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光，1967年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和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1858年11月，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1861年，慕雅德来华之时，中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国吸食鸦片成风，慕雅德感受到鸦片对中国带来的危害，他于1877年和1881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册子论述中英鸦片贸易的真相。1881年，他担任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会吏长，积极参与反鸦片运动。国内学界至今鲜有人提及慕雅德的反鸦片活动，本文将从英国传教士的立场如何看待中英鸦片贸易的本质，怎样展开反鸦片运动及其背后的动力。
自19世纪中叶，英印鸦片倾销中国之后，诸多英国人广泛声称，中国人吸食鸦片由来已久，鸦片在《本草纲目》或中国中药中早有所闻，在元朝已经有人吸食鸦片。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前印度国务秘书格朗·达夫(GrantDuff)，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鼓吹：“鸦片贸易仅仅是供与需的关系，而且中国人吸食鸦片已有悠久的历史，英国仅仅是为开放的鸦片市场提供资源，不应该为此负全部的责任。”①对此，慕雅德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很多相应的证据。
在1877年中国第一届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务会议上，慕雅德提出了两个问题：“中国人何时开始吸食鸦片?”②“鸦片贸易是自由贸易吗?”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论证。
首先，慕雅德引用了玛高温博士(D.J.MacGowan)的驳斥：“即使元朝时鸦片已在中国流行，那么为什么明朝官方没有禁止吸食鸦片呢?如果中国人吸食鸦片是个老习惯了，那么马可·波罗600年前游历中国，为什么在他的游记里丝毫没有提及中国人吸食鸦片，种植罂粟呢?”③慕雅德查证，来华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们自1580年至1877的叙述里，也对中国人的鸦片吸食只字未提。甚至在100年前，鸦片在中国东海岸还是个新名词。根据福建巡抚徐继畲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慕雅德推断出鸦片是从印度进入中国的，四川南部地区和云南西部地区，毗邻印度，最先种植罂粟。④慕雅德还提供了库柏先生(T.T.Cooper)⑤的证据，这位来华已久的英国探险家发现中国四川的罂粟种植面积在扩大。据他回忆，30年前他初来中国时，罂粟还闻所未闻。其次，慕雅德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给予驳斥。在中国杭州，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19世纪20年代，杭州未曾有过鸦片烟馆，但是40多年后，杭州城里已到处充斥着鸦片。他亲眼见到浙江省鸦片种植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鸦片吸食的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事实，慕雅德作了进一步论述直指英国的责任：
就算中国人鸦片吸食历史久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纵观这一百年的历史，英国输往中国的鸦片每年从200箱增加到80000箱。80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获利达184，000，000英镑或800，000，000美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股慈善的力量，即使英国最初没有把鸦片带到中国，它也因此(鸦片输出)对中国的现状负有巨大的责任。⑥
慕雅德不止一次地用了“巨大的责任”(tremendousresponsibility)一词来强调英国应承担的责任。“英印政府从鸦片生产和销售中赚取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左右，某些年份增至总收入的三分之一。”⑦慕雅德援引了慕维廉(WilliamMuirhead)的评论：“利益驱使是鸦片贸易的最根本原因。”⑧
此外，慕雅德还点明了鸦片贸易背后的高额利益是中英鸦片贸易的实质。他指出，英国政府控制的东印度公司自从垄断了鸦片的销售后，还严密地垄断了鸦片的全部生产，它向印度农民提供罂粟种子和贷款，强迫他们种植罂粟，并派官员监视栽种，要求他们把罂粟果交付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蒸晒和鸦片口味的调制，使之适合中国人，再以低价从农民手里回购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由政府高价拍卖。投机商人获得鸦片后，又转卖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谋取暴利。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有关鸦片价格的调查数据也充分证明了以上观点：“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到1600卢比。”⑨价格之差，其赢利显而易见。慕雅德对东印度公司角色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鸦片贸易的实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的关系中，印度鸦片比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纺织品更具有战略重要性，英国通过印度的鸦片实际操纵着中国的贸易市场。不言而喻，对华鸦片贸易是在英国及英印政府的直接扶植下进行的。他还引述了英国国内的舆论：“如果英国放弃鸦片贸易，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也会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⑩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同时，慕雅德把鸦片战争的原因归于林则徐。慕雅德认为；“林则徐精力充沛，目标明确，但是傲慢无礼，滥用权力。”(11)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国际上还没有通用的商务法，用以处理中国和外商间的贸易纠纷。林则徐被道光皇帝派遣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禁烟运动，他出于爱国热忱，秉公办事，他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豪言壮语固然可敬可畏，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他的外交手段显得粗暴、鲁莽，独断专横，是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当然今天我们很难以一面之词断定林则徐的鲁莽态度导致了鸦片战争，而且当时还没有出台各国可以共同遵循的国际法。但是，林则徐在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博弈中，在处理国际争端和纠纷中，在与有强势的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的交锋中，鲁莽行事，缺乏外交智慧，激怒了西方人，成为他们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慕雅德对林则徐的评价与国内历史书上林则徐“民族英雄”的形象大相径庭，慕雅德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印证，对于林则徐禁烟，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这样评价：“我们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谥号)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12)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时期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蒋廷黻对此的评论比较公允。慕雅德没有领悟到，鸦片战争是英国企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维持中英贸易关系、中西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
英国当代学者蓝诗玲对鸦片战争持有新的观点。香港回归后，她来中国留学，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继而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她指出鸦片战争的原因：
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与中国人反抗的象征，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13)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Elliot)，被中国人认定为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慕雅德却对他在战争中的职责给予高度肯定：“义律是一位可敬的人，他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一件可憎的事情，但是他只能通过请愿、与商人打交道与中国清廷交涉。”(14)蓝诗玲在《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中试图还原义律复杂丰满的性格：他在中国居住5年，已经是一个东方化了的人，他尽力保护广东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虎门销烟后他刚开始不主张战争，他认为英国应该因被焚烧的鸦片得到赔偿，至于进一步行动就事与愿违了。(15)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是他主张中英自由贸易，在决定英国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有很多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最后任命强硬派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他。蓝诗玲说：“有的英国人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16)对于战争和其中主要参与者的评论，不同的讨论者都站在本国家、本民族的立场，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慕雅德的观点显然也带有他个人的印记。
其时西方工业革命正澎湃发展，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和其他商品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找到销售市场。鸦片贸易给印度和英国带来了滚滚财源，中国的禁烟无疑断了他们的财路。这是鸦片商人鼓动政府进行战争的最直接原因。用武力制裁中国，迫使中国政府赔偿由于禁烟而给他们造成的损失。鸦片战争是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维持鸦片贸易的必然结果。
从慕雅德对鸦片贸易本质的分析，不难看出，英国人以自由贸易为其鸦片贸易进行辩护，但是这个辩护词是非常虚弱并站不住脚的。从销售者的角度来看，它已经不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政府的垄断；从购买者这方来看，西方列强大举进攻，清廷昏聩，国力衰弱，战争频起，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国家之虚弱，已经没有能力抗衡对鸦片的倾销。在这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前，中国已没有自主可言，慕雅德对鸦片贸易史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对华鸦片贸易从走私到贸易合法化的过程，是近代中西力量较量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慕雅德得出结论：中国在鸦片贸易之时，中国人吸食鸦片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慕雅德评论道：“17年的纷争(指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了，鸦片被列入关税。鸦片贸易虽获许可，英国不再是鸦片：走私者，而是这场灾难性交易的元凶。英国在1775年、1840年和1860年推行顽固的鸦片贸易，他们不觉得对中国有罪吗?”(17)从慕雅德对英国的谴责中，我们是否也应反思，从1793年马戛尔尼无功而返到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被逐出北京，英国两次派使团来华，洽谈通商，均以失败告终，这使中国痛失与西方建立平等商贸交易的良机。中国被鸦片之毒撞开大门后，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失去了在国际舞台平等对话的资格，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状态。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通商史、贸易史和殖民史的最终产物。
二、“一手捏香，一手拿枪”，鸦片何以危害教会
慕雅德在中国居住50年，亲眼目睹了鸦片戕害中国人的身心，加剧他们的贫穷。他深切同情中国。但是作为一名英国传教士，他非常清楚自己来中国的使命是在这个异教徒国家传播基督福音，他意识到鸦片是来华传教的极大障碍。当他走街串巷，传教布道时，时常会遭遇一些中国人，他们憎恨和厌恶鸦片，进而排斥基督教。他曾经遇到过一位中国盐督，后者告诉他，有知识有思想的中国人对基督教并无敌意，但是“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徒要带来危险的鸦片，并强加于我们。这是我们之间存在的重大障碍。”(18)慕雅德引用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说的话：“外国输入的鸦片对我们大清造成了持续的伤害和灾难。”(19)慕雅德认为中国只有一样东西是基督教传教的重大障碍，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令中国人远离基督教，那就是鸦片。
他把鸦片的危害归纳为三点：
(一)鸦片贸易违背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的道德观。慕雅德认为鸦片无形中损害了中国民众的体质，缩短了吸食者的寿命，破坏了家庭的安宁，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且正逐步摧毁整个民族的身心健康并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指出：“鸦片贩毒是一种罪孽，
是对基督教的亵渎，而非对健康的兴奋剂的沉溺。”(20)英国军官昂斯洛(DenzilOnslow)认为鸦片贸易仅有一点点不道德，对此，慕雅德如是抨击：“一点点不道德?可教堂是神圣的，容不得一点瑕疵，这损害英国名誉的一丝不道德，是对教堂内白色长袍的玷污。”(21)他指出：“基督教是我们共同的宗教，我们共同的荣耀和希望，但是鸦片贸易给基督教带来了奇耻大辱和无限悲伤。我谴责鸦片贸易，它的动机是不道德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它的存在与历史相关联，这个耻辱影响了我们传教士团体，阻碍了我们传教工作的进展。”(22)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一手捏香，一手拿枪”(23)来形容英国人既把《圣经》带到了中国，也把鸦片带到了中国。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报道了鸦片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吸食鸦片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危害最大。对施加给这些正遭受毁灭的异教徒的谴责，基督徒应该感到羞愧。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个以往一直对别国有所帮助的民族，现在正在把罪恶强加于一个有着三亿六千万人口的帝国身上，根本不顾这个帝国的人民是否担当得起如此的灾难，而这个制造罪恶的民族并未受到任何谴责，直到她历史上耻辱的这一页终被人们好心地遗忘。”(24)
(二)鸦片贸易使传教士在中国的努力付之东流。鸦片贸易“非但辱及西国，并使传耶稣教之人难期取信。”(25)它阻碍了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鸦片与洋人直接有关。洋人迫使中国购买鸦片，而传教士与经营鸦片的西方政府和商人是一丘之貉，基督教声誉无辜与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来华传教士成为谴责的主要对象。基督教的声誉也因此受到极大的诋毁。慕雅德认为，鸦片已经构成传教事业的极大障碍。鸦片是一种邪恶，它是上帝的敌人，上帝拯救人类远离邪恶。与其他邪恶相比，鸦片更使人道德堕落，它无疑是在华基督教最大的障碍。一名中国基督教徒也对鸦片贸易持同样的态度：“显而易见，我们的国家正在毁灭。那些教会学校和医院的创立者别有用心。他们为什么不阻止鸦片销售呢?这岂不是比建造成千上万座医院和教堂更好吗?鸦片的泛滥，使传教士的努力化为泡影。”(26)
(三)鸦片贸易使英国蒙羞，损害了国家的荣誉。慕雅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中国克服鸦片的毒害，阻止印度鸦片的供应。但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重大目标不仅是要帮助异教徒的中国克服鸦片的毒害，更要帮助基督教的英国洗刷与鸦片贩卖有关的巨大错误和耻辱。”(27)他认为英国不仅在鸦片贸易上伤害了中国，而且在贸易的历史上留下了污名，它削弱了以基督教拯救苦难中国的力量。目睹鸦片之害荼毒中国民众，鸦片贸易使传教事业在中国步履蹒跚，慕雅德引用了1876年7月《圣公会传教通讯》(ChurchMissionaryIntelligencer)中的一句话：“妨碍我们的上帝耶稣，反对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基督福音之心，这些行为应引起所有对基督教传教感兴趣的人的重视。”(28)鸦片贸易阻碍传教士在中国的福音传播事业，是慕雅德研究中国人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的原动力。
三、奔走疾呼，锲而不舍的反鸦片斗士
对于鸦片贸易，作为一名来华传教士，慕雅德最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教会是否有责任?如果有，该负多大的责任?”(29)
反对鸦片贸易，反对鸦片吸食，扫除传教士在华传播的障碍，一直是基督教在华各差会的重要议题。自1836年至1840年，即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等传教士在《中国丛报》发表了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就鸦片贸易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llColemanBridgman)让本来见不得人的鸦片贸易问题在《中国丛报》上得以公开讨论。自1867年《教务杂志》创刊起，慕雅德等英美传教士就连续在该杂志刊登反鸦片的文章。1876年4月6日，慕雅德、慕稼谷等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劝解鸦片论》等文章，(30)这些评论和报道涉及到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政府的鸦片政策、禁烟动态以及传教士的戒烟策略。
1877年5月10日至24日，中国第一届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务会议在上海举行。慕雅德、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杨格非(GriffithJohn)、黎力基(RudolphLechler)等参加了会议。所有与会传教士都参与了鸦片问题的讨论。慕雅德宣读了《鸦片的用途及其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一文。(31)此次会议达成如下共识：
(二)鸦片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疑虑和憎恨，极大地妨碍了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尽快限制鸦片贸易，并且有必要提供克服鸦片烟瘾的药物。
(三)鉴于中国目前面临商业和财政上的困难，鸦片贸易短期内无法禁止，但是会议提出了应对的办法。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凡是道德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永远不会正确。”
(四)切断英印政府与鸦片种植、生产和销售的关系，反对任何国家阻碍中国政府限制鸦片吸食和制定鸦片贸易规则。(32)
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等传教士对鸦片贸易表明了悲观的态度，他说：“慕雅德建议每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当地差会建立反鸦片会，这是一个好建议。但是鸦片这个恶魔太强大，对它的控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中国，摆脱此恶魔。英国政府也许能够在印度停止种植罂粟，但是中国人还是会疯狂地扩大种植范围。”(33)
但是慕雅德等传教士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烟民戒烟，1869～1870年，宁波戒烟所收留了153位贫困烟民。(34)慕雅德与他们交往后得知，生活在底层的中国人难得温饱，一方面他们把鸦片当作产生力气的兴奋剂；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正当的娱乐来排遣他们生活的苦闷，也没有社会的关心来慰藉他们苦难的心灵，具有麻醉功能的鸦片便成为他们寻求解脱的良方。这是他们吸食鸦片上瘾的一个重要原因。
慕雅德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会给中国和印度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于1877年发表了《鸦片问题——关于英国鸦片政策的回顾及其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TheDpiumQuestion.AReviewoftheOpiumPolicyofGreatBritain,andItsResultstoIndiaandChina,1877)，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传教士，面对英国鸦片贸易给印度和中国造成的危害，他感到羞耻，但是对于鸦片给传教事业造成的影响，他表现出更多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鸦片贸易给英国的名字抹黑，也给基督教抹黑。把这臭名昭著的鸦片逐出中国，不仅是传教士的梦想，而且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在为时已晚前采取措施，忏悔错误，赔偿给中国带来的危害。”(35)
1877年，《教务杂志》第八卷对慕雅德的文章作了评述：“这本小册子简洁、全面地报告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慕雅德追溯了英国在中印鸦片贸易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发展，他分析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为英国除去这个污点，我们应该做什么?传教士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谴责这个巨大的危害，并尊重我们的传教意旨，行动起来。”(36)
慕雅德对反鸦片运动持乐观的态度，积极动员大家付诸行动。他希望传教士在发回国内的报告和信函中，强调鸦片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妨碍中西交往和福音传播，从而唤醒英国人、英国政府以及基督教徒的良知。1878年，慕雅德回英国探亲期间，多次发表演讲，向会众详述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呼吁英国民众推动中国禁烟。他在剑桥大学的学生集会上，宣读了有关鸦片问题的文章，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37)对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慕雅德曾经这样设想：
如果英国和印度的商人放弃鸦片的生产和贸易，那么世界的贸易格局就会重新组合。中国将摆脱饥饿和死亡的困境，他们将成为我们产品最好的主顾。印度肥沃的土地将为这个星球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我相信充斥着鸦片的中国市场终将消失；如果中国实行开放的政策，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引进设备和建设铁路，那么鸦片贸易将会自行消亡；如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抵御鸦片，那么全世界和中国都会迎来一个新纪元。(38)
1881年，慕雅德担任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会吏长，他感觉自己责任更加重大。同年，他发表《教会在中国鸦片贸易中的责任》(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1881)。文章开始，有一封慕雅德写给英国圣公会达勒姆(杜伦)教区主教的信，希望主教能呼吁英国国内基督教差会关注中英鸦片贸易：
“阁下，作为一位有威望的教会代表大会主席和反鸦片贸易会的副会长，您最适合宣读以下文章，您的名字在反鸦片宣传中极具重要性。反鸦片宣传不仅是传教士热情的产物，也是基督教道德的一个主题，它亟需我们基督教学者和神职人员的调查并给予(中国)同情。”(39)
1874年，在华西方传教士成立了“英东力除鸦片贸易协会”(TheAnglo-OrientalSocietyfortheSuppressionoftheOpiumTrade)，丹拿(FrederickStorrsTurner)、理雅各(JamesLegge)和雒魏林(WilliamLockhart)等担任执行董事。(40)慕雅德的哥哥、圣公会华中区主教慕稼谷任副主席。这个团体的目标是“敦促英国政府完全停止鸦片贸易，同时，恢复中国政府处理鸦片事宜的独立主权。这个团体需要教育国内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对鸦片贸易的邪恶后果毫不知晓的英国人，唤起他们的意识和同情。”(41)
慕雅德也号召所有的传教士应该立即行动，公开发表宣言：“我们不能期待女王开始行动，如果英国人民还对鸦片贸易一无所知，保持沉默，教会应该对此负责。”(42)他陈述了自己撰写反鸦片文章的目的，为的是呼吁基督教徒研究鸦片贸易问题，让他们意识到鸦片贸易的巨大错误，让他们“疾呼，疾呼，疾呼”，直到鸦片贸易的错误得到纠正。同时他也希望中国政府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并且诚恳地与英国政府商谈，敦促后者采取措施处理此事。
慕雅德呼吁全体基督教徒，拒绝参与鸦片贸易文件的签订。他和哥哥慕稼谷，还参加了宁波、杭州戒烟所的主要组织活动。传教士创办的戒烟所，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人戒掉鸦片烟瘾，使其摆脱身心痛苦；另一个方面，也向中国人表明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从而改变中国人把传教士与鸦片混为一谈的观念。
1859年英国圣公会在宁波设立戒烟所，后于1869年迁至杭州，再后改名广济医院(即今浙医二院)。慕雅德多次参与戒烟所的筹备和管理工作。显然，教会医院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毒瘾，更是帮助在华传教士推广传教事业。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务会议通过了关于鸦片问题的决议案，建议在中国成立反鸦片会(Anti-opiumSocieties)，并伺机影响中国官员。(43)1894年，英国议会就中国鸦片问题进行了调查，传教士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同年6月，慕稼谷、慕雅德、戴德生、杨格非、玛高温等15名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和传教差会、在华传教25年以上的资深传教士，代表英国在华传教士向英国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TheMemorialPresentedtotheRoyalCommissiononOpium)：
鸦片贸易，虽然现在不再冠以走私的名义，但是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英国的名声都带来了危害。根据我们个人的观察，鸦片贸易的历史和现在与印度的大规模鸦片交易，都造成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憎恨。这份请愿书，代表了几万名来自中国不同国籍和不同教堂的每一名新教传教士的愿望。(44)
这一行动显示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问题上所持的共同立场。1897年9月，来自中国各地反鸦片组织的代表齐聚上海，成立“中国反鸦片联合会”。会议通过了临时章程，规定了该会的目标为“使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知晓鸦片对吸食者的影响，在中国人中间组织保证戒绝鸦片吸食的团体。”(45)
1902年9月5日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中，英国同意“允禁吗啡任便贩卖来华”。(46)“1906年5月，“中国反鸦片联合会”征集到1333名来华传教士的签名，联名向中国光绪皇帝呈交请愿书，要求禁绝鸦片。”(47)这份请愿书由两江总督周馥转呈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次月，清廷颁发谕旨，宣布以10年为限，禁止鸦片。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禁止鸦片贸易的建议供英国参考。1908年1月1日中英签订了有关协议，规定从1908年起十年内结束中英鸦片贸易。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向全国颁布禁烟令。1917年，英国结束了对华鸦片贸易。
四、结论
慕雅德揭露英国政府鼓励鸦片贸易和鸦片倾销的实质，对深受其害的中国民众寄以深切的同情，严厉抨击非正义的鸦片贸易，参与各种反鸦片组织并筹备鸦片戒烟所，他所做的一切代表了西方传教士正直、善良的反鸦片情绪。当鸦片在中国泛滥之时，他的批判是对英国政府无情的鞭挞。毋庸置疑的是，他的反鸦片活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在华有良知的西方人士，他们同情中国，反对母国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他们的反鸦片活动，对英国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反鸦片运动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于教会，即为传教事业扫除障碍。
注释：
①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APaperReadBeforeShanghaiMissionaryConference,Shanghai:19thMay,1877,p.354.
②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3.
③Ibid.,p.355.
④罂粟原产西亚地区，六朝时代传入中国并有种植，但并不广泛，直到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进贡。罂粟在宋代，成了医疗与食补皆而有之的物品，主治咳嗽及泄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三卷谷部中，对“阿芙蓉”即罂粟的种植及食用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描述。赵学敏于1765年《本草纲目拾遗》写道：“鸦片产外洋咬吧吕宋诸国，为渡海禁物，台地无赖人多和烟吸之，谓可助精神，彻宵不寐。”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鸦片吸食人数剧增，吸食者增加到近800万人，被称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达到了高潮。
⑤英国商人，1867年前后在中国四川、西藏一带旅游，在四川海螺沟地区发现了稀有植物品种，冠名“康定木兰”。他著有《关于印中贸易的备忘录》，强调开辟一条从英属印度至东部西藏的商路。《备忘录》在英国工商界掀起了一股要求英国政府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浪潮。
⑥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4.
⑦ArthurEvansMoule,TheOpiumQuestion,AReviewoftheOpiumPolicyofGreatBritainandTheResultstoIndiaandChina,London:Seeley,Jackson&Halliday,1877,p.39.
⑧Ibid.,p.356.
⑨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⑩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DyerBrothers,AmenCorner,PaternosterRow,1881,Preface,p.20.
(11)ArthurEvansMoule,TheOpiumQuestion,AReviewoftheOpiumPolicyofGreatBritainandTheResultstoIndiaandChina,London:Seeley,Jackson&Halliday,1877,p.8.
(12)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载《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4期。
(13)黄广明、吴琦：《蓝诗玲：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0期。
(14)ArthurEvansMoule.TheOpiumQuestion.AReviewoftheOpiumPolicyofGreatBritainandtheResultstoIndiaandChina.London:Seeley,Jackson&Halliday,1877,p.7.
(15)JuliaLovell.TheOpiumWar:Drugs,DreamsandtheMakingofChina.London:PanMacmillan,2011,p.171.
(16)黄广明，吴琦：《蓝诗玲：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0期。
(17)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8.
(18)ArthurEvansMoule.NewChinaandOld:PersonalRecollectionsandObservationsofThirtyYears.London:Seeley,Jackson,&Halliday,1891,p.194.
(19)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1881,p.16.
(20)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3.
(21)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1881,Preface,23.
(22)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8.
(23)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1881,Preface,vi.
(24)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25)榛苓斋：《译论戒烟事宜》，《万国公报》1878年6月1日。
(26)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2.
(27)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3.
(28)Ibid.,p.352.
(29)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1881,Preface,p.9.
(30)TheChineseRecorder,vol.7,1876(April),p.135.
(31)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63.
(32)“TheShanghaiMissionaryConference.”TheChineseRecorder,vol.8,1877(June).p.249.
(33)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59.APaperReadbeforetheShanghaiMissionaryConference,19thMay,1877.ChurchMissionarySociety,p.19.
(34)(35)Ibid.,p.359.
(36)TheChineseRecorder,vol.8,1877,p.349.
(37)“MissionaryNews.”TheChineseRecorder,vol.12,1881(April).p.139.
(38)ArthurEvansMottle.TheOpiumQuestion.AReviewoftheOpiumPolicyofGreatBritainandtheResultstoIndiaandChina.London:Seeley,Jackson&Halliday,1877,p.34.
(39)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
London:1881,p.23.
(40)伦敦会传教士丹拿(FrederickStorrsTurner)为该协会执行秘书，著有BritishOpiumPolicyandItsResultstoIndiaandChina(London：SampsonLow，Martston，Searle&Rivington1876)，其中有“英东禁止鸦片贸易会”的介绍。
(41)ArthurEvansMoule.TheUseofOpiumandItsBearingontheSpreadofChristianityinChina.Shanghai:1877,p.361.
(42)ArthurEvansMoule,TheResponsibilityoftheChurchasRegardstheOpiumTrafficwithChina.London:1881,p.23.
(43)ReportoftheMissionaryConferenceHeldinShanghai,May1890.Shanghai:Printedatthe“North-ChinaHerald”office,1890,p.19.
(44)CopyoftheMemorialPresentedtotheRoyalCommissiononOpiumbyBritishMissionariesinChinaofTwenty-fiveorMoreYearsStanding.TheChineseRecorder,vol.25,1894,pp.306～308.
(45)“Anti-OpiumLeague.”TheChineseRecorder,vol.28,1897(December),p.554.
(46)张志勇：《清末新政时期的中英禁烟交涉》，胡春惠、薛化元主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71页。
(47)王海鹏、刘天路：《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反鸦片运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