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周馥八十五岁，耄耋之年，而晚境极为福厚。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卸任后，即上庐山避暑，再回芜湖，作诗读书，拜亲访友，悠游名川。民国五年，其子周学熙退出政界，但后来手创周氏企业集团，在此时正值极盛，称雄华北。周氏一族的第三代、第四代也是枝繁叶茂，头角峥嵘。作为老太爷的周馥，安富尊荣，可想应是臻于极境了。
也就在这一年，周馥似乎预感到了人生的尽头，写下了绝笔诗《天命已尽书示家人》：“默数平生事，多邀意外缘。皇天独厚我，世运愧难旋。”周馥于家道烜赫、五福俱全之时，却诉出如许心曲之凄凉，多少让人惊讶。
深受李鸿章倚重
周馥二十六岁时，因李鸿章筹建淮军而被延揽入幕，此后追随李鸿章，直到李殁于辛丑议和任上。于式枚回忆“（文忠）曩在兵间，偶行诸将吏营帐，至尚书（即周馥）所，几上皆宋儒书，心独异之，以为异日可任大事”。后来讲求性理之学的周馥格外被李鸿章倚为左右手，委职如津海关道，如天津兵备道，如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委差如军务、筹饷、财政、外交、治河、治安、赈灾、剿匪、办学等，可谓大政要务，纷杂难耐，无所不委。
周馥与李幕同僚也略有区别，一则他绝无科名，附贡出身，不能直接出仕，虽累次保举，较之正途同侪，其早年不算顺畅；一则李鸿章的其他幕僚或有学术（如马建忠、郑孝胥、于式枚等），或有宦术，如盛宣怀“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与其他封疆枢臣往来甚密，且与载泽等皇亲亦可语大事，而周馥除了李鸿章几乎无所依傍。世论皆云李鸿章“喜用小人之有才者”，但周馥与李鸿章的关系则尤重主客之道、师弟之谊，进而近乎生死之义。周馥并自谓“余从相国久，不忍不顾，死生听之”，是故“惟义是视，何计利害”，因此屡屡乞休辞官，每每为报李鸿章知遇而再再用事。
后世史家陈寅恪曾言“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李鸿藻、陈宝箴、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再“自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但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化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周馥入幕出仕，除早期略涉曾国藩文案外，其后或张树声，或李鸿章，又与袁世凯结为姻亲，几一路与“浊流”为伍，是撇不清也不必撇清的。亦因为周馥与李鸿章等的这层亲厚关系，身为清流领袖的翁同龢在光绪十七年的日记中就这样记下了对他初见的印象：“津海道周馥（号玉山），来见，去年户部奏参革职者也，其人貌似粗疏，细看甚能而滑。”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时局并有如是裁断：“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然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又谓“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
是故，即使周馥为官不失操守，且不甚热衷官场，相较盛宣怀“非私不言公”，又好揽权当官而言，洵属所谓“固有例外”，但于清清相亲、浊浊相继的彼此攻讦之间，少年早达又不甚谙内外情势的翁同龢仍然对其下了“甚能而滑”的四字判语。后来翁对周馥，晋见辄“麾之去”，致炭敬则“却之”，盖皆以其背后天然是李鸿章，是以不欲、亦不可假以颜色。甲午中日开衅，周馥与李鸿章均深感不可出战，疾首已极，然诏出于上，复言路汹汹，“时某枢请由中旨意，迳调度各军，不问北洋”。周馥时为前敌营务，被屡屡严旨驰赴朝鲜，以致仓皇备战，遂而“大事蹉跌至此”。
甲午之后，周馥退隐两年有余，再出则是为李鸿章督办黄河工程，其间李鸿章曾谓：“老夫荐贤满天下，独周某佐吾三十载，劳苦功高，未尝求荐拔。今吾年老，独负此君，吾其能自已乎！”河务完工，周馥又萌退志，而庚子国难接踵，遂辅佐李直至其殁于任。此时周馥也已六十六岁，近古稀之年忽蒙大用，开衙建府成为方面大员，不数年由鲁抚而江、粤总督并领尚书衔，一时际遇亦可谓超擢，无怪他自己也感慨“皇天独厚我”。
参与清末新政
周馥自是走向了他仕途的顶峰，也恰在此时，已为督抚领袖的张之洞、刘坤一联衔上陈《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第一阶段的施政张本。此折上奏之前，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普遍支持，此举乃是为清末新政开局而鼓吹，该折内首先明确要博采西法，张之洞甚至在主稿之初，还建议加设上下议院，为主张稳健循序的刘坤一所沮。事后张之洞在私发议论时还意犹未足道：“变法三折一片，大率按部就班之事，了无惊人之谈”，操切之态，颇能代表一批和他意见相侔的地方大员。
光绪三十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也在新政之初颇为趋时，先后联衔奏请废科、立宪，甚至单衔奏请立法、行法、执法的三权分立与地方自治。可以说，正是这群次第独当一面、开府一方的督抚促成了清末新政的发端和展开。这群人物还包括陶模、张人骏、陈夔龙、魏光焘、李经羲、锡良、端方、瑞澂、岑春煊、赵尔巽、赵尔丰、张鸣岐、升允、杨士骧、张曾敭、恩铭、程德全等，他们或新或旧，或汉或满，或浊或清，或猛进或求稳健，大多具备一定的施政经验和内外时局的见识，其中不少都是周馥这样从昔日的重臣、权臣幕府中历练出来的人物。
尽管如李鸿章多年经营，其幕府也曾走出过一批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秉璋、丁日昌这些可以独当一面、开府一方的人物，然而到周馥这一辈，此刻看他们裂土封疆，如上青云，多半只是因为曾经布列朝野的湘淮大佬已相继没世。也正因为这些大佬的相继没世，新进者又失去昔日幕主、恩主的荫蔽与提点，其中大多数并没有前辈如李鸿章、刘坤一的资望与人脉，甚至较之张树声、刘铭传等一流人物也莫能望其项背，衡以能力论也略似不逮，更没有经营地方、协理朝我关系、整饬麾下如臂使指的时间和精力。昔日能互通声气而倾动朝野的总督，孑存仅止袁世凯、张之洞二人，在官制改革时也被调入中枢，所以当这批新进登上舞台、署理地方时，朝局已经大变，他们即将因为面对一个内外交困、上下松懈、君民乖离、结构解纽的政治局面而进退失据。
昔年曾国藩即以勋臣领袖、督抚首尊提醒朝廷“宜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然而湘淮疆吏以军功据地方而坐大，也正是曾国藩等收拾局面而造出的时势。但同光两朝中央权力的下移，并没有随之以纲常不举，应时而生的权变在晚清四十多年里大体维持平衡，经世之志由战功演为洋务事功，反生造出王朝一时中兴的光晕。在新政进入外官改制阶段，昔日种种“积久而成故事”重新被翻出来作为需要整顿裁并的弊政，譬如宣统年的度支部又开始说起光绪初年户部对地方大吏财权独揽的不满，只是度支部挟新政之名，措辞更加冠冕而已。
朝廷与地方的抵牾纠葛寂数十年而弥新，说明朝廷从来就不会喜欢从祖宗成法之外斜生出去的东西。慈禧太后曾因载泽等的直言旁敲，知道假如运乎其妙，行立宪、新政可收军权进而保君权。故内官改制之际，“（慈禧）召见世凯尽以参折示之”。世凯对：“请惩一二人以息众嚣。”“孝钦大怒，曰‘汝兵柄在手，何不执言者尽而诛之？’世凯股栗，不敢对。次日，即请训出京，尽辞兼差。”随即奏请“所有各镇各军应归入陆军部，惟第二、第四两镇请归臣督饬训练”。张人骏闻此事，在家书中极表惶惶：“慰帅因改官制一事，颇犯众怒，兵权一撤，将来如何办事。且恐谗忌者多，难保无意外之事，深可虑……礼乐征伐，乃天子之事，非臣下所以强项。慰帅正坐读书太少尔。”张人骏与周馥都是袁世凯的姻亲，也同是当时清末十年新政时历任数省的巡抚、总督。当慈禧以天威痛斥天下大半督抚马首是瞻的袁世凯时，其焦虑恐惧，想来周馥也不无身受。
仅以中央褫夺督抚军权为例，其时，新军编练已统归练兵处，借改制之际，陆军部并练兵处，昔日居于会办袁世凯之下的襄办铁良升任为陆军部尚书，继而以立宪题义中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道理绕过议院，命皇族载涛为禁卫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尽收六镇新军于中央。然而，督抚固然已被削除兵权，但是新军最终也没有为仅仅是名义上统属全军的皇帝保住江山，值武昌起义，各省独立，陆润庠即痛斥此“镇兵”兵制，“其作用徒具形式，国中有事，督抚非但不能调遣，今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反观恽毓鼎以小京官在宣统元年旁观时局的私议“谓今日时势，非建立藩镇不能存中国，中国存而满洲国家自立拱卫不拔之基。而今之政府，偏以中央集权为得计，举疆吏之兵权财权而尽收之”，不可不谓其先见。
“世运愧难旋”
周馥在《负暄闲语》自评“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李鸿章荐举周馥时评价道“才识闳远，沉毅有为，能胜艰巨”。此种品质可谓古之良大臣，可入循吏传，然而在近代立宪与革命主题互争起落之际，时代给这一代的任事者提出了他们还不适应以致不能胜任的任务。封疆之后的周馥，问政并不算守旧怠惰，如巡抚山东财政、军事多采西法，并禁止缠足；督两江辄废蓄奴；督粤不乘官轿，年逾七十，犹骑马访查商肆。自山东而两江而两广，政声不著也未见自辱。周馥人生之幸，或还在于他及时离开了两江，之后接任的端方、张人骏无不在地方咨议局焦头烂额，疲于应付，直至清亡而不止。而周馥也常在闾阎沸腾的舆情批评中，在甫督两广之初，他批评两名部下的新官制军服太奢侈，就为革命党的报刊指为顽固守旧。所幸者，或是周馥自觉年迈多病，或是政潮纷争中作为棋子已无价值，督粤未及一年，周馥奏请回籍，自此离开宦海。时人以“官职视时为重轻，特身当其际者不幸耳”，然而就此解脱政局羁绊，不问世事，在当此末世之乱世中，又是周馥的不幸之幸。
民国初年，武人、士绅与革命党争势，此消彼长。乱象甫定，袁世凯权势造极而狂之际，政事堂为他“恭列”不必以臣礼跪拜的旧侣、耆硕、故人。洪宪皇帝如此顾念他的七位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两位耆硕（王闿运、马良）、四位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名曰“要在协力谋国”，亦为装点仪文末节，更是酬庸棋子被弃之憾。其中徐世昌大为牢骚到“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李经羲亦对赵尔巽持此论，赵则讽曰：“公岂犹有做官之雄心耶？”
相比之下，清民之际的周馥确乎是此间淡然者。他已经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和人脉关系一路引导、照拂其子周学熙早入袁世凯幕，且一直身居要职。周学熙曾在直隶大起新政，规模宏远，成效昭著，为袁世凯格外重用。民初办理善后大借款，巩固袁世凯政权，劳苦功高。其后虽在洪宪筹安时反对称帝，为袁世凯幽禁，但脱厄小困之后，更在商场大展拳脚。周馥在清末位极人臣，晚境因此佳子，福厚悠游。他的后人陆续昌大其门庭，旧伦理维系着这个显耀家族，读书崇儒，宗圣程朱，政商学界，人才辈出，光前裕后，炫目世人。
1901年9月26日，尚在保定筹办迎接两宫回銮的周馥得京电，惊闻在京议和的李鸿章病危，立刻赶赴北京。其自撰年谱记述“比至，相国已着敛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泪，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周馥大恸，不能具疏稿。或许大恸之际，周馥也未料到“我辈可以办了”这句承诺，也在后来的不得不越来越敷衍的政局与时局中，变成了对“老夫子”的辜负和空言。
而他本人毕竟是胜朝遗民，他的姻亲葬送了他的恩主费尽心血中兴和续命的王朝，他承诺李鸿章“放心去吧，我们可以办了”时，一定是满腔孤忠，却在后来看着一幕幕立宪、易鼎、称帝、复辟的闹剧丑剧纷起旋灭，心灰意冷，悠游世外。临终诗里那句“世运愧难旋”，正不知包含了周馥什么样的喟叹和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