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由子各派军阀混战不已，军事力量急剧膨胀，裁兵因而成为民国史上习见的名词。但是，此种所谓裁兵，或是流于纸面文章，或是一方厝以削弱另一方的手段。唯一例外的是民国初年的裁兵，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状况，使得这次裁兵不是一般意义的地盘和权利之争，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政治格局轧变化，对其后历史的发展也不无关系。
一
辛亥革命当中，起义各省出于战争的需要无不扩充了大量军队。以苏、皖、赣、闽、湘、鄂六省计，原有新军约55640人，革命后猛增到36万余人。民国成立后，起义各省的军队，加上原存的北洋军队等，全国军队总数达到了90多个师110万人左右，仅军饷一牟就需11275万元。可是，当时一方面是“军队林立，岁费日增”，另一方面则是“部库如洗，度支首领仰屋兴叹，徬徨无术”。南北双方同困于财，几乎都靠借债度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总收入2004万元中，外国借款占一半以上，达1079万元。北系政府编制的民国二年预算案，总收入三分之一约19900万元侬赖外债，而陆军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达161的万元。财政既无法负担，缺少军饷的部队势必军心不稳。吊一年内，较大的兵变不下二十次之多，原因虽很复杂，欠饷当是个重要因素。频繁的兵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裁兵问題的提出赞是很自然的了。
裁兵，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个善后问題。每次战争过后，总会带来军事力量的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裁减多佘的军事人员并加以妥善的安置。民初的裁兵也反映了一般人民的愿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有影响的。但是，民国初年中国特定的政治局势，使这次裁兵从本质上说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善后范畴，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題，反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问的矛盾和斗争。
辛亥革命是以南北妥协而告终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让出了中央政权。袁世凯虽然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也未能完全控制全国。两派政治力量都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民国初年的暂时平静局面正是双方力量相对均衡的结果，关键又在于军事力量的均衡。由于两派政治力量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目标，因而这种均衡局面不可能长久保持，势必随双方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成为双方争夺实力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即表现于裁兵之中。
作为中国封建反动势力总代表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玩弄阴谋，攫取总统职位后，其下一步计划就是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为个人专制独裁平道路。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掌握全国军队。当时袁手里虽有一支十几万人的北洋军，但还有几十万军队掌捏在非北洋勢力手中，尤其是同盟会掌捏了南方六省的地
盘和相当数量的军队，成为袁世凯“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和威脸。因而，裁兵尤其是裁同盟会掌捏的革命军对，是袁世凯实现其“统一”计划的必然步骤。1912年3月8日，袁世凯尚未就职，就发表了《布告各省严整军律文》，强调“军人名誉，以严守纪律为第一要义，军队性质，以服从命令为第一要义。失此两者，即失军人之资格。”袁世凯就职后，又于3月31日发布《训勉军人令》，声称“自今以后，破坏之局既终,建设之事方始军队之责任，即在“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这些训令借整饬纪律，服从命令为題发挥，要旨则在于“使全国军队，如一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本大总统之心为心”，一切服从于袁的命令，也为裁减革命军队预伏张本。
袁世凯裁减革命军队的另一手法就是鼓动和利用舆论。当时社会舆论一般都要求裁兵，这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善良愿望。他们以为“大局既定，武力无施”，普遍有一种厌乱求治的心理，希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频繁的兵变，使他们感到恐惧，以至“社会之心理，畏今日之兵，甚于畏昔日之匪。”袁世凯利用这一点，打起“为民请命”的幌子，要求裁兵，以图博取民心。I917年4月29日，袁赴议院发表就职演说，说什么“近日军队复杂，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要求“卖行收束之方。”不仅如此，袁的手下人物还直接出面攻击革命党人，尤其集中攻击掌握革命军队最多的南京留守府。一时袁党“物议沸腾”，责留守府“与政府对峙”，北京袁系报纸诬称黄兴“存割据东南之心，故甚其词攻讦同盟会甚力。”甘心附食的各种反同盟会势力也成日鼓吹裁兵减政，指责各地军政府“拥兵自重，致中央未由施政举国，”军队“无以遣散，哗变日告，举国骚然，”救亡之道，“自应从军费着手。”
有了冠冕堂皇的“统一”旗帜，加上社会舆论的要求，袁世凯还有压迫南方裁兵的实院手段，这就是拒发军饷。民国成立后，南方各省的部辖军队按理应由中央负担军饷，但袁世凯的财政部是不会为南方军队解囊的。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当时并不好，但对北洋军队是尽力照顾，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对南方革命军队，则以财政困难为借口，除了拨给一些遣散费外，拒不发饷。
尽管袁世凯成日要求裁兵，但他自己从小站练兵起家，谙熟“天下之实权在乎军队，军队之实权在乎强弱”，因而他对军权从不假之于人，更不会去裁兵了。民国成立后，遇有关系军权的争执，袁世凯是势在必争的。北京政府成立时，革命党人主张由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但“再三电商，袁总不允”，必由其心腹段祺瑞出任，袁才放心。黄兴为反对北徉军队招兵，建议南兵调北，袁极力反对。对黄兴出任南京留守，袁表面信任，实陈上一心想早日取消。的确，袁世凯从未说过裁兵是裁南而不裁北，似字是一视同仁。但裁兵只是裁冗兵，裁弱兵，裁乱兵，南方军队在许多人看来既是“乞丐流氓，滥测将校，青红匪帮，忝绾军符，宠乱庞杂，不可究诘”，而北洋军队则是公认之“劲旅”.谁裁谁留，不问可知。
面对袁肚凯的裁兵压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应却相当幼雅。严格说来，最早提出裁兵要求的还是革命党人。1912年2月19，清帝刚退位，黄兴就通电各省：“南北统一，大局将底和平，恢复秩序，整饬纪纲，实为目前要举。……各省兵卒，皆仓猝召募，编配入侪.兵格既属参差，服装饷械亦多缺乏。……宜就各该省情形酌留若干外，务希设法遣散，俾免滥竽。”这不仅是言论表示，也是革命党人的实际行动。
促使革命党人裁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不足。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使革命党人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忽视了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当时弥漫于他们之中的是“南北一家”，“五族共和”的空气，充斥于他们言论的是发展实业、议会民主的幻想。既然兵多为患，那又裁之何妨。如果说在南北和谈及建都之争中，革命党人为了早日实现和乎、统一做了他们自认为是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的话，那么裁兵对他们来说连这种意义也没有了，反倒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是袁世凯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他们裁兵的出发点固然真诚，但失去了警惕的真诚也就孕育着革命的危机。
促使革命党人裁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财政困难。自南京临时政府到南京留守府，财政始终处于困窘境地。留守府月需经常费360万元（内军队占306万元），然留守府没有收入来源。袁世凯、熊希龄当面答应请“暂时勉强支持，俟有来源，自当碍力补助，”但转脸就不认帐。借款、国民捐的办法都行不通。5月间，黄兴两次致电财长熊希龄，谈及南京军队不但欠饷无从发给，即伙食也难以维持，“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哗溃之势，已渐发端。”恳其汇款按济，但如石沉大海。其它省份同样如此，财政主要靠发行纸币、军用券、公债券及借外债度日，广东一省纸币就发了近二千万元，而在支出中军费都要占一半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避免士兵因缺饷而哗变，革命党人都把裁兵视为“治道”了。
在裁兵问題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掌握南方六省实际兵权的黄兴，辛亥革命后表现出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倾向，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于矿业”，对现实政治斗争缺乏敏感性。他先后身为陆军总长和南京留守，在裁兵何題上首当其冲。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不稳，他缺乏以往的坚定革命精神，“以为欲保东南之安宁，谋国家之统一，当先以裁遣军队为入手办法。”南京的裁兵和留守府的撤消，给南方军队裁遣带来了重要影响，黄兴无可辞其咎。但以后论者每多指责裁兵为黄兴之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后文将有论及)。即使黄兴经手裁遣了部分军队，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要求，不能以此独责黄兴一人。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认为：“民国招牌已经挂起，此后无足虑苦，”因而主张“各省民军过多，亟宜分別遣留。”对裁兵，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提出由袁世凯主持，“练兵数百万，极全我五大族领土。”同盟会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则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洽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而他主张“军队取逐渐裁汰主义，应以屯垦及戍卫铁路消纳之。”他还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军民分治，集中军政财权于中央政府”的十二点计划，包括“以清政府时代原有兵额为度，裁汰军队。”这些看法都不比黄兴高明多少，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对袁世凯有利。
在一片裁兵声中，间或也有一两声不协和音调出现。南方各智起初对裁兵不无疑虑之处。北京政府陆军部科员元柏香在巡视南方后给段祺瑞的信中淡到：“方今南方军队解散不遗余力，而北方不惟不裁，反日事招募，无论南方各军见疑政府多方掣肘也。”由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和革命党人自己的幼稚，这种疑虑日久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仍有少数革命党人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及袁世凯借裁兵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主张针锋相对对。袁世凯派人到江苏监视裁兵，有些人就主张，“北方添兵，南方何能解散。如欲解散，须南北一律，方为公允。”有些革命党人并表示，“我们所以不主张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912年8月，张振武血案发生，袁世凯的真面目日渐暴露，革命党激烈派在《民权报》上撰文指出：“袁世凯、黎元洪之所以敢于如此者，恃军队之护持耳”。对待他们，“卵不能敌石，空言不足抗实力，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而已。”次年初，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宋教仁陶醉于胜利之中，以责任内阁自期，詹大悲向他建议：“选举纵全部获胜，亦不如练精兵三万监视之为有力。”可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些言论和建议是曲高高和寡，应者寥寥。等到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大错铸成。
二
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帝国主义列强与裁兵有着直接的关系。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迫于形势，没有直接出兵干涉。但经过一段“中立”的观察后，他们认定，“还没有一个比袁世凯更强的人出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中肯定袁所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袁世凯既成为列强理想中的新代理人，那么南方的革命军队不仅对袁世凯是个威胁，列强也不乐意见到有这么一支武装。为了消灭革命势力，同时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力鼓动袁世凯裁兵。后来曾任袁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给袁的外交代表蔡廷干的信中抱怨：“中国的军队太多了，它只需要一支人数不多，训练良好，薪饷充足，富于团结精神的部队。”另一个日本人说得更露骨，“袁世凯现时要做的事就是控制军队,”“如何解散现今南方由强盗和窃贼所组成的军队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问题。
”这已迹近于公开煽动了。为了支持袁世凯，列强还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在北京政府的借款交涉中，以裁兵为先决条件，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1912年4月，在中国政府与银行团举行借款谈判前，驻华公使团就借款条件进行了讨论。一方面他们认为应该给袁世凯以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将来进一步给予中国政府垫款时，用途的监督……特别必须扩充到裁兵之实行，俾能尽可能地促成这个问题的迅速与肯定的解决。”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中，强调监督借款用途的重要。作为列强在华财政代理人的银行团，在其后的借款谈判中，忠实地执行了各自政府及其外交代表的指示。
1912年5月2日，唐绍仪与银行团就借款问题正式开始谈判。在唐绍仪提出借款及垫款的要求后，银行闭立即以监督用途及裁兵为先决条件，理由是，“中国目前现象，虽名为统一，而暗中尚多危险，中国军人人皆思独立，无服从之真性质，”银行团“恐他日复有扰乱，未知栽撤军队能否办到，故裁撤时，须由外国派武官监督执行。”德代表并宣称：“监督一节，为交款之前提，如中国不承认监督，则款不能交。”唐绍仪只允由中国自行裁兵，监督之说以事关主权，未敢接受。
5月7日，财长熊希龄与银行团续行谈判。“银行团坚持监督之说，不稍让步。”最后，于5月17日成立的垫款合同规定，关于军饷及裁兵用途，由陆军部、当地军官及税司会同签押发款，并给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银行团指定德国人龙伯（Lamp)为洋稽核员，垫款支付均需有其签字方为有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得意地说，这个协议“保证了比前此外国借款的花费所规定的更严格的监督措施。”银行团并且表示，“赞成中国政府剿灭乱兵，如北京政府果能确定方针，无论用款多少，愿为担任。否则，中国既无镇压内乱之能力，当谋求本国政府出兵代为平乱。”这倒是帝国主义者的真心话。一位外国作家这样评论帝国主义列强与裁兵的关系：“列强给袁的垫款，都是为着使他能够遣散革命党的军队。他用这笔垫款的一部分，使自己摆脱了南方军队，他对他们的忠诚向无信心。与此同时，他竭力在北方招募更多的士兵，以便有一支可供他调遗的军队。这就是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前完成的唯一事业。”
在裁兵问題上，列强的态度无疑有利于袁世凯，而袁又利用列强的态度两面得利。外国监督裁兵之议一出，全国舆论哗然，咸谓此为亡国之道，纷纷表示反对。财长熊希龄通电声称：“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外交之后盾，使南北两方军饷毎月七百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革命党人既无法解决财政困难，为了杜绝袁的借口，只好以裁兵自白了。
对内袁世凯以借款有碍国权为由要求裁兵，对外他又以裁兵为由要求借款。在当时的财政状况下，钱对袁世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題，“只有靠钱，他才能供养和装备一支胜利的军队，也才可能建立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利益的政府。”在列强面前，袁的逻辑是，没有钱就不能裁兵，不裁兵就不能统一，“因此于各国商业保护条件俱有妨害”。列强当然深知这一点，这也就是在借款谈判中，尽管列强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但最终还是把大笔金钱借给袁世凯的原因所在。袁世凯就这样一举两得，既裁减了大批南方革命军队，又捞到大笔反革命经费。“共和国的命运就这样掌握在银行团手中，他们做出的对袁世凯有利的干涉是对共和国的致命一击。”
三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就职后不久，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方案，计划将全国军队先裁一半，缩编为50个师。其后袁世凯在提交参议院的“整顿军队方略”中进一步要求，“调查各省原有之陆防两项兵数，其溢额者一律退伍。”秉承袁的意旨，陆军部等制定了具体裁遣、编制计划，不过并没有付诸实行，因为当时的北点政府政治上尚无号令全国的能力，财政上也拨不出足够的款项。民国初年的裁兵基本上是由各省自行进行的。
一、同盟会控制的南方六省
同盟会控制的南方六省的军队，民国成立时约有39个师，51万人，一年间裁造了约27个师，36万人。
1.江苏
江苏既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战场，又是临时政府首都所在地，除了本省军队外，尚有大量的外省部队，成为革命军队最为集中的地区。在临时政府陆军部所辖的五个军26个师25万余人的部队中，江苏境内即驻扎了22个师。黄兴就任南京留守后，从4月21日起开始裁遣这些部队。他首先将驻扎江苏的第五军朱瑞、第四军姚雨平部等客军遣回原籍，其次压缩各部队编制，规定“无论何处军队如有缺额者概不准补。”对兵变士兵则缴械遣散。5月，二、五、二十六师先后自请解散。6月，黄兴将一、二军及八师移交陆军部，其余军队分别移归苏督、泸督，自己辞职。6月14日，留守府取消。
黄兴的裁兵，表面看来军队减少了，但实际裁减的人数并不如历来说的那样多。客军回原籍时，编制、人数均未变动，它们以后的裁遣不应归于黄兴。剩下20个师的编制中，被裁遣的有8个师，但其中十三、二十一等师本属空头编制。至于人员的减少，江苏军队最多时有21万余人，黄兴解职时，尚余12万余人，除去客军—万余人外，减少了8万余人，不过其中尚有部分自然减员。以二、三、七师为例，1912年2月共有42,383人，到5月只剩下17,767人，减少的人数中，很多人是自行离队回家。当时的军队既是招募制，士兵离队是常见现象，尤其是在缺饷状况下。如果自行离对数以四分之一计，八万人中当有二万属此例。总计经黄兴之手裁减的军队编制为8个师，人数一般不会超过6万人。说黄兴裁了十几万人的军队有违事实，把南京裁兵的责任全部归之于黄兴至少有失公允。
黄兴辞职后，第一军辖三个师，柏文蔚自带第四师回皖接任皖督，将一、九两师移交程德全。第二军徐宝山部两个师驻扬州。徐本人只想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对裁兵不积极。直到徐宝山被炸死后，第二军才于1913年5月缩编为第四师。沪普陈其美辖有两师一旅，陈于7月辞职后，将部队移交给程德全。
苏督程德全自留守府撤消后，先后接收了一军、沪军各部，加上原有军队，共辖有11个师10个旅，近12万人。身为立宪派官僚的程德全对军队本不感兴趣，他接收后，对“军队裁并事宜继续进行。”段棋瑞也于此时派人赴南游说，谓“总长之于军事计划，纯以国家为前提，毫无此疆彼界之心，并陈财政如此困难，军队如此复杂，非实行整理，销纳无法，筹款无法，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程对此“极表同情”。经程德全之手，江苏军队编成3个师，加上部辖的四、八、十九师，共6个师，另有两个独立旅，裁去5个师8个旅，6万余人。
2.安徽
安徽在革命之初，军队编制多达5个师，经孙毓筠整编为1个师又2个旅。1912年6月，柏文蔚接任皖督，带去1师1旅，合共2师3旅。柏“莅事之初，即以裁减军队，清理财政为唯一之办法。”第一军于8月撤消，安徽军队于1913牟初缩编为1个师1个旅，总计“所裁第一军暨皖军数有五万之多。”
3.江西
辛亥革命当屮，江西四易都督，军制混乱。李烈钧就任赣督时，全省新军计已有17个团，“益以水巡驻防各部队为数乃至数万”，其中不少部队“既无战斗能力，纪律亦不甚佳”。李烈钧鉴于“财政奇绌，军费过巨，”况部队“训练编制未尽划一，非亟裁并难资整顿”，决定对部队进行裁编。到1912年底，江西裁减了防军36个营，新军8个团以上，余部编为两个师，另将来赣的原临时政府总统府卫队林虎部编为1个独立旅。
李烈钧是革命党人中比较注重军队的。江西裁减了一批防军和无战斗力的部队后，主力基本上保存了下来。1913年初，陆军部以江西兵额定为1师1旅为由，要李烈钧继续裁减，李当即回电称，“审査内情，万难再行裁减。”李还开办讲武堂，训练军事干部，在全省设局征兵，以改善士兵素质。1912年底，李烈钧订购的七千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在九江被扣后，李进行了强硬的交涉，迫使袁世凯下令将这批军火如数放行。
4.福建
福建军队不多，只有第十四师的2个旅，裁兵主要是裁去地方部队、巡防、炮台、绿营、水师等共14600人。
5.湖南
湖南军队在民国之初编有5个师2个旅，近6万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在辛亥革命后加入了同盟会，但政治上仍依违于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对袁的裁兵计划他是不会反对的。况且在他看来，与其花钱养兵，不如裁兵而发展实业，“兵少则地方自安，尤建设必经之轨。”有三个因素对谭延闿裁兵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是每月几百万两军费无法负担；二是许多部队纪律不好，“将骄兵肆”，“省域及附郭滋扰日有所闻；”三是部队中有不少会党群众，自焦达峰遇害后，“且怀异志，为焦复仇，”使谭颇不自安。加之许多部队存名无实，“机关阔大，人数不敷，枪械亦甚缺乏。”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谭延闿下决心全部裁撤湖南军队。为了防止官兵因不服裁遣而闹事，谭请王芝祥带援宁桂军一团，以假道返桂为名，来湘监视裁军，并制定了优渥的遣散待遇，以期减少阻力。这样，1912年10月湖南军队5个师2个旅共4万余人，一次被全部遣散，这是全各省裁兵中的仅有一例。兵裁完后，潭延闿编了守备队48个营，同时筹练新军1旅。
6.广东
广东裁兵的特点是裁遣民军。
辛亥革命之中，广东民军蜂起，声势浩大，总数有15万人之多。革命党人夺得政权后，一心以正规化为依归，视民军为乌合之众，对他们表示出蔑视与厌恶的态度。加之广东财政全靠纸币，一旦饷项不继，民军即呈不稳，甚而有“携手抢炸弹至财政司署逼索军饷者”，使当权者感到难堪。因而胡汉民就任都督后，首先命令民军“均各自行维持秩序”，“如无力维持，或酌量先暂遣散”。但胡的命令收效不大，及陈炯明代理部督后，开始以武力裁遺民军。为了排除阻力，陈先用武力解决了实力最强的惠军王和顺部，其它各部力不能敌，遂表示服从，遵令解散。仅十余天内，就将“广州省城全部民军造散。”胡汉民回任粵瞥后，继续裁遣，计前后共裁去民军11万人，全省独立成单位的民军除广州李福林部外几被裁尽。其余4万人，以陈炯明部循军为主的一部分编成正规军2师1旅，另一部分编成警卫军60个营。除了民军以外，姚雨平的北伐粤军1个师也于回粤后被遣散。
二、湖北
湖此是辛亥首义之区，军队数量之多仅次于江苏，共有12个师，11万人左右。湖北都督黎元洪本非革命派，他上台后不久，就确立了“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的方针，极力巴结袁世凯。袁党攻击黄兴，黎的民社也攻击南京留守府“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袁想消灭革命军队，黎也呼应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对于湖此本省军队，自己能掌振的，黎元洪严加控制。对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军队，黎的态度则是“力加遏绝，大行淘汰。”由于湖北位于全国中枢要地，是北洋军队南下的必经之路，袁也:凯对湖北革命军队也急欲裁遣，袁、黎互相配合，打击革命力量。
1912年2月，黎元洪与参谋长吴兆麟商定了五点裁兵整编计划。
4月，决定先将全省军队编为五个师。但由于革命党人对黎的反动倾向极为不满，以武力“推翻军政府，改革政治”的暴动图谋屡发，反对哉遣风潮迭起，使黎的裁兵计划进展缓慢。直到1913年3月，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才制定了裁遣计划。会后，将湖北军队编为3个师2个旅，另有江南留鄂军1个师，其余7个师7万余人全部裁遣。黎的裁兵原则是，“附己者留，异己者去，”蓄意“将起义之师，全行裁去，以迎合袁世凯之心理。”“二次革命”当中，革命党人虽在湖北运动军队起义，但未成功，时人对其原因有这样一段评述：“今日之湖北，非复昔日之湖北也。……妙在黎督顾全大局，早裁去万不可靠之军队，而所留以供调遣者，率皆深明大义之流，纵有一二不肖，罔识是非，而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论者意在恭维黎元洪，却恰好暴露了黎裁兵的真正目的。
三、其它省份
处于革命党和袁世凯势力之间，还有一些非北洋势力控制的省份。袁世凯为了以全力首先裁遣革命军队，对这些省份暂示羁縻，允许保留扩大的军队编制，也拨发给部分款项。但其中有些省份因为财政困难而裁减了部分军队，有些省份对军队进行了整编。
浙江军队计有2个师，朱瑞出任浙督后，将其中的二十五师裁编为1个独立旅。山西军队初有3师之众，晋督阎锡山裁去其中2个师。陕西军队最多时有8万人，陕督张凤翔将其编为2个师又4个旅，裁去“四师有奇”。
山东本属北洋势力范围，但胶东半岛烟台一带却聚集了一支革命军队，其中包括当地起义的鲁军，蓝天蔚的关外军和上海北上的沪军，共4个师。民国成立后，除关外军自请遣散外，其余两部均为袁世凯派人解散。
贵州新军于革命后扩至4个标。唐继尧夺取贵州政权后，视新军为寇仇，先将援川新军1标遣散，继又将援鄂的新军1旅用武力击散，余下的新军1标与驻黔滇军合编为1个师。
广西、四川、云南的部队编制都未裁减，只是进行了整编，减少了人数。四川军队编为5个师，广西、云南各编了2个师。
上述各省，民国成立时共有军队约27个师，27万人（不包括山东的北洋军队），一年间裁遣了约11个师，12万人。
总计上述所有省份（包括革命党人和非革命党人控制的省份），民国成立时共有军队约79个师，89万人，一年间裁遣了约45个师，55万人。
在各省裁兵的同时，拥有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武力的袁世凯，非但一兵不裁，还对北洋军队进行整补训练，“尽全力为秘密军事上之准备”。
经过辛亥年的作战，民初北洋不少部队编制不足。北洋主力之一的第四师，全师编制为8862人，实除只有5273人。因此，民国初年北洋军队普遍进行了整补训练。第四师师长杨蓄德接到“密札善后办法九条”，令其对部队“认真整顿”，“扑充兵额，及时操练，以储劲旅。”通过整顿，北洋各部队淘汰了一批老弱兵士，新招了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髙。至于新编制的增加则不多，主要是将武昌起义后召募的备补军改编为拱卫军，另召备补军五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一时还不容袁世凯大举增兵。
为了充实北洋军队的战斗力，袁世凯又订购大批军火。1912年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为277万两，同年英俄法德四国输入军火664万两，大部分为袁所购。“二次革命”前夕，陆军部除密令所属各兵工厂赶制枪炮外，又向德奥军火商订购步枪64000枝，子弹400万发。“二次革命”当中，还接受德国赠送的步枪16000枝，大炮30门。对各省自行购买枪械，北京政府则下令非经批准不得购买，已购者要由中央收回。仅上海制造局一处，就存放了各省购买的被扣步枪3700枝，子弹1200万发。
除袁世凯的北洋直属部队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等也在民初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为利用他们为其卖命，对此不闻不问。
对袁世凯充实军备的行动，革命党人和社会舆论都表示反对。众议员俞凤韶等曾向陆军部提出质问书，指出“临时总统一再宣布开诚布公之命令，今于各省裁兵督饬之，惟恐其不至；中央增兵筹划之，惟恐其不周”，提出“今日万不宜增兵，更不宜各省裁兵，而中央增兵”。但袁世凯置之不理，只是由国务院答以“未详考事实”而敷衍了事。
北洋军队在绝对数上增加虽不多，但在质量上得到了提髙，而且由于各省的裁兵，使全国军队总数减少，北洋军队所占比重随之上升。民国成立时，北洋直属军队约占全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二次革命”前已上升为约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从相对意义而言，北洋军队实际上是増加了。
四
革命党人在民初的裁兵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民国成立到“二次革命”前夕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人数没有减少（袁可调动的部队约有15万人），训练、装备各方面还有加强，使军队的战斗力保持着一定水平。除此而外，政治上，袁世凯拉拢一批党派合组进步党，在国会里和国民党捣乱；财政上，向外国银行团乞讨善后大借款，保证有充足的经费。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袁世凯的变化。他开始逐渐抛弃一年来的伪善面目，以武力为后盾，歩步进逼，准备与革命党人在战场上一决雌雄。1913年3月20日，袁收买刺客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接着调兵南下，继又于6月下令免除国民党三都督职务，企图彻底扫平革命党人的势力。
而对战争威胁的革命党人人，军事实力却因为裁兵而大大削弱。一年多以前，革命党人掌握着50余万人的部队，大大超过了北洋军的人数，士兵虽说是匆促招募，军事素质不能说很好，但他们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人数的优势部分地弥补了素质上的劣势。经过裁兵，革命党人的军队下降到11万人，已经少于北洋军的人数，而且军事素质未见明显提髙，与袁系军队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加大了。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经裁兵后，思想涣散，人心动摇，连原有的革命热情也消失了。革命党人又疏于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军官只知当官发财，士兵只知当兵吃粮，以致战时叛变逃跑之事屡有发生，本是军阀部队特征的看风使舵、唯利是图等现象却发生在革命军身上，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亲身经历辛亥革命的程潜这样评价当时的南方军队：“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话虽不全对，却有一定道理。
“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止一条，军事实力不足应为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又与裁兵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黄兴流亡到美洲后，召开各省党员座谈会，论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大家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是由于没有掌握住可靠的军事实力。”但是，事后的检讨无补于战时的现实。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势力伸展到了全国，对革命党剩余的武装力量，袁世凯“正可借势裁汰。”江苏军队经裁编后，余下2师3旅，江西、福建、湖南各余下1个旅，安徽、广东被全部遣散。就是余下的部队也都控制在北洋势力手中，南方革命党人的军队丧失殆尽。对非北洋军队，袁世凯也不放过，在湖此、陕西、四川等省又裁遣了一批地方部队。
经过民国元年和二年的裁兵，结果是革命军队裁完了，非北洋军队减少了，北洋军队却越“裁”越多。到1915年底，全国军队共有26个师35个旅，约46万人，北洋军队及由北洋势力控制的军队就占了20个师，34个旅，约39万人。除了西南滇、黔、桂等几个省份外，全国几乎为北洋军队独家所占。
五
民国初年的裁兵，不仅成为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且还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一次建立自己阶级军队的极好机会。
看一下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就可以发现，一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军队，是夺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英、美、法莫不如此。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华盛顿的大陆军，法国的国民军，都是“资产阶级最先凭借的阶级武力”，“没有这种军队，共和政府就不能存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管从事着武装斗争的实践，但对阶级军队重要性的理论认识始终不足。民国成立后，有了某种和平斗争的可能，革命党人的理论弱点便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首先，革命党人片面地看重军队的对外功用，忽视了军队首先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错误地认为：“盖军人所以卫国，非以乱国；所以防外，非所以防内。国乱则不得以兵力为最后之解决，以召危亡；国治则军人自不得干涉其间，摇动全局。”这种看法使革命党人自缚手脚，不能运用自己的军队去保卫既得革命成果。
其次，革命党人不切实际地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现实是民国表面上实行了民主共和制，但政权却并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可是革命党人却从军队国家化的理想出发，要把军队交给他们想象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是主观上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际行动却在客观上破坏这个制度的基础。黄兴裁撒留守府后，袁世凯恭维他“摒去一切权利思想，光明磊落，可质天日而无疑，使爱国男儿人人如此，中华民国何患不强。”对孙中山黄兴这些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懈奋斗的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袁世凯这番话真是一个可悲的讽剌。革命党人所摒去的实际上是本应力争的资产阶级的权利，所爱的是本应与之斗争的袁世凯统治的国。尽管革命党人富于理想，但缺乏实际行动手段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裁兵，除了前文所述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不当和财政困难的直接原因外，上述理论上的错误认识也是原因之一，而且是更深刻的原因。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革命党人在民国成立后对军队失去兴趣。财政困难，不是想法去克服，而是把军队看成最大的负担,迫不及待地想甩掉这个包袱。军队成分复杂，不是尽力去整训改造，而是蔑视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味指责。《民立报》公开讥讽士兵“多属市井无赖，为饥寒所迫，闻招兵则欣激，喜藉饷精以谋生活。”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怎么能去保存一支革命军队呢？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民军的态度上，完全将他们视为乌合之解散、镇压民军倒成为“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了，这不能不说是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悲剧。
应该承认，南方革命党人的裁兵并非完全不应该。辛亥革命中军队的大量扩充，多半出于战争的紧迫性，军队仓猝成军，士兵缺乏训练，有官无兵、有兵无枪的情况很普遍。江苏一、二、三、七、八、十、二十三、二十六这8个师，1912年6月有官兵51，624人，枪却只有31，592枝。军官“骤起为将，学问经验，非其所堪”，许多士兵素质欠佳，兵痞流氓混迹其中，以至“与恶少痞棍无从辨别者”。这是任何一支军队初建时所必不可免的现象。革命党人如果真能认识到袁世凯的裁兵阴谋，自主地裁兵，真正做到汰弱留强，然后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用实力与袁世凯抗衡，未尝不能改变形势的发展趋势。但是革命党人计不出此，把裁兵看成“不如是不足以表示拥护中央之诚意”，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一味迁就袁世凯，幻想以裁兵“调和南北”，换取袁世凯的让步。对自己的部队大量裁减，对裁余部队也很少进行认真的整顿训练，这就不能不在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不仅有必要建立一支阶级军队，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共和告成后，革命党人掌握着南方六省的政权，刚刚上台的袁世凯地位还不稳固，对革命党掌握的各省一时也无可奈何，他有裁减革命军队的企图，无裁减革命军队的实力。用当时人的话说是：“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陆军部名义上可以统辖全国军队，实际根本做不到。袁世凯唯一一次调动南方军官，是以刘之洁代替同盟会员孙岳为十九师师长，这一任命还是由于黄兴为避免与袁产生矛盾而向军官疏通才得以通过。各级军官实际上只是由各省任命而由袁公布罢了。
妨碍革命党人掌握军队的一个原因是财政问題。民初南方各省的财政确实困难，但革命党人掌握的这六个省是全国富庶之区，一直是中央政权的赋税之源，收入要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无论如何财饷较北方为易”。只要革命党人真正想办法，实行革命的财政政策，自行筹措经费，财政困难是可以克服，至少是可以缓和的，但他们井没有这样做。更有甚者,当袁政府在“协解之款，十有九虚，临时告急，罕有应者”的情况下，南方六省还从自己困难的财政中拨款协济。据《民立报》前后统计数字有400万两，据谭延闿自称，湖南—省前后就协济了180万两。如果用这些钱训练自己的军队要比协济袁世凯更有意义得多。
妨碍革命党人掌捉军队的另一原因，是袁世凯及其党羽利用一般人民厌乱求治的心理，攻击革命党人是“藩镇割据”，“拥兵自固”。袁世凯居然以国家化身出现，大言不惭地指责革命党人“既有自私土地之心，岂肯复为顾全大局之计”。这使革命党人在輿论上处于被动迆位。手中掌握着很多舆论工具的革命觉人，本可进行宣传反击，然而他们自身也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甚惧国民心理不知注重于国家兵权之统一，而外人见名称歧出，亦以不能统一而见疑，因小误大，甚非民国之幸也。”革命党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荡和无私，表示“顾全大局”，只能裁减军队，“以释天下人之疑念”。
革命党人既有建立一支阶级军队的必要性，也有某些可能性，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轻易放过了这一机会，基本上是主动地裁减了大量自己的军队。这就使本来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广给恩饷，预备武力不可”的裁兵，出乎袁世凯意料地顺利。“二次革命”前夕，胡汉民在给李准的电报中表白自己：“苟为保持禄位，希望非常，去年军队林立，何尝不可拥以自固，而必悉数遣散，复力持陆军减师之说者，诚欲挪出余款，以饷中央”，“此心可表天日。”此言一点不差，可惜袁世凯并不领这个情。
作为革命党人阶级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军队的态度，对革命党人的裁兵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当中，民族资产阶级曾在政治上、经济上给革命党人以大力支持，武昌商会资助民军的经费有100余万元，上海总商会也曾给南京临时政府垫款180多万两。民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以为大功告成，迷惑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开始沉浸于发展实业的美梦之中，觉得将金钱用于养兵是多余的。大资产阶级自不必说，张謇即认为，大局常伏危机，“遣散军队，岂容过缓”，此事应“千万早计”。就是一般中小资产阶级也觉“兵多饷寡，变乱堪虞”，而“受切肤之痛者，莫若商”，因而“其望治之心有倍于恒人者。”江苏省议会特別议决，本省兵费只能承担二师，其余部队请“设法妥为遣散，庶几秩序大定，民安其业，政一其权，凡百建设，方可著手。”这是一种短视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只知发展实业，殊不知没有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本阶级政权的保护，实业也是搞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使他们的政治代表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党人在军队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错误行动，不过是这种软弱妥协性的一种表现。军事是和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不掌握本阶级的政权，就无法支持军队；不发动农民，不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使军队有可靠而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从根本上建立和掌握一支自己的阶级军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198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