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观望、争执和算计之后，去国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1912年10月初，他乘坐日本大信丸到达天津。虽然晚秋凛冽的海风曾让他在船上滞留了三天，但他即将踏上故土已无悬念。
通常人们说起梁启超归国后在天津的居所，毫无疑问，都会指向今天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两座意大利式的楼房。现在这里是梁启超纪念馆，当年却是梁氏一家的寓所和书斋。不过，梁启超初到天津倒不会住这里，因为，这两座建筑那时根本就不存在。有知情者回忆，这两座建筑，北侧的寓所是1914年建造的，而书斋，即饮冰室，则建于十年后的1924年。
那么，梁启超回国之初住在哪里呢？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当初是住在日租界的荣街，“月租百三十元，仅有可住之房四间耳”。至于是荣街的哪一处宅院，现在则缺乏可靠的线索来确认，只知道离他创办的《庸言报》不远，而且宅前即公园，可以散步。根据我的推测，这座公园有可能就是当年日租界里名声很大的大和公园。
我们知道，梁氏回国之初，未带家眷，直到第二年初夏，夫人李蕙仙才带着他们的“双涛园群童”，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及“王姨”回国，与梁启超团聚。为了安置这一大家子人，回国后的梁启超一直四处看房，并为找不到适合全家人居住的房子而焦虑不安。这期间他和女儿思顺通信最勤，不下百余封，几乎每次都提到房子。荣街的房子肯定不够住，他最初是把父亲也考虑在内的，如果父亲同意来天津，他甚至准备租三处房子，父亲和几个弟妹住一处，他的家眷住一处，他和二弟梁启勋，以及汤觉顿等人住一处。一来天津房子实在难找，梁启勋又坚持要住日租界，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更难；二来他对把家安置在北京还是天津一直举棋不定，所以，找来找去，总不满意。有一次已经交了定金，仍觉得不够理想，结果白费了定金三十元。
直到四月初，天津的房子才算有了着落。父亲梁宝瑛担心北方住不惯，执意要回广东老家，减轻了梁启超在天津的负担。房子很快就租定了，六月起租，拟于五月中旬迁住。不能马上入住的原因是前清直隶总督陈夔龙正假养病之名，寓居于此。不久，他移居上海，这里就让给梁启超了。房子的位置在德国租界，有一座很大的花园，房间也勉强够住，月租开始谈的一百五十两，后来增加到二百三十两。梁启勋虽然仍嫌这里僻远，但日租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屋，他也就不再坚持。大约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李蕙仙、梁思顺一行回到天津，就住进了梁启超为他们精心布置的新居，思顺的房间花费了“八百金”置办家具、陈设，而“全家家具费乃不满二百金也”。
梁启超回国后，一直致力于统一、共和、民主三党的合并，希望此举可以对抗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胜。袁世凯也对梁及其周围的种种势力有所期待，力促三党合一。5月29日，进步党在京成立，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而该党事实上的领袖却是梁启超。这一年是民国二年，发生了很多事，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暗杀；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举事，发动二次革命；9月11日，熊希龄发表“人才内阁”，以梁启超为司法总长。这时，如果从国事考虑，他似乎不能不住在北京，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直言：“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故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他甚至有过“俟全眷归时必在都中赁一大宅”的想法，因为“大约此次入阁总不能逃”。但如果着眼于个人生活安适，自然还是住在天津的好，“津中之宅则留以防乱耳”，还是脱不了传统知识分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那一套。实际上，他在国事稍觉顺利，尚有可为时，就倾向于住北京；而在心绪恶劣，感觉无望时，则倾向于住天津。
梁启超初到北京，曾“借寓东单牌楼二条胡同蒙古实业公司”，这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的旧宅。但此处终非长久之计，随着形势的变化，他意识到“大约必须以一半日子住京”，于是，在天津的房子安置妥当之后，他开始张罗在北京租房或买房。但房子看了数处，竟没有一处合意的。这恐怕和梁氏心中悬了一个太高的标准有关。梁启超不是没在北京住过，1890年至1898年间，他数次入京，几乎每次都住在宣南粉房琉璃街路西115号的新会会馆；1891年10月他入京完婚，还在宣南永先寺西街的新会新馆住过，但都是短暂居住。去年媒体曾闹出笑话，把位于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旧址误当作梁启超故居“饮冰室”，甚至还爆出了“面临拆迁”的新闻，掀起轩然大波。很显然，这里即非梁启超在北京之故居，更非饮冰室，其故居另有出处。
目前，官方承认的梁启超故居在北京只有一处，即今天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起大菊胡同，南到东四十四条，全长三百多米，坐西朝东的梁启超故居就隐藏在胡同深处。这里已经没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门楼，一堵青色高墙，靠近门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牌子，上书“梁启超故居”五个大字，作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这块牌子是1986年6月立的。梁启超什么时候在这里住过，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至少不会是1915年以前。有人说他在这里同康有为一起策划了“公车上书”，更是胡扯，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梁启超在北京找房，先是看中了北海的漪澜堂（今日之仿膳），他喜欢这里的“弥望荷花十顷，杂以菱芰黄之属，水佩风裳，冷香飞上，湖外老柳古槐，圆阴匝地，蝉声豪迈如诉兴亡，胜赏既殚，继以幽感”。他写信给女儿说：“假使一年后，觚棱无恙，则漪澜堂终为我息壤也。”不久，他又对漪澜堂北面、北海北岸的镜清斋（今静心斋）发生了兴趣。据说，此前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就曾在这里住过。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马上写信告诉他的“娴儿”（思顺）：“其地风景绝佳，布置精雅，号为北海之冠，回廊曲折，居室错落在山坡上（房室皆不大），分五六座以廊通之，其景殆为颐和园所无（南海中海无此佳构，漪澜堂虽大而无甚用），外则弥望荷菱，以全海为一大园，小动物居此，当喜欲狂矣。”不过也又缺点：“惟室少不能容客，且交通极不便，是隐士所居，非政客所宜也。”
不过，到了9月，梁启超的房子还没有搞定。南池子有一处宅院，他也很喜欢，地段极合适，房子也好，极新极精，但索价太高，只好作罢。情急之中他甚至想到了“独居国务院”，也就是铁狮子胡同1号，袁世凯曾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来这里又成了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就在这个门前，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就死在这里，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当然都是后话。只是这里最终并没有成为梁启超的私宅，10月1日，他写信告诉女儿思顺：“细瓦厂屋略可定局，客厅及吾书房之家具可装束待发。”这里所说细瓦厂，位于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西交民巷之北，国家大剧院的西南，新华门的正南方，有前细瓦厂和后细瓦厂之别，梁启超将要买下的这所住宅为前细瓦厂4号，房价一万四千块现大洋，梁启超在这一年写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大约因买此屋负债二万元（月息八厘），每月出息百六十元。”不过他认为，每月利息相当于租房的租金，“总算便宜”。
梁氏在前细瓦厂住到何时？有传说，1915年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搜查了蔡锷在东城棉花胡同的住宅，三天之后，梁启超也将家具运回了天津。这种说法只能“姑且听之”，不足信，因为，1914年底梁启超辞去制币局总裁一职，转年春天就回广东省亲去了，以后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变故，梁启超虽然时有赴京之举，但留居京城已不可能。在这之前，他已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买下周氏一块空地，计3.895亩，修建了一座寓所，这座两层楼房前后两幢，于1915年建成，梁氏一家遂搬了进去。不久，蔡锷与梁启超商量发动反袁护国运动，就在这座楼上。时隔十年，梁启超又在这座楼房的南侧修建了他的书斋“饮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