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
通常认为北洋时期的割据局面是在袁世凯去世后才逐渐形成的，其实袁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几年里谋求成为“天下共主”的努力，处处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已经导致内部离心。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袁去世之后，皖、直两系试图对已呈分裂气象的旧北洋军政体系进行整合，所依恃者，除了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就是“北洋正统”招牌。然而，正如当初袁氏在“天下共主”与“北洋领袖”两者之间宁愿选择前者所暗示的，进人民国之后，“北洋正统”旧招牌已经失去号召天下的能力。而皖、直领袖不知，在人心移易且国民党已经改弦易辙、寻求新的政治资源的情况下，仍以“北洋正统”为政治凭借，优胜劣汰，其整合北洋及统一中国的努力均告失败，洵属必然。
北洋军政体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语其渊源，则始于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政府设立南、北洋大臣之时。甲午战后，袁世凯督直，例兼北洋，在天津
附近的小站设练兵处，建造兵营，北洋派军人以此发轫。清末袁氏开府北洋，宪政党人多为北洋幕府罗致，遂有以北洋为政治中心的主张，“北洋派”三字亦开始在时论中出现。以后居袁氏左右者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亦每自称“我们北洋派”。“北洋”称谓一时泛滥，有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号等，以至时人揶揄说，中国的北洋、南洋与外国的东洋、西洋，可以囊括整个世界。
李鸿章死后，北洋派最高领袖是袁世凯。袁能够在清末民初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有三：一是具有经济及军事实力；二是在当时统治集团中属相对趋新一派；三是与清廷有很深的矛盾。因为与清廷有矛盾，以反满为重要诉求的革命派在清末政制鼎革中便可与之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因为相对趋新，故在民初的政制建设中，各方都对之抱有一定期望；因为有实力，担心在华利益在政制转型的混乱中受到损害的外国人便普遍看好他，即便是对其怀有戒心的革命党人，也因缺乏实力，不得不对之妥协。这一切，成为袁世凯建构并维系北洋军政体系的重要基础。
凭借这一基础，袁世凯很快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照通常的认知，袁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但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及寻求“新旧合作”的倾向，试图将自己的统治拓展成代表性更强的国家政权统治形式。本此想法，袁世凯曾打算邀孙、黄、黎诸巨头于民元“双十”日聚首北京，共商国是，以便签署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施政纲领。盖民国政权虽已大体构建，却未明确施政纲领，政局亦呈乱象，孙、黄、黎若能应邀晋京，确立施政纲领，则政局将有望趋于稳定。但副总统黎元洪因张振武案发生，不敢贸然人京，四巨头会议遂开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经几番讨论，最后确定施政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黎元洪同意，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并根据八大政纲商定了四项实行手续。
袁世凯此举意义重大，不仅以各方领袖聚首的方式象征国家统一，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以此作凭借，袁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虽被视为“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期间却鼓励“文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治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该派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禁止军人干政，幕府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王士珍、徐世昌就是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各级政府机关也网罗了大量的知识精英。
在职官制度建设方面，袁的举措对于北洋体系尤其具有解构意义。北洋中人多行伍出生，而袁世凯政府却通过制度建构来任用文人。以北洋政府制定的文官铨叙法规为例：从1912年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开始，几年时间里，北洋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文官考试法草案》、《典试委员会编制法草案》、《文官任职令》、《文职任用令》、《文官甄用令》、《文官高等考试令》、《文官普通考试令》、《文官高等考试典试令》、《文官普通考试典试令》等数十种法规；为防止官吏违法失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北洋政府还颁布《文官惩戒条例》，逐步确立起完备的文官铨选、任用及惩戒制度，使行政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趋于有序，亦使北京政府在与“北洋”相反的政治轨迹上，渐行渐远。
通常，研究者总是强调北洋时期的种种乱象，对于袁世凯执政时的作为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其实，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状况。袁恪守自由发展工商业的原则，为规范经济行为，曾指示工商部从速调查国人工商习惯，参考各国法律及成规，筹订划一办法。在其大力督促下，各种经济法规在清末修订新律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修订或完善，民初经济立法也因此呈现出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从数量上看，短短几年间制定颁布法规数十部，约占整个北洋时期所订经济法规之半，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法律体系的架构；从质量来看，中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规几乎全部产生于1915年以前，其后的立法主要表现为对之前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很少有重大的创新；从效果上看，民初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总量均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这与袁世凯执政时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对工商业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因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亦差强人意。黄远庸在对袁世凯时期国家财政状况作了仔细研究之后指出：民元以来政事之成绩，多少可以让国人乐观者，惟有财政。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央所人已渐能自给，无须以行政费仰给于外债；其二，第二次大借款本拟借2500万镑，实际仅借了750万镑作为整理内外短期公债之用，币制借款则延至次年再议。这无疑是成绩之卓著者。此外，各省上缴经费及交通、常关、盐税等方面月收人达550万。自1914年人春以来，政府额定的中央政费为每月500万，虽不免省食减衣，以此计之，尚复有盈无绌。黄氏因而感叹：自民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日在朝朝寒食夜夜清明之中，至于今日，就中央一隅而论，已仅能得以自给，此不得不为乐观者也。”
然而这些都不是袁世凯政治作用中最重要的部分。袁氏作为政治家，其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以武力威逼及提供优待条件的方式压迫清帝逊位的举措及拥护“共和”的政治表态，使中国顺利实现从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型，避免了中外历史上王朝代谢难以避免的大规模战争和流血冲突。这并非耸人听闻。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就曾担心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人所共知，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保守估计，“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单纯的农民起义，虽然标榜要以拜上帝教来改造中国，却不是一场可能导致社会及文化根本变化的革命。辛亥革命不仅反满，而且带有掀翻两千年传统政制的根本性变革含义，牵扯面更广，触及的利益关系更多。如果袁世凯果真像革命派担心的那样去镇压革命，双方死亡人数将难以估量。但拥有军事实力的袁并未这样做，这是中国辛亥年间的政制鼎革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针对袁世凯其它政治作为的批评都显得有些不知轻重。
袁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超越包括北洋在内的集团利益，在共和政权肇建之初维持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研究民初政治史的人谈统一，往往只是关注南、北即外国人所说的“中国本部”的统一，却忽略了多元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1912年4月，当孙、袁完成政权交接时，来自英国的柏来乐少校完成了中国西部行程达2437英里的长途考察，在仔细观察了新疆、甘肃等省的社会状况之后，他对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得出如下观感：我认为，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都没有差别，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然而，动乱将给土匪带来巨大的机会，他们是危险的重要根源。”柏来乐注意到政权转移与社会动乱的因果关系，可谓眼光独到。从来政权转移都将冒此风险，而当国家“中心势力之欠缺”之时，这种风险会更大。当是之时，除了土匪、兵痞乘乱作恶之外，新政权面临的离心因素尚多。清初整合到国家统一体内的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在失去大清王朝的制度维系之后能否继续在“中国”版图内存在，成为政治家必须应对的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内的政制转型。章太炎等人主张在北京建都，并不是要迎合袁世凯，而是出于“五族共和”能否实现的现实考虑。迎袁专使蔡元培等遭遇的被认为系袁导演的北方兵变，即便找到袁世凯是其幕后导演的证据，也很难证明北方不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和蒙古、青海、西藏离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各方倚重的权势重心的存在，对于政制转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权势重心”。袁世凯致函孙中山解释其不能遽即南下的原因，有谓“奉江两省，时有摇动，外蒙各盟，迭来警告”，亦可见其对蒙古等“外藩”离异的严重关注。
毋庸讳言，袁氏执政多有违反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之处。作为一个旧官僚出生的国家元首，袁缺乏民主意识，手段陈旧，难以将中国引至现代政治指引的方向。但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许多同时代人不能提供的东西。诚如罗文干所言，“较诸袁氏死后之执政者，则袁氏已不可及矣。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国库裕如也，各省肯解饷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规非毫无定制也，中央之政不必请命于军阀也，对外尚能统一也，吏治也考绩也，仕途不冗滥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肃也，登庸有考试也。”罗认为，如果将袁与华盛顿、拿破仑相比固属非伦，但此十余年来国家稍得安宁者，亦仅有袁氏在位之日而已。
然而“袁氏当国”期间的作为，对于北洋来说则是近乎灾难性的。盖袁无论是当总统还是做“皇帝”，都不能以派系首领的身份而必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任事，否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就会薄弱。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高调邀请孙、黄、黎三巨头聚首北京，就是在表示自己是“天下共主”而非北洋领袖。然而，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北洋同辈和后起之秀却因不能从袁建构的政局中看到前途和希望，持不合作的态度。袁氏鼓励“文治”，强调“军民分治，军人不干预政治”，主张政府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但北洋人物大多出生行伍，对其近乎排斥自己人的做法多不认同。袁积极立法，示以法制立国，而北洋武人多跋扈，能自觉接受法律约束者甚少。作为北洋最高领袖，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未以北洋的利益为归依，某种意义上袁自己已在背离“北洋正统”这使北洋军政体系面临解体的严重局面。通常认为北洋体系是袁身后才分崩离析的，其实无需等待袁死去，还在其在位之时，“北洋”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当袁氏称“帝”时，他首先感受到威胁的并不是革命派的反对，而是北洋派内部的“离心离德”。被称为“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彰三人，王是“龙”，在袁最需要他的时候却云遮雾罩，见首不见尾；段是“虎”，此时已经露出猎食本性，开始觊觎袁的身后了；冯是“狗”，关键时刻不仅不见出来帮主子咬人，却两次密电袁，
要其“敝屣尊荣”，促其退位。至于其他麾下爱将，也都个个靠不住。就是当初极力劝袁称帝、被袁派往西南坐镇的陈宦，受到袁器重的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以及袁予以“不次之擢”的汤芗铭，均反目相向，以至时人借用中药汤头谑称袁系误服“二陈汤”致死。袁死后，“北洋”体系正式解体，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
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在事实上一分为二，出现了直、皖分野。本来，袁氏在时，行政集权中央、军队统于一尊，并无派系可言。袁死后，群雄失驭，各植势力，各昵所亲，遂有强为区分直系、皖系者。而被视为皖系首领的段祺瑞与被视为直系首领的冯国彰初无直、皖成见，只是到后来此疆彼界，俨然区分，世所公认，才不得不屈就事实，但“北洋正统”观念，仍不时浮现。护国战争之后，继任大总统职位者为黎元洪，段祺瑞以总理掌握实际权力。后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争持不下，引来督军团干政和张勋拥清废帝复辟，复引来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复辟及复辟失败。之后，段“拥戴”冯国彰任大总统，自己以国务总理名义再度操持国政。段有“再造共和”之功，却推举不属自己派系的人出任总统，说明其“北洋”的归属感尚高于“皖系”的身份认同。而冯国彰担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的军政格局，亦使北洋派人心大振，对北洋的政治前景寄予新的期望。
但北洋的解体仍不可避免。因府、院权限不明，冯、段关系很快就因徐树铮而出现裂痕。“洪宪帝制”失败、国会恢复后，段出任内阁总理，徐以名士、策士身份为其谋划。而徐刚愎自用，喜弄权术，与内务总长孙洪伊积不相能，孙乃联络被视为“直系”且与段关系出现裂痕的冯，谋制徐倒段。久之，遂有直、皖派系之分别。继皖、直两系生成后，奉系亦逐渐坐大。1912年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第27师中将师长，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被视为北洋旁支的奉系军政势力开始显赫并逐渐将势力插人关内*。在北方军政体系发生裂变的同时，南方则形成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徐州、兖州一带的张勋，以及四川境内分别控制不同地盘的大小实力派。在时人杨荫杭看来，这种局势颇与五代时的分裂气象相仿。杨氏认为，斯时的北京政府好似梁、唐、晋、汉、周居于中原；督军各有地盘，犹如南唐、吴、越、汉、蜀、楚、闽各踞一方，因而发出“呜呼，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
既已裂土成“侯”，则彼此间的利益之争不可免，而战争则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方式。据统计，在1916到1928年间共发生140余次战争。如果把小规模武装冲突也计算在内，则仅四川一省在这期间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遑论全国！但北洋时期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所涉空间、伤亡人数似乎都被严重放大了。以当时规模最大的几次战争为例。直皖之战始于1920年7月14日，至同月19日段祺瑞辞职战争结束，延续不过6天。第一次直奉战争始于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奉军战败退回关外，战争进程也只有6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从1924年9月15日开始，到10月23日北京政变发生，也就大致结束，即便以月底吴败退时计算，持续时间也只有一个半月。从伤亡上看，都说军阀混战杀人盈野，其实当时一场战役下来，伤亡不过几百人，多的也只有几千人，比起1940年代以后的大规模内战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伤亡，可谓小巫愧见大巫。
罗文干认为，战乱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老百姓感觉“不痛不痒”，才是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特征。他写道：“非战非和，此不生不死之局，统一之最大障碍也。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或使其七年之间无日不战也，则虽胜败未分，而其首先民穷财尽者不得不降，又可以统一。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因其不常战也，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于是不痛不痒年复一年，人民既漠然视之，当局者遂得以各逞其私欲，而私欲之难合，不待智者而知也。”所谓因其不常战，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故漠然视之，道出了当时国家及社会的实情。
然而，罗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此，在其论述中，罗着重表达了国家统一的理念。他并不一味反战，而是希望形成强势的一方来推进统一，即便通过战争手段也在所不惜。所谓形成“强势一方”就是要建构权势重心，但这样的重心在袁之后已经丧失。章士钊的观察与罗相似，认为袁之后北洋政治已陷人僵局，天下重心失却，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希望在“天然的重心”丧失的情况下，寻求各方“共建之重心”，以维持国家。
其实，为罗、章所忧虑者，也正是后袁世凯时代北洋军政首领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被推出来建构权势重心的是冯国璋，但因与皖段关系不谐，冯难当此任。1918年10月，冯在担任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总统之后，被安福国会逼迫下台（一年后即死去），由徐世昌取而代之。徐之所以能够继任，是因为他在北洋派中具有较高地位。按照时人说法，徐乃“纯粹北派主盟，对于南人绝无关系者也。其在北派，实兼为官僚、军人两派之领袖，世凯死，足统辖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系没有争议的“北洋正统”。就任之后，徐世昌标榜偃武修文，以和平、统一、发展为职志。11月15日，徐发起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下令对南方停战，并定于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以促成和平统一。
徐氏标榜“文治”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主张确定约章，组织国联，以各国相互保障政治自由、领土完整及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为原则，激起国人对“文治”、“和平统一”的遐想。如陈独秀就认为：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人人都承认了的。”他甚至认为：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象中国的徐总统，象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曾任翰林院编修的教育家严修对徐实施“文治”也寄予厚望，他劝主张“南北统一”的黄郛去见徐，有谓：“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瑣可见时人对实施“文治”期待之殷。
但徐的“文治”，不过是标榜“以文驭武”，“废督裁兵”，试图将军权集中于陆军，及各省省长悉由中央改派文职官员担任而已。曾经称徐为“北派主盟”的警民氏写道：世有望徐氏就任实行民主制者，吾敢称之曰梦呓。盖北洋派中诸人，实无一人谓民主制可实行者，不仅徐氏为然也。徐氏对于人民及议员，必取敷衍主义，所谓面从心违，或久使自懈是也。”其实姑不论徐的“文治”是否具有以现代政治观念来治理国家的含义，就是徐氏自己确定的政治目标，也并无实现之可能，原因在于缺乏军政实力。徐氏能够在北洋各派系激烈的角逐中承乏一时，位列总统，靠的是号称“正统”的北洋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其长处在于善因势操纵。但这并不可靠，政治家需要的是实力。由于缺乏实力，在1920年2月20日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徐遭遇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尴尬：一方面，因深谙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不得不联络直系和西南实力派以贯彻其“和平统一”主张；另一方面，考虑到由皖段支持的“安福国会”乃其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故当皖系主战派破坏南北和谈时又不敢与其决裂；同时，因其系由安福国会推选，反皖段的一方又不予承认，甚至有视之为“私生总统”者。故整个和会期间徐都首鼠两端，没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更有甚者，西南实力派因在和会期间受皖系干涉，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转而反对徐世昌标榜的“文治”，认为徐氏等人“以文治派自居，平时固极相宜，乃非当下可能应付一切者”；因直系和西南实力派在关键问题上拒绝与其合作，故当西方外交团催促尽快达成和议时，徐只能发出“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的无奈感叹。
南北和议无果而终，旨在“武力统一”的战争接踵爆发。1920年7月，直、皖之间发生战争，皖系败北，由皖段推上台面的徐世昌虽依旧坐在大总统位置上，其政治掌控力已严重削弱，号令不出京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不久，同样号称“北洋正统”的曹锟、吴佩孚幕后操纵旧国会，指徐世昌任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随着徐的去职，北洋“文治派”重建北洋权势重心的努力也就宣告失败。
从1920年夏与皖系开战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是直系与皖、奉及西南实力派角逐竞雄的时期。此时的直系在北洋各派系中最具实力，其外交上亲英、美的路线反映了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之间多数国人的外交取向，其在政治上打出“恢复法统”旗号，亦可暂时缓和与执意“护法”各方的矛盾，因而颇为国人看好，成为国家“权势重心”重建及实现统一新的希望所在*。
但直系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内部出现裂痕。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把持中央政局，但随着权势上升，曹、吴身边的人各有打算，各拥其主，内部开始出现保、洛分别。因曹锟、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身份分别驻节保定和洛阳，故二人身边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和“洛派”。吴虽表面上保持着对曹作为“直系盟主”地位的承认与尊重，但其自我中心主义亦不时表现出来。保、洛之间这种复杂纠葛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其次是“贿选”惹来的政治麻烦，致使曹、吴通过恢复旧国会所获致的统治“合法性”丧失殆尽。对此，孟森曾评论说：“曹锟登极之日，即天下发难之时。”他结合北洋的历史分析说:“淮军蜕化而为小站，小站膨胀而为北洋，北洋分裂而为直皖，直既胜皖，自谓袭北洋正统之名，至此乃自铲自灭。”加之镇压京汉铁路工潮，导致国人对直系认知改变，使其统治的“合道性”在国人心中失却。直系统治的政治及社会基础严重削弱，给敌对各方以联合倒直、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是爆发。
这次战争出人意料之外的以反直“三角同盟”获胜而告结束。嗣后段祺瑞受各方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府执政。尽管曾有人试图提升这次政治变动的含义，将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鼎革称为“革命”，段祺瑞亦多次主张废除“法统”，赤地新立;但曹、吴倒后中国政治的变化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导致国体或政体的实质性变化。在并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政治格局下，战争善后只能以整合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方式进行。而当时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这个问题上，反直“三角同盟”推出段祺瑞，打的仍然是“北洋正统”牌。奉军将领何柱国曾分析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道明了三方的考虑。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人京就任临时执政职。段氏就任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改变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对北洋集团进行整合，使之集于自己麾下，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和权势重心。
为此，段祺瑞做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摆脱安福系的政治窠臼，以北洋各系共同领袖的身份出面主政。段氏作此表态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安福、政学两系曾是其依靠的重要政治力量，“段氏人京后，安福系、政学会等（政团）人物，集于其左右”。段氏自己亦多次电请安福系政治首领王楫唐来京，“倚王为东南锁钥”，有由王组阁之议，后又任命为安徽督办，以致时论有“段派除以全力占领北京之各部署局所，以期恢复安福全盛之势而外，并无深合于人心之设施”的批评。张作霖对此也深为不满。为摆脱政治窘境，段派要人在段就职不久即公开通电，做出取消安福系的表示。
段祺瑞用以整合北洋体系的资格是“北洋正统”。具体手段是利用北洋各派系间的矛盾，促成或保持各派力量的“均势”，
以维持北洋旧体系的继续存在。其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奉张，陕、甘畀国冯，目的全在于此。不过，这种“均势”只被段祺瑞维持了不到一年。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为号召，不顾段之调停，向奉军发起攻击。以后各派军政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段执政的政治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临近终结。
段祺瑞没能如其所愿，成功整合北洋军政体系，当然也就没能延续临时执政府的命运。这样的政治结局，与皖系实力过早衰退有关。皖系政治上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在袁世凯死后，段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以及讨伐张勋、“再造共和”、继续掌握政权的几年内。1920年，直皖战争败给曹、吴之后，其权势的巅峰期已经过去。第二次直奉战后，段能复出，不是因为具有实力，而是因为奉张与国民军争执不下，拣了个政治便宜；然而依靠权力平衡推出来的政治领袖日子从来都不好过，因为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维系政治统治所需的是实力，而这正是段最为缺乏的。正如时人所言：“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借，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蛰居复出的段氏，已经近乎“手无寸铁”，毫无凭借。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段氏与徐世昌相比，指出他“已人十年东海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要想成为袁世凯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何止段祺瑞，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各派领袖中，没有哪一位具有整合北洋军政体系的能力。如前所述，首先被推举出来建构权势重心的冯国璋，因与皖段关系无法协调，难当此任；接着又有徐世昌、吴佩孚、段祺瑞等粉墨登场。徐世昌属“文治派”，缺乏实力，欲以文驭武，不啻梦呓！吴佩孚一度拥有较强实力，又被认为是北洋嫡系，却因支持曹锟“贿选”丧失政治号召力，复因坚持“武力统一”导致北洋支派离心，加之为反直“三角同盟”战败，已不足膺此重任。曹、吴之后力量相对强大的张作霖与北洋嫡传各派关系较远，就连在北洋中“分属后辈”且新近战败的吴佩孚，也“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从直系分离出来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政治上反复无常，难以自立。至多只能算是北洋旁支的西南各军阀陷于内争，或不具备问鼎中原之实力，或本来就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整个后袁世凯时代，能够为北洋各派公认的权势重心一直没能形成。
个中原因，其实就在吴佩孚蔑视张作霖时所持守的“北洋正统”上。北洋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是一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存在，但在袁世凯之后便已逐渐式微，不可复振。后袁世凯时代此伏彼起的战争及政治上变动不居的局势，更是使曾经对“北洋”抱有希望的国人从心理上厌弃了这一军政集团，而北洋自身亦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不管是直系还是皖系，在整个“北洋”已越来越不为世人看重的情况下，即便被承认为“北洋正统”，亦无号召天下的能力，更何况皖、直、奉、浙及西南、西北各实力派，谁也不承认对方是“正统”。
1922年5月，当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曾作文讨论“北洋正统”。他认为，所谓“北洋正统”在今日已经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已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以史实对此作了论证：清朝就有“北洋正统”，却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国肇建，袁世凯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失败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相互厮杀的“丑剧”。杨氏据此总结道：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陈叔通说吴佩孚的“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可谓切中要害。
三 余论：两种“正统”的角力
正当直、皖军阀在北方为“北洋正统”争斗，谋求以自己为中心来实现统一之时，在地理上属于南方但政治渊源却另有所出的国民党则在思考摆脱连年失败梦魇的途径。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回到国内，依托广东一隅与各方军阀抗争竞雄，打出的旗帜是“护法”，俨然自己是民国“法统”的代表，亦即民国政权正统且合法的继承者，孙中山曾经的“临时大总统”身份似乎也赋予了这种表达以某种历史印证。然而，这一做法无异将国民党与南、北军阀之争型塑为“北洋正统”与“民国法统”之争，这样的论争只是纠缠于是否“合法”而非“合道”，对政治斗争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政治性质的斗争就是要打破既有的法律秩序。更有甚者，由于孙中山力量微弱，无法独力抵抗南、北军阀的军事压迫，遂使出“与敌人的敌人结盟”的手法，先是利用皖、直军阀争为“北洋正统”的矛盾，“护法”抗段；逮至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又与皖、奉结成“三角同盟”，联段反曹。而以曹、吴为领袖的直系军阀在标榜“北洋正统”的同时，亦借用“护法”主张，通过恢复国会使“法统重光”，随后炮制宪法，自立“法统”。这就混淆了南、北之争的政治界限，不仅皖、直军人标榜的北洋“正统”为其自身亵渎，即自恃为“法统”所系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从事“护法”的合道性，亦如同“北洋正统”不被尊重一样，遭到时人质疑。
还在1920年春，杨荫杭便注意到了“护法”已陷人穷途末路的境地，撰文指出：“因北方武人破坏法律，于是乎有‘护法"，用意至善也。然频年护法，频年内乱，人民怨讟，信用丧失于外，而法律破坏如故，北方武人之跋扈如故，则知所谓护法者，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虽爱护法者，亦不能为护法者讳也。不但此也，广西人护法，广东人亦护法。同是护法也，何以一转瞬间，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与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坏，广西人与广东人不能不合力以护之也。试问今之所护，又是何物？”对此，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应当是无言以对。
不过，孙中山与北洋军阀领袖毕竟不同，在经历若干失败之后，毅然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当初孙中山所“护”之“法”为《临时约法》，但正如王世杰、钱端升所指出的那样，该法的制定机关只是南京临时参议院，而该院只能代表多数省份，未能代表全国；更重要的是，该院代表系由各省都督派遣，不是国民选举产生，缺乏民主性[33]4°7。此后反抗“护法”的人，亦常以此为言。可见“护法”的行为可能“合法”却未必“合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孙中山摒弃在“护法”旗帜下利用军阀打军阀而在事实上将自己混同于军阀的路数，接受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建议，致力于自身的改造，与各路军阀划清界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实施联俄、容共，致力于“主义”建构，系统阐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用主义建军，用主义统政，用主义整合南方、宣传北方，明确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以党建国”的政治目标。通过这样的努力，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给人以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的深刻印象。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面目暴露之前，这种为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崭新的气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政治吸引力。
与此相对照，袁世凯之后裂变出的北、南军阀却始终不愿跳出“北洋正统”窠臼，不知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之后，民心已从看重“北洋”转变为厌弃“北洋”，而无论其标榜“正统”还是被认为“不正统”。“五卅”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着将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声称与军阀划清界限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身上。如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上半年就表达了对于“统一”的强烈企盼，表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鉴于国民党势力逐渐壮大，他致力于研究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开始从心理上接近曾经怀有疑虑的国民党瑏。问题在于，张的认识及心理变化在当时并非特例。胡适认为，1924年以后，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1926年至1927年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瑠。“北洋”面临的遭到民心厌弃且内部又无法整合的衰颓状态，以及国民党自我改造之后呈现出的崭新气象，解释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没有遭 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的原因。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