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变化会和外贸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中国经济的特点。从前我们在中小学读书时，课本上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事实上，我国人口确实众多，而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源却十分贫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朋友曾说：老天对中国很不公平，你看俄罗斯有那么多石油，印度有那么多铁矿，巴西有那么多森林，而中国只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会发展得比俄罗斯、印度、巴西都要好，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特点。前些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谁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在毛泽东时代搞定量供应，一个大学生一个月25斤粮食就可以打发过去，因此还可以勉强生活。现在供应放开了，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中国人也要吃得好，因此中国的农业就不能承受了。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一个可能是中国富起来后，有钱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生产的剩余粮食都买过来。但是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问题：国际粮价被中国抬高了，中国买得起，许多第三世界穷国却买不起。一些对中国有歧见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挡住了。例如石油，现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油价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才20美元一桶（1979年），而到2008年已达100美元一桶，比三十年前涨了几倍。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后，也需要大量石油，但油价已经太高，买不起那么多油，所以只好发展软件。近年来，全世界生产出来铁矿石的40%被中国买走，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钢铁工业，就买不起铁矿石了。现在有一些国家开始敲诈中国，比如说要成立铁矿石输出联盟，要提价，提价之后中国不得不买。由此可见，中国资源确实是太少，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可能可以，但要发展现代工业经济，那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中国却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JandeVries）总结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1.勤奋
德▪弗理斯提出了“勤勉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这个概念，意思是欧洲人从此开始比较努力地工作，变得更加勤奋，人们改变了金钱和休闲之间的相对平衡，变得比较愿意接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得货币实物。不愿意劳动太辛苦是人的本能，没有人天生愿意比别人更辛苦地工作。只有在某些条件下，人才会变得更愿意辛苦工作。这些条件是什么？主要是物质主义。就是说，我要比我的邻居过得好，哪怕只是一种面子上的好。比如说别人只能开一辆普通的国产车，我一定要开一辆凯迪拉克，哪怕实际上舒服的程度差不多，但我觉得很有面子，在心理上很舒服。但是为了这辆凯迪拉克，我可能要比我的邻居多工作许多时间，要吃苦，要节约，但是我愿意。这就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在欧洲出现得很晚，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发生圈地运动，农村出现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去做一些累人的工作，因此到处流浪。政府用非常严厉的立法来强迫他们去工作，包括鞭笞、烙印乃至割耳等血腥的办法，强迫他们到了工厂里，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后来物质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英国人变得勤奋起来，不用鞭子也努力工作。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和荷兰人成为欧洲工作最勤奋的人。
在中国，勤奋工作出现得比欧洲早。我们不能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人工作很勤奋，因为尚未从史料中获得证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人已经以勤奋著称。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就是赚钱，赚钱之后消费，比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那时候，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像烟草、鸦片、绸缎等，会迅速流行起来。中国人的勤奋由此形成习惯，特别是变成了中国东南部人民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不奋发、不努力就不会变富，而这种观念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2.重教
柏金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教育。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到了今天，全国才会在高考时进入一种“准紧急状况”。高考那几天（甚至前几天），考场附近不准有声响，建筑工地要停工，交通要管制。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但是这不是自古就有的。宋代以前，教育是上层社会的专利。教育深入民间，重视教育成为一种全民的心态习惯，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科举考试对社会中所有男子都是开放的。朱元璋改革科举考试方式，决定采用八股文后，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就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制度，进入上层社会；而像贾宝玉这样大富大贵之家的公子哥儿，如果不去参加考试，哪怕血统再高贵，也不可能做官并由此进入上层社会。所以在这种激励下，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变成全民的行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大多数人无法接受教育，因此中国是一个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陷入内乱外患的恶性循环时，情况并不如此。用近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清代中国识字率非常之高。罗友枝（EvelynRawski）估计在清代中国男子的识字率为35%到45%，女子是2%到10%。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农村男子的识字率差不多有50%，广州城则达到80%—90%，即几乎所有的男子都识字。而在长江三角洲，比例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今天印度成人的识字率为50%—60%，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更低。所以在19世纪初期中国能达到这样高的识字率（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大部分成年男子都能识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世纪初期，在中国东部地区，上学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现象，并不是有钱人才能读书。在明朝末年小说《鸳鸯针》里，描写了浙江杭州郊区农村里一个私塾开学时，家长们都送小孩来读书。那都是什么家长？
卖菜的短褂随腰，挑担的破肩连顶。
种田的两只泥脚未曾干，算命的一部揸须连口臭。
行医的不分苍术生陈，说媒的开口东张西李。
做烧卖的浑身米屑，当厨役的遍体油飞。
充皂隶的高步上座，做里长的尖帽青衣。
这些都是社会下层的人，但都送孩子去农村私塾读书。到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在浙江湖州一带，小孩学习三年会写字之后就回家种地。男子七八岁就跟老师读书，有空就回家去割草喂羊，或随父母做一些工作。杭州一带的农村小孩，读书到十五岁就回去种田。在江苏松江一带，男孩五岁到十岁就去识字，穷人也是如此。即使要去谋生的话，小学也还是要读。所以中国的传统，在18、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东部，已经不是为了考科举才重视教育。大众送孩子去学会识字，并没有想让他们去考科举，因为没有可能。那么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日后用于商业，比如订立契约、做买卖、典当等等。重视教育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学会技能，因此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有重要作用。
3.商业精神
要勤奋工作，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有动力。勤奋工作和重视教育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力主要来自是外界，也就是竞争的压力。在这种竞争中，你做不好，你就不能过得比别人好。竞争往往通过市场来发挥作用。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东部的经济已经相当商业化了。只有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在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除此之外，还要有商业才能，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柏金斯说：19世纪的中国农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商业知识，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还不会做这些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在军事、科学、文学等方面具有天赋，但在商业才能方面却比较欠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政府解散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作为独立农夫去耕种。很多地方的农民却拒绝接受土地，因为他们说不会自己经营。这是自沙皇时代农奴制遗留下来的传统，上面命令，下面执行，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去做，现在要自己搞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实在太复杂，做不了。
中国人民（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人民）在明清几百年中，一直受到商业化的熏陶。作为结果，商业精神已经融化进血液里，到哪里都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福建、广东的穷困农民在自己家乡活不下去，跑到东南亚、美洲之后，很快就发家致富。大家知道林绍良，他出身于福建福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跑到南洋，现在是印度尼西亚的首富。他出去时不识多少字。但福建人的商业才干，早已通过传统文化，在他的心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这样，所以许多外国学者觉得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不识字的中国农民，被作为契约劳工（即“猪仔”）贩卖到美洲、东南亚，契约期满后，没有人再干农业，全部去做商人。从小商小贩一直做到最大的商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祖国时，环境已经使他们具备了商业的才能，所以他们到了新地方后，当地土著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从而无法和他们竞争，因此他们在竞争中当然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中国人民在明清时期已造就了吃苦精神、重视教育以及商业才能，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苦力。为什么？因为许多地方的人民没有像中国东部的人民那样，经历过几个世纪的三种因素的熏陶，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有很大的不同。苦力的后代没有人再做农业，甚至很少再做体力劳动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商人，并且支配着当地的经济。这些，就是中国劳动力的特点。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但劳动力质量很高。在世界经济中要扬长避短，就要弥补资源劣势，发挥人力优势；而主要的方法是通过贸易，用人力来换取资源。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今天才出现。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是美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共和党的创始人。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做过美国驻华公使，也做过中国驻美公使。清朝和美国建交之后，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美国大使，所以就请他来做。马克·吐温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他对中国很有感情，做了中国驻美公使后，到美国商会去演讲，对美国商人说：”把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炭，你们的白银，你们的货物交给我们，我们尽我们的全力送到中国，为你们带回茶叶、丝绸和自由劳动力。”小麦、木材、煤炭都是资源，而茶叶、丝绸都是制成品。换言之，他的意思就是把美国的资源送到中国来，然后把中国制成品送到美国去。当然，他想把自由的劳动力带到美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工人工作太过于勤奋，工资又低，引起白人工人的愤怒。1868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不允许中国人再去。但是他的思路就是用西方的资源来换取中国的劳力，或者中国劳动力加工的产品。这是很有道理的。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又再重现。由于中国劳动力质量优秀，所以能够迅速学会先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清代就已出现了。
所以，关于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变化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从我们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因为我们资源确实匮乏。如果不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改善我们资源匮缺的状况，我们的人口不仅不是优势，而且是劣势。任何一笔财富用十三亿来除的话，那都是微不足道的。
4.18世纪中国繁荣的基础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18世纪中国繁荣的基础。首先是中国国内的中部、西部资源的大开发。中国中部地区（湖北、湖南等地）的资源，在明朝时开发颇为有限，而东北则完全没有开发，只是在辽河流域有很少的汉人移居。再看西南部，明朝四川人口不多，云南、贵州人口更少，因此开发非常有限。但是清朝就不同了，不仅西南以及东北得到大开发，中部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是18世纪中国繁荣的内部资源基础。
18世纪中国繁荣的外部资源基础与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有关。滨下武志先生认为东亚贸易有三个圈，第一是中国东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第二是中国内地；第三是中国的边缘，即蒙古、新疆、西藏、日本、东南亚。这三个圈中心都在长江三角洲。换言之，东亚世界已整合成为一个经济圈，而长江三角洲处于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就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行之后），可以一下子迅速发展起来的缘故。最近日本有人对中国的兴起感到很恐惧，为什么？因为在这三个同心圆里，日本都在边缘。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5倍，如果以后变成两倍、三倍、四倍、五倍，那么日本真的就有可能成为边缘了。
处于这个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地位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比较容易使用圈内其他地方的资源。18世纪长江三角洲经济的繁荣，绝对不是依靠长江三角洲本地的那点资源能够支持的。有些学者研究江南经济，总是说这里得天独厚。再得天独厚，也就是那么一小块地方，而且这里没有矿产，没有森林，没有能源，一定要依靠其他地方的资源。
在18、19世纪，中国东部由于居于东亚贸易圈的内核，所以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香料、药材，蒙古的牲畜、皮毛，印度的棉花、染料，俄国、美国的皮毛，都流向中国东部来了。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在18、19世纪变成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外部的资源。珠江三角洲大量的土地都用来种桑树，本地出产的粮食经常不够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从东南亚输入的粮食。当时有记载，中国的商人已经发现在浙江造船太贵，在福建造便宜一点，在广东造更便宜，在越南造最便宜，所以很多商人就去越南造，造成之后再开回来。再说美国，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本讲波士顿商人的书，说阿拉斯加海豹的灭绝，就是因为清代中国人喜欢海豹皮，而当时美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就去打海豹，结果把海豹灭绝了，这是生态史上的一个灾难。中国将来兴起之后，可能还会引起很多问题。去年缅甸首都学生到中国大使馆示威，说中国现在大量进口缅甸的木材，使得缅甸北部山区的森林资源都耗尽了。他们说的可能也是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见，处在一个经济中心位置，可以充分地利用别处的资源。
外部的资源进入中国之后，可以使中国的人力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们今天讲“外向型经济”，其实在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经济已经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了。比如说纺织业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依照有些学者的估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生产的丝绸，到19世纪中期，大约有一半是出口的。在当时的中英贸易中，由于英国大量入超，所以东印度公司鼓励商人运送印度本地的物产到中国。由于东印度公司给予港脚商人的条件相当优厚，于是大量的印度商品就被输入到中国。从1810年代到1820年代初期，棉花是印度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1820年代以后，棉花每年的输入量仍然有增无减，但由于鸦片进口的急速增长，棉花的相对重要性退居第二位。在潘有度的时代，棉花是商人的主要商品。活跃于印度棉花主要产地固加拉特附近孟买的祆教商人也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棉花的进口在1784年以后，每年都在20万担以上，1800年以后更超了30万担。珠江三角洲人民用这些棉花纺织出来的棉布，大部分出口到了英国。长江三角洲生产的棉布，也大量通过内河航运运到广州，从那里出口。现在英文中餐巾叫作nankeen，因为原来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生产的布。景德镇德化的瓷，福建安徽的茶，都是外销的。如果说没有国际市场，这些中国最发达的产业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
5.19世纪中国衰落的基础
19世纪中期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急剧衰落，这也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东亚经济圈中处于中心地位，从而能够享受各种好处。西方人到来后把这个格局打破了，从而中国从东亚贸易圈中得到的好处也不复存在。更有甚者，西方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资源。中国缺的是资源，富裕的是人力。把资源掠夺后，当然造成大量的人失业，中国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外国资本把中国最重要和最稀缺的重工业资源的控制权都抓到了手里。其中做得最凶的是日本，日本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外掠夺的过程。日本和中国在一些方面很相像，一方面是资源贫乏，另一方面是丰富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但是日本和中国不同，中国有很大的腹地，并且已经和外部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获得资源，而日本则否。日本一旦需要资源进行近代化，但又竞争不过西方国家，所以只好向中国下手。通过对中国的大肆掠夺，日本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中国经济就因此受到了重创。
在轻工业资源方面，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破坏也非常严重。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失去关税的保护，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的关税仅为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关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只交5%的关税，然后再交2.5%的子口半税，就可以在全中国畅销无阻。而中国产品在国内，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交厘金和别的附加杂税。所以即使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中国商品在与洋货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列强用暴力手段使得中国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列强不仅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保护，而且还用高额的关税来阻挡中国的产品输出。1840年时，西方棉布还无法和中国棉布相竞争，所以用高额的关税来挡住中国棉布，以保护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部门纺织业。法国和英国在1850年签订优惠协定大大降低了关税后，法国对英国的纺织品还征收15%的关税，以保护法国自己的纺织业。但是法国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却征收30%的关税，使得中国纺织品几乎无法进入法国。美国对中国棉布征收的关税，更是中国对美国征收关税的25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产品怎么进行竞争？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到了这时，英国工业生产已经完成机械化，加上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输往中国的布匹价格大幅下降。价廉物美，英国棉布输出到中国后，就把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打垮了。清朝著名的企业家郑观应写了一本《盛世危言》，这本书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受了这本书很大的刺激。郑观应在书里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补救、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外国商品进来，中国没有关税的保护，因此中国的传统工农业就完了。吴承明先生估计，仅只进口的洋纱、洋布两项，即相当于8亿个手工劳动日，仅此就导致了数百万人失业。中国丰沛的劳动力，就从一种优势变成了劣势。这些人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那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很多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指出，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以后出口中心转到上海，广东大量劳动者失业有关。大家起来造反，这就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动荡。再加上外部如日本发动战争的破坏，经济当然越来越坏，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总是处于最坏的地位。到1979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在其中扬长避短，获得利益，所以能够有好的发展。
最后，可以总结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这个客观事实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修正过去对中国经济史上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证明了过去很多看法是有偏见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所以，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为解读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提供新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