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一个出版社和一所大学，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事业，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化。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商务与北大，几乎同时在十九世纪末诞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新文化的生产基地；而商务，则是最重要的知识流通空间。
商务与北大，在近代中国携手合作。然而在一百年前，以北大为背景的《新青年》与以商务为背景的《东方杂志》，有一场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过去一直被视为新旧思想的论战，但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场近代中国两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较量，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启蒙的大旗，从清末新派士大夫转移到了“五四”新知识分子手中。
陈独秀与杜亚泉，原来都出自同一个启蒙大本营，为什么到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会发生分裂？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新知识分子代表的话，那么，杜亚泉，毋宁说是清末新派士大夫的典范。我将这群人称为旧派中的新派，他与同龄人（一八七三年）梁启超一起，在清末民初领启蒙风气之先。到了一九一七年，面临《新青年》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强劲崛起，他们变成了半新半旧的人物，被罗家伦嘲笑为：“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然而，正是杜亚泉这些“旧派中的新派”所坚守的启蒙立场，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他们像法国的早期启蒙家蒙田、帕斯卡尔一样，寓新学于传统之中，以“接续主义”的态度，将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接续起来。较之“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决然了断，更有历史的深度。
一 “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气质
我在“六代中国知识分子”分析框架中，提出晚清知识分子与“五四”知识分子在出生年代上的差别，晚清一代出生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八〇年间，“五四”一代出生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五年间。年龄的差距，在清末的大变动年代，不仅是历史境遇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知识差距和气质有别。
商务和编译所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晚清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一八六七）、蔡元培（一八六八）、高梦旦（一八七〇）、夏瑞芳（一八七一）、杜亚泉（一八七三），这群人年龄相差只是六岁，属于同一代人。
杜亚泉乃秀才出身，江南得风气于天下先，一八九五年以后即无心科举，热衷新学。他与同龄的梁启超不同，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喜欢以“艺术”（科学技术）救国。他说：“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达。”从一九〇四年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的各类自然科学辞典、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不下百余种，早期中国的科学启蒙，杜亚泉是当之无愧之第一人。
倘若杜亚泉仅仅是编译科技西书，那么他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洋务人才。然而，他是商务早年元老当中，除了蔡元培之外，最具有士大夫情怀和敏锐时政意识之人。其老友蔡元培对他所知最深，在杜亚泉去世之后，如此评价：“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
蔡元培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根据哲理”，二是“指导个人、改良社会”。杜亚泉秉承儒家士大夫的理性精神，一生纵论国事天下事，皆是从学理出发，以哲观世，以理论政，即使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之中，面对论敌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也不亢不卑，循循说理。启蒙运动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部分歧，从气质而言，如果说新派知识分子陈独秀表现出一种浪漫的思想决断的话，那么老派文人杜亚泉则更多地延续了儒家士大夫温雅的理性传统。
同为清末最后一代新派士大夫，继承公羊学传统的康有为，其兴趣在政治，而梁启超游离于政治与社会、改制与启蒙之间。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同人，则始终坚守“指导个人、改良社会”的民间立场。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杜亚泉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集权都是怀疑的，他一生的思想可以用两个“主义”来概括，文化上采中西调和的“接续主义”，政治上是社会自治的“减政主义”。他所致力的，不在政治制度的鼎革，而是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指导个人”以改造人心，“改良社会”以奠定共和基础。
作为一介布衣，杜亚泉心系的却是家国天下。在绍兴老家，他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了上海，主编《东方杂志》，又纵览海内外大事。特别是“一战”期间，杂志对欧洲战事的报道和分析，在国内独步天下。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改版，最大变化乃是基于真实与知识的全方位报道，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家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容于其间。他无意政治实践，但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大趋势，一直有敏锐的观察。他的文章能够跳出表象的时政分析，以丰富的学理和历史知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分析天下时势。有距离感的关怀，让他的时论具有了时间的穿透力和深邃的历史感。
杜亚泉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命运无法离开世界大势独立发展，欧洲发生的一切，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前景。从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开始比较东西文明，从全球文明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时代共性，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不是从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的特殊国情来想象中国的未来，中国不能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世界文明演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方向。虽然杜亚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观点有分歧，在中西文明是否可以调和上有严重对立，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继承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他们都是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批具有天下主义情怀的爱国者。
二 杜亚泉与陈独秀的分歧：保种与保教
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性、人文性杂志，从中年知识精英到年轻学生，通过阅读《东方杂志》了解世界、吸取新知。然而，《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东方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地位。
陈独秀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九一七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是两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原先同属于启蒙阵营的两代人，如今要同室操戈，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要挑战老一代“旧派中的新派”，抢占启蒙的话语权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气势汹汹的责难，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陈独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整个一代雄心勃勃的新知识分子师生群。如果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让新一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的话，那么，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挑战，那是年轻人对中年人、新一代启蒙者对老一代启蒙者的精神独立宣言。
从知识层面而言，接受了完整新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有一百个理由看不起老派启蒙者。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分歧，不仅是新与旧、文明对立论还是文明调和论的差异（这些方面学者的研究已经很多），同时也是晚清以来保种还是保教的不同。
晚清的各种改革思想，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这是各类新派士大夫的共识所在。不过，即使是中体西用，也有多种路线的竞争。简单而言，有保国、保种和保教三种不同的取向。保国者，最典型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的洋务改革最重要的乃是保住大清王朝，王朝在，国便在，不至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保种者，严复、梁启超也。他们要保的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保教者，乃是康有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儒教的中国，儒教在，中国就不亡。
到了民国，将保国（君主意义上的国家）视为头等重要的，是威权主义者，如袁世凯时期的杨度，所谓“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即是这个意思。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所继承的，乃是晚清严复的保种传统。中华民族的生存最重要，只要能保住中华民族，采用什么文化并不重要。西学适合现代，中学不利竞争，那么就该舍旧迎新。西学也好，中学也好，只是保种救亡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杜亚泉来说，文化之于他，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他特别强调立国的精神之本“共同概念”：“国家概念，实国家存在之本原，有之则强而存，无之则弱而亡。”中国的宗教伦理，“为民族组成之要素，其支配社会维持治安之潜力，至为伟大，若被破坏，则善恶无所遵循，是非莫由辨别”。作为“旧派中的新派”，杜亚泉的这一保教思路，后来为“新派中的旧派”所延续，陈寅恪将之表达为“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杜亚泉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要坚守的中国文明之本，其并非与外来文明对抗，新旧文明乃是接续的、调和的；中国文明是在开放下的坚守，坚守中的开放。
比较起《新青年》的激进启蒙立场，杜亚泉所代表的《东方杂志》，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一百年来，思想界普遍接受进化论观念，总是以为先行者带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紧张，“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列文森评价梁启超语），而后来者肯定要比先行者更加成熟，更加纯粹。然而，“早期启蒙”内在的冲突与紧张性，恰恰构成了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法国十六、十七世纪的蒙田与帕斯卡尔这两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理性能力，但浓厚的怀疑主义气质和宗教感，使得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相信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人有理性，但也要有信仰。人虽然获得了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并不在上帝那个位置上。人只是会思想的芦苇。人具有神性的一面，具有“可完善性”，但同时又非常脆弱，又有另一面的“可堕落性”，经不起欲望的诱惑。人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魔鬼，人性中的狂妄和贪婪都可能使人堕落。
当十八世纪启蒙成为运动，占据时代主流之后，人坐上了主体的位置，“可堕落性”被忽略了，相信理性的全知全能，最后导致了一系列歧路和悲剧。而在早期启蒙思想中，因为还有中世纪的宗教和古典的人文平衡，理性是中庸的，正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因而，现在不少研究者发现早期启蒙者蒙田、帕斯卡尔要比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更深刻、更睿智，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教传统斩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反过来看清末到“五四”的两代启蒙者。是早期启蒙者梁启超、杜亚泉更深刻，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勇士们更睿智？过去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如今的不少研究者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杜亚泉这样的第一代启蒙者，没有古今之沟壑、中西之壁垒。东海西海，心理莜同，新学旧学，学理相融。比较起第二代启蒙者中陈独秀式的偏执和独断，老派的“早期启蒙”虽然一时显得落伍，不合时宜，但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老辣的超时代睿智。
三 后《东方杂志》时代的杜亚泉
大凡一个智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面，大都是失败的、落魄的、不幸的，原因无它，因为他不合时宜。
晚清以来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乃是从“义理”到“时势”的转变。两千年来的儒家义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乃是一场“天变”，道亦随之不得不变。“义理”不再是至高无上，必须服从“时势”，理在势中，与时俱进。当进化论传入中国，不到数年成为国人普遍信奉的意识形态之后，潮流意识便汹涌而来，无可阻挡。
一百年前，当新文化终于酿成运动，新一代知识分子挟新学之大潮，夺得了文化话语权之后，像杜亚泉这样的老派启蒙者便在时代的洪涛之中遭遇了灭顶之灾。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杂志。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乃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那样，中西兼容，新旧并蓄。清末民初是一个“公理”的时代，知识界普遍相信代替传统“天理”的，是以科学为知识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脉搏，通过知识性、全方位地介绍世界之“公理”，而成为知识界的头号刊物。不持特定立场的公共刊物诉诸的是人的理性，它让读者通过知识的了解，自由决定自己的文化态度。
《新青年》杂志以及后来的《新潮》杂志，却是与《东方杂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们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战斗性强，旗帜鲜明，有强烈的阵地感和话语权意识。当传统的“天理”消解之后，而“公理”只是以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识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中年知识分子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观，但对于心智远未健全的年轻学生来说，仅仅阅读《东方杂志》让他们的内心更为迷惘，面对复杂而相互冲突的知识，他们无从选择，更无从构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新青年》的出现，陈独秀那种说一不二、独断论的启示式宣谕，无异为年轻人“迷乱之人心”指出了一道真理之光。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公理”，而是简明的“主义”；不是多元的知识，而是一种新信仰。《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胜利，不仅是新学对旧学的复仇，而且是“主义”对“公理”的征服，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于是，不合时宜的杜亚泉注定要成为悲剧人物，一九一七年之后，当《新青年》融入北大，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他已经注定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仅仅两年之后，杜亚泉被商务高层解除了《东方杂志》主编的职务。商务高层是务实的，将启蒙作为一门生意，也借助生意推行启蒙。作为同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高梦旦在思想上并非不同情杜亚泉，但他们比不谙时势的杜亚泉更懂潮流—不仅是文化的潮流，也是商业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除了商业利益的考虑，还有一个人脉关系的顾虑。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如日中天，陈独秀领衔的新派教授气势正盛，商务与北大，个中纠缠着太多的人际关系，商务不愿意因固执的杜亚泉一人与北大闹僵。蔡元培、张元济属于同一个关系网络，都是浙人出身的翰林，也同属启蒙阵营。为了两个启蒙大本营不至于分裂，杜亚泉必须牺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祭品。
接替杜亚泉担任主编的，是比他小十岁的钱智修。钱与杜的文化立场基本一致，其《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也被陈独秀点名质疑，但钱的知识立场与杜亚泉有微妙区别。他出生于一八八三年，在年龄上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杜亚泉完全是自学成才，所知新学乃是通过阅读日文而来，而钱智修毕业于复旦公学，与陈寅恪是同学，能够以英文阅读西学原典。在杜亚泉主政时期，编译人才最初多为懂得一点新学的传统士人，后来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到钱智修主政时代，开始引进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人才。杂志秉承杜亚泉时代的一贯风格，但杂志的栏目更丰富、知识的分类更细致，作者的原创作品也增加了。简而言之，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知识性强化了，但杜亚泉主政时代那种敏锐的思想性、对思想议题的介入性却弱化了，或许这正是商务高层所乐意看到的。
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后的杜亚泉，继续担任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介绍国外自然科学新成果，但他内心的炙热关怀远远不能以此满足。他失去了言论阵地，家国天下情怀无从诉说。只能在编辑之余，偶尔与寿孝天、章锡琛用绍兴家乡话聊聊国事。在这一刻，杜亚泉那张早早苍老的脸会突然放出奇异的光，嗓音高亢，精神十足，争辩的声音，每每压过别人。
然而，一九二〇年之后，他很少再有文章问世，读者再也读不到以“伧父”“高劳”为笔名出现的那些敏锐又说理的睿智文字了，杜亚泉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人忘却了。思想界就是如此残酷，读者忙着追逐层出不穷的新星，几年没有新文章问世，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也会化为一缕历史的轻烟。
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公共建制，是三大阵地：报刊、学校和社团。这也是近代中国三位一体的公共领域。杜亚泉一生所致力的，除了办刊物，就是办学校、组织社团。如今《东方杂志》已不容他插手，内心炙热、精力过剩的他在编译之余，转向社团与学校。杜亚泉有强烈的乡党意识，商务编译所的理化部便是他带领一批族人和同乡干出来的编译大业。编译所的国文部是常州帮，而理化部则是绍兴帮。清末他参与筹建浙江旅沪学会，民国以后又创办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担任议长。
不过，他最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创办一所学校，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培养人才。杂志不是他的，他做不了主，主编说撤就被撤了。他的启蒙梦想，最终想落在一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早在清末，杜亚泉就在蔡元培支持下，与乡人寿孝天等人在绍兴创办了一所越郡公学，最终因无后续经费而停办。一九三四年，杜亚泉将商务的股票全数出售，倾举家之力，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华学院，自任校长，并亲自教学。他深感上海滩学风颓靡，培养的不是官僚，就是洋奴。他幻想回到书院的敦朴学风，鼓励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从事教育与农村合作事业。然而，作为一介书生，他徒有理想，却不善经营，更不识时务。启蒙不是纯粹的理想，若要取得成功，或者像蔡元培那样走入体制，主掌北大；或者像张元济那样融入市场，将启蒙发展为一门生意。在近代中国，要在体制与市场之外，独立发展出一个启蒙的事业，除非像办职业教育的黄炎培那样长袖善舞，否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华学院勉力支撑了两年半，耗费了杜亚泉八千多元，还借了两三千元债，终究还是倒闭了。
曾经是那样意气风发的杜亚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彻底的穷困潦倒，“一·二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了商务印书馆，也摧毁了他在闸北的寓所。他被迫回到绍兴老家，很快生了肋膜炎。病中的杜亚泉，躺在病榻，还是念念不忘家国天下大事。一天晚上突然亢奋起来，像在主政《东方杂志》时期一样，滔滔不绝谈了很多对国家未来的看法。第二天，他便闭上眼睛，告别人世。
一个为时代所遗弃的启蒙者，在一个世纪之后，被经历了世纪沧桑的王元化首先发现，惊爆天下。杜亚泉留下的文字及其主办的《东方杂志》，从此被思想界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反复回味，成为这个民族超越时代的思想遗产。
长时段的历史总要比一时的潮流公平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