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按，原文件藏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F.O.682，279/A3，新号F.O.931/1350。该档案经英国柯文南博士（Dr. C. A. Curwen）照原藏件复制，收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注明“按原抄件格式排印”，钟文与本文辨析的即据此件。）一直被作为研究太平军长沙之战和萧朝贵之死的重要档案史料，为众多史家所征引。钟文典先生在《<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辨析》一文中，考证其在禀奏者的署名及排列、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式、禀奏所用历书及纪时三个方面存在疑点，认为这份档案并非出自太平天国人物之手，但同时指出它仍属有用史料。[1]这一结论似显模棱两可。因此，研究长沙之战和萧朝贵之死，解答这份重要档案史料的真伪是首先要突破的问题。
一、 真伪再辨
李秀成在自述中说：“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本回柳（郴），天王同东王移营而来长沙，实力攻打。”[2]可见确实存在这样一份禀文。
萧朝贵率太平军突袭长沙，自七月初七日（天历七月十八日，8月21日）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天历八月初七日，9月10日）进至离长沙城南约十里的石马铺，共用二十天时间；洪秀全、杨秀清派永兴太平军千余人为先锋援军，自八月初十日（天历八月二十日，9月23日）北上，于八月二十二日（天历九月初二日，10月5日）抵达长沙，共用十二天时间，九月初一日（天历九月初十日，10月13日）洪秀全、杨秀清亦率大队赶至长沙，前后行军二十天；曾水源等禀文标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即阴历七月二十九日，至永兴太平军北上长沙，期间有十一天时间，核计日期路程，比较符合，可见郴州、永兴太平军系得信之后北上应援的（太平军为防清军截获，往往发送数封内容相同的文书），也可佐证这一文件的存在。
李秀成在自述中称“李开芳具本回柳（郴）”，钟文典先生据此认为文件署名排序存在问题，合理的排名应是：李开芳、林凤祥、曾水源，而禀文的署名却依次为曾、林、李。
《贼情汇纂》记载：林凤祥于“贼踞永安州时，封为御林侍卫。壬子九月在长沙，升土官正将军”；李开芳“壬子七月在郴州，升金一总制，带右一军，攻陷桂阳嘉禾攸县等处。九月在长沙，升金官正将军，仍管右一军”；曾水源“及洪逆倡乱时，封为御林侍卫，拟撰伪书，批答伪本章，与洪杨二贼不离跬步。壬子九月，贼在长沙时升伸后副侍卫，仍掌一切文案。十一月在岳州，升土官正将军，始与军事，首陷岳州”。[3]52，53，57可见，李开芳在七月二十九日上东王禀时的职衔是金一总制，林凤祥、曾水源都是御林侍卫。九月，洪、杨率主力到达长沙，论功行赏，李、林、曾三人都有升迁。
御林侍卫一职，直接统属于天王洪秀全，陈承瑢、林凤祥、曾水源、蒙得恩、曾天养等重要人物都担任过此职，但它独立于一般职官系统之外，级别不甚明确。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十月十二日在永安，天王颁令：“今诏封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相袭，龙袍角带在天朝。”[4]可见侍卫之职高于总制而低于将军，御林侍卫为天王直属官职，地位当在众侍卫中较高。曾水源在壬子二年九月升伸后副侍卫，十一月升土官正将军，伸后副侍卫的级别当高于御林侍卫而低于将军，御林侍卫的级别高于总制而低于将军，可知伸后副侍卫大约相当于职同将军的级别。
所以，在七月二十九日上东王禀中，曾水源、林凤祥御林侍卫的职务高于李开芳的金一总制，理应署名在前。大概因曾水源掌一切文案又得到洪、杨信任的缘故，其署名在林凤祥之前。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的署名排序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这份档案并非伪造。洪、杨率军抵达长沙后，论功行赏，林凤祥、李开芳升为将军，曾水源因领军攻城受挫仅升为职同将军的伸后副侍卫，再掌文案，而不与军事。
另外，这份档案的具体记事与地方史志等相关史料所记吻合，且比地方史志等资料的记载在时间上更加精确，在记事上更加详尽。禀文所记萧朝贵重伤情形也十分具体真实，“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等得此凶信，十分忧愤。幸有天父照顾，效天兄故事，未可料”[5]，若非亲见，定不能将此事描述得如此活灵活现。
综上，这份曾水源等禀文确实是存在的，目前发现的这份档案所记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二、 疑点再辨
钟文典先生除提出禀文的署名排序有问题外，还提出曾水源等禀事所用历书是阴历而非太平天历。考文书所记太平军行军作战日期与有关地方志相同，说明这份文件确系使用的是阴历。但太平天国于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1852年2月3日）颁行天历，严禁使用清朝历书。曾水源长期从事文书工作，必然熟知太平天历，而且使用“妖朝历”禀奏，犯有死罪，所以曾水源等断然不会在禀文中使用阴历。另外文件末尾注有“不闰八月算”，也说明原文件的日期是太平天历纪时。文件注明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钟文典先生认为是阴历纪时，值得推敲。如果八月初九日是阴历，文件的形成距洪秀全、杨秀清发兵北援长沙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无论如何也送不到郴州。所以这份文件所记行军日期虽系阴历，但其原文件以及文件上注明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一定是天历纪时。
这份档案注明系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的书信。长沙时被太平军围困，湘东的永兴、安仁一线刚被太平军占据过，而衡州一路却驻扎着程矞采等部大批清军，钦差大臣赛尚阿此时也在衡州指挥。湘潭县拿获的文件必会被送往衡州清营。赛尚阿为获悉准确情报，一定会将文书中的太平天历转化为阴历，标注于旁。据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赛尚阿奏称：“（正月）二十八日，弁兵捡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6]可知当时赛尚阿军中已获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历，有将天历转化为阴历的文本依据。文书记有“本月二十四日寅刻，自攸县起程”，但起首标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本月”所指必不是八月，而是七月。阴历七月二十四日系天历八月初四日，所以“本月二十四日”显然是作文件的书手根据转化的阴历对原文件中“本月初四日”的误记。
钟文典先生提出的另一个疑点是禀文的行文与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度不合。首先是有“禀”无“奏”。《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记载：“如禀杨逆谓之禀奏，禀韦石二逆谓之禀报。……侯至两司马则书伪衔，加小卑职三字于名上，此贼中文案之伪制也。”[3]202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这份文件属军政文书系统中的上行文书，是报告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三王的，不只是报告东王一人，所以，用“禀奏”不妥于北、翼二王，用“禀报”不恭于东王，该文书使用“谨禀”是合理的。
另，考太平天国文书制度成型于永安而成熟于天京，永安时期的文书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在战乱纷争、时局动荡的征伐岁月里，如《天朝爵职称谓》、《太平礼制》中规定的若干繁琐的上行文书名称未必能在工作实践中得到贯彻。至太平天国中后期，上行文书中不可逾越的等级称谓则因政令不达、朝纲紊乱而使“跪禀”的运用最为广泛。
至于文中不书禀奏者职衔，太平天国下级向上级报告、请示的公文中，也有许多不书职衔的例子，如《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覆北伐战况上北王韦昌辉禀报》、《吉庆元黄祥胜上忠王李秀成禀报》等。[7]5，127
太平天国文书还有“封套”制，即文书成文后装于封套传递，封套上写明发出者的官爵姓名并在封口处盖章。原文件必有已书官爵的封筒装裹，加之战事紧张、时间紧迫而无须再在正文中罗列冗长的名号。[3]201
禀奏末尾纪年之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断句为“只得具禀各王千岁特达。太平王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申刻”。当错。太平天国使用太平天国纪元，从无使用“太平王”纪年的先例，钟文典先生据此断句认定系文书的一大疑点。又按《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覆北伐战况上北王韦昌辉禀报》末尾的格式：“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7]5可以推断此处断句应为“只得具禀各王千岁特达太平王。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申刻”。文书纪年形式与转奏天王的范式符合太平天国文书制度。
太平天国文书的收发、传递都有严格的规定。《行军总要•查察号令》规定：“凡递送公文，无论行船行岸，自某日起，至某日止，可到得某处，若无风雨阻隔，至期务要赶到，断不可稍迟时刻，致误军机。”[8]所以，太平天国上行文书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迅速，文到即办，立即发出，曾水源等禀文“冲即速连夜起程”[5]，在十一天内如期送达，完全遵守太平天国文书传递的规制。
这份“抄件”多错字，如“水”作“永”、“开”作“升”、“醴”作“澧”；出现了“东北王两翼王下”等令人费解的词句；还缺少主语，并以“△”代替。由此推测，原文件字迹潦草难辨。太平天国文书有特殊文书系统，其中一类即为绝密机要“凭”、“据”，“狂草颠倒模糊，专意使人不能辨识”，[3]235该禀文当属此类。
最后，不书“小卑职”与“天父”、“天兄”、“天王”、“西王”等词汇未按制抬格书写，或与该文书是“抄件”而非原件有关。
三、 “抄件”形成及形成时间再辨
这份档案详细记录了太平军进军长沙的作战日期和经过、当时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萧朝贵伤重生命垂危及围城太平军孤军难进的险境，对清廷来说，是极有价值的情报。可是，文书的原件并未见诸清方档案，甚至在前线征剿大吏的奏报中也没有正式提及，这份情报在社会上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罗绕典等在咸丰二年九月初三日的奏报中说：“并讯据生擒贼匪供称，伪西王于（八月）二十二日出探地势，被我兵炮击左肩。”[9]曾水源等人的报告写明萧朝贵于七月二十九日重伤，罗绕典没有看到这份情报。徐广缙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奏报中称：“屡据生擒活贼口供，……此次在南城外执旗督阵时，已被官兵轰毙。……贼窜之后，复拿获贼党罗五、姜华帼、余洸政、刘仁有、李新三、邹德明等六犯，逐一隔别讯诘，佥供萧潮溃实已中炮毙命。”[10]274徐广缙是通过被俘的太平军得知萧朝贵重伤而死的，他也未看到这份文件。
这份档案明确提到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有天王、东王、北王、翼王，而翼王石达开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清廷征剿大吏的奏报中是在咸丰二年十月。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罗绕典等奏称：“又探报，各路官兵先后追至白箬铺，将贼围剿，杀贼一千余人，生擒二百有余，伪翼王亦经歼毙。”[10]52十月二十六日徐广缙奏称：“有坐轿贼目被兵勇长矛戳毙，割取首级，认明实系伪翼王石大剀。”[10]55翼王石达开直到咸丰三年才开始声名远扬。可知这份记有翼王王爵的文件并未被清廷和清方大员们看到。
这份档案同样没有被后来的治史者发现。宣统年间李滨所撰《中兴别记》记载：“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伪西王萧朝贵于长沙左肩中炮弹，寻毙。”[11]李滨是根据罗绕典等人的奏报记录萧朝贵之死，他撰写《中兴别记》自序“采录官私资料约二百余种”，俞樾作序称其“采辑繁富，叙次详明”，可是仍然没有看到这份档案。
这份清方截获的重要情报，被湮没得无声无息。因为它记述了太平军夺州占县的经过，
涉及到征剿战场上许多隐瞒不报的实情。此时的赛尚阿、程矞采正面临灭顶之灾，九月初二日，咸丰帝将二人革职拿问。在此情形下，赛尚阿将情报隐瞒、销毁便在情理中了。
又，按柯文南先生的说明，该文书存于两广总督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时，被劫往伦敦。[12]文书的原件形成于长沙，被清军截获誊抄后，却流落至广州说明这份文件很可能是在书手供职于广州后才形成的。但是，原件无存，抄件也就无从说起。
考“抄件”末尾有“不闰八月算”五字，这是书手对太平天国历法的注释，可是咸丰二年并无闰月，“不闰八月算”五字实属多余，但咸丰元年有闰八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手作此文时不在咸丰二年，因为若在当年，似不会误记当年有闰八月，而是咸丰二年以后作此文书时，误记咸丰元年的闰八月作咸丰二年的闰八月。
该档案文末记有“只得具禀各王千岁特达太平王”，此时洪秀全已称天王，如果真系据原件抄写，绝不会错误地把“天王”作“太平王”。所以，误记“太平王”更加说明这份档案不是“抄件”。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这份档案是原件的亲见者根据回忆整理而成，而不是原件的抄件。于是曾经认定为“抄件”的档案中存在的错误也就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这份回忆整理而成的文书虽然不作于咸丰二年当年，但它内容、时间极为精确，不似是相隔很久后再回忆而成。据现有史料，在大量中外公私著述中，有很多都把金田起义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作“太平王”，而洪秀全最初也确曾称“太平王”，后来才改称“天王”。[13]“太平王”的称法一直到咸丰三年还存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记载：“见抄录贼渠姓名太平王洪秀泉，广东花县人，东平王杨秀清，西平王萧朝贵，南平王冯云山，北平王韦正，翼王石达开。”[14]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1853年4月23日）《北华捷报》报道：“据说‘天德’已死，主帅转由太平王担任，……太平王由其他四个王——诸侯或指挥官——辅政，分别称为北王、东王、南王、西王。”[15]咸丰三四年间，继续称洪秀全为“太平王”，当系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或习惯。因此，这份称洪秀全为“太平王”的文书，很可能是在咸丰三年或者之后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完成的。
经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认识：这份档案史料的原件曾经的确存在，不久即被藏匿或销毁，我们看到的这份所谓“抄件”是亲见者回忆整理而成，内容真实可信；按其形成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咸丰三年或者之后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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