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公学之创立源于爱国运动，且由革命志士创办。受清季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公学试图破除省界，行自治之制，立民立学堂之典范，并将办学成效视为检验民族自立的试金石。中国公学与同盟会总部有直接联系，且学校位于上海这一具有全国影响的舆论中心，使得中国公学成为清季革命中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革命党联系的重要枢纽，以中国公学为依托所办革命报刊也成为向内地和中下层社会输送革命的重要媒介。中国公学师生献身革命者甚多，其中不乏直接助成各地光复之人。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渊源关系，体现了清季学堂学生已脱离传统轨道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凸显了学堂学生在清季革命中特殊的角色与功能。
清季废科举兴学堂之影响极其深远，民国代清与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和海外游学迅速兴起，由此出现了迥异于传统士子的新式学生群体。由于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上升途径的改变，新学生与清政府日益疏离。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内的民主革命气氛浓烈，学生群体的民族民主意识勃兴，与校外的革命运动声气相通。一些革命党入托办学之名行革命之实，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社会功能的学堂变成了革命的枢纽机关。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晚清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关系，学界已有论及，但大多是在叙述其早期历史时顺带提及，并无专论①。本文以中国公学为考察对象，透析新式学堂与清季革命之关联，以深化对于清季革命思潮的实际影响、革命党的辐射网络以及新式学堂在清季革命中的角色与功能等多个问题的认识。
中国公学，是部分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取缔规则》)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
取缔风潮发生的直接起因是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取缔规则》共有15条细则，另加一附则。该规则以整顿不合格学校和取缔品性不良的留日学生为由，加强了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对学生的管理权，部分规定涉及限制留日学生自由的问题，还有对品行不良学生的管束规则。这些规定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并进行罢课抵制，演成大规模的抗议风潮。
取缔风潮的发生与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由此引起清政府的疑忌。为整顿留日教育，打击革命派，清政府急需日本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善后事宜的交涉中做出让步，于是颁布《取缔规则》，加强清政府驻日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学生管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政府希望限制革命派在日本发展的要求②。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留学生之中，属革命派者甚多，彼等经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也”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布取缔规则实际有针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目的。
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风潮，深受革命派之影响。发动风潮者大多是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且多为同盟会中的激进派。留日学生在风潮中分为两派，与同盟会会员对该事件意见不统一有关。据《胡汉民自传》载：当时，宋教仁、胡瑛等主张留日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胡汉民等则坚决反对，认为此次纵出于最恶之动机，也可以运动打消之，且同盟会新成立之机关报(《民报》)，刚发刊第二期，若一哄归国，无异为根本之摇动，使仇外者快意。至谓相率归国即行革命，尤属幼稚之见④。由于意见分歧，留日学界中主张罢课归国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联合会负责，主张复课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维持会负责。在抗议风潮发生之始，联合会占据主导，并推动风潮的持续扩大，但到后期，因部分同盟会会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大大地影响了留日学生的心理，故抗议风潮声势逐渐衰退。
清政府在应对风潮的过程中，对罢课学生进行安抚，广为劝导，力图平息罢课风潮。为孤立革命党及归国学生，清政府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⑤。当时由清驻日公使杨枢通知日本各校，对于风潮中的领导者胡瑛、田桐、宋教仁、韩汝庚等人“概不收容”，并奏请清政府“咨行各省督抚，通饬内地各学堂不准收录”⑥。到1906年1月中旬，留日学生返校复课，归国之学生大部分或返回原籍，或返日复课。由此，取缔风潮渐止。
在日本的罢课风潮虽然逐渐停歇，但是部分留学生归国自办学校的计划与行动并未废止。虽有督抚所派官员的劝抚和日本文部省的和缓措施，以及维持会之复课倡议，然经联合会之鼓动，仍有部分留日学生出于义愤坚持罢学归国。据当时的《申报》记载，1905年12月11日归国人数仅有231人，而至12月15日，则达到2000余人，运送行李之车仍复络绎不绝。归国的留日学生人数最多时计有“三千余人”⑦。
1905年12月21日，留学生总会推举担任招待的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4人抵沪后，设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筹划兴学事宜。1906年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举定总会职员，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此外还有庶务、会计、书记、调查、招待等职员。1906年1月13日，由于日本文部省部分修改《取缔规则》，清政府留日监督处要求所有归国学生返回日本复课。归国学生召开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定行止，议决：“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依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⑧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公推刘棣英、朱剑、马君武负责起草学校章程。1906年1月17日，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确定学校章程，并举定学校机关与职员。至2月28日，中国公学开堂授课，计收学生260余人，共分有高等甲、乙两班；普通甲、乙两班；另有师范班、理化班。3月4日，学校租定越界筑路之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作为校址。同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
在取缔风潮中，罢课归国的学生仅为留日学生的一部分，而真正坚持留沪自办学校，未返日复课的学生更属少数。而这少数坚持自办学校以维护民族尊严，践行民族自立的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大多数是名隶党籍的同盟会会员，如担任副干事的朱剑后来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庶务的姚宏业和谭心休都是华兴会成员，后来担任干事的张邦杰和黄兆祥、学监彭施涤和梁维岳、会计孙性廉、教习马君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据张承标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300余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40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⑨。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⑩
中国公学兴办之初，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具革命色彩，得不到官绅的扶持。据胡适回忆，“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11)。其中官府的疑忌是确定无疑的。早在日本，公使杨枢即认为，“密探学生风潮，为孙文逆党煽动，借抵抗文部命令为名，现结死党三四百人，各携凶器胁众回沪，以租界为护符，实行革命，聚众起事”(12)。张之洞也认为取缔风潮“谋乱是实，其抵抗文部命令全系饰词附会”(13)。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政府对归国留沪的留学生采取严格限制的手段，饬令上海地方官府对削发且着西服的归国留学生加以管束，并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14)。
中国公学因爱国运动而起，发起创办者多为革命党人，其与同盟会的关系较沪上一般学堂密切，受同盟会的影响也较深。清季上海的新式学堂相当一部分是由书院转变而来，书院的风习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断趋新，主事者不乏新旧知识兼具的老成之士，但终归要经历一个由守旧而趋新的嬗变，而且仍不脱其教育机关之本位。中国公学的主事者多是学生，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其趋新程度自然是远超过当时沪上各校。中国公学偏离其教育机关之本位，而成为一个革命机关，这一点从胡适的相关经历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据罗志田研究，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平仅与沪上一般中学相当，其对胡适学业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其此前就读的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胡适在中国公学获得的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实践，在这个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胡适不自觉地成为民前革命报人(15)。
中国公学特殊的创办背景使其区别于沪上一般的新式学堂。中国公学的创办本身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内涵。留日学生以日本政府歧视中国学生，为维护民族尊严起而抗议，并倡议罢课归国自办学校，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学校创办之初即仿照同盟会的民主体制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的体制，亦可见当时民主观念的影响。此外，中国公学意在破除省界以合群力的设想也是革命思潮的应有之意。中国公学创立的初衷及其实践多与当时的革命观念相呼应，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嬗变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姚宏业遗书中曾提及：“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事当与否，今姑勿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益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国人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16)
有论者指出，民族主义有其“抗议”的一面，也有其“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既存的研究中比较忽视的(17)。中国公学发起创立的起因及其初衷则颇能体现民族主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中国留日学生激于民族义愤，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通过的带有歧视性的管束规则而纷纷罢课归国，可视为民族主义“抗议”的一面；在上海自办学校则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希望通过自办大学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
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是中国公学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难境地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公学陷入困境之际，学校发起人姚宏业为引起各界关注，投水自尽，引起各界震动，于是有社会各界捐款扶助中国公学，使学校得以维持扩大。而姚宏业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恰在于其将中国公学的成败与民族能力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当时报刊中，呼吁捐助中国公学者即提出：“谓公学不成，吾中国此后决无一可成之事”，而“吾同胞之哀烈士哀公学哀中国者必望其成立公学始”(18)。由此可见，中国公学得以维持实际上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建设诉求。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实行的自治体制颇具特色，学校仿照同盟会实行共和体制，在校内分设评议和执行两部，分别选举代表与职员。根据学校章程规定，全体同学都是学校的发起人，职员由同学推选产生，对全体学生负责。学校不设校长，校内事务由执行和评议两部负责。执行部职员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并且要对评议部负责，下设斋务、教务和庶务三科。评议部由全体学生选举部分代表，定期召开会议，行使监督和弹劾职员的权利(19)。这种自治体制的实行可视为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在校内进行的民主实验。
学生自办学堂，不仅反映民族自立的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民主革命的意识。正如中国公学创办者王敬芳所言，中国公学的创办“隐然有二大涵义，一曰中国长此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不自办学校，终非久计。二曰创办与外国大学同等程度之学校，必集全国才智而为之，不可操自政府。前者为自树高深知识之泉渊，
不复仰给外邦；后者为委教育事业于社会，初不依赖国家”(20)。中国公学不但是要收回教育权，以摆脱对外洋的依赖，而且确定了民立教育的体制，以摆脱官府的管束。
中国公学体制上特殊性的内涵在当时校内外的各种表述中都可以得到确证，比如郑孝胥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的演说中提到：“窃愿诸公力守目下共和之法，就平等中选举办事之员，授以权限，明其义务，相率服从，以为天下学界自治之表率，庶几可以内执谗言之口，外夺强梁之气。诸君勉之！”(21)姚宏业在其遗书中也提到：“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如美国之有耶路大学、日本有早稻田大学之类，皆成效大著，在人耳目。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而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一日。”(22)中国公学创办之初衷即在于纠官办学堂之弊，行自治共和之制，以为学界表率。而对官办的失望和对民立的厚望，本身就反映了革命思潮中民治民主的观念。
此外，中国公学的创办意在破除省界，建立中国人的公共学校，这在当时颇具革命意味。学校创办时学生来自13个省，这在当时的新式学堂中是比较少见的。姚宏业谈及中国公学创办之意义时曾提及：“中国自今以往有一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见端耳，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而不能开，学堂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庄子曰：天下事创始也细，将毕也巨。今日之冲突一笔一舌，将来之冲突一铁一血。夫鹬蚌相持，渔夫而伺其旁，可惧也。夫惟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其祸于无形。”(23)消除省界其意旨也在于消除内部分化，合群力，以实现民族自强，这也是清季革命普遍的观念。
新式学堂的兴办对于破除省界多有助力，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朝夕共处，超越地缘纽带而形成新的共同体(24)。在中国公学内，消除省界之成效显著。由于中国公学校内学生省籍分布较广，所以与上海本地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国语的推广。据胡适回忆，当时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学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胡适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到中国公学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25)。普通话的推广对于省籍意识的消除及超越地缘的交往是极其重要的，而新式学堂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场所和实际的生活场景。
在清季新式学堂学生日趋激进，革命倾向愈趋明显的大氛围中，中国公学自不能免，甚或表现得较其他学堂更为突出，成为当时沪上重要的革命机关之一。
中国公学成立后，在校内集聚了一批革命党人。在很多人的回忆中，中国公学的校园成为革命党集聚的一个重要场所。据早期中国公学学生朱经农讲，“还有不是中国公学学生而常常和我们来会谈的，如秋瑾、陈英士先生等，也彼此声息相通。教师中间如马君武、于右任、沈曼云、梁乔山诸先生，都是革命领导者。章太炎出狱后，也躲在中国公学，然后乘船赴日本。蔡松坡先生也来住过。戴季陶先生偶尔一来，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年纪很轻，日本话说得非常漂亮。我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革命思想愈加浓厚”(26)。
中国公学由倾向于革命的留日学生创办，其与东京同盟会总部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学校处于上海这个具有全国影响的辐射中心，由此，中国公学在清季革命中成为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的革命党联系的重要纽带(27)。当时同盟会总部也有意以办学为掩护，将中国公学作为同盟会一个联络站，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盟会的联络工作。据柳亚子回忆：“好像在(同盟会)江苏分会之外，另有上海分会，是马君武、梁乔山几个人主持的，地址在中国公学。”(28)
中国公学的师生流动性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公学作为革命机关的枢纽作用。中国公学师生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流动有多种情况，有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公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如川籍革命党人但懋辛以中国公学教习的身份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安排很多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到中国公学任职(29)。有原本在校的学生返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的，以湘籍革命党人居多。还有原籍的学生因在校学生的引介慕名而来，后成为革命党的。当时中国公学校内革命气氛浓厚，吸引了一大批倾心革命的青年投考。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其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入校后之第一事即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30)。也有中国公学师生从上海转赴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还有一些因在原籍从事革命受到官府缉拿而暂避中国公学的。
以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为例，余诚是湖北省麻城人，1904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在武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情泄露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1905年参与筹建中国同盟会，组织《民报》社。1906年1月5日抵沪，参与创设中国公学，收容归国的留日学生。1月19日回到武汉，同刘静庵合作，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基地发展同盟会员。在武汉期间，余诚曾替中国公学募集办学经费。同年秋，与刘静庵等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后潜往上海中国公学。1907年5月因遭通缉，再赴东京，协助同盟会总部工作。1908年返汉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31)。由余诚的经历可见，其在参与创办中国公学时即已是同盟会成员，中国公学创办后即回乡从事革命，在革命受挫时避居中国公学，后来又自中国公学转赴同盟会东京总部，从中可见中国公学的革命枢纽作用。
晚清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的报业中心和舆论中心，从当时革命报刊的实际影响来看，上海的革命报刊比革命党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区的报刊对于内地社会的影响更直接。上海作为清季革命最重要的宣传基地之一，对于民国代清的鼎革影响至深。民国初年，前清遗老恽毓鼎即认为“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而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32)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革命报刊对清季革命的贡献之大。
中国公学的师生创办报刊以宣传革命，对于清季革命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就是《神州日报》和《竞业旬刊》，前者是中国公学参与创办发行，后者是中国公学学生成立的竞业学会独立创办发行的刊物。
《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创办人多为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的师生，其中于右任、邵力子、张邦杰、钟文恢、梁乔山等人均为发起人(33)。自从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以来，上海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出版，《神州日报》的创刊和它的宣传，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因而受到欢迎，发行量超过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和同时期的大多数革命派报刊一样，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尤其侧重于学生和新军，创刊伊始即宣布：“凡我全国官私公立各学堂以及各省军营均常年致赠一份，以备公阅，不取报资。”(34)对个别的学生订户则实行半价优待。其目的一是为了配合各地同盟会组织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发动工作，二是企图通过他们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扩散于全社会。
中国公学学生创办的《竞业旬报》更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媒介。留日返国学生谢寅杰，约集中国公学学生蒋翊武、杨卓林、刘尧澄等数人发起竞业学会，并组织发行《竞业旬报》，竞业学会“专吸收我同学为会员，十分之八皆我同学，而竞业旬报编辑，几全为我同学担任，即如无党籍之胡宏辛(胡适之)，亦常写诗文登载。而此竞业学会与竞业旬报，由中国公学风潮而解体停刊，咸与同盟会在东京出版之民报及云南杂志、四川杂志、洞庭波、浙江潮同时受清政府之威胁逼迫而停刊……该竞业学会即革命之团体，竞业旬报即革命之机关报也”(35)。另据胡适回忆，《竞业旬报》的宗旨，由创刊的编辑傅君剑提出，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36)。《竞业旬刊》是当时少有的提倡使用“普通国语”与白话文的报刊，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开启民智，借助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以推进下层社会的启蒙；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统一中国的言语”来达到“联合中国的人心”的目的(37)。
除上述的各项外，中国公学师生还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据胡适回忆，他的班级同学多有参与革命活动，如廖德瑶、杨卓林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过广州之役，但懋辛还曾经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任鸿隽学制炸弹，为革命做准备。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已然是一个革命大机关。晚清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中国公学师生的身影，如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的马宗汉、陈伯平二人，参加武昌起义的蒋翊武、刘化欧等人皆是中国公学学生或教职员。
中国公学还通过资助经费的方式赞助革命事业，据熊克武在后来的一份呈稿称：“王故校长敬芳在前清宣统年间，为维持本校，奔走南洋，承诸侨胞认捐银一百七十余万圆，将汇上海。适武昌举义，王君谒总理于海外，商提此款移作革命军费，王君遵交册籍，承示：‘此为暂时挪用，俟成功后，本党照偿原款，且更加补助。’”(38)
在辛亥革命时，中国公学师生也多投身革命。1911年7月31日，为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会议名册上共29人，其中有涂潜、邓道藩、陶泳南、张仁鉴、梁鍪等5人来自中国公学(39)，中部总会的成立对上海地区的革命有很大推动。辛亥年，革命事起，中国公学学生大半往投革命军，如后来校董会所言，“此次光复，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40)。
辛亥上海光复之役有两股力量参与其间，一为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以李燮和为首的江浙沪的光复会党人，另一股力量是以李平书代表的上海绅商。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在联络商团的同时，还掌握了中国敢死团和敢死队两支分别以学生与帮会为主的武装。其中敢死队是由张承标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的武装。张承标即为中国公学学生，受中国公学教师于右任影响很大。1911年10月17日，张承标来到上海，与上海青红帮领袖联络，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与他们歃血为盟，发誓“结为兄弟，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41)。诸人共推张承标为大哥，刘福标为二哥，田鑫山为各处联络员。张承标、刘福标等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敢死队，原打算西赴武汉，参加反清革命。于右任获悉，劝张承标等人就在上海动手。张承标接受于右任的意见，遂在上海谋事。经于右任介绍，他们与陈其美取得了联系，“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一次，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42)。1911年11月4日，敢死队参与了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对上海光复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创立后，曾对革命有功的中国公学，本应得到一个更好发展的契机，而民初中国公学的遭遇却颇具吊诡意味。原本得孙、黄等革命领袖的赞助，可以获得巨额的发展基金，却因政治变动，孙、袁之间政权易手，发展的契机转瞬即逝，甚至反不如晚清时期。在民初的六七年间基本上处于勉力维持的境地。中国公学在民国初年的命运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与清季革命派的渊源关系。
中国公学之创立源于留日学生对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的抗议，罢课的留日学生认为规则有歧视中国之嫌，所以归国自办学校正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现民族自立，这一行为本身即体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诉求，且在整个风潮中，革命党实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公学的创办意在破除省界，建立中国人的公共学校，立民立学堂之典范，行自治之制，并将中国公学视为检验民族自立的试金石，这些观念均可见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公学对于清季革命的意义迥异于其他新式学堂，中国公学由倾向于革命的留日学生创办，其与东京同盟会总部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学校处于上海这个具有全国影响的舆论中心，对于内地有较强的辐射力，由此，中国公学在清季革命中成为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的革命党联系的重要纽带。以中国公学为依托所办革命报刊也成为向内地和下层社会输送革命的主要媒介，体现了学堂学生在清季革命中特殊的角色和功能。
中国公学与晚清革命之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由爱国运动而起，由革命志士创办，故校内爱国革命空气，极为高涨，学校创成为革命之枢纽机关，教职员及学生则多献身革命，助成开国大业”(43)。中国公学与晚清时期革命的渊源关系，体现了近代中国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新式学堂学生脱离常轨而参加革命的趋向，这也成为清政府覆亡、革命成功的重要社会背景。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郑登云：《中国公学述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季维龙：《胡适与中国公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4期。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郑匡民：《一桩隐藏在“取缔规则”背后的政治交易》，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92；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评(1896-19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页。
③明治38年12月15日《读卖新闻》，转引自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页。
④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第45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⑤(12)(13)张之洞：《致成都锡制台、开封陈抚台、济南杨抚台、贵阳林抚台》，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7—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44—9445、9443、9444页。
⑥《出使日本国大臣杨枢奏报学生罢学办理情形折》，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⑦《留日学生返国人数》，1905年12月29日《申报》，第4版。
⑧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第8页。
⑨(35)(43)张承标：《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4、156、157页。
⑩(30)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11)胡适：《中国公学校史》，季维龙等整理：《胡适全集》(2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14)石顽：《清政府又将兴大狱耶》，《民报》第2号，第11页。
(15)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47页。
(16)(22)(23)《姚宏业烈士遗书》，《中国公论》1937年第4期，第21、22、21页。
(17)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8)亚弢：《哀姚烈士文》，《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第25—26页。
(19)(25)(36)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7—58、57、59页。
(20)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
(2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32页。
(24)另一所新式学堂复旦公学创立的章程中也提到，“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复旦公学章程》，载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26)朱经农：《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周秋光主编：《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4—75页。
(27)章开沅曾论及上海在清季革命中的重要性，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参见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页。
(28)《柳亚子致蒋慎吾函》(1934年12月7日)，蒋慎吾：《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先生》，《越风》第14期，第27页。
(29)戴泽祥整理：《但懋辛年谱》，四川省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爱国志士但懋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216页。
(31)余祖言：《志士余仲勉传》，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3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74页。
(33)于右任：《手订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之编辑人与经理人追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版，第471页。于右任也曾参与发起创办中国公学，而且中公与复旦都在吴淞炮台湾，近在咫尺，“两校同人，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复以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师生切蘼，关系益切”。参见于右任：《〈神州日报〉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词》，转引自朱维铮：《马相伯传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34)《本报特别启事》，《神州日报》1907年4月5日。
(37)大武：《论学官话的好处》，《竞业旬刊》第5期，1907年2月13日。
(38)熊克武：《为请拨给整理革命公债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呈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39)《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名册》，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编：《文物荟萃》，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40)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41)(4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1、252页。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