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有没有所谓大战略？朝廷虽然没有用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大战略是客观存在的。李鸿章上书朝廷讲，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对战略形势的高度概括，蒋廷黻高度赞扬了这一点。这个强敌是谁？是洋人，这个变局是什么？就是洋人来打我们了。怎么应对？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都是正确的战略。但是清朝在这个大变局面前也出现了重大的应对失误，而且是一误再误。晚清中兴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大战略的失误。为了使问题具体化，我们把日本作为一个参照系，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为例，做一个甲午战争前中日大战略的比较。
有一本大战略的经典著作叫《战略缔造统治者——国家与战争》。这本书认为大战略包括三个因素——行为主体、依托和目标。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分析一下晚清的大战略。
1、对所处时代和世界形势的认知和判断失误
大战略正确的前提就是对时代与形势的认知和判断。晚清政府面对的是是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19世纪最后30年，是列强对东方加紧扩张的时期，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19世纪后半叶，西方工业革命，资本对原料和海外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带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第二个因素，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晚期排满的革命，严复翻译《天演论》，实际上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在拍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商量，慈禧太后看不看书？大家说她可能还是看点书。让她看一本什么书呢？——《天演论》。《天演论》在晚清后期，对发动国人树立自强意识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过时了。第三个因素，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同时西方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一些这个19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里边，总是能看到一些去东方的传教士的身影。第四个因素，也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是市场需求——企业家、大财阀的需求和代表他们的政府的需求。
这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美国内战结束，南北统一以后，工业产品需要更大的市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扩张；法国、德国、意大利在这个时候先后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欧洲出现了一种军事均势，一段短暂的和平，于是列强一起把目光扫向了东方。传说中富庶的中国，就成为了西方围猎主要对象。
同时在我们身边崛起两个凶恶的强敌。一个是俄国，在19世纪上半叶以前，由于有《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俄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东方人派”，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给西方以和平，给东方以战争”。趁着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沙俄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这个时候开始修西伯利亚的铁路和中东铁路，把目标对准了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而这在这以前，我们清朝政府实行的是“虚边”的政策，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汉人满人都很少，当清廷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去实行“实边”政策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轻易地丢掉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一个新疆，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乌苏里江以东，美丽的海参崴就是这个时候丢掉的。
另一个敌人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1871年的时候，双方在天津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这时中日双方还是平等的。大家注意，这个平等对中国来讲是地位的降低，对一个长期的跟在中国后边的弱国日本来讲是地位的提高。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加入了侵略中国的队伍，而且后来它成为了最凶悍的一只豺狼。
而清廷对于对欧洲引起的世界的深刻变化一无所知，对于我们所处的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一无所知，对于自己面临的危险和身边这样凶恶的敌人一无所知。他们还沉浸在中央帝国、天朝上国的自大的梦幻之中。满清朝廷200多年的焦虑是政权焦虑，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打下的江山，他们的大战略就是如何治天下，如何平天下，如何稳天下。主要的目标应对就是如何应对汉族的反抗。
危机感很强的日本人，原来一直学习中国，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身向西方学习，学得那么坚决，那么彻底。“脱亚入欧”代表了他们的立场。日本在形势和时代的认知上，先于清朝，快于清朝，明于清朝，获得了竞争和改革的先机。中国古代大战略理论的大师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封闭自大，茫然无知，已经决定了清朝帝国的败局。
2、错误的形势认知带来了错误的战略目标
无知是封闭造成的，历史造成的。落后意味着背上历史包袱，清朝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行，转型，追赶。而日本则轻快地转身，一转型开始就制定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本书，叫《大东亚战争全史》，作者是前日军军官，他在序言里面讲，对中国和俄国侵略朝鲜的野心，日本无论如何不能不能漠然视之。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朝鲜半岛有如亚洲大陆上生出的一把匕首，对准日本列岛的侧腹。所以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同日本保持政治军事稳定密切关系的朋友，是日本国防的重要条件。这是明治维新以后1868年以后日本人的共识，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这个目标对准了朝鲜和中国。大战略是在主权安全受到威胁时大国的战争战略，在和平时期是大国竞争战略，战争也好，竞争也好，目标都要清晰。
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闭关锁国，同样面对列强的威胁。从鸦片战争开始，日本看到清朝腐朽不堪，对西方的文明顶礼膜拜，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思想，要通过学习西方，变成世界强国。他们不仅要 “脱亚”，而且要“兴亚”，成为亚洲的核心和领导。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日本认为不必对韩国和中国手软，要向西方列强一样对待韩国和中国。“征韩”经过有西乡隆盛和大久保的争论，终于形成举国战略思想，“战争！”“征韩！”“满蒙！”“大陆！”思路清晰明确，30年一以贯之，在甲午战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而清朝提出的战略目标是“自强”，强国富国是谁的“国”？还是为了延续清朝江山。这个目标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目标，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的目标。清朝是满族贵族和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的。这个战略目标不能统一精英的思想，不能动员举国之力，更不能进行一场全民族的战争。目标不具体不直接，利益不同，观念纷争，特别是没有把日本侵华战争的准备放在重要的地位，没有把朝鲜和东北放在应有的地位。
3、从战略主体的角度来看，清廷没有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的领导者，没有坚强稳定团结合作的执政团队
大战略的主体是领导者，是执政团队的核心和决策人。那拉氏虽然靠权术和聪明驾驭了群臣，但是她的眼光、知识、经验、能力远不能适应内外极端复杂的形势，她只能依赖她的潜在对手——恭亲王奕?，同时用奕譞集团牵制奕?集团，用保守集团制约改革集团，要用满蒙官员监视掌握兵权的汉族大臣。她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的汉臣湘军集团，又日夜担心湘军坐大，君臣满汉的防备和勾心斗角持续三十年，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就不强大的执政能力。她的最高追求是她的权欲满足和骄奢淫逸。三十年里，她培植保守势力，鼓励清流，掣肘革新力量，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她专制霸道，整人立威，慑服群臣，闭塞了言路，限制了人才，决策执行能力大打折扣。有的史家指出，如果恭亲王在，甲午不一定打败，那拉氏对甲午战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的明治天皇在其武士团队的支持培养之下茁壮成长，成为一个强悍有为的政治家。十六岁的他领导了明治维新，《五条誓文》是他的战略大纲。他是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日俄战争的统帅。他是清朝战略上的主要对手，且明显高于清朝的决策者。明治提出，每年从自己的私库出30万日元，加上大臣和企业家每人出10%，凑230万元发展海军。站在道德高地上，既搞了钱，又立了威，还赢得了民心。半人半神的地位，使他成为国家最高权威，对形成战争的举国之力，起了关键作用。而慈禧、奕譞挪用600万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士气，助长了腐败，削弱了海军的军备。
中日两国的执政集团在支撑体系上、制度上的差别更大。明治维新不久后，日本就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言路敞开、集思广益；而中国仍然是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国家，决策范围极为狭窄，统治基础狭小，君臣满汉中外官民矛盾重重。马关条约谈判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4、从战略支撑和战略依托的角度来看，中日双方资源整合和措施上的差距很大
日本和中国几乎采取了相同的经济方针——“富国强兵”。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同，速度、力度和程度上差异甚大。日本大胆开放，运用市场机制，放开私营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充满活力和扩张力，富有侵略性和战争能力的财阀就是形成于明治维新之后。在军国主义的鼓动之下，虽然总体财力不如清朝，但军队训练、武器装备得到优先发展，日本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举国围绕准备战争高速发展。而清朝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数量不多，效率不高，腐败严重；靠加重人民负担横征暴敛的大把金钱训练的军队，没有成为现代化军队。当过清政府40年的税务总司的赫德说：“他们的军队只能对付老百姓，根本无法和日本作战。”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日本的教育是国民教育、军事教育，而我们的教育仍然是精英教育，而且是科举教育。
朝廷没有清醒的形势判断，没有大战略的主动性，没有总体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战略思路和重点。战争中缺乏统一坚定的中枢指挥，战场上的将军们缺乏协调和配合，后援支持落后，更谈不上人民支持和鼓励——有资料说，龚自珍的儿子给英法联军当翻译，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京郊的老百姓自己去抢东西，老百姓除了愚昧之外，他不认同你这个朝廷，这是事情的关键，所以我们这些战略上的缺失或者是失误，使我们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直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国家安全，战争和外交对于保证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同光年间，清王朝错过了多次挽救危局的机会。
本文系郑佳明教授在战略讲坛010期上的发言，主题为《大战略视角下晚清中兴的夭折》，共三篇，此为第二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