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四年版。以下凡引此著，均径注页码。]记载的，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作题为“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的英文演讲一事，为耿云志先生《胡适年谱》[ 香港：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和曹伯言、季维龙二先生《胡适年谱》[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所采纳,并延续至今。然查胡适日记，同题的演讲却是在两年前，即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看来，不仅这一演讲的准确时间需要澄清，围绕这一演讲的一些史实，也需要有所澄清和交待。
《年谱长编》原文为：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及十九两日，（胡适）在协和大学讲演“哲学是什么？”（见The Leader of october,18 and 19，1932.[西文著作目录]漏收——按，此为原注）（页一○九九）。
此处记载有两点疏漏：一是“协和大学”应为北京协和医学校，二是演讲时间应为十月十七日晚，而非“十八及十九两日”，所谓“十八及十九两日”则是The Leader（《北京导报》）刊登演讲内容的时间。
从编者胡颂平先生的叙述看，胡适演讲在一九三二年是确定无疑的，可有意思的是，《年谱长编》以及另两部权威的《胡适年谱》对实际的演讲日期，即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以及这天前后的胡适行迹均含糊不清，而胡适日记，对此却有较细致的记录。至于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协和医学校演讲“What is Philosophy？”的情形，胡适在日记中更是有大段，颇为详细生动的描述。
具体地看，上述三部《胡适年谱》对胡适的行迹少有涉及或有所误解处，主要集中于一九三○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如它们提到一九三○年夏，胡适赴青岛一事时，均说“八月初，赴青岛”，便语焉不详。这很可能是因为三部《胡适年谱》编撰时，相关的胡适日记尚无从觅及，故才会有此遗漏。现参照胡适日记，不难把胡适的行程描述出来。胡适是八月七日从上海出发，第二天中午到青岛，借住在时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的戏剧家、收藏家宋春舫家中。此次出行，主要是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顺便列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会议，并拟定和商讨了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人选、书目。胡适在青岛共住了八天，八月十六日离开青岛，十七日回到上海。
另外，三部《胡适年谱》都确认一九三○年十月左右“胡适在北平”，但说法上略有差异，且疏漏明显。《年谱长编》说，一九三○年十月胡适在北平，出任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这并无问题，问题出在下面的说法：“是月十日以后，先生到了北平”，“十一月初回到上海”（页九三四-九三五）。而耿氏《胡适年谱》较为笼统，只说：胡适“九-十月间在北平”（页一一七）。曹、季《胡适年谱》也有误。比如说，九月十二日，胡适“接中基会来函”，“此后他就到北京找房子，临时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页三八三）而回沪时间，则未予明确。
现据胡适日记，这一段史实也基本可以还原出来。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胡适接到协和医学校的来电，要他参加十月四日在北平召开的学校董事会议，这应是赴北平的主要目的，而为北归做准备（即找房子），应是顺便的事。九月二十九日，胡适乘轮船从上海出发，中泊青岛 、威海卫等地，因在青岛遇大风，耽搁了两天，十月四日方抵北平，董事会议因此推迟至二十一日举行。这次胡适在北平，共住了二十二天，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乘船返沪，三十日回到上海家中。
胡适日记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条，对当晚在协和医学校演讲“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的情况记录甚详，但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具引，现仅指出值得注意的两点。其一，是具体时间。胡适说，原定开讲时间是八点半，但因他早到了一小时，七点半即开始。这也是因为当天慕名前来的外校旁听者大量出现，“讲堂只可容三百人，而今天已不止千人了”，结果，预定的听众——在北平的外国人和协和医学校的外籍职员——反而被挤在礼堂外，不能入内。而与之有关的是其二，即使用的语言。原来演讲预定使用英语，现在显然不能照常进行。为照顾旁听者，胡适只好先用中文演讲，然后又用英语复述了一遍，而据胡适说，“听众居然很肃静”[ 详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二○○四年版，页三三一-三三二。]。
胡适所言并未夸张。因为其日记所附的题为《胡适演讲受欢迎》（Popularity of Hu Shih Shown in Lecture Here）的英文报导的“核心提示”显示，“胡适要讲话的当口，礼堂里已挤满了听众”，并且说：“胡博士恳求不懂英语的中国人让路，但无动于衷”。报导还说：“演讲计划八点半举行，可是，两小时之前，听众就被中国学生，大多数是当地国立大学的学生，挤到礼堂门外。”“礼堂前厅里挤进来的人，是前厅容纳量的一倍”，“礼堂走道和空地上刚加上的椅子也迅速被人占据”。
看到此情景，胡适曾向到场的中国学生许诺，推迟行期，从原定的十月二十三日改为二十六日回沪，其间再在北大演讲同一讲题（据《胡适演讲受欢迎》）。查胡适日记，他确实推迟了行期，可是，直到二十六日正式登船离京，都无有关演讲的记载。倒是一个多月后，即十二月七日，他在北大哲学系哲学会的欢迎会上，才再次提到了协和医学校的演讲。
据《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的报导，参加欢迎会的除了北大哲学系三十多名学生外，还有陈大齐（百年）和张颐（真如）两位教授[ 参见焦步青：《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六期，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二版。]。胡适在此次欢迎上的演讲词的完整版，则由另一名学生郭海清追记，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八期上。
不过，两篇事后追忆的报导和记录稿中有关胡适的言论，也稍有差异。综合起来看，胡适提及的“哲学是什么？”演讲引起诸多争议应是肯定的。不过，胡适此时仍坚持己见，认为科学将“征服”（conquers）哲学。然而，郭海清的记录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明显淡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胡适所谓“哲学关门”论。相关的记录只有胡适说的一句话：
诸位同学！要认清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许多当前急待解而未解决的问题，都待我们来解决牠，不要怕哲学的饭碗没有，哲学饭碗被人打破！[ 参见郭海清记录：《胡适之先生的演讲词——在本校哲学会欢迎席上》，《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八期，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版。]
但在焦步青的追记稿中，这一段则是：
我们研究哲学却不可因此而灰心，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思想是哲学家永远打不破的一个饭碗，因为牠是任何民族所必需的，上次我说饭碗，那不过是一种诙谐，却不知就有人当做我的罪状来攻击[ 参见焦步青，《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六期，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
再看胡适日记一九三○年十二月七日条：
上午到北大哲学系学生茶会，我答谢他们的欢迎词，略说，我希望少年学哲学的人能训练自己做思想家，想想当前的活问题。哲学家的店也许像我从前说的，要关门了；但思想家的饭碗是永远保得住的[《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页四一二。]。
胡适的“哲学关门”论，是他个人从中国哲学研究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表现，但对执着于哲学的学者，这样的说法，不仅是要端掉他们的饭碗，也给他们存在的价值打上了问号。哲学家金岳霖、“新心学”的代表贺麟以及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对胡适此说的不满，恕不再详述[ 可参见拙稿《从〈金岳霖回忆录〉看金岳霖与胡适的角色分歧》，台北：《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二○一二年五月，页一○九-一一五）]。这里仅介绍另一位同代哲学家张东荪的实时反应。
早在一九二三年科玄论战时，作为玄学派的一员，张东荪即有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发言，不同意以“科学人生观”代替哲学[ 参见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八年修订再版。]。从现存材料看，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在上海大同大学的题为“哲学的将来”的演讲，是胡适最早公开提出他的“哲学关门”论，随后他又在苏州青年会重申了这一见解。其实，一年后，胡适演讲的“What is Philosophy？”，不过是在“哲学的将来”基础上的一次扩充和延伸。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张东荪在同一所大学（上海大同大学）演讲“哲学之将来”，则明显是在和胡适唱反调。他还在演讲稿的基础上扩充、修改，写成“哲学之将来”一文，刊登在一九三○年《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上。而一九三○年十一月一日，也就是在胡适“What is Philosophy？”演讲的几天后，张东荪又在燕京大学作“哲学不是什么”的演讲，再次批评了胡适的论断。这后一篇演讲稿刊登在北京中国大学出版部发行的《哲学月刊》一九三○年第三卷第一期上[ 按：本期《哲学月刊》的出版时间与张东荪演讲时间并不匹配，演讲记录者说，演讲日期为“本月一日”，而从演讲内容上看，张明显是知晓，并针对胡适十月十七日演讲的。因此，本期杂志实际出版时间，很可能不是封面上标识的“十月”，而是十一月。]。
胡适“哲学关门”论的几个支撑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在哲学发生学上，是哲学与科学同源；在知识论上，是讲求精确；在方法论上，是科学的方法。张东荪的批评，不仅集中于这三个方面，而且还有进一步地发挥，直接批评了胡适信仰的实验主义。
对于哲学与科学同源，张东荪并不反对，但在他看来，同源而性质不同。即使同源，他们的表述也略有差异。胡适直接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 胡适：《哲学的将来》，收入《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页六三○。]。而张东荪则认为，古代根本没有区分哲学与科学[ 张东荪：《哲学不是什么》，中国大学哲教读书会主编《哲学月刊》，北平：中国大学出版部发行，一九三○年十月二十日，页三。]。既然没有比较，自然就不存在“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的”问题。但这样的消解并不能否认科学的力量，故张东荪也承认，在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宇宙论时期，科学胜利，哲学则失败了，哲学向科学“先让了一步”[ 张东荪：《哲学之将来》，尚志学会出版，《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年三月，页四九-五○。以下两段未另注者，均见此文。]。
然而，张东荪说，在第二个阶段，哲学变成了认识论，即康德所谓“先验的哲学”，而第三个阶段又转向价值的批判。但尽管有此变化，最后留下的“先验的妥当性”，却是哲学研究始终未变的课题。
对于胡适所说的“精确”，张东荪则主要强调“科学”本身的变化，即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到现在，“科学于实验便另取一种态度，就是不以实验为建立学说的根由，而以实验为建立学说的辅佐”。他说，“经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依靠“经验”，现在则是不悖于“经验”。这就不仅拆解了胡适有关“精确”在理论上的神圣性，也直接挑战了实验主义的立足点——“经验”。
针对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张东荪的回应，也是纯粹哲学性的。他强调说：“科学的方法，
就是逻辑的方式，这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方法。”但他也区分了科学与哲学在方法运用上的不同，这就是“科学是有方法的，而哲学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是求真唯尚上的，所以哲学不需要有预先的假设”。这明显又是在反驳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张东荪最后说，哲学的将来也是坚持传统的，不会有多大变化。主张哲学消灭的都是不明白哲学的性质。“凡主张只须有科学不须有哲学的人在我看来都是不明白挽近科学性质与哲学性质的人”。至于“对胡适之所说的哲学要死，也须要分析一下，不要完全信他的话！”[ 张东荪：《什么不是哲学》，中国大学哲教读书会主编：《哲学月刊》，北平：中国大学出版部发行，一九三○年十[十一？]月二十日，页五。]
以今之眼光看，张与胡之间的不同取向，也颇有些吊诡的意味。胡适以科学取代哲学，在当时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在此问题上，张东荪保守哲学的先验领地，是为了保持哲学的古典理想，反而成了理论上的现实主义。
胡适对张东荪的批评的响应，今尚未见直接材料，但从上述一九三○年十二月七日在北大哲学系哲学会欢迎会的演讲看，类似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其“哲学关门”论。过去常常以为，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知变化使然，其实，胡适思想中的启蒙因素，是先于认知变化而存在的，或可说，这是一个事先准备的梯子，让认知变化顺利地从空中落在了地上。
当然，胡适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中心地位也不因张东荪等人的批评而受影响，他的演讲也一向受欢迎，他自己也依旧对演讲时听众的反应相当在意。不过，从胡适日记看，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协和医学校的这场演讲，吸引如此众多的听众，也明显超乎他的想象。但如果了解胡适的经历，也就不难找到本场演讲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原因。
一九二五年后，“暴得大名”的胡适因出洋或在南方养病，大部分时间不在京城。一九二七年他受聘上海光华大学，翌年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而一九二八-一九三○年间正是胡适一生批评国民党政府最激烈的时段，直言抨击，无所顾忌，遂成一自由主义思想斗士。因此，时空的阻隔不仅不能屏蔽胡适的名望，反而吊起了北平青年学生一睹青年领袖、学术名家兼自由主义思想斗士风采的胃口。
胡适感叹说：“今夜的事出于意外，因讲题为‘哲学是什么？’无论在哪一国都不会引出多人来听的。”[ 《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页三三二-三三三。]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九○年。]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条附粘了两篇有关演讲的英文剪报之一，“胡适谈哲学——回归后的首次演讲”（“Hu Shih Talks Of Philosophy In First Lecture On Return”）是从The Leader（《北京导报》）上剪下的，报头上列出的日期正是“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按说，仅凭此一条，这个演讲时间应该已经确定无疑了。可是，《胡适日记全编》编者在这纸附粘的英文剪报下出注说：“原是粘附的剪报，……上端有‘一九三○年十月八日’，无报名”[ 《胡适日记全编》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一年，页八一六。]，同样的注释也出现在二○○三年版《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中，直到二○○四年，台北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出版，编者才更正为“十月十八日”[ 《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页三三三。]。这里有必要再引一段材料，证明前一时间的疏漏和后一时间的准确。
按常理，当晚演讲，有关报导第二天方能见报，那么一九三○年十月八日前一天晚上胡适在做什么呢？胡适日记十月七日条说：
到北海仿膳等叔永、莎菲。看月亮起来，清光逼人，南方只有西湖偶有此种气象。
……
饭后在湖边赏月，久坐后我们三人缓步出北海前门，登琼岛上的白塔，天无纤云，使人神往。
随后胡适还在暂时借住的任鸿隽（叔永）和陈衡哲（莎菲）家中津津有味地通读杨沧白（一八八一—一九四二，名庶堪，号邠斋、天隐阁）致任鸿隽讨论《红楼梦》问题长达三十六页的书信（以上均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页二九七）。可见，这一晚，胡适并没有演讲。
在《胡适谈哲学——回归后的首次演讲》的报导中，记者将胡适演讲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哲学’的概念”，“‘意义’的三要素”和“哲学变成科学”，其中引用的胡适原话，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胡适演讲的底稿。这个底稿并不难找，笔者发现，就是收在《胡适全集》第三十六卷“英文著述二”题为“What is Philosophy？”的英文存稿[ 《胡适全集》第三十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页四五八-四六七。]。但《胡适全集》“英文著述”的编者似乎尚无法确定此文的来源，故并未注明日期和出处。
实际上，这篇存稿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从两篇英文报导中找到。如第一段与《胡适谈哲学——回归后的首次演讲》报导中的第二段前半部完全一致。胡适在谈“哲学”的概念时说：
In order to provoke discussion, I shall begin by proposing my own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an attempt to thinking out certain perplexing problems, mainly those of life and conduct,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 and aiming at finding some general meaning capable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s.（试译如下：为了引起讨论，我先提出自己有关哲学的定义。哲学试图思考的主要是人生和行为等复杂问题，寻求其含义，以觅得能普遍应用的一般意义。）[ 英文原文见《胡适全集》第三十六卷，页四五八。]
这个段落也原原本本地出现在《胡适的演讲受欢迎》的报导中。但显然《胡适谈哲学——回归后的首次演讲》更忠于胡适的原意，也相对缓和，所以其最后一小节的标题是“哲学变成了科学”；而《胡适的演讲受欢迎》则不免夸张，直接用“科学征服了哲学”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当然，这个“征服”（conquers）,也不是记者的杜撰，胡适的演讲词中就有“科学凭借完美和精确的方法就征服了大多数哲学的领地”的说法。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叶青（任卓宣）撰写的“在哲学上的胡适”，先刊登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上，后收入在他的《胡适批判（上册）》中。叶青虽然嘲笑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胡适对“哲学”的定义，但认为，胡适在“What is Philosophy？”演讲中对哲学的新定义，“比从前进步的，是他认出哲学是存在于科学研究尚未到精确地步的领域这一点”[ 叶青：《胡适批判》上册，上海：辛垦书店，一九三三年，页四九六。]。有意思的是，坚持唯物论，并猛烈批判胡适的叶青在有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却认可胡适的主张。他引用并翻译了此场演讲中胡适的话，“哲学在最初像前科学，现在就成为科学了。哲学与科学真是一个东西底两个名字”，并评论说：“尽管有些哲学家说胡适是‘傻子’、带‘外行的态度’，但这个意见底前半段在大体的原则上，还是对的。”[ 同上，页五一八-五一九。]不过，就本文来说，也许叶青的赞扬和批判，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用了The Leader（《北京导报》）一九三○年十月“十八及十九两日”对胡适“What is Philosophy？”演讲的报导。这也是演讲时间为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的一个旁证。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胡适举家北上，次年一月，正式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胡适日记付之阙如，以上三部《胡适年谱》对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行迹所记大同小异，但受材料所限，均比较简略。此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民族危机成了胡适关心的现实主题，也促使他进一步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他主编《独立评论》并发表若干时评外，继续撰写《四十自述》。而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老友陈独秀在沪上被捕，胡适遂开始了营救工作。此为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大致经历。现在也没有材料证明，这一年十月，他再次就“哲学是什么？”发表过公开演讲。
因此，胡适题为“What is Philosophy？”的英文演讲的时间应为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十九日”。
（原刊台北：《传记文学》2013年第11号[第103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