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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毛泽东呼为“金笔汤”

   近代以来,西风东进,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大受批判,维新事务之兴起推动女权日益伸张,社会空间渐次对女子开放。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抑或农女贫妇,如得机缘凑巧,谋身自立、成名立业。但要论及商界,女企业家却极其鲜见。

  

   在近代产生无数创富奇迹的上海滩,却有一位号称“金笔女王”的女实业家,在没有任何家族及社会背景的情形之下,凭借个人的才智、勤奋与坚韧,从受人欺凌的女学徒一跃成为卓尔不凡的女富豪。她就是曾被毛泽东呼为“金笔汤”的汤蒂因。

  

   身卑一意苦争春

  

   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她的原名叫汤凤宝,在一岁时被过继给邻居沈家。沈家无后,就给她起了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叫“招弟”。严格说来,这并不算是她的姓名,只是满足养父母增添男丁的臆想。

  

   汤萼到快上学时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到九岁时,她进入上海万竹小学读书。因嫌“招弟”这个名字太俗,请一位老中医改名叫“汤萼”,意在如梅花一样耐苦寒傲风霜。

  

   汤萼在争得人学的权利以后,她学习十分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小学的毕业考试中,还考得了全班第二名。当她拿着成绩单准备争取读中学时,父母却没有给她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

  

   困在家里的汤萼开始翻看父亲买回的一些新式报刊,如《新闻报》、《小说月报》等,最令她着迷的是报上连载的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女主人公波折的命运紧紧抓住了她的心,也让她意识到:女子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永远也难摆脱附庸的地位。而此时家庭的变故也让她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谋生计。一向受她尊重的父亲抛弃她们母女,纳妾另立家庭,母女俩丧失了经济来源。

  

   她在看报解忧时因一则招工广告而去应聘,虽然年龄及学历都不够,但她通过一封诚恳的求职信,竟然获得了面试的资格。

  

   1930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海四大文具店之一的益新教育用品社口试现场,汤萼表现得大方得体又不失乖巧聪颖,得到面试评委的一致赏识,破例让这位年仅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如愿以偿。在入店工作之后,汤萼改名为汤蒂因。

  

   报到之日,一入店门,就领到一份店规和商品价格表。店规规定:不准迟到早退,不准请假,不准坐着接待顾客,不准随便谈笑,不准在柜台吃东西,不准在柜台看书看报,不准接待亲友。每年只有过年时才可放假三天。老板还当众宣布:试用期三个月,合格留用,不合格即辞退。汤蒂因深知机会来之不易,除熟记店规,还早到晚走,很快就熟悉了她所负责的金笔柜台的业务。

  

   年幼的汤蒂因开始表现出她要强的性格和经商的天赋。她觉得,单纯只知道守柜台还不行,必须对金笔行业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才行。她拜访不少行业人士,了解制笔工艺;她还走访顾客,了解产品的市场行情。益新代销的是国产金笔,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及日本货。国产金笔质量介于美日之间,但价格却便宜一大截。了解这些情况后,她在推销时就在言谈之中揣摩顾客的职业、收入及需求,尽量让顾客挑选到中意的产品。

  

   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去,汤蒂因则因为柜台销量居首获得留用加薪的待遇。到1931年1月,汤蒂因还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对于一个刚刚才当了三个月女店员来说,这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

  

   汤蒂因召集店里的年轻女店员,要求大家从形象打扮、服务态度、业务能力各个方面来提升自己。对于收入不高的她们,打扮并不是涂脂抹粉,而是讲究既朴素大方,又能体现女孩子的靓丽与自信,以自己的热诚来感染顾客。她们还常在一起分析顾客心理,讨论推销技巧。汤蒂因还发动大家改善了橱窗设计,使老店焕发新颜。她还按期统计市场销售及积货情况,及时向老板建议进货的品种及数量。在她的努力下,门市部经营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1932年1月,汤蒂因被提拔为进货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二十四块大洋。

  

   宁做飞鸟不做小

  

   汤蒂因虽然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是清秀雅致,又聪明能干,随着年龄增长,亦别具一种妩媚动人的风姿。

  

   已有家室的老板对她渐生非分之想,派人到她家里提亲,许诺让汤蒂因母女过上住洋楼、开洋车的日子汤蒂因一直就痛恨父亲纳小抛家的行为,对老板的行径自然看不上眼,也不愿过嫁人寄寓、毫无尊严的生活。她对母亲说:“宁做鸟,不做小”,宁愿做一只小鸟,即使孤独也自由,但绝不做二房。她拒绝了老板的多次私下邀约,打算离开益新。

  

   汤蒂因拿出五百元钱,让哥哥将中成药和土特产带到香港,再从香港购回化妆品和派克笔,拿到城隍庙出售。往返几趟,获利可观。她大受鼓舞,干脆在自家门口挂起“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开起文具批发店。

  

   益新老板发现她另立炉灶,也不能容忍。汤蒂因在交接好店中业务后,回到自己的小店。但益新老板却不放过她,益新凭借在文具批发业的影响力,发通知给各厂,如与现代物品社往来,就断绝业务联系。慑于益新的威胁,一些较小的商店不敢再批货给现代社。情急之下,汤蒂因根据自己原来掌握的进销渠道,与一些信誉可靠的店社紧急联系,获得一批宝贵的供货及销售订单。这些店社之所以愿意冒得罪益新的风险与之来往,还是汤蒂因在任益新进货主任时结下的信任与交情,对她的廉洁、坚强和信誉十分看重。熬过这一关后,小小的现代物品社逐渐站稳脚跟。

  

   在业务有所发展后,她聘请了几个练习生,还从益新挖来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店员。但是,由于本金薄弱,要想实现她的快速发展计划仍然不够。汤蒂因打算扩股合资。经洽谈,最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业内朋友联合筹资5000元。汤蒂因聘请从益新请过来的乐厚柳担任经理,自己只当协理。到1936年春,现代物品社的职员扩充到16人,经营面积大为增加,汤蒂因初步实现了女老板之梦。

  

   不同桃李混芳尘

  

   正当汤蒂因雄心勃勃,准备一展宏图之时,“八?一三”淞泸抗战打响,现代物品社被迫停顿。上海沦陷后,汤蒂因带了2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帮助下,用“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的招牌开始经营。

  

   汤蒂因想在毫无基础的异地建立供销网络并非易事。何况,昆明本地的文具批发业对新业者还有抵触情绪。汤蒂因印了一批价目单,寄发四川、贵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县,争取做外省外县的批发生意。时间不长,陆续收到一些订货单,好歹可以维持生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代物品社的信誉逐渐传开。汤蒂因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决定用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二在上海购货,发往昆明。由于货物的中转地越南海防被日寇占领,现代物品社的货物全被没收,物品社遭遇重大损失。1942年,股东们纷纷撤股,汤蒂因只好独资经营,将公司改名为“现代教育物品社”。

  

   因缺乏流动资金和大宗货物,她采取跑单帮的方式,从杭州、金华、贵州、重庆等地组织特色货品,异地销售。在获得利润后,再从上海批量进货。母亲也拿出私房钱来支持她。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因为损失过重,物品社一直没有实现扩张计划,能够维持下来已经非常不易。1940年,她多年的知己兼朋友毕子桂在日军空袭之中丧命,也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

  

   到抗战胜利后,汤蒂因发现一个新的商机。因为长期从事文具批销,文具之中尤以金笔利润为高。她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经过仔细的调査研究,汤蒂因设计了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因为绿色是亡友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因自己并无实力组织生产,她将这款金笔交给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生产。至于广告推广,则是汤蒂因的拿手好戏。

  

   汤蒂因请出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做宣传。当时,袁雪芬正在主演新编越剧《祥林嫂》,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借袁雪芬的超高人气,兼有汤蒂因的个人信誉,“绿宝”很快就成为上海国产金笔中的佼佼者。“绿宝”购销两旺,给现代教育用品社带来新的生机。

  

   请人代工总不是办法,汤蒂因因时制宜,自设了绿宝金笔厂。在管理方面,她知人善任,又能与技师及学徒同甘共苦。员工工资虽然不高,但都肯卖力工作。在质量方面,她毫不放松,从原料进货到组装修饰,都严格要求。恩威并济,宽严得度,员工们称汤蒂因是“善面和尚,严念经”。

  

   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之风使经济局面大坏。到金圆券破产之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经济下完全崩溃。‘‘绿宝”空有名牌声誉,而无施展的市场。

  

   解放之后,绿宝金笔厂与上海国营日用品公司合作,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产品由国家包销,声誉更盛。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曼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该厂并入华孚金笔厂(今为英雄金笔厂)。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她时,陈毅介绍说:“制笔工业公司经理汤蒂因。”毛泽东风趣地说:“啊,金笔汤。”

  

   1980年经她编写的自传体《金笔缘》一书问世。1983年,汤蒂因逝世,一生未婚。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中国史硕士门世恩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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