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风云人物，他成名于甲午战后“维新时代”，是那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是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的《时务报》主笔。然而就在梁启超笔墨生涯巅峰期，他却毅然决然离开《时务报》，离开上海，前往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风风火火演绎了一场所谓新旧冲突思想大戏，吹皱了湖南一池春水。
湖南是中国内陆地区最有特色的一个省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湖南向以保守而著称，但湖南深深介入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深刻刺激了湖南人。吴大澂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原本希望通过这场战争重振湘军昔日辉煌，因而主动请缨开赴前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湘军的辉煌只是昔日余晖，今日的日本也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国，吴大瀓的新湘军却变成了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再败营口，三败田庄台。湘军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湘人，按照谭嗣同的说法，“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馁矣。”
新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沪等中心城市维新思潮遥相呼应。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维新运动较其他内陆省份更早发生。
陈宝箴向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湖南先贤思想事功，就任之初即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进取，致力革新。他以为湖南地处内陆，向以守旧闻名，拒斥西方新思想与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为中国改革先锋，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
与官方倡导变革同步而行，湖南民间自发维新悄然兴起。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的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以为中国变法必先从改变知识人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
谭嗣同的建议与当时思想界主流大体一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将甲午战败的责任推给科举制度。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在体制内，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96年6月12日上《请推广学校折》，建清廷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在京师设立大学堂。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主张书院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学科。8月11日，清廷批准李端棻的建议，命各省推广学校，致力实学。8月21日，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条。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
讲究实学的风气深刻影响了湖南。1896年，王先谦联络湖南乡绅黄自元、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创办实业，创办学堂，并争取陈宝箴资助三万两。陈宝箴欣然同意，以为“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这两句语意双关的批语虽使王先谦等人很不高兴，但陈宝箴的支持确实极大加快了办学步伐，很自然地将一个民间规划纳入官方渠道。
1896年底，陈宝箴批准王先谦等人的计划，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同意省政府每年从矿务赢利中划拨三千两作为常年经费，并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一万二千两，以为补助。湖南时务学堂实际上变成了省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时务学堂成立后，经过一番分化组合，王先谦、蒋德钧等人退出，唐才常接手，之后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参与其事。
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在刚到长沙时得知时务学堂的创办，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
二、欣然前往
梁启超是《时务报》的台柱子，也是当时国内知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将梁启超请到湖南主持学政，对于湖南来说自然是莫大荣誉，唐才常以及湖南各界自然乐观其成。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黄遵宪1897年9月9日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以《时务报》合伙人身份向汪康年介绍了湖南新政的进展，尤其是时务学堂的情形，以为“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劝汪康年从维新大局考虑，放梁启超、李维格二人来湘主持时务学堂，培养维新人才。
与此同时，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湖南知识人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劝驾”，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李维格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他们不惜“蛮拉硬作”。在这些友人的反复动员下，汪康年同意梁启超、李维格赴湖南兼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
对于湖南方面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其实早在北京强学会1896年被查封之后，梁启超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1896年4月2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湖南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极具改革思想的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或许在陈的主持下湖南能够有一番作为，“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梁启超暗想，假如汪康年不能将《时务报》顺利创刊，他就只好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他恳请汪康年利用与湖南方面的密切关系，“望一为先容”，设法介绍点关系。
汪康年或许按照梁启超的请求为之介绍湖南方面的关系，于是梁启超对湖南的政情动态更为关注。7月11日，梁启超再次致信汪康年，对于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有一很好的估计。他认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
对于汪康年的朋友江标督学湘省，梁启超亦寄予厚望，称“此君尚能通达中外”。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利用这层关系给江标写封信，鼓励江标着手改革湖南省内考试制度，加大对时务、时事、新学的容量，引领湖南学风的转变，为政治改革、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学理基础。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时务报》自身问题，梁启超自1897年初以来就与汪康年有了一些分歧，关系稍有紧张，他们两人其实也有分开一段时间的意思。所以当梁启超收到湖南方面邀请后，便义无反顾离开上海，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抵达长沙时，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筹办下已成立，常年经费也落实，办学所需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大体完成，此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招生。
为招生，湖南巡抚陈宝箴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介绍时务学堂设立原委，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根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时务学堂计划招收一百二十人，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尚需要时间，所以第一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筑校舍，拟先行招收六十人入学，其余六十个名额俟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录取选送。
在谈到学堂教学内容及学生未来出路时，陈宝箴强调，鉴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既熟，即由省府负责选择数十名优等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送往京师大学堂继续深造，考取文凭；或公费送往国外，就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进行深造。待这些学生学成归来，省府再按照每人的情况加以提拔使用。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正途出身者，陈宝箴许诺他们可以作为同等学力，一体乡试，获取功名。这一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陈宝箴《招考示》发布后，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时，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四十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六十名并没有实现，似乎坚持了宁缺勿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招生正在紧张进行时，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但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还，就学堂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他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以总教习的身份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
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二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二年的日力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他主张尽量多地扩大招生规模，以为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二百人所花费的日力心力相去不远，所以在招生数量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梁启超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三、吹皱一池春水
梁启超尚未到长沙时，就在上海参照康有为在长兴里和万木草堂办学经验为时务学堂拟定了章程。到长沙后，他又对这些章程进行了修改，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以此作为时务学堂的办学原则。
《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从形式上看，这个章程更多继承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讲学遗风，强调个人修养的“内圣”功夫，然后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但在实际上，这个章程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同时，更多强调了向西方学习，即便是在“经世”层面，也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制作之精意的同时，证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显然，在梁启超心目中，期望时务学堂能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人才培养基地。
对于时务学堂的功课，梁启超也有比较独特设计。他将这些功课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入学后半年必须修的“博通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儒家经典、先秦诸子。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孟子》民权思想，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使学生充分理解政治变革历史必然性。经过大约六个月博通学训练后，学生将按照各自志趣、特长选择不同专门学，从而使之学有专长。专门学主要有公法、掌故、格致及算学等。在学习专门学时，学生仍应就博通学中一些书目进行学习。
在要求学生所读书目中，由于种类太多，梁启超又将之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专精之书由总教习或分教习负责全部讲授，循序渐进，仔细体会，认真研读，此类书约占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则由教习指导略加浏览，约占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不论是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梁启超都要求学生随时札记，每日将所读之书，按照书名、篇名等详细注明，或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或抄录书中的内容。这些札记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总教习和各位分教习批阅评定。
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一致欢迎，到达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齐集门前燃放鞭炮欢迎。
第二天，湖南各界在北门内左文襄公祠堂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此后几天，梁启超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湖南文坛大佬、乡绅领袖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时，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尊礼有加，专门张宴唱戏，以示欢迎。
总而言之，梁启超初到长沙，湖南各界寄予极大希望，“诸人倾服，自是实事”。然而，蜜月不久，情形开始变化，“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