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辛亥革命”已近百年，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仍在争论不休、反复拉锯不同，早在十几年前，这场革命在某些学者那里就成了理应告别的对象。1其实，无论就辛亥本身的历史过程，还是其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巨大符号而言，告别本无从谈起，之所以能谈起，恐怕是因为我们自觉已对其了解够多，不过这恰恰要打上一个问号。问号的产生不仅仅在于尚有不少“辛亥革命”中的具体人和事留有空白需要填补，更重要的乃是不少关于“辛亥革命”的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充分厘清，部分论者将这些问题归类于空洞的宏大叙事，亦有一些论者坚持它们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在笔者看来讨论若纠结于此，双方所能获得的成果恐怕都无太多的学术增量。因此，笔者希望能以“再历史化”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再历史化”指的是我们以往关于“辛亥革命”影响、性质、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与今天相比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毫无价值，可以弃之如敝履，相反我们要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进而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辛亥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
一、“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
“辛亥革命”研究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环节，对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已有非常大的成绩，比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部分；大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各地“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纪念即出版的文史资料，以及武汉、上海等地整理的各类“辛亥革命”史资料。2不过这批史料的局限也相当明显：第一，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尤其表现在众多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往往多选择能够呈现“走向革命”、“支持革命”等面相的材料，而无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了那些“不革命”或“不那么革命”的材料。第二，在选材的视角上多关注官方档案、报刊，而对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材料选择较少。第三，整理、选摘总难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相较前辈学者，我们目前的资料条件无疑要优厚得多，尤其是近二十年可供研究辛亥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大量私密性材料的出版，像日记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及即有恽毓鼎的《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叶圣陶日记》(收入《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锡彤的《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謇日记》(收《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朱峙三日记》(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11、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02、2005年版)、《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放的谭延闿日记、《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严修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尚在出版过程中的《徐兆玮日记》、《历代日记丛钞》中的相关日记(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书信像《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一批比较重要或难见的报刊的影印出版或再版，像《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时报》(线装书局2008年版)、《益世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新民丛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清议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国风报》(中华书局2009年版)、《民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最后则是近年来各地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文献的大规模电子化，还有不少由单位、企业开发的数据库产品，如浙江大学中美百万册图书合作项目，国家图书馆的民国书报数据库，上海图书情报公司开发的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开发的各类相关数据库等。
以上三类材料为“辛亥革命”的史实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再分析和诠释“辛亥革命”的老问题有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量材料直接影印出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让我们能够不断发现和修正基于选择性材料上的辛亥革命老问题解读中的一些疏失。
第二，私密性材料提供给我们不同于报刊、回忆录等以往常用资料的另一种视野，“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几乎可以按月按日排撰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心态的变化”3，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辛亥时期那些具体、细微、丰富、多歧的历史情境。
第三，大量材料的电子化为“辛亥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意义上的排列分析等，不少以往棘手的难题现在有了新的解决途径。比如，我们过去要了解清末民初一种思潮或者说法的流行程度，必须要依靠长时间的寻找、翻阅、摘抄各种史料才能有一个大致的，且不甚牢靠的估计，但如果数据库收录的史料量足够大，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作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估计，并能了解其出现、扩展、流行乃至低落的一个时间线索。
二、“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与通贯史事
有了新的史料基础，接下来就出现了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性质、成败的基本历史评断很多是从“后见之明”出发而产生的，比如至今不少研究者仍把辛亥革命归结为不彻底的革命，而其不彻底的很大原因是革命竟然让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之后他非但不坚持共和，还做起了开历史倒车的皇帝梦。这样的逻辑看似条清缕顺，也可以找到不少史料来佐证，但却和历史的真实情境并不是那么接近。李大钊在1912年评价袁世凯道：
袁项城之事业历史，在武汉起义之先，公使也，总督也，军机大臣也。处前清专制淫威之下，欲建悠远重钜之事业，固必须出以机警深稳之手段，操纵捭阖，虽不能尽人尽地而施，然有时为成功之捷径。要箸所需，容有不得不施者。小儒动持小信小义，立人之背后，而斥其长短，此其眼光只可论白衣秀士王伦耳。……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倾。虽曰时势造英雄，前后所遭遇之时势，固有异同，然其举大任于风声鹤唳之时，外为急进志士所摩齿唾骂抨击，欲得而甘心，炸弹日环伺于侧，生死至难决定；内为宗室强要所扼防，深忌缧绁在身，时有不慎，则必至举国以殉，而民国亿兆同胞胥断送于万劫存亡不可知之数。内患外迫，至难捉摸，稍纵即逝，卒能从容布置。千难万险，合南北而一之，螎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得至于今日者，袁项城之所以为袁项城，固自有在，常智又乌足以测之？复仇云者，胁迫云者，举为井蛙梦呓之语。旋乾转坤之业，固非按部就班者所能达也。往事既如此矣。民国之经营搆设，亦非袁项城之大刀阔斧，无由荷其负担十年……诚如孙中山所道：揆诸人心国运，袁项城所以自效于国，与其所以自待，人之所以望袁项城及其所以望袁项城者而望之于国，俱不难昭然若揭。……俟我民国之袁项城，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最后之一日。尔所谓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克伦威尔之热心魄力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华盛顿之德量信念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4
这番对袁氏赞赏有加的评断并非孤证。《时报》上的文章就说:“袁贼世凯未出山以前，非人目之为英雄耶？及助桀为虐而假面具揭破，昔之崇拜者自知迷信后悔无及。然今犹有一般人迷信袁贼者，竟梦梦不醒一至于此！”5此说虽从反面立论，却可说明当时与李大钊持相同看法者不在少数。即使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顾颉刚仍观察到“一般社会”皆以为称帝是“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6陈独秀也承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7许啸天在1926年出版、到1949年止重版近三十余次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中则说袁世凯是“民国的第一个雄才”，“政府里一点也不曾残缺，真是整整齐齐，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时，有这种气象。民国在这时，很有些太平的气概”。8在这些说法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很复杂的帝制解体后“秩序”如何重建？当时具备哪些可能性？以及为何某一种可能性最后能脱颖而出的问题。类似的大问题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许多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其进路则在于对既有答案的去熟悉化和通贯史事9，兹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辛亥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问题，此问题带有的重视“普通民众之历史”的倾向本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当下中国思想观念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正在于较少去追问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思想观念有没有“深入人心”？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以往在此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将史事倒放电影的倾向过于严重，我们通常低估了当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程度。王奇生的研究就指出“民主”主题词(包括德谟克拉西、民权、民治等)在《新青年》中出现频率极低，而之所以在通常认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调的五四运动中出现此种现象，恰是因为从晚清开始民权、立宪、共和等话语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是不必多谈的东西。10这个判断极富有洞见。它提示我们，虽然学界已经对清末立宪运动，民初的建政努力，政论报刊的宣传，白话报刊的功用，下层启蒙的状况等课题做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有几个面相仍然是缺乏了解的。
第一是科举改革对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对于清末十年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多注意的是报刊舆论这一层面，而较少关注1902年科举改策论这一层面。其实从时人的记述看已明显透露出科举改策论后从考题到应试风气的大变化。黄遵宪就说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之言论已进入了“大吏之奏折”和“试官之题目”。11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更是在七月初二日((1905年)刚读到五月初的《申报》，得知俄国舰队惨败于对马海峡。七月廿二日就把此事放进了童生考试的策论题电云:“俄国波罗的海师船又熠于对马峡，海军两次失律，势难复振其陆军，能否延续战局策。”12而在考生一方，所谓“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时文非试帖，新闻之纸东洋书，叠叠重重堆满箧，腹中学此间接挟”13。在湖北士子朱峙三眼中，新书报就是“科举利器”。14亦有记者在江苏泰州调查报刊销量时发现，当地士人阅读报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岁科乡试之抄袭”15。正是有了这样的上下呼应，虽然大多数士子并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学知识中所包含的精神和义理16，但却能借助应付考试的普遍性和获求功名的进取心，形成新学包括民主、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的持续动力。如朱峙三的塾师在科举改策论后就会出“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这样的题目让他们练笔。17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关注《清代硃卷集》，各省留存下来的乡试录，各种报刊，书商为盈利而汇编的策论集，时人日记、回忆录中留存的考题、答卷和阅读体验来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18
第二是学堂建立的衍生效应。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为财政困难、人员混杂和新政骤兴，很多学堂面临着“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窘迫局面。19地方社会对学堂也是爱恨交织，一面对新学抱持很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因素而频发毁学风潮。但学堂取代科举作为一项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应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观念的传播上。从较长时段看，由学堂开始的观念传播和城市中新兴起的各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未因学堂处境的窘迫或毁学风潮的频发而受到太大影响。万千学堂首先带来了教科书买卖的勃兴。
20是时凡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的教科书都会出现不少与民权、立宪乃至共和相关的课文，“辛亥革命”后积极向“共和”靠拢的各种订正版本中的课文里此类内容则更为普遍。它们凭借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巨型出版社的资本力量，随每一所中学、小学乃至私塾的采用而拓展其被阅读的次数，又在教师的教案设计和临场发挥中不断推陈出新，并保持了一版、二版乃至数十版的不间断性。21跟随教科书之后的还有围绕学堂运作而产生的各种商品，如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帮助学习的药物、开展校内活动的参考读物、阅报室里的新书报等都成为了当时民主、共和观念传播的上佳孔道。以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为例，广智书局在“学堂奖赏之良品”的广告中就包括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和《福泽渝吉谈丛》这样的书。22包天笑则回忆他的小说《馨儿就学记》销量达到数十万册，这是因为“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23。《馨儿就学记》是一本作者自认为“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的书，但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尤其是“开小国会”一章，就会发现其中有多强的民主、共和观念的痕迹：
雏国会者，盖国会之雏形也。除学堂中女学生及幼稚生外，悉来会。已而女学生合群争之，欲得参政权。校长排解之，以我国尚无女子参政权，乃得列旁听席。开会于本学校之最大讲堂，俨然一小国会也。
……至第四议案，而质问之声四起，盖此为保护劳动者之问题也。久之亦遂通过。第五议案则为议会中出色之大问题，盖改正通行之刑事诉讼法也。此时议者纷纭，会场中声音骚乱。议长急按铃镇定之。于是法部大臣冯道善起谓：吾政府久望此刑事诉讼法全部之改正也，非一日矣。故今先以该法律中之一部之改正提出于本议案。勿令有蹂躏人权之恐，并考察世界先进各国之近状，以为改正之企画。愿议员熟思之。斯时政府反对党之急先锋赖广照起言：诉讼法改正案之无理由，并肆诟政府之无能，进步党亦蜂起辩论，其结果乃以多数可决。
第六议案为增加农工商务部经费案，人声骚然，群言先听政府之报告，于是农工商部大臣田振实起言：欲求政务之进步，先计实业之发达，而吾部中每岁经费仅四十八万圆，是实不敷展布。保守党议员张衡极力反对，谓：政府徒糜巨款，而民间产业实未发达，且并无提倡之功。进步党议员江运同驳辩之，谓：吾辈当审查事实，不能事事挟破坏主义以反对政府。已而政府委员长请以此案付委员会审查。
……第七议案为添练陆军事件。陆军大臣周邦杰报告甫毕。保守党人群起为剧烈之反对，斥为穷兵黩武，不顾国民之负担，斯时反对者占多数，此议遂否决，一时欢声雷动。
第八议案为设立商科大学事件，先由委员长报告委员会否决之旨，且云:吾国已有南洋商科大学及农工商部所设之商科大学，及度支部所设之专门理财科。其余私家及公立之高等商科亦复林立，何苦复设此商科大学为？此时保守党中复有多数人之反对，乃起而演说，互相辩驳，终得多数否决。
……至第十议案方提出时，而保守党之急先锋赖广照忽以紧急动议提出议院不信任政府案。谓现今之内阁内政徒事弥缝，外交亦失机要，国家之前途大可忧虑，我辈今日决提出不信任案。此时议场中方有倦意，至是又精神一振，而保守党之气焰益高。
总理大臣高景明在此鼓掌、嘲笑声中登坛言曰:外交不振，乃前保守党内阁之责也。吾内阁任事仅四阅月，夙夜思挽回前内阁之失政，以计外交之刷新与内政之进步。盖以休养民力，一意发达产业为主义，上承主权者之付托，下洽多数国民之企望。吾内阁殊无一点不信任之理由。惟恐一入盲人之眼中，纵有灿然电灯之光，亦黯然如无睹也。斯时各部大臣亦群起为辩护现政府之足以信任，以诉于公明之各议员。
斯时议员右席中群呼议长、议长，盖保守党中争欲得此发言权。而会场中一时亦微露骚乱之状况。忽焉议场中之视线群集一处，则一黄色之书函自总理大臣移诸议长之手，于是杨议长以严肃之态度登坛曰:本议长顷奉解散议会之敕令，愿在场诸君遵奉此诏。遂朗诵诏敕。诸人咸三呼万岁而出。时正午后六点十分钟也。24
第三是“辛亥革命”前后流行的一些当时包含着民主色彩的流行说法如“国家如公司”论等，因其并不反皇帝，且其滥觞者如梁启超在后人心中变得“赶不上时代潮流”而渐渐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当时其实相当深入人心，在《新民丛报》第四号梁启超《新民说》的“国家如公司”论的边上，毛泽东就曾写过洋洋洒洒的批文。25广东一学堂学生的作业中也有明显受到“国家如公司”论影响的痕迹:
国者非一人独有之国，乃人民公共之国也，何则一国之中如一大公司，君乃公司之司事，官乃公司之伙伴，民乃公司之股东。国民者应尽国民之义务，则纳税当兵之类是也，今中国人不知自己有国民之义务，又或知义务而不知权利，以为国乃皇帝之国，财乃皇帝之财，自己并无与也，观泰西文明诸国，每欲举一世事，必由上下议院议定方可准行，比之中国则有天渊之隔矣。吾辈尚不发愤而造一新国乎？26
最后则是不少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如用于宣讲普及的小册子、学堂的补充读物和报纸副刊的相关余兴文章等都是了解时人如何去理解并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好材料。有人在报纸副刊上就作文说:甲乙二人讨论何为共和?甲说:“共者与世界各国同此政治也，和者以后能与各国皆玉帛相见永无争战之谓也。”乙则说:“共和国指中国而言，非合各国而言之也。共者一切财产与众共有之谓也，和者无贫富、无贵贱、无智愚贤不肖，互相和好，彼此无意见之谓也。”在作者看来甲说合于大同主义，乙说合于社会主义。可见时人对共和的理解实有比较多元的方式。27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将共和曲解为共妻、打麻将一同和牌、剪辫后共做和尚等来戏谑博嗤，更有甚者认定一副麻将牌处处为建立共和之吉兆，如万子、同子、索子合在一处就代表四万万同胞响应甚速(“速”同“索”)，通心合力建设共和国。以上均可略见当时大众文化是如何来理解和接受共和观念的。28
第二个例子是“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这样的问题。以往讨论曾给出过很多答案，诸如全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满革命、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失败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等等，同时这些答案又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29因此我们是否能改变提问的方式，从“辛亥革命”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入手，把问题置换成: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性质从1911年开始形成了哪几套叙述?这些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怎样竞争?这样的提问方式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研究时段局限在清末民初，而是要通贯史事，从较长的时段去考察作为概念、知识、记忆的“辛亥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关“辛亥革命”成败和性质的叙述形成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权力关系的操纵，各类政治、文化力量都参与在它的建构过程之中。30概要而言主要有四股力量。31最早为“辛亥革命”界定性质的著作出自日本。中岛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里就说革命要使“一切旧物破坏之，荡灭之”，而“支那派”之革命“无一刀两断之勇”，“无一气猛进之慨”，可谓“无精神之革命，不彻底之革命”。如从我们今日对辛亥革命的一般判断出发，这段评说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只要把他那本书通读一遍，就会图穷匕现地看到正因为“支那人无共和国民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日本才必须要实行“东亚孟禄(Monroe)主义”，以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这套论证逻辑被李大钊曾逐段驳斥过，而作为中日对于“亚洲主义”观念的一次较重要的交锋目前却少见有人提起。32
日本人之后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和其追随者们，他们同样也认为辛亥是无精神、不彻底之革命。从时人回忆看新文化运动巨子和其追随者之言论的影响还相当的大。一个1916年才出生，连二次革命都未见过，称帝、复辟时尚在襁褓之中的学生就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生在有总统的时代和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什么大差池，真的革命还是在欧战期间展开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33
再次是国民党，国民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解说一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总是希望证明“惟己独革、惟己最革”，强调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先行者、主力军和领导人的作用。第二，以孙中山为革命图腾，以支持和反对孙中山为标准书写从清末、辛亥到当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第三，建立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民族革命)之间的勾连与区别，在区别里尤其突出革命的阶段性，进而推导出和前述相似的结论:辛亥革命无精神，不彻底。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其重要理论阐释者之一的胡汉民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辛亥革命”以后，不应该容留反革命的势力存在，而不予铲除，让它潜滋暗长起来，于是破坏了革命势力，而革命之功于是未成。二，“辛亥革命”以后，党员不能十二分信仰总理，对于总理的主义、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实行，总理的一切大计划既不能实现，于是民国空有其名，革命只做了破坏而没有做建设，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三，要怪到国民的不觉悟、不负责了。34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成败、性质的判定又受到无数个人的感觉、情绪和记忆的影响。这些感觉、情绪和记忆当然与前面所说的权力关系有关联，但也同时源自于每个人在辛亥期间差异甚大的生命情境。对时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重大变故，20世纪20年代初就有人借一个叫“徐生”的自传回忆到:
辛亥那年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在那年八月以前，任何明眼人，也看不出有革命的事来。就以此次学部考试而论，报考的人数，实在比往年多好几倍。他们官袍带履，翎顶辉煌，俨然皆以宣统朝辛亥科新贵自居。他们绝不知道革命党的消息，而且也知道革命党不能成功。因为那时君主立宪很占实力，所以这些留学生，不去作革命事业，一个个挺高兴的，都到北京来考试，谁知在考试期中，武昌的噩耗便传来了。大家跟做梦一样，也不知怎回事。不过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便在这革命声中，勉强考完，还在内阁里验放一回。那天老早的大家都在太和殿前面聚齐，得中的新贵心里任是怎样难过，也不能不作希望之梦，到紫禁城里来面君，却也怪，这庄严灿烂的皇宫，不知怎的，一点威严也没有了，不论那里，都仿佛阴阴惨惨的。康雍乾三代的文治武功，深仁厚泽，也救不了末代子孙的劫数。此时宣统帝正在冲龄，不能临朝，所以派了八堂王大臣恭代。我们六七百留学生，分十人一班，传进内阁，中设宝座，各王大臣都分左右站着。我们十人一班，唱名而进，不免向宝座一跪，称臣的称臣，称奴才的称奴才。各人报了各人的履历。我是旗籍中人，不免称了一声阿哈。某某，年龄多大，满洲某旗人，然后随班退出来。验放已毕，大家退出，九月初五日，皇上下上谕赐给大家举人、进士等等的出身，这道上谕，是爱新觉罗皇帝对于全国所颁的第末一次行使完全权力的上谕，以后都是被逼还出得了。留学生考完之后，清朝的运命已然告终了。35
正因为革命来得太突然，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流动统统被彻底打乱。尤其是那些知识人，他们既是革命成果的分享者，但也承受着革命带来的苦痛，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或书写着革命正统的历史，或是重新被挖掘出来丰富革命叙事。这里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条线索:第一条是如毛泽东、叶圣陶、瞿秋白等农家子弟、城市平民和所谓“破落的士”的家庭中人，他们对革命有高涨的参与热情，但又因参与革命却没有能改善自己的边缘地位而对革命感到失望，他们笔下的辛亥革命就会浮现出种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迹象。第二条是吴宓等如不发生革命有着较好前途的知识人，他们因为辛亥期间不那么愉快甚至惨痛的经历，而对暴力和离乱有着深深的恐惧。在他们留下的材料里处处可见到对辛亥乃至历次革命中另一面的记载和省思。第三条是从口岸文人到鸳鸯蝴蝶派的那批活跃在上海报馆中的知识人，他们以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等为温食之所与安身立命之地，
为迎合读者的口味和表现自身既尊西崇新、又不乏旧文人趣味的立场，他们通常以嬉笑怒骂和杜撰戏说的方式来书写革，因此在那些报刊里会出现各种辛亥的野史、惨史、外史，亦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里留下了革命原来如此的印象。36第四条是那些满人、遗老，他们本是革命中的失语群体，但当下的研究对他们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37这批失语者的重现所展示出的辛亥之历史在基本面上就是一次充斥着动荡、邪恶、黑暗与血污的鼎革过程。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群类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生命情境差异甚大，但由此而产生的对于辛亥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在一些层面上却有着吊诡的一致性，这也是何以辛亥革命不彻底、无精神的印象会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重要原因所在。
去熟悉化也好，通贯史事也罢，将“辛亥革命”的重大问题“再历史化”究其实质是希望以它们为切口来揭示中国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多重面相。这里的关键在于厘清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是辛亥造成的变化究竟有多大？罗志田即指出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说其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无疑是名副其实的。38时人则多用“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39、“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40等来描述辛亥之变的巨大。这样的转变使得至少已绵延一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几个建制性凭借如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等在革命前后依次倒台41，只不过当时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至今仍未结束，时人因为距离太近未必能看清“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后人又因各种原因而努力把辛亥革命殊相化，不愿承认其影响而已，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里定位“辛亥革命”？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不过相隔三十八年，而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急速变化的一个时期，革命既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其不可小觑的动力。这个过程由辛亥革命启其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收其尾，因此辛亥革命既具备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从共同特点看，由辛亥革命开始，革命的进程即相伴着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这些因素在国民革命中被继续发扬光大，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更是能集其大成。
而从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看，首先，“辛亥革命”受到国际形势的制约。现代型的革命一方面要解决执政群体自身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如任何类型的政权更替一样从秩序重塑和利益再分配入手，解决新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要应对上述问题，除了执政群体自身的成熟度外，国际形势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自身意识形态灌输还是秩序重塑、利益再分配，“辛亥革命”都没有获得或争取到一个与其建政相匹配的国际形势。这里有三点可供讨论，一是辛亥革命前后列强对中国态度的基本一致性是当时中国难以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重要原因。二是日本1905年后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其成为中国外部最大的威胁和内政的搅局者。三是袁世凯政府丧失了利用如“二十一条”危机等重要时刻的机会来建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之对照，1949年后，中共成功利用了冷战的国际形势，通过抗美援朝运动为新中国的建政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
其次，“辛亥革命”受到基本技术环境的制约。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都依赖基本的技术环境。基本技术环境发展到何种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深入程度。辛亥最被人诟病的总是它未能很广泛地搅动下层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由此种看法而塑造出的一个典型。但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亦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阿Q的影子也一样不少。在1949年的苏州城里，一个小报文人就观察到这样的场景:
六时晚饭后，妻劝我看夜场，夜场是招待学生家长的。到了一看，原来是叫做“庆祝……联欢大会”。开会后，有唱国歌一节，众人中还有没弄分清，居然唱起“三民主义……”来的，幸而台上赶出一位先生带头，才更正了。也可见到现在民间懂得政治上变迁的实在太少了。42
无独有偶，在1949年的北京，会有人会告诉一位美国学者说“美帝”指的是“美国的皇帝”。这位美国人还发现开群众大会时，若发言人声音不够洪亮，就会被淹没在“越来越响的婴儿啼哭声、孩童们的吵闹声和妇女们的拉家常的声音之中”，而一出现扭秧歌等文艺节目情况就立即好转。43这些例子说明，对阿Q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重新塑造他们的观念乃至感觉世界对历次革命都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任务，但基本技术环境的变化会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辛亥年间的阿Q们听不到无线电，不识字，亦买不到报纸。电影才刚刚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零星出现，在绍兴城连书铺也不过只有七八家。44他们如果要进一趟城仍靠一双肉足，自行车无可能买或借，更不用说汽车。但到1949年，前述的那位小报文人能听着无线电，学习歌曲“诞生了新中国”45，还能在暖和的午后去看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影片展览会，在见到解放军各次战役照片后会突然发觉：
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难怪江南底定后，直下闽广矣。46
可见基本技术环境的改变实与是否能够成功、有效地发动群众息息相关。
最后是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场革命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有些结构性因素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不是来一场革命就能改变的，而这些恰恰对历史有着长程和决定性的影响。日人宇野哲人在1918年为《中国文明记》修订版作“序”时即说：
予游中国，已是数年前之事，书中所录均是当年之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与目下日新月异之中国，特别是革命大业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今日之中国，或许已经不合适。然而中国国土广袤，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之上，旧态依然。47
《东方杂志》里一篇西人的文章也谈到：
中国此次之革命……探究其内容。则革命之地点。殆限于极东之一部。北至张家口。南至广东。中间曾被革命之城市。几可以一直连线贯之。如汉口者，即此直线所经过之地也。而其距离海岸。殆与伦敦之离因佛纳斯相等。由汉口而下至杭州。其地又为海岸之入口。此其故何在哉。亦交通之便与不便而已。彼北方之张家口及北京。交通之路甚多。而内地则甚少。除扬子江、运河、及其余诸水路外，如京汉铁路，杭沪铁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及其连接青岛之支路，与其它待筑之铁路，殆皆以东部为限。故革命之运动，亦以东部为盛。虽内部诸地，间有为独立之革命者，而谓中国人民，其六分之五，与革命无关，且与其他之改革事业无关，则非过言也。48
上文一方面再次证明了交通等基本技术环境对于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是城市里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口岸与内地、中央与地方不断分裂所造成的。之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可能是乡村里的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内陆革命，但其肇因恐怕同样也是现代转型进程中在中国之大的结构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分裂。而且种种分裂至今仍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正是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着眼未来的起点，百年真得并不太远！
注释：
1.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告别革命”论之内在理路的重大缺陷可参见邹谠:《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8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2.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载《新史学》（台北），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
4.《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81—28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冷眼:《破除迷信》，见影印本《时报》第46册，第241页。
6.《顾颉刚日记》，第1册，“1919年1月10日”条，第5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7.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许啸天著，施济群评:《全本绘评清宫十三朝演义》(下)，第5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关于通贯前后史事，章开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3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1.黄公度:《致新民师函丈书》(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 册，第4956、4976 页。
13.江北解嘲人:《癸卯汴省北闱乡试新乐府十首》，载《江苏》，第8期，第146页。
14.《朱峙三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条，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 辑，第337 页。
15.《泰州报纸销数调查》，载《警钟日报》“地方新闻”，1904-11-17。
16.恽毓鼎即说：“大约二场五策(西学策)不难于征引繁富，横使议论，而难于谨守问义，扼要而谈。如前之说，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如后之说，则非确有见解不者不能，间发名论，莫非心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光绪廿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条，第220页〕。
17.《朱峙三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条，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 辑，第335 页。
18.对此章清、刘龙心已有很好的研究，但开拓余地仍甚大。参见章清：《“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均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
19.参见马自毅:《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载《史林》，2002(1)。
20.参见Joan Judge(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载《新史学》(台北)，第12卷，第2期(2001年6月)。
21.蔡元培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署名蔡振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笔者所见共4册，第一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宣统二年二月四版，第二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宣统元年十一月三版，第四册光绪三十四年春月初版，第五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署名蔡振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一册在1912年5月是第9版，署名蔡元培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一册1912年5 月初版，到1919年8月已是第12版。这本书的内容从清末到民国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22.广告，1904-12-06，载影印本《时报》，第3 册，第210页。
2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8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4.天笑生:《馨儿就学记》， 第139—143页，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3 期(1909年)。
25.李锐:《恰同学少年———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56页，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
26.梁忠(汉英文第二年班):《解国民》，第25页，载《岭南学生界》，1904(7)。
27.《共和解》，1912-03-06，载影印本《时报》第47册，第378页。
28.病羊:《麻将新语》，1911-12-18，载《时报》影印本第46册，第331页；劣鬼:《谈见闻》，1912-03-11，载《时报》影印本第47册，第428页；胡劣鬼:《共和新解》、《笑谭两则》，1912-03-28、1912-04-15，载《时报》影印本第48册，第12、228页。
29.相关讨论可参见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3。
30.关于此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李翔:《“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12)；何广:《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 (1912年—1949年)》，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1)。
31.笔者清楚地知道下文提到的每种力量中对辛亥成败与性质的叙述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相当的紧张性和复杂性，但本文只是想引出并概述这一问题，对相关文本的更细致分析将有待另文展开。
32.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第42 、43 、47 、54 、62 页，鸿文堂，大正二年。李大钊前引书第260—549页。
33.《杜深如烈士日记》，“1938年1月2日”条，第4—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34.胡汉民:《我们如何纪念国庆》，见柳宗浩编:《革命纪念日名人演讲集》，第164页，上海，世界书局，1931 。
35.(穆)儒丐:《徐生自传》，第20章，小说栏，载《盛京时报》，1922-12-12。
36.如有雪莲女史原著，江都李涵秋润词:《雪莲日记》，载《妇女杂志》，第1卷第7号至第12号，第2卷第6、7号；枕亚:《革命惨史——白杨衰草鬼烦冤》，载《小说丛报》，第11期(1915);竞存:《革命外史——崇拜英雄》，载《小说新报》，第1年，第1期(1915年)；《五分钟之爱国心》，载《小说新报》，第2年，第8期(1916年)；墨隐生《革命外史——美人心》载《小说新报》，第6年，第5期(1920年)；《革命外史——紫兰女侠》，《紫罗兰》，第4卷，第1—24期连载。
37.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6)；Edward J.M.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Pamela Kyle Crossley，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8.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4)。
39.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1912年2月12日”条，第3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4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壬子正月二日”条，第316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41.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4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42.蔡夷白:《心太平斋日记》(上)，“1949年10月3日”条，第29页，载《苏州杂志》，2002(2)。
43.[美] 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第172 、195页， 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44.绍兴府城1902年左右有书铺七家，为特别、万卷书楼、墨润堂、会文堂、聚奎堂、奎照楼、永思堂，分别坐落于轩亭口、仓桥街、水澄桥、大善寺前，规模平常者五家，极狭者两家(《绍兴府城书铺一览表》，载《浙江潮》，第8期，第181—182页)。
45.蔡夷白:《心太平斋日记》(上)，“1949年10月4日”条，第29页，载《苏州杂志》，2002(2)。邓之诚日记则说:“夜听广播，毛主席当选中央行政委员会主席，掌声、万岁声雷动。”〔《五石斋文史札记》(二十八)，1949年9月30日条，第120页，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3)〕
46.蔡夷白:《心太平斋日记》(下)，1949年11月19日条，第76页，载《苏州杂志》，2002(3)。
47.[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修订版序，张学锋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48.[美]史密斯:《论中国之革新现状》，钱智修译，载《东方杂志》，第9 卷，第6 号(1912 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