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较为全面地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讲，自由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社会经济结构还是思想文化传统，都不具备可令自由主义自然产生的充分条件。西方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前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不同的流派。面对这种情况，严复在引进时不可能不偏不倚，面面俱到，而是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探讨这种倾向性的表现、成因及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严复本人的思想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理解。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并承认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悬殊差距，向战胜过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成了无可奈何，然而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但效果不彰。曾经游学英国的严复敏锐地指出，船坚炮利只是西方强盛的表现，而非原因。西方强盛的原因另有所在：
如汽机兵械之论，皆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
严复将西方富强的奥秘归结到追求真理和服务国家这两种价值观念，并且认为这两种观念跟中国的理道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念始终不能发挥出合乎人意的作用。这样一来，严复就将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自由的有无。
如果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只是指出了自由与富强之间的关联而未充分展开的话，那么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他则详细地阐明了这种关联。严复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笃信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严复认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5页。）“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不难看出，严复将个体潜藏的德、智、体三方面活力视作国家富强的保证。其次，严复指出，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严复认为西洋“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新，彼亦月异”，（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3页。）个人活力在这种自由、互相竞争的环境里得到充分发挥。从西洋人的事例中严复发现了一条规律：自由对于个体素质的提高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严复用一段简洁的文字从理论上概述了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
当严复通过缜密的分析认定自由是富强的必要条件，却又发现这种条件中国本身又不具备时，渴求国家富强的他自然而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外，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思想。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严复与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者有一显著不同点。正如萨拜因（GeorgeH.Sabine）指出的那样，人道主义一向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强大动力，（注：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册，第773页。）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用以支持自由主张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在他们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自由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它是人存在和发展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才发出了“天赋自由”的强大呐喊。简言之，西方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都十分注意自由的人道主义内涵，强调自由对于个人本身的意义。严复的关注却不在于此。他注意的是自由外在的工具价值，关心的是自由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严复对自由价值的特殊期望，使他同修正的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有了某种共同语言。
（一）新、老自由主义的理论区别：
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19世纪被称作“自由主义时代”。这一方面是指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实践，另一方面也指自由主义理论从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过渡到新自由主义阶段。这种过渡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理论重心作出的调整。
流行于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本质上可视作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以及王室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结晶。因此，其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宪政来限制王权，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如何通过法治的手段来防止政府对个体自由的侵犯，要求政府奉行“干涉越少越好”的原则。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已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民主宪政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也得以确立。然而此时却出现了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古典自由主义相伴生的副产品。为了克服这些消极影响，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决定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作出修正。他们首先弱化了个体至上的伦理观，转而强调个人应与社会和谐发展；不再把政府视作个体自由的大敌，而是承认政府能够促进个体自由普遍实现；因此他们大都支持政府对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积极干预。
在严复的思想中，两种自由主义的成分都能被发现。然而，严复对上述两种思想成分并不是不偏不倚，而是有较明显的倾向性。大致说来，严复更接近于新自由主义，却远离于古典自由主义，这一亲一疏充分表现了严复思想的倾向性。
1、关于天赋自由。天赋自由观念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赖以反对封建专制、维护个人利益的有力武器，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严复一度是天赋自由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从维新之后到其去世，严复都以天赋自由观念的严厉批评者的形象出现。即使在《辟韩》这篇最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反封建檄文中，严复对天赋自由观的支持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一方面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肯定人的自由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今日中国，民众“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因而“弗能自治”。他寄希望于“中国有圣人兴”，由他们来教育民众，发展民众的智、德、力。只有到了“幸而民至于能自治”的时候，他们才把天赋的自由权利归还给民众。（注：《严复集》，第一册，第35页。）严复从而与古典自由主义拉开了距离。
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促使严复彻底疏远了天赋自由观念。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首次旗帜鲜明地批判天赋自由论。“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得自由’。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由论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33页。）在《〈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认为天赋自由说不仅与常识相背，而且缺乏历史根据：“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6页。）总之，严复视天赋自由学说为“西人旧籍中有著名巨谬而不可从者”。（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10页。）虽然卢梭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有诸多分歧，但天赋自由学说却是二者共享的。因此，严复对卢梭的上述批评，表明了他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深刻分歧。
2、关于社会契约论。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享有自由、平等、财产等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公共的裁判者，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第54页。）在洛克的理论中，社会契约和自然状态一样，虽然是一种假说，但却不可或缺，它是以保护个人生命、自由、财产为目的的有限政府存在的逻辑前提。
严复的看法却不一样，他坚持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属生成滋长之物”，那么他排斥契约国家说便是十分自然的了。他认为社会契约论这种假说表达的是主权在民、有限政府这样一些政治理想，“所要解释的不是国家在时间上的发展过程，而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先决条件。”（注：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7，第9页。）严复却没有体味到洛克的良苦用心，当他批评社会契约论虚妄、“生心害政”时，间接地反映出他对洛克式古典自由主义尚缺乏深刻的理解。
3、关于立宪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极端重视个人自由，他们对一切可能妨害个人自由的因素，尤其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力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然而政府又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在政治设计时总是力图抑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即立宪政府。
应当承认，严复对立宪的某些认识接近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譬如，他认为立宪就是将统治者也纳入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注：参见：《严复集》，第一册，第240页；第二册，第246页。）在论述这种“上下同守共由之法”的性质时，严复甚至已经隐约触及到了立宪的本质——种法律上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注：有关严复对立宪的认识，参见《严复集》，第五册，第1284页。）但他始终未曾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明确地肯定立宪的宗旨就是保护“小己之自由”。在他看来，立宪宗旨另有所在。将严复有关立宪问题的论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宪对于严复来说，首先是一种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安排。这种认识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立宪主义者的看法大异其趣。
严复对立宪宗旨的独特体认决定了他在政府权限问题上的意见独树一帜。“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之为狭，则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行，而后不倾”。（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0页。）严复此处所说的“天时地势民质”，分别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环境、地理环境以及国民素质。他要求在确定政府权限时应充分考虑这三项变量，而不能搞一刀切。他是希望政府权限的大小能够依具体的时空条件灵活伸缩。
公平地说，严复的这种考虑本身无可厚非，其原则甚至比斯宾塞、洛克等人的主张更无懈可击。但是，正是这种辩证的、不偏不倚的原则拉开了他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距离。
因为这表明了他既未把个人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也未对政府权力保持高度的戒备。
鉴于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以上三点基本认识上的差异，我们可以断定，严复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认同度并不高。相形之下，严复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更明显一些。
从前述中可以看出，严复理解的自由主要不是免受外部干预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能够促进共同利益的实际能力。严复的看法接近于英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的观点。格林说：“自由是最大的赐福，我们全体公民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赢得自由。然而按照正确的理解，这不是仅仅摆脱了限制或强制的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而不顾后果的自由，也不是为某一个人或集团所独享而剥夺别人的同等权利的自由。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是全体共有的做有价值之事或享用有价值之物的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一种通过相互帮助和保证而人人得以行使的权力”。（注：格林：《自由主义的立法和契约自由》英文版，第51—52页；转引自叶立煊等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238页。）同时，格林还认为自由意味着让每个人的才能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出来，为国家为社会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尽管没有材料直接表明严复曾受过格林的影响，但是却有材料表明严复曾受过黑格尔的影响。在《述黑格尔惟心论》一文中他曾流露过对黑格尔整体国家观的赞赏。如果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格林本人的思想同黑格尔整体国家观的联系，（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152—153页。）我们就不应对严复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感到诧异。
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要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每个人在维护个人权利时应促进共同利益。严复完全接受了这一立场，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个人自由最高贵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国家的富强目标，个人自由的多少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确定。罗素曾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页。）当严复说“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不得安居”时，他的顾虑与罗素相同。一方面，没有自由，社会就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自由过度，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没有秩序。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足以断送严复的强国之梦。面对这种两难之境，古典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给政府与个人指定各自的领域，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严复却明确拒绝了这种办法。他担心这条界限一旦“立为死法”，政府就无法因应具体情况的变化，其结果不是因自由太少而影响社会发展，就是因自由过度而妨害社会稳定，二者均有碍于富强目标的落实。因此，严复力主个人自由应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个人自由的范围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划定，并随着国家利益需要的变化而变更。严复的这种主张和强调个人自由须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相吻合。
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新自由主义弱化了个体主义色彩，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体主义性质。巴克在评论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时曾谈及这种集体主义倾向：“他认为，社会效用是目标，他感到，为了这个目标，个人的最高责任可能要他去牺牲他自己”。（注：《英国政治思想》，第12页。）同样的倾向也反复出现在严复的著述中。“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之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7页。）“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之自由，尚非所急，而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之自由，非小己之自由。”（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81页。）“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85页。）这些言论的是非对错，已经由历史作出了结论。这里只指出一点，严复要求“小己自由”给“国群自由”让路，这一事实凸显了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尽管严复更接近西方新自由主义，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简言之，新自由主义者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以及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个人，个人自由始终是其最终关怀；增加国家权力是为了个人自由的更好发展。在严复看来，个人与国家，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国家也会保护个体自由，但这并不是因为个体自由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个体自由可以成为社会发达、国家强盛的动力。换句话说，严复考虑问题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国家的富强是其终极关怀；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强盛。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严复不能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者。
三、原因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定关系可以概括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A、重视自由的工具价值而轻视其内在价值，B、重视新自由主义而轻视古典自由主义。前者是这种特定关系的抽象概括，后者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
导致这种特定关系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严复对国家富强的强烈关注。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客观上使救亡图存、振衰起弱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处危急存亡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注：《严复集》，第一册，第44页。）“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66页。）西方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自救之术、富强之术而被引入的。按照严复的理解，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富强应归功于自由竞争。“述及欧洲靠竞争而至富强，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可及者”。“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严复相信，中国要由弱变强，“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民之智勇，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65—66页。）
严复译介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著作，大概是考虑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冲决束缚，促进民众素质提高方面的作用，是新自由主义无法替代的。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又不能完全满足严复的希望。严复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尤其是一个凝聚力强、有权威的政府是实现富强目标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政治秩序的渴求，他认为“夫今中国之事，其可为太息流涕者，亦以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注：《严复集》，第一册，第73页。）而古典自由主义的侧重点在于破坏旧的政治秩序，而不在于建设新的政治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在至少两个方面加剧严复所说的“最可哀痛”的情形。一是强调个体至上，有可能助长“人心涣散，各顾己私”；二是强调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有可能削弱“忠君爱国之诚”。简言之，严复虽然对古典自由主义解放个人活力的作用心向往之，但又害怕它伤害富强目标的达成。新自由主义恰好能满足古典自由主义无法满足的要求。因为它一方面弱化了个体至上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复对“人心涣散，各顾己私”的忧虑；另一方面它正面肯定了政府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增进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巩固“忠君爱国之忱”。
其次，严复疏远古典自由主义还有方法论上的因素。考据之学作为对晚明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陆王学派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反动，在整个清朝都相当发达。虽然后期它也受到了复归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运动的冲击，但受到批评的只是汉学家们为考证而考证的玩物丧志之弊，其重事实、重历史根据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始终是受尊重的。严复幼年的塾师黄少岩就非常重视考据，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宋学与汉学并重”。虽然黄少岩只教了严复两年就去世了，并且此后不久严复所受的传统教育就中途夭折了，但是考据这种经验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却对严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以后，严复在谈到研究政治学的方法时，仍将“考订沙汰之事”与“区别定名之事”一起作为辅助“内籀之术”的两种功夫。（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50页。）
另一方面，西方十八世纪的学风是重理性，重精神；十九世纪开始出现“反正之术”，以实证方法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以及游学英国期间，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学训练，不仅掌握了相当的自然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科学实证方法的熏陶。
严复所受的中、西两方面的教育，决定了他在研究政治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偏爱。在严复看来，研究政治学主要应用历史分析法、经验归纳法，而演绎法常常由于其前提不可验证而丧失可靠性：“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现者为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a’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一事，往往生害”。（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7页。）秉持这种方法论取向，他批评卢梭、柏拉图“言治不由历史”，而是“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43—1244页。）他称赞孟德斯鸠为政史结合的典范，是“言治必本于历史”的先行者，其成就“犹吾国古之李耳、司马迁”。（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63页。）洛克被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但在严复科学实证眼光的审视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也象卢梭的天赋自由论一样，被当作“根于臆造”的“心成之说”，或“华胥、乌托邦之政论”。洛克的《政府论》被严复斥之为“徒长乱阶”。（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20页。）究其原因，不仅有两人观念上的不投缘，还有方法论上的不相容。
第三，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隔膜还同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有关。严复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有自由的宗教倾向，比如，他曾显露过对道教、佛教的兴趣，（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94—95页。）但他对犹太基督教K神论的敌意却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从认识上看，严复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不科学的，他尤其不能接受创世说，所以他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根据对之加以批驳。（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325页。）其次，从社会功效上看，尽管严复曾肯定其伦理价值，认为它在维系社会的功能方面可与中国的礼相媲美。但也仅此而已，严复更注意它与西学“绝不相合”之处。基督教因其“致人于不可知”，而被严复视作文明的障碍、“进步的沮力”。（注：《严复集》，第四册，第1013——1017页。）不仅如此，严复还将基督教视作自由的对立物，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深有感触地说：“西国言论最难自由者，莫若宗教”。（注：《严复集》，第四册，第1018页。）
然而，西教与西学之间并非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判然绝不相合”，至少，基督教与自由的关系不象严复认为的那样单纯地互相对立。事实上，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格雷指出的，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深深根植于基督教神论的脉络中，只有与自然法概念联系起来才能被充分理解。十七世纪英国一个叫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Edwards）的基督教长老会派立宪主义者这样写到：
所有人从根本上讲都是亚当的儿子。从他那里衍生出道德正当性、权利和自由……从出生来讲，所有人都同样生来具有道德正当性和自由；并且由于我们都是上帝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和道德正当性，因此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必须同等地享受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注：Liberalism,
P1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从根本上讲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西方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以致于洛克等自由主义先驱者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不是巧妙地借用基督教的概念形式，就是赋予基督教的教义以崭新的涵义。因此，说古典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并不夸张。
然而，由于对基督教怀有敌意，严复很难认识到这些。当他指斥上帝造人说为不可信的同时，他也与这种“谬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内涵失之交臂了。这种敌意注定了他始终无法把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
第四，传统的集体本位观念的影响。由于对基督教缺乏同情的理解，严复始终没有领悟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真谛。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在中国的土壤上自发地萌生，甚至在被引入之后也难以在中国扎根，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与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相冲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过于强大，它们抑制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成。集体本位意识就是这样一种传统价值观。
严复要求将个人长期受压抑的活力解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集体本位意识的反叛，其意义不可低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大致可以视作个体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妥协，严复通过强调其中集体主义的一面，实现了向集体本位意识的回归。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是由于他们相信集体在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方面比个人更有力；而严复赞成个人自由，是因为他认为，从长远看来，个人自由是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后者着眼于集体，前者留意于个人，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严复正是通过转移侧重点，来促使西方新自由主义迎合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集体本位意识的。
最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相继被德国、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失去了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同时，在国内，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英国政治主流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英国政治思想发生上述演变时，适逢严复游学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推陈出新显然给思想敏锐、求知欲旺盛的严复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且诱使他也跟着产生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引进的想法。他在给熊纯如一封信中抱怨康、梁等人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时缺乏眼光，不明行情：“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欺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48页。）。在给熊纯如的另一封信中，严复再次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已成昨日黄花，告诫国人切不可人弃我取：“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成蘧庐刍狗，成为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亡国之祸”。（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67页。）总之，在严复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已失去了往昔的光彩，他自然不希望把在英国“已成蘧庐刍狗”的思想拿到中国来奉作“玉律金科”。
严复嘲笑康、梁“输捆旧义”这一事实，折射出他以深谙欧美政治思潮的走势而自矜。作为这种优越感的体现，严复特别提到了他游学英国时的见闻：
二十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时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6页。）言下之意，象英美这样先进的国家尚且改弦易辙，放弃了“十八世纪无扰之说”（即放任主义政策），那么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当然断断不可步英美自由放任主义之后尘，而应该高起点地选择时下流行的国家干涉主义道路。“政府者，一国政权之所属，使政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3页。）诚然，严复的这种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主要是时势造成的，但也不可排除来自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为严复深知，自己的理论主张的权威性，会因为符合英国政治思想的最新发展趋势而大大增加，反之则会受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影响了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吸收。虽然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这种影响的大小，但却可以肯定这种影响的存在。
四、影响及评价
至此，我们已讨论过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关系的表现及成因。下面准备从两个方面分析这种特定的关系有何影响。
（一）对严复本人思想变化的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前后抵触。在自由问题上即是如此。早期的严复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被尊作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晚年却成了专制统治的鼓吹者，被贬为“顽固反动的癒壄老人”。短短十余年，严复的立场就发生了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后世的研究者们曾对这一转变作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认为，严复在自由问题上的前扬后抑，可以看成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的逻辑必然。
前已述及，严复当初之所以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因为他当时认定自由具有富民强国的价值，他憧憬国家的富强将伴随着人民的自由而实现。类似的见解在严复早期的著作里随处可见。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了解的加深，严复逐渐意识到自由与幸福、富强等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冲突。“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88页。）国家富强是严复矢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而工具的取舍向来取决于它实现目标的程度。因此，当严复对自由主义实现强国之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时，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必然会发生动摇。
严复虽然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对国家富强的渴望不但动摇了他的自由主义信念，而且使他不避马基雅弗利主义之嫌。“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敌能强，其对外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46页。）“盖当国运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事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52页。）对自由已经绝望了的严复把目光投到了专制统治上：“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03页。）。
人道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体现着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如果这一点得到认同，那么自由主义主张不会因其外在价值的失落而动摇，因为它仍然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观念的强大支持。可是，严复向来漠视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以工具价值作为自由主义主张的唯一支撑。这样一来，当他对自由主义的工具价值产生怀疑时，从自由民主到专制统治的后退就难以避免了。
由此可见，严复晚年政治思想演变的种子早就埋藏在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态度中了，时局的发展只是起推动作用，使之从可能变为现实。如果严复的功利主义色彩淡一些，对自由内在价值的领悟深一些，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吸收多一些，恐怕他晚年思想的演变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特关系是各种历史因素促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历史。
（二）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虽然迭有高潮，最终还是归于寂灭。象其它思潮一样，中国自由主义从盛到衰的变化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横向是相应时期社会变迁造成的外力拉动，纵向是该思潮内在逻辑的展开。对于前一方面的原因打算存而不论；后一方面的原因涉及到严复，决定稍加探讨。
严复被称作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曾受过他的教诲，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从这一意义上讲，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规定了大致走向。严复翻译了从亚当·斯密到孟德斯鸠的古典自由主义著作，但他骨子里还是新自由主义倾向占上风。严复以后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信奉的更是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密尔式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跟严复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业已过时，新老自由主义之间不是继承关系而是截然对立。于是，他们大多对古典自由主义采取严加排斥的态度，甚至用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倾向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绝少同情者。即便有几个，其声音也十分微弱，而且往往被当作新自由主义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另一方面，后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使国家强盛的任务，因而他们很容易象严复那样，也把自由主义作为求富求强的手段。所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竟其余绪。
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而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却只用自由主义来追求国家强盛，用国家富强替换了个人幸福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宗旨。然而自由主义在促进国家强盛上的直接效果并不明显。这样，自由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其它能更有效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政权在三十年代冷落英国式道路而选择德国式道路的事例正好说明了，严复在引进自由主义时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也为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抱持），为后人冷落甚至放弃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变种，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有区别，更有联系。就拿严复欣赏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来说吧，它就是在英国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与一定的历史传统相联系。这种历史传统早已把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视为常识。这种传统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限制着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从而在个人权利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恰好是古典自由主义高度发达、深入人心的结果。包括严复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割裂了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喜新厌旧，导致了古典主义过于薄弱，难以形成英国式的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传统。缺乏这种传统的功利主义是相当危险的，就会在产生最大利益总额的前提下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从而有违自由主义的初衷。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发育不良，半途夭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就在于功利性的目标遮蔽了人道主义的诉求。而这些特点早在严复那里就初现端倪了。因此，说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特关系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