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宣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其背景是，近些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1950-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下滑到1.6。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但必须看到，即便如此，其降幅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幅。2018年，全球平均水平为2.45，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2，不仅远低于平均水平，且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在全球位居倒数。即使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相关政策不断根据新形势作出调整。2011年11月，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接着，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只是较为短暂地影响了出生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786万，比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增加171万。随后几年，全国出生人口总量逐年下降，2017年为1723万，2018年为1523万，2019年为1465万。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同比2019年减少175.5万。总体分析，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低于2019年，再创1949年以来新低。
从世界银行数据材料看，在出生性别比例正常情况下，国际上普遍认为生育更替水平为2.05-2.1，也即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05-2.1个孩子时，能够实现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更替平衡。因此，不少国家早就发出感叹，再过若干年岁月，我们就会“没人”了。
但中国历来是一个强调“多子多福”的国家，为什么现在提倡“多子”却收不到实际效果了呢？
实际上，生育观念的变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观念变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并于80年代初成为“国策”。在此期间，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99年科研基金项目“二十年来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中发现，在1979年至1999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总体而言，居民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差别。上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至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至2人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理想子女数多以2孩为主，城市居民理想子女数以1孩为主。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农村在理想子女数的变迁上有一定差别。比如北京农村的理想子女数一直呈下降趋势，上海、山东农民的理想子女数并无多大变化，东北地区、浙江省农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下降明显，由80年代中期2.4人左右降至90年代末1.60人左右，而西北省区农村中，呈现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
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维持或提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想生孩子的人数会逐渐减少。
但在中国，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二十年的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提高对一地的生育意愿影响较小。尤其像广东地区，尽管富裕程度在此阶段提升较快，但仍拥有较高生育人数意愿。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从物质变化到思想变迁，会有一个滞后性。物质变化的初期，思想变迁往往并不会马上发生，需要假以时日。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城乡间的“生子”意愿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开始逐渐缩小。“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显示，城乡之间在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到了2006年，8月的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8个，非农业户口的为1.60个。同时，城乡居民都偏好生育一儿一女的性别组成结构。2013年，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以及流动人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8、1.82、1.92。数据反映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均有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也就是说，随着整体富裕程度的提升和城乡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所有居民的生育人数愈加趋同，同时，较上世纪有所微微上升。
但“2002年北京市个人生育意愿问卷调查”就已经展现出一种新趋势，那就是，到了21世纪，第一批“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年轻人开始步入婚育年龄，他们对婚育会有什么想法呢？此次调查归纳了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三个特征，一是理想子女数量的选择总体上呈现偏低发展趋势，对于生育2孩的选择明显低于1孩；二是性别偏好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化和上世纪的性别歧视，而呈现女孩偏向；三是当代年轻人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并且在生育行为方面的选择更加自主。
毋庸多言，这个调查的结果和后来近二十年的生育趋势有极大的一致性。
经济变迁和政策制度的影响，可能是跨代际的。改变并不在当时所受影响的一代人身上马上显示，因为他们虽然受到了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的最直接冲击，但其观念改变有一个滞后期，其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不会马上发生改变，而是在行为上直接适应“新形势”，思想上在一段时间却依然沿袭“旧制”。而下一代人出生于“新形势”，其所经受的经济变迁和政策环境对其行为没有“冲击”，但对其思想有“孕育”，他们才是最终承载文化性、思维性改变的人，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奇妙的“隔代遗传”影响
从这一点看，经济和政策变迁发生了一种奇妙的“隔代遗传”式影响，第一代人或许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发生了即时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是实用性的、选择性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能够被完全扭转，仍然存在着固有的思维，并且在环境发生改变，或者选择性变得更为宽松时就可能更快恢复“传统思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调查来看，就很明显能够发现，尽管生育意愿被一时压低，但总体还是保持了平稳的“多子”观念，在男女性别上的传统偏好也没有变，当经济富裕后，生育意愿也发生了相应的提升而非理论上的降低。
第二代人则生长在改革开放后和“独生子女”政策中，他们的“传统观念”及文化环境已经和“多子”无缘。国家经济腾飞带来了家庭与个人财富增长，他们的观念就基本上吻合了人口学家的理论，经济富裕带来了关注点的转移，人们更加注重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会减少生育意愿。
第三代人则是结果的表现，晚婚、晚育、少子、不育，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出来，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似乎并没有取得之前有些学者所预计的“爆发式”生育，有些人用开玩笑的方式感慨说，能生的不愿意生，愿意的没能力生。细究起来，并非戏言。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前的一代人，还拥有生育的传统意愿和观念，但生育能力已经有限，而第二代人的生育能力还在，其生育意愿中的传统观念已经没有。
由此理解，政策出台后，其影响力看上去也许是暂时的，但这只是表象，结合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更长远的，而且其结果表现方式可能是跨代际的，从而对以后几十年甚至百年的社会结构、形态和意识产生影响。因此，今天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几十年前的政策和社会发展对不同代际的影响，会给现在带来的结果，也可能要考虑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新时期的挑战。
后记
所谓趋势的形成，绝不是一时之功，也不是一时之力就能轻易改变，
尤其在这个流动性极快的现代社会，信息流动和交互的速度越来越快，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公共管理和服务要考虑的内容和内涵可能也就要变得越来越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