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胡适先生曾在《大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认为，“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个50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他要求应当大致估量一下，小心求证一番，“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实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成分保存下来9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经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胡适先生提出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荡问题，虽然是40年前提出的，但却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重要课题。从19世纪至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对照和冲突已进入了第4个50年，但这个清单上的一些问题却依然存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不同的是今日的中国传统所面对的不再是挟武力而来的西化，而是以经济一体化为载体的强劲的全球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定位？我们又应持何态度呢？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文化藉通讯技术、互联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进行全球化传播，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在这一背景下达到了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紧密的程度。在这个前提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和文化讨论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谈都无法与全球化的语境分开。但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分析，全球化并非等于同质化，而是造成了一个文化的悖论，悖论的一方面是因文化交流互融而呈现出的一体化趋向；另一方面却是因文化的互异与承继而造成的多极化、多元化趋向，其突出的表现是各民族文化的新崛起，如“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等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文化逻辑表明任何文化传统本身并无绝对、单一的价值，因传统积淀而具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一定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决定论”也肯定了文化的多元共存，他认为“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并存。”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其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不息生机是不言而喻的。
以长时段的眼光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也只是这一进程中一处变换的背景。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与民族性维系的课题其实早已开始。在胡适先生对中西文化对照后第一个50年所开的清单中，“中国已经确定热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里种种最坏的东西，短短几十年中，中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1000年以上的小脚，500年的八股……赶掉皇帝，废除帝制……”中国吸取的是什么？民主和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经历的“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中国正是在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既吸纳又排拒的双向对流过程中走上民族文化启蒙和现代化道路的。在地球村内，碰撞与互动更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西文化或不同文化因子的相遇、融会、裂变乃是传统文化焕发新质的必要途径，也只有在相互交流与扬弃中才能重新省视、解释、肯定并重建新的文化传统。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我们曾沉湎于“西化”还是“本土化”，“体用之别”“内外之异”的争论上。实际上，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内，不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激进主义都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运作的”，这一共同架构或许就是文化现代化的动态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的不同时段上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也就成为一条颇具导向性的规律。
当今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步并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同时，更在积极地进行着文化建设，将精神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常抓不懈，我们的文化讨论也未流于空泛和极端，而是更为注重实践和理智。全球化下的中国，既远离了因激烈的民族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抛弃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封闭与狂热，拥有的是更多的自信与大度。应当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增加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正处在近代以来最为有利的文化转型期。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只要抓住这个机遇，就一定能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铸造新的文化传统。
本文刊于《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