停造成困扰，因此要求取消魏德迈使华任命。
共产党之所以抗议对魏德迈的任命，是因为魏在抗战胜利后采取迅速行动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北的关键地区，避免抗战胜利果实被共产党抢了先。这让共产党认为他在国共双方之间难以进行公正调停。魏德迈对这一突来变数非常反感，当艾奇逊与他约谈此事时，他说：“我一开始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迫切要求，我才同意接受提名。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二)两位大使人选对中共看法的差异
从司徒雷登与魏德迈对中共看法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理解更换人选为什么会激起国民党要人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与当时绝大部分来华的美国人一样，司徒雷登对中共的看法经历了从疑虑、担忧转向同情和有保留称许的变化。作为传教士，他的思想体系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不相容的。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心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将使基督教面临很大的威胁，抗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农民不满的体现，因此不必把中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看得太严重。在白色恐怖年代，国民政府压制偏左政治学说，他主张学术自由，在他执掌下的燕京大学，师生可以公开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和书籍。而魏德迈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中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在魏德迈寓所谈论过共产主义的本质和手段。魏德迈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我常听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但是这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如果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可能会加深中共对美国立场和意图的疑虑，损害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影响力。
而司徒雷登的经历有助于修补中共心目中美国偏袒国民党的不公正印象。作为教育家、传教士，他享有较高的威望，并在包括国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积累了广泛人脉。司徒雷登是来华传教士夫妇后代，他出生在浙江杭州，自视为中国人一分子。他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远比其作为传道士更为辉煌的成就，他主持创办的燕京大学力倡学术自由，延揽大批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入校任教，燕京大学一度成为中国一流大学，在日本进驻北平期间，司徒雷登以各种方式与日本人周旋，让燕京大学在日占初期得以享有一片宁静，他也因此赢得很高的声望。
此外，他虽然没有走进中国政治，但在传教和教育事业中，得以认识各界要人，并与他们有着良好的交往经历。在国民党方面，他与蒋介石夫妇因为宗教缘由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国民政府多名高官比如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都是司徒雷登的好友。在共产党方面，1938年，在汉口一位主教家中，周恩来、王明、博古特意前往主教家中拜访司徒雷登。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坚持每年到中国内地了解局势进展，其中多次与共产党有过接触。1940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长谈。1946年，他在燕京大学庆七十大寿，叶剑英送来祝贺。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参加庆祝胜利晚会，与当时也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有过会面。
(三)中国各界的正面回应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各界的反应也说明美国这一修补立场的努力初见成效。各界人士再次燃起对调停的希望。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先后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这项任命。邓颖超在上海答记者提问时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予极大的希望。”教育家陶行知说，“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国民党也对司徒雷登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前往江西向正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递交国书时，蒋表示欢迎司徒出任大使，不过宋子文在任命宣布后很失望，他认为司徒没有国际声望，又喜欢从一个纯粹自由主义的视角评判中国事务。
各界的反应说明美国借助司徒雷登的声望与人脉，以修补对华立场的计划取得明显成效，这也符合马歇尔举荐的初衷，多年以后他受邀为司徒雷登的回忆性自传《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作序时，他写道，“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有司徒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我怀疑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在一个讲人情的国家里，选择一位受到各方尊敬也都能接受的人担任大使，这至少开了个好头。
司徒雷登的政策立场对中美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对国共两党采取的态度、政策选择都直接影响着国共双方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分析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的立场以及他在这一立场指引下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有助于判断他是否是扶蒋反共政策执行人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主张，美国应当根据国民政府的表现和处理内政的进展情况给予支持，而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1947年1月，马歇尔回美就任美国国务卿，临行前他询问司徒雷登对中国局势与美国政策的看法，后者提出三种政策建议：“一、对国民政府寄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决定;二、我们不订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的态度;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在三种政策选择中，他说自己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三项之间，他更倾向于第三项。在大使任上，他主要按照第一个政策选项在处理中美关系。
(一)敦促国民政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帮助国民政府进行改革是司徒雷登的重要在华努力，这是以往学界认为他作为扶蒋反共政策执行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为敦促改革和对改革的正面评价被认为是在为争取美援创造条件。事实上，这两项工作并非以援助为目标的。他希望借此改变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和由此衍生的弊端。他还希望当国民党在改革中做出的妥协符合共产党的利益时，国共和谈能够恢复。应该说，这种意义上的改革是有益于中国国民福祉的政治计划，无关乎党派倾向。
出任大使后，司徒雷登很快意识到国民政府执政基础狭窄是当时中国各项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1946年7月与蒋介石会面时，
他建议，“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进行内部改革，以消除弊端……避免暴力、专制手段”，并表达了他对国共矛盾陷入僵局原因的看法，“共产党之所以对放弃武力而成为合法政党之步骤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担心：无论委员长本人的政策如何开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对共产党是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认为，CC系(“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与国民党日益丧失民意呈现出互为促进的恶性循环关系。与此同时，国务卿马歇尔在致司徒雷登的电报中经常提及CC系核心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他认为“陈氏兄弟是他来华调停使命的主要障碍”。司徒雷登对马歇尔的这一结论深表赞同。在1947年4月5日给马歇尔的电报中他写道，“CC系(中国持激烈反共立场的政治派系)是国民党中最为训练有素的派别，由于该派别组织完备，势力深入到基层，在国共交战时他能够满足蒋委员长的需要。”而在使用CC系的过程中，蒋介石使自己陷入一个身不由己的悖论中，司徒雷登观察到，“委员长迫于形势需要，利用CC系所掌握的资源，同时CC系借助更为有利的位置来巩固其在国民党内和国家中的地位，委员长也因此越来越难于消除他们的影响力，也很难控制他们的行动，这让形势持续恶化……”因此，司徒雷登认为国民政府要赢得民意，必须尽最大努力减少CC系在党内和政府中的势力和影响力。而要稀释CC系对党政的主导权，并扩大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他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国民党温和派和来自其他党派中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在政府的声音。1947年3、4月间，在他的敦促下，国民政府改革终于得以启动。然而，这次改革的最终结局说明这不过是一次装饰门面的政治改革工程，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变。而蒋介石认为这是他索要美国援助的政治筹码。
(二)如实评估国民政府改革情况
司徒雷登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意愿粉饰这次改革，他对改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并向华盛顿做详细汇报，这实质上是司徒雷登不具有党派偏见的另一外交行动。美国一直敦促蒋要结束一党统治，希望中国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并将此视作中国能否成为接受美国援助之理想地方的考量标准和前提。蒋和国民党将国府改革当作争取美援的跳板，这也不难理解。当1947年3、4月间改革刚完成时，蒋就急于从司徒雷登处探寻美国对改革的看法并试探援助的可能性。司徒雷登对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认为改革并未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对蒋和国民政府无异于在浇冷水。他认为美国的意愿不在于流于形式的机构调整，而是希望国民政府借助改革了的政府开展一些有成效的工作。1947年4月司徒雷登在写给马歇尔的电报中写道，“现在要想准确评估4月17日国府委员会改组的最终成效为时过早……考虑到历次中国政府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效应驱动，在国内层面很少产生实质上的变化”。他对孙科当选副主席、邵力子和宋子文被包括在内感到鼓舞，认为孙科当选是想加强进步或自由主义分子力量的表现，但是也存在诸多令他感到失望的地方：比如除了行政院，其他四院的院长都没有更换。青年党领袖曾琦出任院长，青年党是一群主要由四川士绅组成的、过去与国民党右翼关系密切的势力。他一直希望蒋介石能够摆脱的CC系势力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国民党在选出国府委员后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陈立夫担任秘书长，仍然把持国民党机构，影响国民政府政策。这与蒋介石的自我评估截然不同。考虑到国务卿马歇尔对CC系的看法，司徒雷登关于改革成效的汇报显然不能证明国府改革取得了实质意义上的进展，不足以打动马歇尔，促使他启动对华援助动议。
(三)美国大使馆滞留南京
此外，司徒雷登不具有党派偏见的另外一大外交努力是，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前，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通常情况下，外交关系存在于两个国家间互相承认的政权之间，美国大使拒绝南迁对国民政府不啻为一大外交打击。当时只有苏联大使接到斯大林指示随国民政府南迁，其余所有国家大使都跟随美国留在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是共产党渡江后与西方建立外交联系的唯一通道。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希望借助自己在中共方面的人脉为美国与中共之间重启太平洋战争期间就曾经建立的联系。注181949年5月，他与担任中共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会面，注19他说自己愿意长期留在南京以便表达美国对中国民众福祉的关心。当黄华表示希望美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条件，连同涉及条约的已被广为接受的国际惯例，是承认的唯一适当的基础。中国建立哪种形式的政府完全是一国的内政事务。”注206月，他希望能够回燕京大学过生日，此时共产党已解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都对此表示欢迎。6月29日，司徒雷登给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征询意见，他说自己愿意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去北平，他对与共产党高层见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列举北平之行的意义，“此行将让我带给华盛顿关于共产党意图最为权威的信息，有助于增进互相理解，并且有益于增强共产党内反对苏联的自由力量……让共产党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变动持开放态度，这将对将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注21但是，国务院迫于强大的国内压力，注22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的这些外交努力都不是“积极助蒋打内战”所应该采取的行动。首先，实施有条件支持的政策对维持蒋本已脆弱的统治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抗日战争对东部沿海工商业造成严重破坏，使蒋介石失去了工商业资本力量的支持，他越来越依靠内地地主的支持，这一阶层更为重视局部利益，也容易与党内右翼捆绑在一起，这也使国民政府愈加丧失改革的动力。而国军战场形势的恶化让国民党更加依赖右翼势力来维持秩序，国民政府要进行司徒雷登所希望的改革已是不可能之事，对于时间已经不在自己一边的蒋来说，凭表现拿援助已经远水不解近渴。其次，司徒雷登认为改革并未减弱CC系对党政的控制，而这一点正是美国最希望国民政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的部分，这种评估无力游说国务卿马歇尔给予蒋介石援助。第三，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希望在中国政局变动时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美关系敞开一扇门，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这种举措实际上是美国要放弃国民政府的征兆。
这一时期蒋介石申请到的美国对华援助，一直被认为是司徒雷登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另一大证据，实际上国民政府获得美援是美国宪政角力的结果，司徒雷登敦促的国府改革并对成果持有的乐观评价贡献不大。
司徒雷登反对美国对国民政府进行无条件大规模援助，一直坚持美援需要国民政府在一些领域取得进展后才可以放行，否则美援会被卷入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从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威信。这与国务卿马歇尔是同一思路。对蒋介石屡屡试探美援，司徒雷登做出的回复基本上是要求国民政府取得明显有实效的进展以后，美国才会考虑援助。而且明确申明美国不希望援助因为国共冲突困扰而出现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性质变化。1947年3月，他建议国务卿马歇尔，美援“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府停止一切对共产党的攻击行动，二是国民政府本身进行有效改革，激发国民政府进行深刻改革和建立真正进步之民主体制的愿望”。注233月29日，他告诉蒋介石，“当国共内战存在时，美国不会考虑给予援助，除非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趋向民主改革”。注24其后，蒋介石再次谈及美援的可能性时，司徒表示自己没有接到华盛顿方面的命令，也没有理由认为华盛顿已经做出对华援助的决定;他还重申自己一贯的看法，“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所承担的财政援助应当真正有利于中国人民，而非任何集团或者组织……在短期内，政府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向共产党敞开和平大门;现在政府改组应使未来的进步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和热心为公的中国人民所共同期望的”。注251948年，当他得知50多名共和党议员联名给杜鲁门写信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司徒雷登非常震惊，他批评这些议员抱有这种错误想法：认为只要给国民政府军事和经济援助就能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在他看来给国民政府大规模无条件支持只会掀起更高的反美情绪，也让国民政府在中国国内事务上更加强硬。
(二)一度呼吁给予援助是要制衡苏联
1948年间，司徒雷登确曾建议美国对国民政府予以援助，然而他此时的目的在于制衡苏联，而非打击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注意到苏联不再刻意掩饰对中国内政的兴趣，国共双方也都对苏联抱有越来越多的期待。在共产党方面，他获得的情报显示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表示，美帝国主义已经取代德、日帝国主义成为战后阻碍解放运动的敌对势力，苏联是反帝、民主力量的领袖。在国民党方面，他获悉，张治中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罗斯金(N. V. Roschin)会面，后者表示苏联希望中国内战早点结束，而美国希望内战继续下去以便完全控制中国。一周以后，罗斯金又告诉邵力子，如果国民政府邀请苏联，苏联愿意介入调停中国内战。注26这一新的动向让司徒雷登感到焦虑，他希望美国能够适当给予援助，防止国共双方都彻底倒向苏联。但是巧合的是，蒋介石在冷战开始以来一直打冷战牌争取美援，马歇尔对这一理由已经很反感了，1948年在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交谈中，马歇尔批评国民政府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利用美苏冲突争取美援的基础上。因此，司徒雷登提出的予以适当援助的要求未能得到马歇尔的肯定性回应和行动支持。
(三)美国国内宪政角力促成美援放行
1948年国民政府得到的美援，并非司徒雷登努力的结果。而是杜鲁门政府在1947―1949年间迫于国会的压力而做出的妥协。在美国，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政府决策的事情，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和国民意愿的制约。有时政府高层在外交决策时为了在其他问题上争取民意支持往往会选择在另外某些问题上采取一些妥协措施以安抚民意，顶多在原则上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过的立场。特别在涉及对外援助时，白宫官员只有提出动议的权力，要获得通过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在这种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密切关联的环境下，1947―1949年的对华援助深陷这种角力之中。
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后美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冷战，苏联在东欧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让美国感到有必要通过复兴欧洲以抵制苏联。但是欧洲复兴计划需要国会和民意支持。为了获得民意支持，美国的国内宣传模糊了抵制苏联和反共的区别。这一点在后来成了民意反制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大重要因素。美国人感到自己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有责任拯救那些正在或者将要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人。可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这时期白宫的外交决策者们对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理性的分析，认识到国民党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政治的堡垒，它的执政存在很多有悖民主原则的缺陷。且还认为共产党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力促社会改革的、得到相当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势力。但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对日作战的支持，媒体把蒋介石塑造成了自由中国的代表，宋美龄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亲自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给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国民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这种定格了的印象在1947―1949年是否援助国民政府的争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让支持蒋介石的国会议员在攻击政府时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上述认识奠定了1947―1949年间国会与政府之间角力的基础。不过，世界范围美苏冷战的大背景决定了国会占据天然的主动权。美国政府要推行遏制苏联的其他计划时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国会就可以借中国问题施压，互相妥协的结果是政府只能原则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具体细节上做一些让步。1947年春马歇尔使命的失败和国共冲突全面爆发惊动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亲蒋的、以密苏里州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为首的共和党人。他们举出美国在希腊、土耳其积极干预以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蔓延为例，指责美国政府对中国放任不管，既然美国要在欧洲实施费用高昂的马歇尔计划以阻止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蔓延，就没有理由不把正在致力于国共战争的蒋介石列入援助计划。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缺少前后一致性，是不明智的。国会越来越频繁地强烈抨击政府的对华政策，使政府处于防守之势。共产党在1947年占据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后，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军事形势，国会的抨击声浪也越来越响亮。5月底马歇尔非常不情愿地解除了对华武器禁运。注27
但是马歇尔仍然认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避免卷入中国事务，避免对国民政府承担责任。各种信息来源证实国民政府走向覆亡只是时间问题。相比欧洲事务的轻重缓急，国务院仍然主张不对国民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5月国务院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美国从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提供5亿美元贷款的申请，国民政府说明这笔钱是为了急需;也拒绝其要求美国政府在1947―1949年间提供5亿美元给国民政府的要求。驻美大使顾维钧在1947年5月8日递交这些申请时，马歇尔倾泻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愤怒，他抨击在最近的国民政府改革中，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长，并向顾维钧表示，“这样的国民政府不具备获得美国援助的条件”。注287月面对来自国会不断升级的压力，马歇尔和国务院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
第一个是政府7月11日宣布派魏德迈使团前往中国，官方在备忘录上表示派遣使团的目的在于，“评估中国的政治、经济、精神面貌和军事情况”注29，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给予援助。但是派遣这一使团的真正目的在于应付国会，以缓解政府的压力，而非准备给予重大援助的前奏。在这项使命宣布的5天后，马歇尔在给司徒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魏德迈使团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注30这也是魏德迈使团离开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了暂时乐观情绪的原因，国民政府认为魏德迈使团回国后会带来大量援助，但很快他们发现期望的援助没有到来。
第二项妥协是将对国民政府持负面态度的官员调离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职位。9月15日国务院将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调到瑞典担任大使。即便如此，马歇尔依然没有改变初衷，他选择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接替范宣德的位置，而巴特沃斯和马歇尔、范宣德一样，都对援助中国不感兴趣。11月10日，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需要国会的支持，他在援助中国上做了妥协，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宣布将建议对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对于美军军事顾问团的作用，11月28日马歇尔在给司徒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他反对美军军事顾问团涉入中国军事战略计划和行动，因为“接受这一责任的后果将会是极其深远的”。注31
因此，司徒雷登以抵制苏联目的作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的理由并未打动国务卿马歇尔，倒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获得国会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在对华援助上做了妥协，在他们看来，欧洲事务远比中国事务重要得多，况且放行的对华援助数目相比欧洲复兴计划只是小数目。与其说司徒雷登的改革帮助国民政府获得美援，倒不如说国民政府在美国国会内外的支持者们帮了大忙。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以及他在大使任上的外交努力，证明他是本着发展中美关系的长远目标来因应当时中国正在酝酿的政治剧变。他主张对国民政府实行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是希望美国的对华援助建立在国民政府改善国民福祉之表现的基础上，这是有益于中国国民利益的鞭策，而非旨在助蒋打内战。而抗战结束后美国提供的对华援助，司徒雷登敦促的国民政府改革对于争取到这些援助贡献不大，倒是美国宪政角力导致政府做了原则性妥协促成了对华援助通过。因此，扶蒋反共并非司徒雷登外交的出发点和目标，让中美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才是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