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机器缫丝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应用为例，分析了近代乡绅技术观的分化和转型。在机器缫丝技术引进和应用之初，出于文化价值理念上的排斥，以及基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的考虑，乡绅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抵制。随着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发展，技术红利逐渐取代价值理念，成为影响乡绅应对行为的主要因素。分享到技术红利的乡绅也逐渐从抵制转为尝试性参与，甚至积极参与；未能分享到技术红利的乡绅则在更长时间内持续抵制新技术。分析表明：新技术的应用方式直接影响着乡绅分享技术红利的机会和能力，也由此建构了近代乡绅价值观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近代士绅技术观的分化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接触西方近代科技的机会增加。战争失败让不少有识之士深刻体会到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强大与重要。此时，不管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逐渐掀起了对西方近代科技的讨论、争辩。作为近代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绅，他们对近代科技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分化和转型。
不同的学者对士绅有着不同的界定。在瞿同祖看来，士绅主要由两个群体组成：一是现职、退休和被罢黜的官员；二是文武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和生员（俗称秀才）等有功名者。①也有学者不将在职官员列入士绅的范畴，如马敏认为士绅“是指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在野社会集团，同时也包括通过其他渠道（如通过捐纳、保举等），而获得身份和职衔者”。②地方性和在野性正是明清士绅阶层的特色。地方性，指士绅常常乡居，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在野性，指士绅并不像官员那样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代表，他们并不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而只是中央统治地方的中介和工具。士绅代表是一种社会权威而非政治权威。所谓“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就是当官员或因被罢黜，或自请辞职，或因病告休而返回原籍者，其身份即转化为绅，这也使得绅与官难以彻底划清界限。③
本文将士绅分为官绅和乡绅两类。前者指在任官员；后者虽有功名，却没有在政府任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也是乡村社会的精英，还与其家族长期聚居于乡村或临近乡村的城镇。
中国近代的士绅，无论是官绅还是乡绅，起初无疑是反感、抵制西方机器技术的——起码在刚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时是如此的。有士绅认为，西洋器物都只是“奇技淫巧”：过分追求新奇精巧，徒事美观，耗费心机而不实用的器物及制作技术。有极端者甚至根本否定和排斥西方的军事技术，认为西方的军事技术完全不实用。此类观点在道光、咸丰两朝（1860年之前）相当盛行，如王闿运认为使用蒸汽机的“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④洋务运动之后，以这种理由抵制近代科技的倒是大幅减少，却也并未绝迹。
其中，最大的争论在于西方的科技究竟是本还是末？是否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相冲突？典型如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⑤信奉儒家学说的士绅，即使不排斥科技，也强调治国之根本在德，而科技则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为君子所不为。
机器是节约劳动、提高效率的工具。当时的中国，却劳力充足。故有不少士绅因担心机器技术造成失业等提出：机器虽好，不适合中国国情。1881年，刘锡鸿在反对修造铁路的奏折中提到：铁路虽好，不太适于中国，因为建铁路不仅花费巨大，还可能导致车夫、水手等失业，引发社会不安。⑥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非多虑，机器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应用的确带来了失业和利益结构调整，引发了利益相关者的强烈抵制。近代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就是典型的一例。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有无意识到近代科技、机器技术的影响，起码在19世纪末之前，大部分士绅还是认为要保持手工劳作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⑧
当然，也有士绅对西方的近代技术是持支持态度的，不过，当时的有限支持基本局限于军用技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刘韵珂就体会到了英军军械的威力，指出“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比不能及”。⑨魏源也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要学习西方人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提出要在广东设立造船厂、火器局，甚至延聘洋人为教习，选派人员学习铸造、驾驶技术。⑩清政府也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明令各地制造船炮。11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西方接触较多的人士更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近代科技的影响，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近代科技。12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部分官绅开始接触并尝试使用机器技术，兴建了一批近代机器工厂，如最初的安庆内军械所以及后来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造船厂等。13不过，主张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的洋务派官僚依然认为应该摒绝西方的民用科技及其工业品。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在内的诸多地方督抚仍然对电线、铁路、机器挖煤等持反对态度。1874年（同治十三年），不少地方督抚以及中央部院大臣对机器用于民用事业以开财源裕军饷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机器会破坏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社会不安。14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洋务派的改革也已经逐渐渗透到经济领域。15
史学界也普遍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分界线，认为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影响，清政府和社会各界涌起一股实业救国的思潮和行动，极大地刺激了士绅和商人创办近代工商业的热情。16知名的官绅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状元）、陆润庠（状元）都开始涉足经营近代工商业，也进一步带动了一大批举人、秀才弃儒从商。17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3年之前，张謇等12名著名官绅共投资4839万元创办了118家近代工商企业，占1895年—1913年全国商办企业投资总额9079万元的53.30%。18另外，祝大椿、朱佩珍、虞洽卿、刘人祥、吴懋鼎和徐润等6名买办（也捐纳有功名）创办、投资的企业有27家，资本达到了1350万元。19此外，王同愈、潘祖谦、蒋炳章、吴本齐、尤先甲、彭福孙、高人俊、陶惟坻、穆湘瑶等江浙地区的进士、举人都先后投资近代工商业。201890年—1910年间，在27家中国人兴办的机器棉纺织业中，创办者属官绅身份的有18家，5家为买办或是与洋行有密切关系，另有4家身份不详。21
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当详细、深入。不过，既有的研究只关注到官绅的态度和行为，22很少关注乡绅的转型和实践，更没有深入分析乡绅使用近代机器技术可能带来的对其自身和整个士绅群体，乃至对地方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近代士绅的技术观转型，真的只是（或是主要）出于救国家民族于危难吗？尤其是没有官职的乡绅，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危难究竟有多大的感触？对于西方机器技术的认识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回到机器技术被引进和应用的历史场景，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洞察当时士绅的技术观和价值观是如何转型的。
事实是，当官绅们在朝堂上辩论是否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时，乡绅和商人已经在实践中摸索着如何使用西方的机器技术了。1866年，打铁匠方举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成立初期主要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轮船零件，到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19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近代机器工厂，进行商业性生产，能自制小火轮，兼造车床、汽锤、铜铁器皿等。23而在广东南海，陈启沅也在1873年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24并在短短几年内就引领了珠三角机器缫丝业的迅猛发展。
通过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和应用的考察，本文发现，即使是在经历了国家民族危难、体验到技术和经济落后要挨打之后，乡绅仍是极力反对、阻挠机器技术的应用。通过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史料的分析发现，近代士绅尤其是乡绅的技术观转型有着更为深刻而又普通的社会经济基础。
本文选择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为例，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它是民间最早引进和应用的技术；第二，它是近代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产业人口规模最大的技术。据统计，1894年的工业人口近12万人，其中缫丝工人约有4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规模最大。25当时中国共有145家民办企业，其中缫丝厂96家，占66.21%26。20世纪10年代初，中国有工业工人约66万人，其中缫丝工人约9万人，约占1/7，仍为各行业之首；当时中国雇佣500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有156家，其中机器缫丝厂就有71家，占45.51%。27珠江三角洲是当时机器缫丝厂的两个聚集地之一。
1873年，曾在越南经商的陈启沅在其家乡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创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沅，南海县人，在去越南经商前原为私塾教师。
建厂之前，陈启沅对厂址的选择可谓慎之又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老家——南海简村。他之所以没有在城市设厂，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官府对机器缫丝业并不支持。“官吏势力，常渗扰到工商企业，在广州设厂，恐有许多被侵扰或受限制等遭遇”。与此同时，他还觉得“凡创办事业，不论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头虫，设立厂房，如非当地人，困难尤大。陈启沅在简村，原是塾师出身，绅衿父老，是有名分的，在本乡创办缫丝厂，可以不用凭借有势力的人物，乡人也会给予情面，兼以一切情况熟悉，应付自易”。28
对机器技术的应用，官僚们在朝堂之上热火朝天地争辩了二十多年了，洋务运动也已经开展十多年了，近代工商业仍然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僚的打压。被陈启沅寄予厚望的乡绅是否会给予他方便呢？
事实证明，乡绅对近代机器的排斥丝毫不亚于庙堂之上的官僚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在言语上进行辩驳，后者还在行动上加以阻挠。即使在传统手工缫丝法已难以满足国外丝织业质量要求、危机重重的情况下，29乡绅们仍大力排斥机器缫丝技术。1873年，继昌隆缫丝厂开业的时候就面临着乡绅的排斥。
继昌隆厂的烟囱，高达三丈多，上工、放工的汽笛鸣声，又响彻数里，所生产的丝又是“交番”的，因此一般人给继昌隆的丝厂又一个名称曰“鬼絚”。也有人说，厂是替番鬼絚丝，则做厂工的男女工都会不利；有说如鬼叫般的汽笛声，会损害十里八里内的老幼人口、生活不好。更有说三丈多高的烟囱影子，照到之处，一条黑影从高压下，这处便会破财损丁。30
乡绅认为，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恶果很多。31时任南海知事的徐赓陛的陈辞代表了乡绅们的心思：
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利而失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随即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价，以示持平。惟从前之牟利情尚可原，日后之效尤弊当用杜，应请批示立案，以塞祸源。32
对于坚持传统礼教的乡绅来说，这么多妇女在其父亲和丈夫的视线之外、在男性工头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本身就伤风败俗。“因此，随着缫丝工厂的增加，人们的反感情绪也在加强……流传着种种关于丝厂的奇谈怪论，时时都有对与丝厂有关系者的中伤、挑衅和妨害行为发生。敌视缫丝厂的人里，有乡绅、耆老，
也有官吏、商人和农民。他们都把学习洋鬼的机器丝厂看作不吉利的怪物，对之抱有强烈的嫌恶。”33
费孝通等人34对近代士绅的分析中指出，士绅的生活哲学是闲适取向的。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其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性被长期地压制了。以近代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则刚好与闲适精神相反。而且，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还促生新兴的商人阶层和企业主，势必改变原有的社会阶层分化，进而危及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
费孝通还指出，以士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35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他们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他们强调维持一种稳固有序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而技术的变革恰恰要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看重确定性，而技术变革却要带来变化，也带来不确定性。
不过，乡绅对机器技术的反对，除了机器技术及其带来的竞争与其闲适取向价值观不符外，也不排除其中夹杂着经济利益的考量。
机器缫丝技术在危及蚕农利益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成冲击，进而危及部分乡绅及其家族掌控的土丝生产和贸易环节。更进一步说，对于乡绅而言，那些没有科举功名的商人，仅仅通过机器技术的使用就能够获得财富进而威胁到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不仅如此，机器缫丝技术还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工厂制度。在此之前，地方社会的组织和领导权力都集中在乡绅手中。随着工厂的兴起，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原先的家庭组织，还创造了一个独立于乡绅权力范围之外的新组织——如果乡绅不参与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话。蚕农从家庭生产转向工厂生产，即成为工厂工人，在工作期间受工厂和资本家的约束，而不再受乡绅的管束。可以说，工厂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瓜分、削弱了乡绅一直拥有的地方管理权。
三、陈启沅的应对策略：共享技术红利
要在乡绅控制的乡村地区建立近代机器缫丝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乡绅的反感和抵制，也正是怡和纺丝局等外资缫丝厂一直未能如愿在长江三角洲传统的蚕茧产地设厂，而只能设在上海的根本原因。36在珠三角，虽说陈启沅是在自己的老家开厂，与当地乡绅也算是熟识，甚至还有亲戚关系，也仍然面临种种诘难甚至是攻击。
为了能让乡绅接受，陈启沅可谓是费尽心思。他不与乡绅说教、辩论，而是给予乡绅、农民经济和物质上的实惠。在成立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陈启沅就试图劝导乡绅合股发展缫丝厂。陈启沅自己也坦承，尽管乡绅实际拥有的股份太小，无论如何，这种合股经营还是使他与地方的上层阶级建立了联系。借此，陈启沅也扩大和壮实了机器缫丝业的社会基础。事实上，陈启沅并非缺乏资金才拉拢当地乡绅入股丝厂，也并非想从乡绅那里获得土地、劳动或者原料等，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乡绅对丝厂、对机器缫丝技术的支持。“凡创办事业，不论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头虫，设立厂房，如非当地人，困难尤大。”37也正是乡绅由抵制转向支持，最终成就了近代机器缫丝厂能够在珠三角乡村地区立足并获得快速发展。
除了劝导乡绅入股外，陈启沅还努力争取村民的支持。为此，他为村民免费派送大米、赠诊施药、开办克勤义学、修筑水利工程。“受惠者大有其人，因此以迷信风水攻击继昌隆丝厂，就无所借口再来攻击了。陈启沅费了不少精神力量，渡过了这个难关。”38
不仅如此，“陈启沅素有心计，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应付乡邻，颇为圆滑。他除办理施米外，对自己设计造出的一种单人或三二人用的轻便蒸汽缫丝机，凡有来请给图自制或央求介绍机器店号代制者，均不厌求详，反复解说，并具体协助务令来者满意而回，起了一些敦睦乡里的作用。由1874年至1880年的五六年间，继昌隆尚可保持不生事故”。39也正是由于得到丝厂工人、附近村民和乡绅的保护，继昌隆缫丝厂才能够多次从丝织业者的挑衅和攻击中得以保全。
事实显示，陈启沅不仅在建构与乡绅共享技术红利40的机制，还将技术红利以各种方式惠及丝厂所在地的民众，试图构建一个利益共享的新技术应用模式。这为他争取到了乡绅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也为珠三角的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奠定了更加宽广、深厚的社会基础，而这也实实在在地让继昌隆缫丝厂在南海简村站住了脚跟。
四、经济利益诱使乡绅积极参与
其实在最初，乡绅并不热心。一方面乡绅对机器技术有着源自价值理念的反感和抵制，对机器生产不熟悉，也让其缺乏掌控感；另一方面，机器缫丝厂是否盈利也是未知数。不过，看到缫丝厂比原来的手工缫丝，甚至其他行业的盈利能力更强后，乡绅们开始踊跃入股创办近代机器缫丝厂。
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缫丝厂的盈利能力对于乡绅而言是难以抵挡的诱惑。“最初缫丝厂装设欧式机器，曾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丝区的人们都害怕他们的低劣的丝会因此无人问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有些地方的反抗行动十分严重，以致最初创设的缫丝厂不得不将他们的机器运到澳门，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这些偏见后来已逐渐克服。但直至1876年，新缫丝厂的前途才真正稳定下来，一部分由于一年丝厂获利颇丰，一部分由于新法缫丝给了人们以某些谋生之路。”41
珠三角在1881年以前所建成的11个缫丝厂，其所有者约一半是举人，其他的则属乡绅或其家族成员。42由此可见，机器缫丝业在当时已经被乡绅接受。1881年，由于丝织业工人、丝商的强烈反对和暴力对抗，珠三角的机器缫丝厂被迫暂时关闭。43不过，中断并没有持续多久。乡绅和商人已经发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1883年，珠三角的机器缫丝厂重新遍地开花，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技术应用的中心也由南海转移到顺德。1887年，顺德有机器缫丝厂42家，占当时全省机器缫丝厂的90％以上；1911年，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在140家以上。44在1894年，珠三角地区有75家丝厂，年产蚕丝近800万海关两。45
在这次快速发展浪潮中，顺德一举超过南海，也就是因为机器缫丝厂遇到的手工业行会及其他旧势力的阻力比南海等地小。在机器缫丝业兴起之前，顺德县虽存在丝织业，却远不如广州、佛山等地发达。相比之下，顺德丝织行会的势力很弱。同时，顺德县机器缫丝厂设置四乡，远离名城大镇，之前的各类行会势力也较弱。与南海相似，顺德的机器缫丝厂也主要是由殷富乡绅合股开办的。46
根据史料，珠三角的乡绅在机器缫丝厂引进之前已致力于修筑堤围，建设基塘，推进蚕丝业。近代的缫丝厂迎合了国外的生丝需求，促进了蚕桑生产，自然也就增加了乡绅们的投资回报。另外，通过为村里和邻村的大多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也为机器缫丝厂赢得了当地村民的支持，因此获得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一，直接创办或入股机器缫丝厂。
第二，出租土地给机器缫丝厂。“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47可见，之前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筹码。如在1883年，继昌隆丝厂试图迁回南海的时候，当地乡绅和家族看到机器丝厂获利空间巨大而欲图瓜分其中利润。陈启沅“后经几费周折，并与地方势力妥协，始得迁回”。以后各地建厂，亦不可避免地要与乡绅和豪族交涉。48
第三，乡绅及其家族通过建造并出租机器缫丝厂的方式参与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0%。49“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50通过这种方式，乡绅和地主乃至整个家族，也介入到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中，分享其中的利益。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就设有建业公司，“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的安全：“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51
第四，不仅如此，乡绅及其他地方势力还通过其他方式介入机器缫丝业并参与利润的分享。如，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还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民兵。52
为了保证在机器缫丝业的利益，乡绅甚至开始纵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离经叛道行为。其中典型如放任甚至鼓励自梳女群体的壮大，以保证机器缫丝业持续发展。随着珠三角的乡绅和宗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机器缫丝业中，乡绅、宗族的观念及应对行为发生了转变。乡绅和宗族的利益、地方共同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缫丝厂的顺利运营。也正因为此，家庭和家族对自梳女和不落家行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从利益着想，他们也愿意留住这些在当时收入极高的青年女工，为家庭和家族牟利，并支撑本地机器缫丝业。“观念上的障碍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53而之前备受重视、延续了良久的风俗传统，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则被抛诸脑后了。54在此，危机带来的紧迫感和经济利益的诱惑最终战胜了最初源于价值理念的反感和抵制。
五、结论与讨论：近代乡绅技术观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
可见，起码在近代早期，不管是官绅还是乡绅都是反对引进和应用机器技术的。当然，随着列强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入侵，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近代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开明士绅意识到在开放、竞争的世界格局下，国家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力量。士绅的立场也发生分化，部分士绅对技术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那些在清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部分官绅，更是率先引进西方技术并试图借此加速民族复兴。有识之士也借翻译、留学等各种手段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技术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股力量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实业界引进并使用近代西方机器技术的乡绅。
由于与乡绅传统的价值理念不符，西方的机器技术起初并不被乡绅所接受。但很快，经济利益的吸引力战胜了价值理念的反感与抵制。珠三角使用的机器缫丝技术的低投入特点和分散化应用方式，有利于乡绅等利益相关群体分享到技术进步创造的技术红利。实际获得机器缫丝技术创造的技术红利后，大量乡绅对机器缫丝技术的态度随之改变，并参与到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中，如兴建厂房，乃至亲自经营。
在珠三角，首先引入机器缫丝技术的陈启沅在将丝厂落户蚕茧产地的同时，还积极拉拢乡绅入股参与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
并还想尽各种方法赢得村民的支持。结果是，传统蚕区的乡绅很快成为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中的一份子，甚至获得了丝厂的股权，轻松地分享到了机器缫丝技术应用所创造的技术红利。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乡绅之前对机器技术的反感与抵制。在当时手工缫丝难以满足国际市场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机器缫丝技术也成为拯救当地蚕丝业的最佳选择。现实危机以及技术红利的获得共同刺激珠三角传统蚕区如顺德和南海的乡绅积极参与到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当中。
陈启沅的拉拢（如拉乡绅入股、提供公共服务等）的确缓解了乡绅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反感和抵制，加速了机器缫丝技术在珠三角的应用。此外，珠三角机器缫丝厂使用的技术是经过陈启沅“退步性”改良后的技术，虽然简陋、效率较低、产品质量也较差，却大幅降低了创办机器缫丝厂的投入，同等规模丝厂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是上海丝厂的1/5左右55，为乡绅的广泛参与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更关键的是，陈启沅创造性地将丝厂设在蚕茧产地而非城市，奠定了珠三角应用机器缫丝技术的技术红利分享模式，便于乡绅获利。
还有，珠三角丝厂并不片面追求丝厂的规模，而是根据当地的原料供应量等，从小规模做起。如继昌隆缫丝厂：“初时，全厂不过数十缫丝釜位，只有单缫而无复缫。……嗣后该厂逐渐扩大，至有八百位之多。”56这也便于根本不熟悉机器缫丝技术又惧怕风险的乡绅从中学习、模仿，并划定各自的利益范围，进而其技术观也在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过程中随着技术红利的获得而逐渐转型。
综上所述，新技术往往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技术红利，而技术红利的分配又取决于技术的应用方式：技术的应用方式影响利益相关群体分享技术红利的机会与能力。能否分享到技术红利是决定利益相关群体的态度和应对行为的关键因素。事实表明，利益相关群体的支持与参与，能为新技术的应用奠定必要的社会基础，进而直接影响新技术应用的成败与进展。可见，即使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能够创造更多的技术红利，也并不构成新技术被社会接受、采纳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技术红利在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实现普惠，才能够为新技术创造足够的社会支持基础。技术革新如此，制度改革亦如是。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业技术应用中的技术红利分配与农村变迁”（13YJA840034）；《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珠三角近代机器缫丝技术革新与社会结构转型”（2014GZY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技术进步与组织变迁”（05JJD840001）。
【注释】
①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②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③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16—20页。
④王闿运：《海防议》，载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⑤《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载《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正使司参议刘锡鸿奏折》，载《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65页；邹小站：《晚清官僚士绅对于近代科技的排拒与迎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第514页。
⑦张茂元、邱泽奇：《技术应用为什么失败——以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1860—1936）》，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⑧王韬：《弢园尺牍》，香港重刻本，1880年。
⑨刘韵珂：《英夷船炮精猛战狩抚皆难折》（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⑩魏源：《筹海篇三•议战》，载《海国图志》卷二，古微堂（清道光二十四年木活字本），1844年，第26—28页。
11陈大宜：《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鸦片战争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载《洋务运动》第1册；丁日昌：《海防条议》，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
13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44页。
14邹小站：《晚清官僚士绅对于近代科技的排拒与迎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第511页。
15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1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17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页。
1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1—1095页。
1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
20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82—84页。
2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92—893页。
22如邹小站：《晚清官僚士绅对于近代科技的排拒与迎受》。
23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6页。
24陈启沅：《蚕桑谱》，清光绪二年刻本（1876年）。
2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2—1203页；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页。
2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
27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3—5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83—1190页。
28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
29张茂元：《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载《社会》2009年第5期。
30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68页。
31“North-China Herald”（1874年6月13日），载《北华捷报》卷12，第526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959页。
32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6，南海官署刻本，1882年。
33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版，第426—427页。
34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5费孝通：《中国士绅》，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页。
36Shannon R. Brown， “The Ewo Filature：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79， Vol. 20， No. 3， pp. 550—568.
37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60页。
38同上，第63、69页。
39同上，第68页。
40我们将因技术进步而增加的收益称之为技术红利。“技术红利”概念系邱泽奇在对技术应用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中提出的。参见张茂元、邱泽奇：《技术应用为什么失败——以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1860—1936）》。
4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页。
42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43桂坫：《南海县志》卷21，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6页。
44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载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45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16—117、124、135、140—141、696、708页。
46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载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257、264—265页。
47李本立：《顺德蚕丝业的历史概况》，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116页。
48李本立：《顺德蚕丝业的历史概况》，第103—116页。
49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第209页。
50考活（C. W. Howard）、布士维（K. P. Buswell）：《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黄泽普译，广州：广东岭南农科大学1925年版，第114页。
51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厚本堂：《何氏族谱》卷一，1923年，第25页。
52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第209页。
53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第188页。
54张茂元：《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与技术红利的分配：以近代缫丝女工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55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96、121、140—141页。
5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44页。
张茂元：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Zhang Maoyu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Qiu Zeqi， the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