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导致“战后民主”制度化。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除了最后的“战后”之外，“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一体推而进之。通过战争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一体化——这是贯穿近代东亚国家四个“战后”的一个共性。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抗日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本文试图分析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二战）这四种不同“战后”的性质，并就战争对各国内政所引起的巨变（尤其是社会的平等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进行初步的理论性概括。
【关键词】战后 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日关系 富强
一、战争和民主化
历史学家大多喜欢讨论战争的起因及进程，但从“战后”这一视角来考察战争特色的却意外地少见。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学固有的叙述方式，即沿着时间轴线对事件及过程进行叙述。即使将“战后”转移至另一新的“战前”，前后的时间轴依然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现代战争中，战争的原因和本质往往只有在战后才能显露出来。也就是说，战争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在战后才广泛渗透到社会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战争的体制变革作用①，换句话说，就是战时体制与战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
环视近现代东亚，2015年正值《马关条约》缔结120周年，“二十一条”签定100周年，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这期间，东亚各国及地区经历了许多由战争引发的革命、动乱和占领。虽然战后已逾七十年，帝国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至今尚未痊愈，邻国对当今日本政府的严厉目光，也令国民间的和解愈发困难。
尽管如此，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②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使“战后民主”（post-war democracy）制度化。并且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形成一体推而进之。唯一的例外是亚洲太平洋战争（1937年—1945年）的“战后”，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下，推行了没有军扩也没有殖民主义的民主化。
这里要问的是，1945年以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果真断绝了从根底上规定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与殖民主义的纽带吗？答案恐怕既是也不是。日本和邻国围绕历史认识、主权及领土问题的摩擦冲突，在1980年后政治问题化，尤其在近年越来越激化。这种现象说明日本的战后处理，特别是去殖民地化课题还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结束，随着时间推移，甚至越来越肥大化，越来越复杂化了。
考察这样复杂并难以解决的问题，单只考察日本的战后就显得不够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与日本的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就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战后与民主化、军国化的关系，勾勒一下纵贯近现代东亚的历史轮廓。
二、甲午战争的“战后”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围绕朝鲜王朝的国际地位而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战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由此确认了终止朝鲜对中国的朝贡。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宣告终结，为以独立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给该地区带来对等的国家关系。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从清朝割让出来的与该战争无直接关联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始了向帝国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③而实现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的朝鲜，也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战争后以“合并”之名而亡国。可以说，甲午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帝国化和殖民统治的开端。
正因如此，甲午战争是重新绘制近代东亚政治地图的巨大转折点。从日本来看，这场战争的结果，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霸权。借用福泽谕吉的说法，“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是努力文明开化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之间的战争”。④
另一方面，在战败国朝鲜和中国，也因甲午战争引发了正负两面的复杂反应。其中一点就是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民众为抵抗日本军事统治而展开的抗争。随着日本在朝鲜干涉之强化，官民的反日运动不断激化，民间武装势力的抗争也长时间持续不断。桦山资纪总督发布《台湾平定宣言》（1895年11月18日）后，台湾各地汉族住民纷纷开始武装抗争，令日本统治者苦不堪言。
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为朝鲜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契机。朝鲜为向内外宣示自身独立，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开始实行名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此外中国战败后，变法的呼声高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令改革热潮达到顶峰。以全面改变旧体制为目标，强化君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遭到守旧派的干涉而在短时间内夭折，却成了近代国家形成的“原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类似的君主立宪制的帝国鼎立状况（大日本帝国、大韩帝国、大清帝国）。1899年9月，大韩帝国和大清帝国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并互派常驻使节，形成了近代条约关系。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期间东亚三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民主化和军国化的同时进行。
首先，作为胜方的日本获得了清国的3亿日元赔款，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千万日元，合计获取3亿3千万日元，一举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该数字也远超战争所花费的2亿日元。日本由此获得了战前国家收入（8千万日元）的近四倍赔款。⑤不用说，其中的大部分（2亿8千万日元）都用在军扩上了。陆军计划将6个师团扩充到12个，海军也开始着手建造基于“6•6”舰队方案（6艘铁甲舰、6艘一等巡洋舰）的大型船舶。财源均来自清国的赔款。“战后”的日本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迅速走向军事大国之路。
同时，政府（藩阀）和政党（民党）的关系，也因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以前，政府与占议会多数的在野党为军费预算争论不休，互相对立，经过战争中的政治休战后，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增强。结果就是，自由党等在野党的参政之路得以开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为党首的立宪政友会。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实现，政府和政党的关系依然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从藩阀的政党化和政党的藩阀化这点来说，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议会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⑥这种民主化的背后，是国民受胜利刺激后，对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支持。而获得了扩军所需的巨额赔款后，藩阀-政党联合政权又开始积极地推动军国化。
那么，作为战败国⑦的朝鲜和中国情形如何呢？
朝鲜方面，原朝鲜国王高宗通过建立大韩帝国，成为皇帝。皇帝是拥有统帅权、立法权、行政权、官吏任命权、外交权、恩赦权等一切权力的独裁君主，这是因为其在学习国外君主立宪制之体制构想的同时，还继承了内含于儒教中的“一君万民”思想。⑧
这种“一君万民”的思想，排除了外戚和官僚对君权的掣肘，直接面向民众。从这个意义而言，和近代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由于缺乏议会制和立宪制，其与欧美的民主主义依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或当称作民本主义。尽管如此，从身份制的解体、重视公论（民意）、宣扬君民一体（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这些来看，可以将其看作朝鲜民主化的开端。此外，在大韩帝国成立前的1896年7月，立志于近代立宪改革的政治团体“独立协会”成立，将机关刊物《独立新闻》作为言论基地，开始了包括促进设立议会在内的一系列国政改革运动。对开明君主高宗的改革寄予莫大期待的，也是“独立协会”的知识分子。
在军事化方面，甲午战争给朝鲜的影响也不小。光武改革中，财政支出最多的便是军费，1901年以后，所占比率达到总预算的四成左右。⑨大韩帝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政改革，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近代陆军（后根据1907年《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朝鲜的军事化一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目标密切相连，向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光武改革的各项政策几乎没有实际成效，大韩帝国也遭到日本对其内政的干涉，最终在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中亡国。“战后”的朝鲜，虽然同时出现了民主化和军事化的趋势，但两者相互作用而展开的环境却迫于暴力而终止。
最后是中国。战败的冲击直接加速了变法运动。其主体力量是虽有资格进入官场，但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体制之内的中下层人士。战败的事实使他们强烈感受到既存体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故而提倡要学习日本的变法和维新，在皇帝独尊的前提下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言论最终得到朝廷和大官们的认可，这直接推动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派提出的设置议会、成立政党、广开言路、唤起舆论、改废科举、普及新闻等虽然停留在政策建议的阶段，但都是同中国民主化相关的制度上的问题。因此，尽管变法运动受挫，但将其地位置于20世纪初叶的清末新政和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与民主化只停留在纸上空论不同，军事方面的变化则成了现实上的制度变化。最重要的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以及作为军事战斗力产生了取代清朝八旗-绿营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新建陆军不仅是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在20世纪初叶，随着“北洋新政”等系列改革，也形成了引领清末中国新兴的军人和官僚的力量。这股力量（一般称为“北洋军阀”）以统帅袁世凯为首，虽然也有将其看作保守反动势力的，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当时其积极吸取了先进技术和知识，推动了制度变革的事实。⑩正如辛亥革命的主角多为“新军”出身一样，军人作为近代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异常活跃，其活动舞台便是从甲午战争的“战后”开始的。
与此相表里的是，“战后”社会引起了对军人评价的巨大变化，即一改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推崇经由日本的“尚武”思想。这里引用一段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文章：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憩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尝见甲午、乙未间，日本报章所载赠人从军诗，
皆祝其勿生还者也。11
通过对比中国传统的“右文”和日本的“尚武”，梁启超道破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缺乏“尚武”。梁在同时期还著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力说中国史上并非没有尚武精神。而对“尚武”的关心，即便是与梁启超敌对的革命势力也不例外。当时，受在日对俄同志会影响，热衷于打倒清朝的一群留学生，为了对抗在“满洲”的俄国势力的威胁，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提倡“军国民教育”。民间言论如此，清政府自身也受到舆论的感化，在1906年公布的教育宗旨中，除忠君、尊孔外，还加入了宛如梁启超口吻的“尚武”一项。
如上所述，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战后”日本的军国化是值得学习的光辉典范。“富国”与“强兵”的结合，亦始于此。讽刺的是，与民国以后反复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相反，此期间多数中国人是从帝国日本的军人精神和全民皆兵制度中寻找理想国家形象的。
三、日俄战争的“战后”
日俄战争是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的霸权而起的战争。作为主战场的中国，虽然提出参与战后讲和的要求，但竟未被邀请参加朴次茅斯和平会议。决定“战后”秩序的是日本和俄国（以及从中斡旋的美国）。尤其是战胜国日本的存在感，自此战役后飞速高涨。此后，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民众的帝国意识的鼓舞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和“满蒙”的独占地位。
“战后”出现的东亚新潮流，可概括为内政与外交的一体化。这可以说主要是舆论的抬头和强硬化。具体而言，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和中国，通过议会和媒体发布的舆论（公论），获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内政、外交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时甚至还起到先导性作用。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其运行也将变得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民意是民主化进展的体现。另外，从其确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后盾这样的体制来说，重视民意也可以说是“国民外交”的萌芽。
首先来看日本的案例。对日本而言，日俄战争无论从财政还是兵力来看，均非甲午战争所能比拟，是负担沉重的“总力战”和消磨战。无论财力还是兵力，最后都要依赖纳税人即农村地主负担，征兵对象也是农民。而且，募集军费需要不断地增税，使得拥有选举权人数在日俄战争期间猛增了4倍。与此相应，随着社会对普选要求的呼声渐高，1911年众议院通过了普通选举法（贵族院否决），由此可见，国民的政治发言权逐渐增大。12这也可以视作由战争推动民主化的一个案例。
而且在日本方面，民主化是与帝国对外膨胀的欲望表里一体的。“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浮田和民语），这个当时脍炙人口的“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纲领，是日俄战争后不久，民间团体发出的对外强硬论，它反映了此时期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
支配列国竞争局势的有两大潮流。顺此者兴、逆此者衰。其一是立宪主义，其二则为帝国主义。愿国民能认可此两大主义，建立自信，并发扬光大。13
这是日俄战争后出现的对外强硬派政治团体设立的宗旨的一部分。像这样，“战后”开始抬头的民众的对外强硬论，将不被现有政党接受的庞大城市下层民众作为“国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开始朝着确立举国一致的立宪制迈进。14而且，日比谷烧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愤，也和上述对外强硬派所持的国民主义的政治要求连接起来。即围绕和谈问题的强硬言论，不仅停留在批判未能获得赔款的“软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国扩张的目标下，同在贫困和失业中挣扎的国民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15
民众因战争胜利开始追求更进一步的对外扩张，并支持发动下一次战争。从这层意义而言，日俄战争可谓是帝国日本膨胀主义的原型（prototype）。不仅如此，“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口号不仅被舆论所认可，更广为当时政治高层人物所共有。就连桂太郎这样的藩阀政治家，在“战后”也决定成立新党（立宪统一党），主张应当实现更多的国民参政。此事说明，在日俄战争后，上述“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理念成了官民共有的、强力的国民目标。16此期间，虽有部分有识之士批判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并主张“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和三浦铁太郎），但大多数日本人还是积极支持帝国日本的膨胀，甚至有时发出比政府还强硬的舆论。
而朝鲜则迎来了最为残酷的“战后”，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因此，朝鲜的“战后”不同于当时正在实现民主化的日本和中国。日俄战争前后，面对日本对韩国强力的干涉和支配，以儒生和民众为主要成员的起义不断发生，并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游击式的抵抗运动。城市的精英阶层也提倡“恢复国权”，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普及教育，振兴实业等，以积蓄实力。在大韩帝国面临存亡危机之时，以“爱国启蒙”为诉求，开始出现了以檀君神话为素材的大韩民族主义。17意味深长的是，同时期中国的革命派也以黄帝为主要素材，提倡中华民族主义。
从创造或想象与日本对抗（但也类似）的民族神话及文化象征这点，可以找出日俄战争前后东亚民族主义的诸多共同点。而且通过启蒙民众来实现富强（自强）这样的爱国启蒙运动提出的政治目标，也与清末中国的改革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朝鲜自主自立的民主化之路虽被中断，但其以国民为基础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构想，仍可视作“战后民主”的一个曲折表现。
最后来看中国。日本的胜利，也成为中国大力鼓舞其民族主义的契机。当时对战争结果的看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从人种和民族论而言，是黄种人对白种人取得的光辉胜利；二是从政体进化论而言，是先进的“立宪”制度对落后的“专制”的胜利。
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后者。经历了义和团事件（1900年—1901年）后，清政府虽尝试了局部政治改革，但还是难以抵挡日俄“战后”来自内外的愈演愈烈的对“专制”的批判。继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并誓言将在9年后设立国会制定宪法。其上谕提到的“仿行宪政，大权归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成为地方精英参政的护身符，亦成为中国宪政和民主化的驱动力。18特别是到1909年，各省已设立了地方议会之前身——咨议局，设立早期国会和制定宪法的舆论也空前高涨。
不仅如此，国内的立宪运动同时也和外交层面的大国愿望密切联动。在此时期，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修正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并部分获得了成功。以民族主义为后盾的“国权外交（修约外交）”，终于开始发挥功效。19以下是海牙和平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具体案例。20
1907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万国和平会议（中国称之为“保和会”），日韩间的海牙密使事件广为所知，但事实上，中国也非常重视此次会议，提拔陆征祥为荷兰公使并开设公使馆，同时任命从意大利公使调任荷兰公使的钱恂为会议代表（陆征祥任海牙会议专使），组织了一个11人的代表团赴会。21会议在决定国际司法裁判所的常驻法官人数之际，发现中国实质上被作为三等国家来对待，这给一直以文明大国自居的官绅和外交官们以巨大冲击。22
会议闭幕后，陆征祥和钱恂留在海牙，着手会议条约的翻译，商讨批准通过事项。23钱恂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认为不能轻率地批准通过条约。清朝外务部同意了其部分批准条约的想法。在此期间，钱恂为了第三次会议（由于一战爆发未能召开），多次与国内联系，做了许多工作。24他们两人最警惕的是日本在“满洲”的动向。中国借此会议，看到了“日本宣称中国是非文明之国、野蛮之国，是比南美诸国还要低级的三等国家。日本向各国的宣传，使我们认识到，比起俄国，日本才是真正的威胁”。25
比如，陆征祥在给本国的上奏文中，提到日本外务大臣林董“以韩事为中国之鉴”的威胁措辞，毫不掩饰对“野心勃勃”的日本的警戒，建议利用日美间的排斥移民问题来牵制日本。26事实上，得知韩国皇帝高宗向海牙派遣的密使未获准参加会议后，陆征祥和钱恂向本国发回了“唯有立宪方能获列强尊敬，方能固邦基”的建议。27目睹韩国密使挫败之后，中国在外使臣更强烈地意识到，唯有导入宪政，整备法制，才能脱离“三等国”的命运，与列强比肩。
当时在国内，以张謇为中心，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立宪派的地方精英，也在密切注视中国代表在海牙会议的一举一动。同时，日俄战争后的“满洲六案”的处理以及“间岛”（即中国延边地区）的领有权等，成为中日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特别在领土与主权问题方面，中国政府以不做任何让步的姿态同日本进行交涉。这些情报通过新闻报刊被一一如实报道。可以说，立宪派在“满洲六案”和“间岛”问题方面，是对外强硬论的骨干力量。由此可见，对外危机感促进了国民主义的外交，甚至同改革内政的要求结合起来，构成了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基本图景。所谓“预备立宪”，即是中国版“战后民主”的别名。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东亚方面除青岛战役28外，并无直接交火。尽管如此，日本和中国均加入协约国参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和谈，在许多“战后”问题处理上成为相关主体。
决定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是1921年—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会上主要讨论裁军和中国问题，会后缔结的《九国公约》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确认了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九国公约》虽然未否定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但却牵制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日渐加速的对华攻势。日本被迫将山东半岛权益归还中国，使得列强在国际协调下支持中国发展，成为“战后”秩序的基调。此外，为遏制海军扩张，各国还缔结了主力舰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从而暂时遏止了日俄战争后日本追求的军扩路线。在此会议上，日英于1902年缔结的同盟关系也遭废弃。由此，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迎来了被称为“华盛顿体系”的安定时期。日本外交亦顺应该体制，进入了以国际合作、重视经济、不干涉中国为核心的“币原外交”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制变革，对日本、中国以及殖民地朝鲜等都带来巨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战时体制的继续和延长，也包括触动了席卷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识形态。具体而言，有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包括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成为引导改造国家和解放社会的新理念，席卷“战后”东亚。无论是日本的“大正民主”，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抑或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及台湾的议会设立请愿运动等，虽然运动的意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受这样的战后理念驱动而产生的民众运动。
日本“战前”和“战后”的最大变化，是甲午战争以来民主化与军事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战中中断，开始了“没有军事化的民主化”29。华盛顿体系给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大权益套上了紧箍。另外，在台湾地区和朝鲜不断发生以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为目的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令日本殖民统治中的“武断政治”面临巨大挑战。统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词，也是直到“战后”才出现的现象。行使武力和占领殖民地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再有合法性。在此种世界形势下，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日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帝国日本的统治体系面临根本上的改变。
民主化也迎来了全盛期。此处所说的民主，是指普通选举制、政党政治和两大政党制。普通选举制自甲午战争后得到提倡，相关法案曾多次在议会上提出，但马上又被否决。
进入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随着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一时风靡，议会也迎来了将其法制化的机运。受此影响，1925年护宪三派内阁正式通过普通选举法，并于1928年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首次实现了男子普通选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以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相的首次政党内阁正式成立，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左右将政党政治作为“宪政的常道”固定下来。这也意味着甲午、日俄战后，藩阀和政党的关系由相互紧密依存转变为后者开始力压前者时代的到来。这不但是藩阀政府的消亡，也意味着元老政治的终结。随着“大正民主”的登场，由明治元勋的“阀族”组建内阁来运营议会的形式手法，也告彻底结束了。
通过实施政党政治和普选，日本首次通过选举实现了政权交替。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1940年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主张“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宪政会（民政党）与主张“侵略与天皇主义”的政友会交替掌握政权，使两党制发挥功能。30当然，两党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立即带来政治上的稳定。政权交替带来的政策摇摆，有时会招致国民的疑惑甚至军部的批判。作为“币原外交”的对华融合政策的反动，田中义一内阁（政友会，1927年—1929年）积极的对华政策更激活了陆军内部的“满蒙”强硬派。31此外，在裁军问题、宪法问题以及大恐慌后的经济等问题上，由于两大政党的尖锐对立，招致政权交替后政策上的混乱，成了不仅军人甚至国民政治不信任的温床。在确信两党制无法解决外交和经济危机后，部分国民开始转而被军部所吸引，相信军部的非常手段可以解决如上诸多问题。
那么，“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如何呢？一战后，确定国际关系基调的，是对战火所造成的对人对物的巨大创伤的反省，以及基于此种反省的国际协调主义。对新设立的国际联盟也寄予莫大希望，期待能调整国家间利害冲突。另外，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新外交”，强调要将公开外交作为国际规范并提高其比重，同时批判了过去的秘密外交。例如，甲午战争后缔结的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清俄密约”（1896年），一直以来都在黑箱之中，但中国代表于华盛顿会议上公开全文后，条约最后被正式废弃。32“新外交”意味着同过去帝国主义外交的诀别。
无须赘言，中国和朝鲜等饱受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国家及人民，对上述“战后”新潮流是欢迎的。中国在经历了《二十一条》的国耻后，举国一致认为国际联盟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和武力的胜利。33对实现国际正义、废弃不平等条约以及恢复主权和领土的期待也不断高涨，最终发展成1919年举国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国民运动。这场空前高涨的城市民众的反日、反卖国官僚的运动，称之为民国版“战后民主”并不为过。并且，就由城市民众示威运动成为驱动政治的原动力这点看，毫无疑问是与日本的“大正民主”相通之现象。
就此点而言，一战后的中国，开始否定已形式化了的议会政治，开始进行以国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摸索。更为重要的是，“大正民主”时期的日本，以期待和同感的目光来看待邻国发生的新型民族、民主革命。这正如吉野作造所曾发表的评论一样，对跨越国境的民主及社会变革寄予了希望。这样的民众运动转化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其政治结集的核心，即是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1919年改组），及其友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924年国共首次合作，接替孙中山的蒋介石于1926年开始北伐，2年后再度统一中国。欧美列强和日本对迅猛展开的国民革命和恢复国权的动向感到威胁，但最终还是对中国统一表示欢迎，承认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成功地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华盛顿体系内实现软着陆。
但是，日本对“战后民主”的反动却出人意料地提前到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部对华盛顿体系下的裁军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经济的区域化。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预示着军部开始独立自行其是。1932年“满洲国”的“建国宣言”、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等，则明显违背了一战后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34由此，一直作为一战后体制基调的非军事化方向开始被完全逆转。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国民开始对彷徨不定的政党政治感到不安，对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开始偏向对外强硬，并对“暴支膺惩”的呼声产生共鸣。最后选择脱离“战后”的，恰恰是日本国民自己。虽然也有石桥湛山等自由主义者对“满蒙领有论”提出批判，但在大多数人都支持一举解决“满蒙特殊权益”的背景下，前者的声音则显得过于弱小。
随着1937年中日开战和接下来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开始通过战时动员推行社会的“兵营化”。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则推进皇民化运动，甚至强行要求和本土一样的参拜神社和奖励改名等精神层次的一体化（同化）。“满洲国”甚至先于日本施行了经济统制，试图构建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国防国家体制。
另一方面，同日本侵略行为抗争的中国则建立了以“抗战胜利”为目标的总动员体制，国民政府于1939年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当然，其效果仅限于国民政府的实际支配地区，由此带来的征粮、征兵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抵抗。虽然如此，国民总动员的战时体制也的确给中国社会的基层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战时对物资及人员的苛刻统制，导致了民众的反对和抵抗，富人和权贵非法逃脱这些管制的行为，则进一步加重了弱者的负担。这样，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怨恨逐渐在不断凋零下去的大多数穷人中积累起来，而镇压他们的抵抗和不满的，则是不断强化的赤裸裸的暴力”。35这样的社会危机，即便在抗战胜利后也未消除。某种程度上说，“战后”残留的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敌意与怨恨，正为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新模式提供切入点，而使共产党最终掌握全国政权。与日本不同，“战后”并未带来和平的中国，反而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强化了其战时体制。通过彻底实施计划管制经济，急速推进了社会主义化，其社会条件正得益于该体制酿成的农村危机状况。36
总体而言，“总力战”所带来的战时动员体制和管制经济，超越了敌对国家、帝国及殖民地的边界，将东亚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推到了一个强制性一体化（Gleichschaltung）37的新阶段。
五、“战后”与去殖民地化
日本1945年8月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此后六年多的美军占领迅速推动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战后”日本经过占领期的多项改革，第一次实现了明治以来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离（一战后的裁军只是局部的非军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弃了殖民地和占领地的非军事化。可以说，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去殖民地化的同步进行，才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朝鲜不同，“战后”一词之所以作为规定自己的认识架构并发挥强力的统合功能，其原因便在此。
当然，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之间也并非没有任何联系。虽然“国体”变成了象征天皇制，但同时又重新规定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统一象征”，因此其在战前和战中的权威基本秋毫无损地得到继承。日本国民也未严格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虽说是美国占领政策的考虑结果）。另外，作为战时体制中的一些计划管制体系，如倾斜生产方式在战后的经济复兴政策中也得以延续。“1940年体制”论则认为，战时的劳资关系、金融政策和官僚体系都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战时体制并非整体上全部过渡到战后体制。必须要看到的是，战前和战后是不连续的，消除战时体制的努力，在战后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都可以明显观察到。
转而看东亚国际关系，其最大问题在于冷战这一新的战时体制的出现，导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课题完全在非军事化过程中被冲淡了。38因此，经过战败和美军占领期，1952年日本恢复独立后，除部分知识分子外，去殖民地化问题对国民而言已搁置起来，渐渐稀释了。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新时代，战后民主在社会深深扎根，使得帝国时代民主化所内含的殖民地主义责任被忘却。由于此种原因，普通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甲级战犯的责任是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等历史观点难以消除，也给战后日本的去殖民地化课题带来了很大的局限。39
被封杀的去殖民地化课题，随着冷战结束，又作为徘徊在东亚的妖怪复活了。由此带来的，是冷战结束这一新的“战后”。如果说1931年是近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那么1989年是不是现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呢？新的“脱离战后体制”，要走向何方？为了不再让悲剧和闹剧反复重演，我们需要什么？
二战中的日本人高唱“东洋和平”，却陷入了战争泥沼。今天日本在高唱“国际贡献”，却在内阁主导下朝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方向修改宪法解释。对仿佛再次置身于新的“战前”之中的日本人来说，重新探究已经历过的“战前”和“战后”关系，在“战后”七十年之际，其意义变得愈发重大。
【注释】
①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25頁。
②此处所说的民主化，是指国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扩大，具体而言指拥有选举权人数的增加。
③近年研究中一个有力的观点是，批准并交换《马关条约》文书后（1895年5月8日），日本派去占领台湾的军队，与台湾民主国军、抗日义勇军之间发生的“日台战争”也算作甲午战争的一部分（大谷正『日清戦争』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242—244頁）。
④福沢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年7月29日。
⑤坂野潤治『日本近代史』東京：筑摩書房、2013年、251頁。
⑥同注①，第36页。
⑦如果将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的战斗算作甲午战争起点的话，朝鲜也是日本的战争对象国，亦是甲午战争的战败国（大谷正『日清戦争』、242—244頁）。
⑧趙景達『近代朝鮮と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
⑨同上，第151—152页。
⑩比如，截止1905年废止科举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11梁啓超「祈戦死」、『清議報』第33冊、「飲氷室自由書」欄、1899年12月23日。
12同注①，第43页。
13『法律新聞』1905年12月25日，转引自宮地正人『日露戦後政治史の研究──帝国主義形成期の都市と農村』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253—254頁。
14同上，第250页。
15櫻井良樹「日露戦争後の日本——『大国民』意識と戦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和田春樹ほか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第2巻 日露戦争と韓国併合 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293頁。
16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国主義，内に立憲主義』東京：中公公論新社、2012年、233頁。
17同注⑧，第220页。
18劉世龍「白話文と社会動員」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論集編集委員会編『総合研究 辛亥革命』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485—506頁。
19川島真『近代中国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29頁。
20以下根据村田雄二郎：《从张謇的立宪运动看晩清中国人的日本观》，载吴伟明（编）：《在日本寻找中国：现代性及身份认同的中日互动》，
张玉萍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280页。
21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3期（2005年5月），第60页。
22同上，第230页。
23同上，第63页。
24同上，第72页。
25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91頁。
26《保和会专使大臣陆征祥奏折》（1908年1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征祥出席海牙保和会奏折两件》，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第37—42页。
27同注21，第66—67页。
28日军、英军对德国租借地胶州湾的攻略战，1914年1月—11月。
29同注①，第56—59页。
30同注⑤，第46页。
31同上，第347页。
32村田雄二郎「非対称な隣国──近代中国の自己像におけるロシア•ファクター」望月哲男編『ユーラシア比較地域大国論6 ユーラシア地域大国の文化表象』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年、105—127頁。
33小野寺史郎「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山室信一ほか編『現代の起点 第一次世界大戦 第1巻 世界戦争』東京：岩波書店、2014年、195頁。
34同注①，第59页。
35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54頁。
36久保亨「東アジアの総動員体制」和田春樹ほか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第6巻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亜共栄圏」 1935—1945年』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66—70頁。
37山之内靖ほか編『総力戦と現代化』東京：柏書房、1995年。
38同注①，第76—77页。
39劉傑「終戦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て」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3—29頁。
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Murata Yujiro，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