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周质平（作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要点1】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里，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一个提倡者，也是一个总结者。孙中山于1911年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但只给出了一个空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等到胡适出来以后才在文字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文化上胡适引进了许多西方思想，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概念。
【要点2】回看胡适的一生，是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虽然胡适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也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两个职务理论上都由蒋介石任命，但胡适代表的是清流，而不是当道。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但关心政治和热衷名利其中有微妙的界线，胡适在政治上给了我们新的典型，他对国事和政治发表他的意见，参与而不同流合污，介入而不为政治势力所吞噬。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他死。
【要点3】1949年以后，胡适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原因在于1919年他和李大钊有过一次辩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观点是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反对革命，提倡改良。胡适告诉我们：目的不能使残酷的手段变得神圣，而革命往往是我们使用残酷手段时最好的借口。这是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里非常重要的精义。
【要点4】几十年过去了，胡适从罪魁、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今天其思想逐渐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自由、民主、理性成为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霖，只能说明时代并没有进步。胡适晚年写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争取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我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很快地过去，我们要的是“鸣而不死”，要的是虽然你的意见跟我不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个话的权利。
【要点5】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引领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人物。胡适恰好接他的班，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向前进步的人物。在我个人研究中，对任公先生的性格和气质更喜欢一些。胡适先生给人印象是历史负担太沉重，他的一生过得相当沉重，使命感、责任感太重。梁启超这个人一生生龙活虎。但胡适的沉冤必须昭雪，他被打入到“十八层地狱”，从十八层地狱捞到地面上来，自然很难。
【要点6】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我个人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无穷恩惠，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新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因此胡适立志做中国思想史，这几乎奠定其一生的基本学术方向。
【要点7】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旧学、国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气，成绩斐然。但两人的态度与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适先生只把国故当做研究对象，用科学方法对国故加以整理，还其本来满目就可以了，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态度。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梁先生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
【要点8】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都追求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见到政治目标的实现。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周质平：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腾讯燕山大讲堂和大家谈胡适。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到今天对我们还相当有指导意义。谈到胡适的影响，大概可以从几方面来说。
一是学术上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里，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一个提倡者，也是一个总结者。就学术研究而言，胡适的影响涉及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层面，甚至对于近代中国的语法研究，胡适也是少数的先驱之一。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胡适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改变了晚清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终于把“体用”的概念打破，不再从“体用”的角度来提倡西学引进。
二是社会改革方面的影响。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府，这些口号和运动都和胡适分不开，他几乎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也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或多或少都归结到胡适身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适成为一个不是功首就是罪魁的两级人物。从他的思想被接受的程度来讲，他同时受到激进和保守两种势力的批评——激进势力嫌他太温和，保守势力嫌他太激进。
1941年12月15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有一篇对胡适的专门报道《胡适大使》（胡适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作者是当时有名的记者ErnestHauser，他是这么来介绍胡适的：“孙中山于1911年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但孙中山只给出了一个空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等到胡适出来以后才在文字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所谓的“在语言上”当然指胡适提倡白话文，也就是中国人从1917年起在书写方式上和口语大大拉近了，采用了和口语相近的书面文体，现在叫白话文。“在文化上”指胡适引进了许多西方思想，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概念，我们现在看这些概念，与其说它们是西方的，不如说它们是普世的。所以胡适一生所提倡的价值标准在现在看来不是具有中国特色，而是要我们少一点中国特色，多一点普世价值。
一位对中国这么有影响的学者，其1949年以后的遭遇值得现在的我们回顾。自5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的政府有计划地把胡适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拿鲁迅作为我们学习的样板，拿胡适作为我们批判的样板，把胡适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1954年中央很清楚地说胡适思想是马克思思想和列宁思想最彻底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和列宁思想。从1949年一直到1989年，这样的标签跟着胡适至少有40年。与此相反的是鲁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提出“三家五最”的评价：“三家”即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即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这是对鲁迅的官方定语，一直沿用到现在。毛泽东对他另外的评价包括“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马”等，是当年我们学习的对象。鲁迅曾经说有所谓的“骂杀”和“捧杀”，即一个人可以被骂死也可以被捧死。鲁迅大概属于被捧杀的那一位，捧到后来鲁迅几乎成为一个在人神之间的怪物。而被骂杀的呢？浴火重生。现在我们重申胡适的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傀儡和偶像之间非常有趣的例子。乍一听一个是偶像，一个是傀儡，偶像是人人尊敬的对象，傀儡受人玩弄，差距好像非常大。可仔细想想，偶像和傀儡之间的距离也许并不那么大。鲁迅逝世于1936年，两年以后他的全集就出来了，之后1957、1958、1981、直到2003年鲁迅官修全集还在不断被修订。我想鲁迅集子是中国所有集子里编得最好的，引得好、目录好、注释也好，对各个小事情都有非常详细的注解，更不要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纪念馆，在北京、上海、绍兴都可以看到。但回看胡适，胡适逝世于1962年，去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50年过去了，2003年虽然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全集》，但不全。只要对胡适稍有一些研究，就知道这套《胡适全集》在政论方面有六、七十篇中文文章没有收录，也有几十篇英文文章没有收录。没有收录并不是因为这些文字收不到，而是到现在政府仍觉得胡适思想有一定的晦暗，胡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批评都没有收录在《胡适全集》里。
胡适：被骂杀之“先时”人物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在美国、港台、大陆和同学们谈胡适研究。每次跟美国学生讲到胡适思想时，说胡适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民主和科学，美国学生很诧异：这不是一些常识吗？讲自由、民主、科学等常识性的问题居然可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引起一个新震动？如果和台湾学生讲胡适思想，他们也觉得胡适不过是一个五四前后的白话文作家，如果跟他们提当年胡适对国民党的尖锐批评，从现代台湾青年的尺度来看远远不够级别，他们觉得太过温和了。所以胡适思想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港台都显然是过时的，唯有到中国大陆我们仍觉得它有很多新意，甚至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胡适思想能够始终不过时，一方面当然说明胡适思想有其现实意义，另外一方面，与其说是胡适思想有其时代性，不如说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没有进步。借用梁启超在写《康有为传》时的一个很好的提法，即时事与人物的提法：什么样的可以叫做人物？梁启超对“人物”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平和言论能够影响到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都引起全国人的注目，这个人出现之前和这个人出现之后社会的面貌为之一变，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物”。如果拿此标准来看胡适，胡适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物。接下来，梁启超把人物分成两种，一类是“应时之人物”，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英雄；另外一类人物是“先时之人物”，是创造时代的或者超越时代的英雄。“应时之人物”的特征是什么？“应时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即应时人物所做的事都能做成，他的一辈子过得非常好，用的是“尊荣安富，名誉洋溢”这八个字。胡适1917年回到中国后，1917年到1927年，甚至到1937年，用刚才梁启超描述“应时人物”的几句话来形容彼时的胡适非常贴切。胡适提倡白话文，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五年内教育部就下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这个速度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其它方面，比如妇女解放、社会改革、对旧习气的批判改进和对新思潮的引进，其成功和快速的程度都超过胡适的想象。我们可以说胡适在这二十年里是一个“应时人物”。
什么是“先时之人物”？梁启超说：“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1949年以后，尤其是50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后，用这几个字来描述胡适的遭遇也是再贴切不过了。从1952、1953年一直到1957、1958年，稍稍知名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批评胡适，从政治到学术，从文学到历史到教育，甚至他做大使时尽一个公民所该尽的责任，出使美国，争取到美国对于抗战的同情，这件事也受到极严厉的批评。我注意到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其中只有一件事是当时批胡的知识分子所没有批的，即胡适的婚姻，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胡适真的是“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现在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像，唯独没有的，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胡适。许多人建议要为胡适在北大校园立一个铜像，但这个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党和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对胡适有过平反。一个死在50年前的人，是否平反对胡适而言其实已经没有意义——平反既不能为他增加些什么，不能平反也不能为他减少些什么。但对于这样一个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平反的意义不在于被平反的人，而是当年说他有罪的当局能够平反这样一个人，能够增加当局的合法性，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做。
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
回看胡适的一生，看到的是什么？是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虽然胡适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也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1962年），这两个职务理论上都由蒋介石任命，但我们始终觉得胡适代表的是清流，而不是当道。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但关心政治和热衷名利其中有微妙的界线，关怀政治和靠拢权势很不同。1917年胡适回到中国，说“20年内不谈政治”，希望通过文化改良给社会改造打下坚厚基础。但两年以后他说：“谈政治成为我的一个忍不住的新努力”。当初胡适提出20年内不谈政治时，他的一帮朋友就开玩笑说：“胡适是处女，我们是妓女，胡适要保持他的处女之身，不和肮脏的政治有交往。”处女和妓女的比喻虽然是玩笑，但我觉得深刻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级关系，好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则已，一旦关心政治或者涉入政治，不为处女即为妓女，或者不闻不问，或者以此为生。最好的例子是郭沫若，在两级里郭沫若属于哪一边，大家一看就知道。胡适在政治上给了我们新的典型，他对国事和政治发表他的意见，参与而不同流合污，介入而不为政治势力所吞噬。胡适既不是处女也不是妓女，是良家妇女的典型。我要过问国家的事，可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他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