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
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的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1870－1895年）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
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十条，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狗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画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会”，“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所述，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己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光绪七年（1881年）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的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1884年），她就把恭亲王奕欣赶出总理衙门。奕欣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20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仅次于慈安）的第二号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颔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欣，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李、赫交恶突出醇亲王
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Prosper Giquel）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助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斐特（Commodore Robert W.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他“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和周恩来一样）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防制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1884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譞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
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却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欣，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作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党的天下了。
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挎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
奕譞当时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糜烂的亲王。真是所谓把银子当水一样的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给的有限的赏赐之外，他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去经常地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贪污了。因此，所谓“醇邸”是其时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个贪官污吏。但是当贪官污吏，也总得有个地盘。所以海军衙门一旦落人这一个大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象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大“肥缺”，满族亲贵中的饿鬼，也跟着一哄而来。更不只此也。那时开支浩繁的皇族帐房内务府也在闹穷，那生活日趋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却舍不得花私房钱。醇王等为着奉承太后，把她许多大小的费用也都开销在海军项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亲贵无不欢喜——老太后也觉心满意足。
李鸿章原也是“后党”中的一个“周恩来”，对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军备竞争管他娘，中国海军的发展就不可复问矣！
清皇室房地产巡礼
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它。
暂且把“故宫老档”放在一边，权以游客的身份来看他们留下的皇家房地产。且从故宫开始：
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They are running down ！”（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一万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什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running down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running down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尽。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还有个人间天上的颐和园。关于颐和园的故事就说不完了。留待后叙。
颐和园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孙氏不但把它炸毁，还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烂的尸体。并有迷信而兼性变态的士兵，要对她的遗体进行“尸奸”。真是不堪想象。
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篷，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搭“游12”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一万五千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
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借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主席他老人家对做皇帝也最有兴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黄色的房地产，告诉尼克森说：“我就是“他们”（皇帝）的继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无知的毛子们吹牛呢！试问这大片房地产，有哪一片黄瓦是属于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确是有荣耀、有权威。但是想亲近亲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鸡摸狗，妃嫔成群的“春宫”是享受不到了——当上万岁爷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喜爱美女，也只能偷鸡摸狗，那还是什么皇帝呢？！吹啥牛，做“他们的继承人”呢？！
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两千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
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
现在言归正传，把时间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宫廷的生活实况。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因为你既然有一项奢侈品，你得拿另项奢侈品去“配”呀！这样连环“配”下去，就没个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间华丽的宫殿，你还得有对等的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宫娥采女和千万个大小太监去“配”呀！这也就没个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大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九千间大宫殿再算一下。四万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和240只鸡鸭吗（见溥仪着《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这个“彭德怀”不出。可是李鸿章这位“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见《李鸿章年（日）谱》）
朋友，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则变化不多也。余读《史记》、《汉书》，余亦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也。标点符号打起来，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胜数也。岂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周恩来做了二十多年的终身“宰相”。李鸿章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终身“国务总理”。同为历史家、政论家讥为无行的不倒翁。但是没个周总理，哪有今日的小平中兴和唐树备访台？没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哪个好下场啊！不佞曾慨乎言之，并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过奖也（见上引《论文集》页二九、三三）。周恩来说，他当了二十年总理，无时无刻，不是临深履薄！俾斯麦曾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鸿章向老铁血怅然叹日：“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见同上。只词句稍有不同，然余亦闻之于更可靠的淮军旧之口述历史也。）历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虽只是一窝小故事，但一叶知秋，从小看大，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太后主政的王朝是个什么东西！它纵在帝王时代的传统中国里，也是个“亡国现象”。这种中世纪的烂王朝配不配在“现代”世界上与列强争雄？！
至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一兵一卒。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落后不堪，没几两银子好筹也。然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立志要夺我大清的锦绣江山，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她这个小阿巴桑，哪能跟老太后比，她可是没有几件首饰呀！
其后我们一赔就是两万万两。这小日本婆子，一本万万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至于天皇陛下那几位大败我军的海军将领，伊东佑亨和东乡平八郎都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们蒋老总统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东乡也是个小格林威治。在英国海校与海军中搞了７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赡等同学。下段有空挡，再补叙之。
总之，敌我相比，清日战争的前途如何，那时如有电脑，一揪电钮，明明白白？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
抑有进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过是冰山的尖子罢了。太后之下，还有近支亲贵，远支宗室，乃至整个满族构成的吃粮不当兵的统治阶层，和汉人也有份的庞大无能、昏馈颟顸的整个官僚体系！
先看所谓旗人。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谓军眷）盖有30余万人。且用个□□的名词，他们的军需给养是实行一种“供给制”——□□的解放军，在进城前也是如此的。
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劝劳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懒满”（不是懒汉）。但是这些懒满的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军的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
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帐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满族（和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那它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且看我们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个靠内务府过活的无业旗人。
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1644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公开的卖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卖给有志作“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严复在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也者，“捐款救国”也；“捐助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千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敝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打那个混帐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5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帐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捐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盘。另外还有暗盘。
“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谥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间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国文老师（台湾）或古汉语老师（大陆），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专制时代，所谓“谥法”，便是对死去功臣补发的一种“勋章”。连个死人的勋章，都要按等级卖钱，则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发展到最高限度了。
亲贵“执政党”是腐化的核心
总之，大清王朝发展至此，是真正的“气数已尽”。它的国家机器己完全锈烂成一堆废铁，而在这废铁堆中还在操纵把持的，便是爱新觉罗皇室，和那窠满族亲贵了。
须知满人入关之时，为羁糜汉人，曾有不成文规定，全国高官厚禄，满汉各分其半。但是汉满人口的比率，则至少是2千万比30万啊！中国之大，高官厚禄职位之多，只有30万人口的满人竟占其半，则满人中之有知识有能力者，也就无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这个享有特权的满族，整个一“族”，看成个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则每一个“满人”，和附属于他们汉人“包衣下贱”和若干蒙人所谓“旗下人”，不论贤愚，都是享有特权的“党员”。只是他们“党员”，“入党做官”的资格是天赋的，毋须搞“表现”，更不要走后门罢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国这个执政党，专政了200多年，现在是彻底的腐烂了——在国家急需现代化，尤其“国防现代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变成最大的反动势力了。这个反动势力最主要的根据地，便是这“最大的肥缺”，为醇亲王所盘据的“海军衙门”了。
不过话说回头，搞同治中兴。搞自强运动，那些科甲正统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张（之洞）、文（祥）、陈（宝琛）、刘（坤一）等人，都不失为栋梁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文字辈是指他们谥法中嵌入个“文”字的高干，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等等。
须知这批文字辈人物，都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优良的文官制度，那一个“定型”中所培训出来拔尖子的精华。他们的不幸和失败是上帝安排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他们那个“定型”是个有待“报废”的形态。加以“君为臣纲”，王纲解纽，他们纵有天大的本领，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势比人强，
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于我们国、共两党的高干呢（包括老毛老蒋自己）？！他们多半都是“历史三峡”里某一、二阶段中过渡性的官僚，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定型”；也没个“定型”好属。他们之中有的还是满口孔孟的。但是他们的孔孟也缺少个“定型”。既不属于上述文字辈那类型态；也不属于杜维明式的“后西方”（Post-Western）那一类，而是属于未定的“过渡型态”（transitional pattern）。他们之中也有满口民主的，可能包括当今海外全部□□人士。其实他们只是向往民主。向往于英美传统（Anglo-American tradition）的民主。属于自己的民主型态还未出现呢！此外，还有仍在高喊社会主义的高官。他们的祖师爷列宁、毛泽东坚持了数十年，最后还不是给徒子徒孙“开放”了。现在哪能轮到他们再反水，来做孤臣孽子呢？这些当然都只是些略有瓜葛的题外之言，将来历史自有客观定论，无待饶舌。
在“昆明湖”里办“海军学堂”
现在还是谈谈老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20来岁的青年寡妇，可能由于禁城之内深宫太闷，她们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事为恭王所阻。盖内战方殷，外患未已，哪有闲钱来重建花园呢！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儇以次的王公大臣，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西后原意是重建圆明园。但是圆明园为洋兵烧成荒坍一片。从头建起，盖需款3万万两，才可恢复原貌，既然一切需从头建起，那又何必拘迷于圆明园故址呢？西后经臣工聚议，转而注意于，虽为洋兵烧毁，然尚有若干孑遗的“清漪园”了。反正都是从头来起，清漪园的条件且较圆明园为佳。西后乃决定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就加工扩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1万万两！
这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
颐和园工程是1884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已13岁。西后的打算显然是，5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18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再用个大陆上的名词）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19世纪的60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国的第一富孀。经过20多年（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没命的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韪良等等“中国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王、文祥那一阶层。一班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
读者或许要问：西后垂帘20来年，哪能贪到那么多钱？可是我们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双的菲律宾寡妇伊美黛，大致就不会惊奇了。伊婆的私房钱大概十倍于慈禧吧！而菲律宾怎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呢？况伊婆并未当政。
按理西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这时为国宣劳、日理万机的老太后，也一天天的老起来。1884甲申是太后半百万寿；再过10年1894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60）万寿了，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如何庆祝花甲，康熙爷、乾隆爷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办。拍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锦上添花了。
为着“万寿”为着“造园”，奕譞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准也不知其详。大致至少是1000万，多至3000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这个“衙门”和“海军”这个名义，去另外搞钱，那就没法估计了。
一般说来，百官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是当时醇府对下面的倡导。至于用海军的名义，来“建军祝寿”（和我们的“献机祝寿”一样），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捐了多少钱，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笔者幼年成长于老淮军和新（皖系）军阀的“眷村”之中，当年对“昆明湖海军学堂”这项掌故是耳熟能详的。我一直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坝课堂中，听了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才知道这是一大骗局！愤恨无已。
我家当年想必都捐过很大的款子去“建军救国”的。老祖宗们可能也都不知底蕴。因为当醇王发动这项骗局，连李鸿章也不敢拆穿。至于醇王为着这个昆明湖中的海军，强募恶化，究竟搞了多少钱，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据出来的，单是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的零星书信中可查出的便有：来自江苏、江宁、两淮的捐献70万两；江西10万两；直隶、四川各四万两；两广（时两广总督为鸿章之兄李瀚章）100万两；招商局10万两等，即在200万两以上。……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它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1000万两到3000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
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中日关系，密锣紧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象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如日本的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２３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招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飘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15海里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招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但是李鸿章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来”，和□主席的周恩来，并无两样。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女和周恩来上面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男，也并无两样。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干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
李周二宰相，都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他二人一前一后，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西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2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着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己。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录（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蒋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骛。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国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官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太傅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太傅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
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懦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是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莲，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50年大牢的张少帅）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虑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哺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域？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也应在考虑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