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按照原先“南北议和”的约定，孙中山宣布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将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发生的是定都之争。
各方势力主张
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把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作为他正式解职的条件，是想把袁世凯从他的巢穴北京调出来，置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督之下，以防范其背弃共和制度。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尚未宣布退位前，尽管张謇、章太炎、袁世凯等人和一些报纸已在议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但它毕竟还没有提上正式议事日程，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到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辞职，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规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时，定都问题立刻就尖锐起来。从2月中旬开始，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这段时间内，定都问题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
首先对定都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袁世凯。袁世凯对孙中山要他遵守临时约法和参议院颁布的其他各种法律章程，并不介意。但是，对规定南京为临时政府的地点，要他到南京来就职，却十分恼怒，立即于2月15日致电孙中山表示难以接受。袁世凯反对迁都南京并以“退归田园”相威胁的通电发出后，很快就得到了拥护袁世凯的各种政治力量和革命党中急于实现和平、把首都所在地问题视为“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的那些人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章太炎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
在这场南北争都的论争中，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亦不甘落后。早在2月13日，黎元洪在给伍廷芳的电报中即提出：“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即以汉口为招集地点。”显然，这是企图以武汉作为南北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又提出筹组统一的中央政府，“集会之地，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要求袁“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但袁世凯在2月15日给黎元洪的回电中却表示“尊论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不过，黎元洪并未因此就放弃自己的主张。2月21日，湖北议会正式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根据当时的形势，黎元洪也知道要实现他定都武昌的愿望并无可能。所以，他在2月27日《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中，虽然仍主张建都武昌，但又退一步说：“窃谓为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
革命党人的分歧
袁世凯“退归田园”的威胁，一时并不能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2月17日、18日，孙中山分别以电、函继续动员袁世凯南来，同时电告袁世凯已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南下就职。
在各方就定都问题激烈争论时，由革命党人主办的《民立报》在2月26日刊登社论，强调赶快建立起统一的民国是第一位的，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或北京那是次要的问题，为了扫除尽快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的最后一个障碍，就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定都南京，如果因为害怕定都北京易于为袁世凯所操纵，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各种条件已决定了专制恶魔，已万难再活。《民立报》中的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已公开地与孙中山唱反调。
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李燮和等南京军界的重要将领，也公开表示赞成北京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与黄兴主管的陆军部持不同意见。可见，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仅在参议院，即使军队，在定都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再加上张謇、章太炎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重要报纸都反对定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这就使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仍然坚持袁世凯必须南下就职的主张，但在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有所后退。孙中山在2月22日的《复章太炎函》中说：“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黄兴在24日也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南京临时政府在定都问题上让步得如此之快，曾使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伟晋颂感到惊讶。他说：“昨天(指2月21日)，我因事有机会见到外交总长，他表示毫不怀疑袁世凯将同意前来南京就任总统，但他已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一事使我感到惊讶”。
袁世凯的应对
以蔡元培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欢迎团到达北京，立即吸引了全国的视线，人们在密切注视着袁世凯究竟怎样对待这个欢迎团。这时袁世凯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而他自己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所以他颇有点泰然处之了。2月26日，欢迎团中的汪兆铭和唐绍仪先期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所过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当晚双方见面，对南下的请求，袁世凯语带威胁的口吻，“答以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27日，欢迎团全部抵京。其实，迎袁专使这时与袁世凯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定都在哪里的问题，而是袁世凯要不要到南京就职的问题。
袁世凯除了当面向蔡元培等人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外，还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向欢迎团施加压力。袁的亲信蔡廷干在2月26日给莫理循的信中说：“唐(指唐绍仪)和汪兆铭将于今天下午大约四点四十五分抵此。你同汪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搁就去拜访你。我希望你能向他指出把政府迁往南京的危险，以及各公使馆将会反对迁都。”蔡在信中还说：“我认为约翰(指朱尔典)爵士和其他公使馆也应该同汪兆铭好好谈一谈不迁都的好处，一切都仰仗你了”。
袁世凯内心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决不肯南下就职，可是他在与蔡元培等欢迎专使会谈时，“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似乎只是由于留守之人一时难定，才“行期不能骤定”。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打算南下的姿态，在欢迎团中造成很大的幻想，可是当他们准备陪同袁一起南下时，一场北京“兵变”的闹剧上演了。
北京“兵变”
29日晚7时30分，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属的第3镇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城区东华门、王府井大街和前门一带纵火抢劫。乱兵们还持枪闯入欢迎团的住处，蔡元培等人仓皇逃到六国饭店。3月1日夜，乱兵们又在西城和北城焚掠，北京居民数千家遭到严重的损失。接着，通州、天津、保定亦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于是，帝国主义各国纷纷调兵保护使馆，形势颇为紧张。
既然孙中山等人已经从主张定都南京的立场上后退，只是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北京为什么还要发生兵变？这是由于欢迎团坚持要袁南下，使袁面对内心虽然反对，却难以公开拒绝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就借兵变向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施压，以达到定都北京，并且不离开老窠南下就职的政治目的。此举本应受到谴责，但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支持，列强也给予配合。兵变后，反对定都南京、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声浪更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
兵变后不久，袁世凯手下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将领于3月4日发布通电称：“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同日，《时报》发表社论，强调“建都南不如北”，并责问南京临时政府是“建立一五族共和的大民国乎，抑将于清廷同尽乎？如不欲与清廷同尽也，则舆论之向背不可不默察”。次日，《申报》也发表评论，指责“南中新政府断不可苟徇一二人之私议邀袁南来”。3月6日，段祺瑞电催南京尽快宣布建都地点，并扬言“迟恐酿变”。次日，黎元洪也发布通电称：“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与此同时，许多省份的都督和民军的一些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闽、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而继续支持孙中山、黄兴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者，在南方革命党人中只是少数。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定都之争中，已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还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兵变后，列强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又通过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散布种种如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消息。这些消息更增强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压力，促使它终于不得不放弃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要求。英国记者福来萨3月13日从南京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让步的原因时说：“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外国干涉。他们好像并不认为能控制住局势，他们也认识到再出一点乱子就会招来外国人，其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此外，他们已经尝到过血腥钱的味道(他们现在发现拼命也难搞到钱)，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有了一个联合政府，双方团结起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弄到钱。因此他们屈服了”。这些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北京“兵变”也使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偏向了赞同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提出根据“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两项主旨，来与袁世凯作最后的交涉。而这两项主旨，正是要害所在。孙中山如果同意这两项，就等于完全放弃他在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时所提出的三项正式解职条件中的两项。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已处在那样被动的境地，难有转机。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延续近一个月的定都之争，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告终。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4月28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