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的日历即将撕去最后的一页。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忙同一件事——年终总结。笔者在这里对清史系列拙作作一年终总结。因清史系列拙作还没写完，也就用《“李约瑟之迷”是一套非事实的抽象理论》做这篇年终总结的题目吧。
1954年,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序言中, 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第1 至第15 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欧洲在16 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 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1976年, 肯尼思·博尔丁称其为“李约瑟难题”。与李约瑟之谜相似的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在14世纪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那些被认作是产生了18 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 但为什么最终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没有爆发在中国。“李约瑟难题”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首先在中国爆发？而“李约瑟之迷”在本文中是指围绕“李约瑟难题”的种种解释。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学者大多推崇西方实证主义哲学，但按实证主义哲学的观点，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解释现象往往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说到底，“李约瑟之迷”是一套非事实的抽象理论。
就笔者而言，最先接触到“李约瑟之迷” 解释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吴大琨先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 （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自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以来，他本人并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更多的解释与使用，以致于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整个学界对这个概念内涵的阐发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已经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自20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出现过四次高潮，迄今为止，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讨论仍是热门话题）。笔者因从小耳听力较差，无缘进高，人生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是在老家市(县) 科委红壤开发研究基地工作。那时，思考较多的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以及地方发展战略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因在地方科委系统工作，较早接触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关系问题。在好长一段时间内，笔者深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思考，为解决李约瑟难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李约瑟难题”式的历史命运。若干年后，当笔者静下心来研究清史时，则改变了笔者年轻时的不少想法：中国的历史命运并不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笔者的清史系列拙作中，曾反反复复说着以下话语：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传统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就是以发达的个体经济（农户经济）自组织为基础的；数千年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的国家又是一个大一統的强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体！？中国的历史命运的的灵魂密码就深深藏匿在这里！？
其实，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激励人们把中国这个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按照蔡昉先生的观点，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蔡昉先生还对林毅夫先生的观点作了评价。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众多人口产生的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蔡昉先生认为，林毅夫先生的解释无疑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到现代科技创新。然而，留待解释的是，何以中国会形成特有的科举制度。蔡昉先生还认为，经济理论的用途在于解释力，核心是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一种能够更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要求不仅能够解释历史，也能够解释与历史相连的现实，在理论逻辑上，则不能留有缺失的环节，换句话说，不能把一个命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然后戛然而止。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为什么中国形成科举制的情况下，问题就不能算得到解答。此外，既然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之谜”，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而提出的，所以，理论应该同时揭示与此相关的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异。
笔者以为，上述种种解释都太过于“西方理论化”。过往，人们对于“李约瑟之谜”的答案包括传统中国只有工艺没有科学、中国人依赖经验而不重视实验、中国劳动人口过多因而不需要机器、科举制度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儒家传统轻视科技、中国缺乏发明专利及科技知识被官方垄断等等。在最近的三十年，由于大规模“引进” 西方理论后，包括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及传统中国的文化等等都遭到质疑，像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民主及法制精神等等统统被归纳进“李约瑟之谜”的答案之中。这些解释又太过于“事实化”了。笔者通过电脑查了一下，“活着的传统”这个概念，由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首先提出。“活着的传统”类似物理学和经济学上“路径径依赖”。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演了多少从企图走出传统又复归传统的历史话剧？！有多少是传统中国的历史潜能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得到空前的释放？！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人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番。
笔者在这里说“李约瑟之迷”是一套非事实的抽象理论，并不是说“李约瑟之谜”的理论本身对与错的问题，而是说，这套理论迄今为止只处在“特殊”与“一般”的两个极端，还没有走向介于“特殊”与“一般”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面临着有可能被种种历史事实推翻的理论。当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民主及法制精神等等这些历史事实不存在，“李约瑟之谜”的理论是否有可能被其他理论替代？或者说“李约瑟之谜” 是否根本不存在？这是笔者研究清史时的一个最深的体会。另外，笔者思考较多的其他一个问题是，“李约瑟之迷”这套非事实的抽象理论，就其始点性理论而言，来自“欧洲中心论”，既然如此，历史的偏见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可否认的是，就人类历史进程而言，近现代以至于当代的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然而放眼人类历史长河——历史的不确定性的“长点”，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确定性的“短点”。历史的脚步是沿着从历史的不确定性的“长点”走向历史的确定性的“短点”的，又会从这个历史的确定性的“短点”走向历史的不确定性的未来的。历史表明：认识人类共同的价值绝非易事。由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老祖宗们，他们是运用各自的智慧创造文化的，世界的一半不知道另一半在过怎样的生活。如果要说，东西方文化间的博弈，那么，他们都是用黑布蒙着眼睛，并不总是有先见之明的。东西方文化各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淀以后，西方人惊奇地发现，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开辟了一条可随沙漠骆驼队横穿中亚的丝绸之路。西方对中国一无所知，但又离不开丝绸、皮货和香料等中国产品。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政治家、作家与哲学家塞内克抱怨他的同胞“为了使他们的夫人能穿透明得令人害臊的纱衣而倾家荡产”。因为中国那时什么也不需要。它只出口而不进口，罗马因无钱偿付而中断了这种单向贸易。在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博弈中，东方占了上风。第二次东西方文化博弈，发生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我国则正处在明朝——公元1368-1644年间。当中世纪出现了新的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时，西方人作了一番深究，结论是，在诺曼底人坐着小船划桨沿海旅行时，中国人已掌握了舵和指南针；当加洛林王朝的誊写人还在手抄他们的经文时，中国人已经采用印刷术了；当英国还处于西方未开化的某阶段时，中国文明已达到尽善尽美，高不可攀了。第三次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发生在清朝，中国失魂落魄、丢尽了颜面。而笔者研究清史的最大收获是，像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民主及法制精神，包括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及传统中国的文化等等用来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西方社会中存在着的上述的因素也不足以说明18 世纪末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也就是说，在14世纪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那些被认作是产生了18 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 但为什么最终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没有爆发在中国的问题，需要寻求其它理论解释的途径。
更进一步说，中国在18 世纪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但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也没有爆发工业革命。18 世纪，世界上只有英国出现了工业大跃进，其他国家后来的工业发展都是借鉴英国的经验。其后，西欧的历史仿佛再现了中国2000多年前的战国史。因此，也许我们不应该发问中国在18 世纪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也许对我们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为何在中国近现代以至于当代的工业化进程会一路坎坷，一路血腥风雨，同样也再现了中国2000多年前的战国史？
如果前面说到的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提出的“活着的传统”（类似物理学和经济学上“路径径依赖”）的说法成立，那么，学人们面对着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一出又一出从企图走出传统又复归传统的历史话剧以及一次又一次传统中国的历史潜能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得到空前的释放的历史事实，是否应该清醒过来：不少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等等“西方理论”所形成的中国化的理论都远离中国的历史现实！？
可惜，直到今天还少有去思考西方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问题。中国学者吕子东提出：“一切‘先验’都不可能证明或证伪以任何形式表述的‘真理性’”（吕子东等：《时空本源与地震预警》，第1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吕子东先生认为“真实空间的本质是物理的。但两千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空间是几何的。几何学空间表述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广延性，物质运动形式的持续性和顺序性，只是物理空间具体内容边界条件的数学描述，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使西方的物理学大师都抱着“空间是几何的”不放，而不去研究自己的本业“物理学空间”。现在，我们知道：连物理学的擎天柱——牛顿理论、后牛顿理论、广义相对论和20世纪的量子理论，都是“先验”的。因这篇文章的主题，自然科学类的话题在这里还是少说。西方的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
众所周知，1990年代，由发达国家制定所谓“华盛顿共识”出台后，普遍被看好的是很多西方顶级经济学大师，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予设计的苏联、东欧的改革。一开始就大刀阔斧，“休克疗法”，“大爆炸式”，一步迈向现代经济学要求的合理轨迹。实践证明，西方顶级的经济学大师对中国和原苏联、东欧经济发展的预测产生重大的偏差。对此，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认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们不懂经济学；另一个就是理论有问题。既然他们都是大师，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说不懂经济学，那么就是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真正了解转型的国家当中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转引自刘迎秋主编：《社科大讲堂》，第96-9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前面说到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奥肯法则”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奥肯在肯尼迪时代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据他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 3%；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下降半个百分点。它在美国被捧为法则）。今天人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共识，千万不要迷信法则、公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研究适用的科学模型。这种模型不是僵死不变的，可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开着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等发展。然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却存在可怕的“始点性错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西方顶级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根据“先验”的理论框架提出问题、分析和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也就是说，西方顶级的经济学家也同物理学大师一样，都抱着“空间是几何的”不放，而不去研究自己的本业“物理学空间”。 西方的顶级理论大都同物理学生命科学的的方法具有亲缘性。前面说到，“李约瑟之迷”这套非事实的抽象理论，就其始点性理论而言，来自“欧洲中心论”。这里的“欧洲中心”就是“空间是几何的”而非“物理学空间”。
人类的足迹，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这个历史的确定性的“短点”上，最近的一步是，通过殖民主义这座桥梁，从全球一体化的缘起阶段走到当今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阶段！？但，殖民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18、19世纪的英国既抱怨对清朝的庞大的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向中国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同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抱怨对中国的庞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又禁止美国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如同一出。今天的一切，仿佛就是昨天的再现！而放眼人类历史长河——历史的不确定性的“长点”上，人类依然会沿着“东方——西方——新东方”以及“西方——东方——新西方”的历史轨道前进的。人类的未来的历史走向依然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
既然如此，作为东方的中国学人，能否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全球的视野，返回到东方的中国的历史原点，书写历史主义（不能同等于德国的历史主义）的新篇章呢？！
2015-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