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忠恩，教育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专职副院长
一、引子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在大会召开之际，国民政府军取得了南征的胜利，清除了盘踞在广东的最后一股反对势力。这是自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以来，号称革命基地的广东初次实现了统一。1月19日，鲍罗廷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努力向
北扩展国民革命势力，“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1]在某种程度上讲，国民党“二大”是国民党统一全国的一次动员大会。
在国民党召开“二大”的同时，热衷于国语研究的民间人士在北京举行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0周年纪念会，并决定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国语运动大会。由于全国国语运动大会由当时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发起，并以“有统一的国语，才有统一的国家”相号召，国内的国语运动风起云涌。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从1925年年底国语运动发动之时到1926年1月3日，国内举行国语教育演讲会、游艺会以及游行会的就达到100多处。[2]
如果说在国民党“一大”前后，是向往国民革命的“北方人”来投奔广东这一革命策源地；到了“二大”时期，则是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权准备突破广东、走向全国的时候了。为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社论指出，“现在的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地盘上的‘中央’，但是，他获得人心上之‘中央’。”[3]这样，广州国民政府从广东走向全国的目标，与此次由民间组织发起的国语运动所追求以语言统一推进国家统一的宗旨之间具有了共同的元素。于是，广州国民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国语运动号召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就开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
二、国语统一与国民革命
在20年代初期，尽管国内国语运动如火如荼，但广东的国语运动规模并不大、成效也不著，且多限于教育领域，社会民众对国语以及国语重要性并不十分了解。因此，结合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对普通民众进行普及性国语宣传、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1926年1月15日，国民党机关报《广州国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不谙国语之吃亏》的文章，说明学习国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文章中，作者以一个故事说明不学习国语的危害性。
当民国改元之初，龙济光率济军数万，祸粤数载，其蹂躏之惨，粤人至今，犹谈虎色变。盖其面目既狰狞可畏，而语言又啁啁莫辩。所到之地，动辄奸淫，宜乎妇孺视之若蛇蝎矣。
本市小北某街，有贫妇某，颇具姿首。以时赏盛暑，室内炎热，因在门前缝裤。济军过其前，见妇居高贴五福临门，认为娼寮，顿起淫念。用趋前致词曰：“你们是做货的吗？”妇遂点头答曰：“是。”济军聆言，不禁狂喜，即掬出小洋六枚：“六个小洋一次，够不够？”妇又误为缝一条裤，以六角代价，亦不假思索答曰：“够。”至是两皆误会。济军急不暇待，竟牵妇入房，偿其兽欲。妇恐极而号，大呼救命，邻近之人虽闻，然均摄于济军之威，无一敢出面干预。此事毕，妇不甘受辱，喊警纠缠济军到区，由区转解军法处。当时处长亦济军一流人，自然偏听济军一面之词。置妇言于不闻。竟以彼此误会，薄责济军数言，即将两造谴回，和平了结。然而妇以六角小洋，蒙一生之差，亦太不值。苟妇略谙国语，事未成前，严词拒之，济军虽强，终无如之何也。观夫此，不谙国语之吃亏，益信而有微矣。[4]
这当然是一个通俗得多少有些无聊的故事。不过，媒体也只有通过这样既通俗易懂又吸引眼球的故事，才会引起普通民众对国语重要性的关注，才会产生宣传国语教育的效果。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一种比较的现象。
1月23日、31日，《广州民国日报》连续刊发“国语运动号”，发表了关于国语教育的四篇文章，正式拉开宣传国语教育的序幕。
由于此前广东国语教育推动乏力，民众对于国语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多，“国语运动号”先后发表了国语教育专家、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教员郑汉明的普及性文章，向民众介绍“国音字母”，并说明为什么应该学习国语。
鉴于当时一般民众容易将“国音字母”误解成一种新文字，他为此进行了解释：“国音字母”本身并不是一种新文字，而是一种音标。其主要目的是在汉字的势力没铲除之前，“救济汉字的困难。”[5]
至于为什么要学习国语，他提出，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繁难，导致中国教育的不普及，科学、文化、政治的不发展，因此，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政治的发展，国人应该提倡说国语话，应用国语文。而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学习研究国语，才能求得智识、谋取职业以及服务社会。[6]
如前所述，国民党“二大”召开，意味着南方政府将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语统一单是一种普及国民教育、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一种手段，而是与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郑汉明在《国语教育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提出，国语教育与国民革命是一致的：
国民党和国语，可以说是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现在正努力于统一全国的领土、军政、财政、民政……。这固然是挽救中国的目前要途，我以为党中也要计划到统一中国语言的重要。
在目前国民革命的推进中，凡属国民，都应该一同去努力，不能存一种观望或中立的心，否则，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这个推行国语的时候，凡是中国的国民，都应该明白国语。如果反国语，就不配做中国的国民！[7]
1月31日，“国语专号”发表邓华卿的文章《推行国语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更将国语教育与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结合起来：
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先要统一言语。能够统一语言，国民的感情才能融洽。能互相融洽，则五族成为一家了。成为一家后，则无“彼疆此界之分”；“尔诈我虞之患”，部落之争，就可以免除了。然后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自然会被打倒了。[8]
同一时期，在全国国语运动的重要城市上海，《申报》也专门刊发了“国语运动特刊”，发表了大量的号召民众学习国语的文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无论是包括俞子夷、沈百英、陈启天等在内的知名国语教育专家，还是出自民间社会的一般读者，多强调通过国语统一实现教育普及以及国内团结的目的。毫无疑问，国民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结合，既反映了广州国民政府“民众化、革命化”的教育方针，更表明了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国语运动以及国语教育的开展促进国民革命的出发点。
三、国语运动兴起
1926年1月17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筹备会召集各团体、学校代表召开成立大会。与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的国语运动大会完全由民间力量一手操办不同，在广州，广东国语运动大会的领导权则完全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所把持。在筹备会议的选举中，伍朝枢、陈公博、陈其瑗、马洪焕、吴铁城、伍大光等被推选为会长。
1月21日，全国国语大运动广东运动会呈请教育局备案，并通饬各小学校参加。广州市教育局认为“吾国语言庞杂，文言纷歧，于交换智识联络感情，在在均形窒碍。该员等发起举行国语运动大会，表演国语重要，以促进文字革命，诚当务之急。所请备案及通饬各校之处，准予照办。”同时，市教育局还通饬市辖各校积极参加国语运动大会的游行活动和游艺晚会。[9]
1月23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筹备会对外公布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运动会宣言》，向社会发出号召：
在广东的“文言雾”还未受着“国语风”的吹散。所以咱们便联合在广东的同志，于全国国语运动期内——本年一月——举行国语大运动。把国语如何重要，如何好处，都表演出来；宣传到民间去。革命的同志们，起来！起来做文字的革命！起来做文化的革命！这才是实行咱们的三民主义！这纵是实行咱们的救国运动！[10]
当日，广州市各公、私男女学校学生千余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巡行。各校师生高举“国语一致”、“文化进步须学国语”等标语旗帜，沿途散发传单。
1月31日晚上，广东国语运动会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艺会，报刊称此次晚会为广东空前未有的盛举。参加游艺会的达3000多人，不仅有各学校的师生，还有文化、演出等社会团体、组织。在游艺会上，参加者举行国语演讲比赛、话剧，组织者甚至邀请大新公司京戏班来会演唱双簧、京腔等北方剧目。[11]
省垣国语运动大会举办后，省内各地先后举行了国语运动大会，作为对国民政府开展国语运动号召的回应。
在学校方面，中等学校成为推广国语教育的重点。1月30日，省教育会举行中等学校国语演讲比赛。该会提出，“诚以国语一科，为联络感情安置工具，尤为团结民族之利器。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七页当中，先总理亦认语言为造成民族的要素。”故该会特举行国语大比赛，以促进中等学校“鼓励该学科学业，以策竞进。”[12]
推动中等学校国语教育，一方面是力求中学国文教育能够延续从小学开始的国语教学，使得在整个基础教育的学生能够使用国语表达，并基本掌握语体文的应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小学的国语教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广东，中学的国文科多沿用旧时国文教材及教学方式，致使人们认为，小学国语教育对于以后升学和继续教育没有作用。
金山中学是广东省内国语教育开展得比较早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学之一。在岭东国语运动会的筹备以及开展过程中，
金山中学是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早在国语运动会筹备之时，校方就广泛发动学生参与讨论，以扩大国语教育的影响。1月3日，金山中学的蓝兆洄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师生为普及国语而努力：
无论世界的那一国，都有一定的普遍语言：我国的国语，也就是我国最通行的语言了。我很相信大家都极明白国语的重要，与国家前途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不然区区咫尺之间，即感受语言的隔膜，而不能发展各人的意思，这是多么的痛苦而忧郁呵！甚至言语隔绝往往失了浓厚的友谊和感情，这又是何等的懊丧？大家同志啊！要救国，非实行打破语言的隔膜，铲除地方主义的方言不可。[13]
金山中学为省立中学，主要招收潮梅地区的学生。由于两区分属潮州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在学校日常生活以及课堂教学中，时常出现因语言分歧而起的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纠葛。国语运动大会之后，金山中学明确规定，教员课堂教学必须使用国语，不再允许校内任何学生向教员提出方言教授的无理要求。[14]
2月4日，清远县召开“国语促进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的基本程序与省国语运动大会毫无二致：既有国语演讲，还有以国语表演的各种游艺节目。[15]
在潮属普宁县，2月下旬举行了国语运动大会。大会号召，本县各界的同志们联络起来，使到本县的男女同胞们都知道研究国语、使用国语的好处。大会期间，不仅在县城举行了大规模的活动，各区市乡也分别组织分会，举行巡行、讲演、游艺、展览以及宣传活动。[16]
国语运动还拓展到社会教育领域。在国民革命期间，以唤醒民众、动员社会参加气势磅礴的国民革命为目的的平民教育蓬勃发展。由于劳工阶层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因此课本的编辑要求使用“最接近语体之浅显文字”。而在课堂教学中，平民学校教员也被要求一律避免使用方言。[17]
在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形势下，已成立的及新成立的国语教育机构纷纷开展国语教育、国语宣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国语运动。
广州市教育局为加快广州市各校、普通市民普及国语教育的步伐，将工作不力的在任所长梁日如撤换，委任毕业于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所师范班的国语专家戴仲杰为第三任所长。戴仲杰任所长后，对广州市立国语讲习所进行整顿，将已陷入停顿状态的各种培训班重新办理起来。同时，扩大国语讲习所的招生规模。当年，在读学员达到259人，教员从当初的3人增加至5人。[18]一年后，在所学习的学员更增加至320人。[19]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国语教育组织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该组织的设立，对广东国语教育机构的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年11月，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成立后，随即公布了《国语教育促进会粤分会简章》分会以“研究国语学术调查广东国语教育实况，力谋国语教育进行，协助总会办理广东会务”为宗旨。主要会务包括，一、调查广东方言；二、研究国语学术；三、培养国语人才；四、调查广东国语教育实施状况；五、编行国语书报；六、促成国语统一、言文一致，以期教育普及；七、其他关于国语教育进行事项；八、执行总会议决进行事项。[20]
在此期间，由民间社团创办的、比较活跃国语机构还有：广东国语研究会、国语同志会、中山大学教职员同德会、全国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等。这些机构或聘请国语教育专家开办国语教育培训班，培养国语人才，或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以粤曲宣传国语、教市民学唱国语歌曲、举行国语演讲等，向普通市民宣传国语及国语教育。[21]
四、正统意识与革命语言
如前所述，广东的这次国语运动是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发起的。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是，在同期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官方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当时大力推广的国语。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正式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22]
现在人们很难准确地揣测这位提议者当时的心态。但毫无疑问，粤语作为官方语言，与当时广东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地位毫无疑问是一致的。因此，这位提议者在提出“翻译”问题时，还要提及当时德高望重的何香凝也持这样的意见。而粤语和革命策源地两者的共同基石就是已经过世的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他们眼里，讲粤语就意味着维护孙中山，就意味着恪守总理的遗训，就意味着他们始终是革命的正统继承者。而事实上，孙中山在世之时，在国民党高层干部的安排上也明显倾向于跟随他革命多年的广东籍革命党人，如胡汉民、廖仲恺、邓泽如等。1924年，孙中山离粤北上，更是明确指定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23]
粤语作为国民党“二大”的官方语言，显然并不表明当时的广东籍革命党人试图争取将粤语置于“国语”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统意识表达的需要。但是，这种对于以语言显示正统的结果便是对语言教育本身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广东人对于方言的固守，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这种革命正统意识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表现得尤其强烈。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广州的夏葛医科大学，由于课程“多用粤语讲解”，故校方要求“外省留学生不谙粤语者须提前到校补习。”[24]
一些外省人来广东，如果不熟悉粤语，如同身处异国。一位非广东籍的革命者考上了广州的宣传员养成所。能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广州学习，机会难逢，他非常高兴。可是，在学习班上课时，老师用广州话教学，他一点也听不懂。若要请老师讲国语，广东学员又不知所云，老师只好照顾多数，仍用广州话教学。[25]
事实上，在革命狂飙的时期，粤语在广东已经成为革命的语言。作为一种时尚，广东的非粤语区民众学讲粤语由来已久。而此时，学讲粤语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在粤北的始兴县，由于缺乏领导革命的骨干力量，当地革命者遂要求广州方面派出干部，对于语言的要求是，讲客家话或讲粤语的都受欢迎。当时，始兴县民众在日常生活语言多操客家话，但在革命运动的感召下，他们也多能听懂并会讲广州话。他们所乐于接受的领导者是那些讲广州话的广府人，而不是操国语的“湖南佬”。[26]
甚至在一些时候，只有讲粤语者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就会遭到排斥。湖南人李森（启汉）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后，留在广州主持全国总工会工运工作。省港罢工时，李氏被选为罢委会干事局局长，不少工会以“外江佬不懂广州话”为由提出抗议。[27]
这种以粤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人们对于革命正统地位的努力，在此后还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续着。在这一过程中，粤语始终是他们试图维护自身正统形象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后来对于广东籍革命党人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这种对于粤语的坚持仍然在持续。因为如上文中所显示的，在孙中山逝世后，只有粤语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证明革命的正统性以及对这种正统性的正确诠释。
1927年7月，鲁迅离开国立中山大学后闲居广州。在此期间，应广州市教育局之邀，鲁迅分别到广州市知用中学、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作演讲。因这两所学校师生及广州市文化教育界人士多不熟识国语，鲁迅的讲话均由他的学生、广东番禺人许广平口头翻译成粤语。[28]
当然，普通民众固守方言，未必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习惯以及生活实际需要使然。但是，这些习惯之所以得以维持，来自“上层社会”的影响不能忽略。如所周知，大多数广东籍国民党要人尽管在南京的公共场合都操一般都不大标准的广东国语，但在广东省内无一不是讲粤语。陈铭枢主粤期间到中大附中召集师生在礼堂讲话时，用的就是粤语。[29]稍后，与其同治广东的陈济棠更是口不离粤语、革命策源地。至于在党政部门，广州市一级不必说，就是在省级党政部门，国民革命后也还是将粤语作为公务语言。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0]
这种状况对于下属县市以及社会不能不产生影响。在广府方言区，粤语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语言。对于这种情况，外国传教士也看得很清楚。迟至国民革命高潮的1927年，美国圣书公会为方便广府方言区的信徒，还在广州公开出版发行粤语版《圣经》。[31]在其他方言区的民众，即使有可能不受到革命语言的影响，但无疑在这个大环境中也会一步步地疏离国语。
五、政治角力下的国语教育
如前所述，在广东国语运动大会召开的当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筹备会对外公布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运动会宣言》。值得玩味的是，在这篇仅有1200字的宣言中，使用“咱们”这一个词多达11次。如所周知，“咱们”这一词不是广东人的习惯表述，而是地道的北方方言词汇。不难看出，这篇宣言出自地道的“北方人”之手。
使用这种北方方言的典型词汇，一方面固然是国语运动大会有意识地在宣言中显示出“国语”的味道来，使得不谙国语的广东民众对真正国语的表达习惯和方式有所了解。但是，如果将这种语言表达与刚刚结束的“二大”的官方语言稍作联系，人们或许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玄机”。而如果从此后的国民党内部派系力量的此消彼长来看，这两种语言实际上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对于革命以及革命正统的认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
日本学者西村成雄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华民族的国民国家”的凝集力》中指出，“合法性”是各种政治力量追求的目标。[32]在这个革命运动狂飙以及革命党人内部以革命的名义争权夺利的年代，革命正统的归属取决于谁掌握着政治话语权。很显然，这场以革命正统（实为话语权）为争夺目标的政治角力在国民党“二大”以及国语运动之初即已开始显露出来。
有论者指出，“当国民政府以广州为北伐基地时，广东‘是’中国；当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建都南京后，
广东失却它的‘中心’位置”。[33]诚然，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广东虽然还“是”中央，但是这种身份已经开始演变。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广东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后方”了，只不过被人们增添了一个“革命策源地”的美誉。而在这个政治地位演变的过程当中，广东革命党人的革命“正统”代言人的地位与色彩也被一步步地给剥离了。
语言以及语言教育在很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发生于政治领域的话语权演变。在许多广东籍革命党人乃至一般广东民众眼里，当国民党北伐离开广州后，国语运动大会时期的“咱们”的国语自然成了“他们”的国语了。
而在政治话语权的演变及其抗争的过程中，语言不例外地继续成为革命以及革命正统传承者的一种象征。很显然，当这种与方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广东籍国民党要人的革命正统意识越是遇到挑战时就越表现得强烈。事实上，“二大”的粤语作为官方语言，以及国民党定都南京后胡汉民仍坚持粤语演讲，就是典型的体现。
1929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然坚持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34]他的这一做法，表明他不甘心于他作为孙中山遗志正统传承者的地位受到任何质疑。只不过，到那时，他的这种行为已经明显显得势单力孤了，远非可以与“二大”时期可以相比。毕竟，此时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再是“二大”时期可以由广东籍革命党人可以任意支配的。在国民党第二届（1926年1月——1929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名常务委员中，广东籍成员多达6名。而到第三届（1929年3月——1931年12月）时，在10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广东籍人士仅有2人。[35]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二大”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于国语教育非常重视。而在此期间，广东社会对于1926年的国语运动大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广东国语教育比此前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许多证据表明，虽然这一期间表面上的国语运动轰轰烈烈，推行国语教育的措施也为此前所不能同日而语，但国语教育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
按照全国国语运动大会总筹备处的决定，自1927年起，每年的1月1日作为国语运动纪念日，要求各地于当日举行纪念式，并举行各种国语运动。[36]但是，自国民政府北伐离开广州以后，广东省就没有开展过一次这类活动。到1936年，曾有人提出，“（广东国语运动）1926年举行过之后，整整十年未有进行。”[37]
1928年，有人对广州市小学国语教学的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现在广州市的小学，毫不注意及此。……其实全国各地所有一切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不可不用国语教授！现在广州的中学不用说仍然Hamparank（通通）用广州话教授。就大学里，也还是用土话的多。”[38]
在同年举行的广东全省教育大会上，李芳园在普通教育组提出议案（后被列入其他各案）：“初级中学以上学校应实行以国语讲授。”结果，大会对此案未予审查讨论。原因是，“本会审核，现在本省小学毕业生，多数不能操国语，初中骤以国语讲授，窒碍尚多。查现订初中暂行课程表说明书，已规定初中毕业生以能操国语为标准。本案应从缓议。”[39]
潮属地区国语教育相对发达。但是，汕头市政府在1929年发布的一个重申各校重视国语教育的训令中指出，在此之前，汕头市政府已制定注重国语教育办法，要求市内高级小学及中学各校遵照办理。但经调查发现，“用国语课授者甚为少数。”[40]
1929年广东省教育会举行中等学校学生国语比赛。按照教育会要求，省内所有中等学校须各选派2名学生参加，但最终报名参加比赛的仅有28名学生。[41]而当年广东省内中等学校共有260所。[42]
六、余论
1928年，梁漱溟受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邀请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梁氏上任后新聘的教员中以外省人为主，但据该校教员回忆，本省教员与外省教员“语言虽不同，但大家用国语来对话，或许发音有点不正确，但能表达心事，了无障碍。”[43]这大体上可以说明，对于许多广东学校的师生来说，讲国语、听国语未必就真的是一个问题，只是在很多时候不愿意说或不习惯说罢了。
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中国国语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各地国语教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广东的国语运动、国语教育仍然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我们很难认为这仅是一个语言本身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广东国语教育的特殊性在于，语言实际上承载着作为人们对革命的认同以及是否为真正革命者身份的一种标志。而在此期间，广东籍国民党要人以粤语为载体的正统意识，以及凭藉这种意识参与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应是造成这一时期广东国语运动、国语教育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文节选自喻忠恩《民国时期广东国语教育》（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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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批准国语运动会备案[N]，广州民国日报，192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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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觉悟.中校选派学生参加国语比赛[N]，广州民国日报,192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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