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无疑，面对中央红军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博古是极希望能就此进行一番总结与研讨，以利日后的战事。特别是对湘江之战中，中央纵队的行程拖累了野战军团的情况，他深感痛心。所以，对遵义会议的召开，不论是因周恩来的提议，还是黎平会议的决定，显然，博古都是欣然首肯。
然而，会议中的过程，却出乎博古的预想。
因为，会议居然是对博古本人的领导实践、对顾问李德的军事方略，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更是使博古从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高位退了下来，李德则完全从指挥中央红军的岗位上出局。
三天的会议，中共历史便谱写了震撼性的一页。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对于中共脱离险境及后来的发展，直至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是一次很有积极意义的关键性会议。
遵义会议的意义，以往的说法，是所谓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统治，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终结。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及其后长征中湘江之战的失利，除了确是若干不利于红军的客观因素，有较大增强之外，中央“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无疑，则更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这些军事指挥的失利，要说是有什么路线指引所造成，则似难以令人信服。
因为，“兵者，诡道也”，战争多是在不确定因素状态下所进行，而胜败，却是兵家常事。
事实上，从1931年5月底获得胜利的第二次反“围剿”，到1933年3月间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都是在王明已进入中央政治局发挥重大影响的时期。
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在毛泽东已没有指挥红军的情况下，在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也已进入苏区之际，取得了几乎全歼国民党军队三个整师的大胜利。
因此，对几次反“围剿”的情况，认为获得胜利的就是抵制了左倾路线，而打了败仗的就是路线上犯错误，这样将战事区分的观点，似是以政治理念代替了军事，而忽视了战争自身的规律展示，
实际上，遵义会议可以确凿认定的意义，主要是进行了空前的、积极的中央人事规则变革。
这就是：在与国民党的艰辛博奕之非常时期，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能果断的、自主的启动了更换最高领导人之机制，既及时调整了中央常委的分工，而且，为最适合领导军事斗争、性格强势的威权领导人，脱颖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大门。
虽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尚未出任中共最高领袖，但是，遵义会议打开的大门，却是为他在中共成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中央主席，而给予的必然准备。
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中共之所以能在经过 2 8 年的奋斗之后，终于获得夺取全国政权的巨大胜利，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中共是由毛泽东这样一位既有文化、又亲历了长期斗争实践，尤其是其性格强势、擅长集权的领袖来掌舵，则绝对是中共区别、并优于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事因素。
在大陆，蒋介石对国民党有过二十多年的领导，号称是国民党的“总裁”。然而，实际上，一直到退往台湾前，蒋介石都始终未能成功的使国民党摆脱派别根深林立、地方拥兵自重、全党散沙一盘的多中心局面。因此，国民党根本不具有政党的坚强核心作用。
所以，看似力量强大的国民党，最终会走向败局，其最高领导人的集权能力不足，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毛泽东呢？他一经执掌主政中共最高领导，几年功夫，就使弱小的中共，被锻造成为了一支既具有钢铁般组织纪律，又敢拼会打的强势战斗集团。
从解放战争时的辽沈战场，国共双方统帅对部属的实际威权距离，即可窥见一斑。
蒋介石数次电令、直至他亲自飞赴沈阳，要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迅速出兵西进，以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部，但卫立煌却认为防守沈阳要紧，迟迟不肯并始终没有出兵，导致孤立无援的范汉杰部，很快被解放军歼灭。
然而，当统率东北解放军的林彪司令员，发兵欲先攻打长春、准备弃锦州不理之际，毛泽东却只用一纸电报，就有效的使林彪已在前往长春途中的数十万大军，嘎然停止，并立即回转运兵的火车头，南下直赴锦州战场。
和平年代，专权不是个好东西。
但在情况变幻莫测、战机稍纵即逝、成败常在一念间的战争时期，能严格做到令行禁止的威权作风，却是军事统帅的一项不可缺乏的必须素质。
1949年前，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强势威权领导人掌舵，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保证。
但是，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就很难开创毛泽东统帅中共全党的历史。
因为，毛泽东能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并没有天生的必然。
因为，1929年的红四军阶段，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都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复杂的党内博奕中，即便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并作风强势的毛泽东，也依然面临着随时被横扫出局的可能。
就是在攻占遵义几个月之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若毛泽东没有凭借遵义会议的机会，获得政治局常委的地位，那么，在同样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并且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且当时已是老资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1】、而会师时又率领了八万装备优良之精兵的张国焘面前，毛泽东进行党内博奕的条件，显然就会相差很多。这一来，长征中发生的高层人事调整，也许就不是什么张国焘犯错误而跌落，而会是另外的画面了。
可见，对于整个中共，对于毛泽东，遵义会议的确是一个关键时刻。
然而，遵义会议能够获得圆满成功，却绝对离不开时为中共总书记的博古，在会议中表现的大度与理智。
（二）
博古的大度与理智，并非他一时的偶然。
实际上，居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高位上的博古，始终就基本只是一个职务上的总书记，基本只是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人，而并不具有一言九鼎的绝对威权地位，显然也没有那种个人专权的强悍性格与咄咄逼人的作风。
有几件事，从中，似可以看出了博古处事为人的风格。
1933年6月的一天，刚从苏联学习回国到江西苏区的瑞金、分配到少共中央局工作的刘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说：“尤克娜（刘英在苏联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刘英说：“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吃了，叫做‘打土豪’，我知道这个规矩，快吃晚饭时就到他们那边去。闻天、博古、小开（即潘汉年）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簇拥着我……和同志们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馆子里，美美的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把剩余的十来元钱花光了。”
刘英还说：“那时没有等级观念，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2】
刘英所说的“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是她个人的感觉，刚从苏联来到苏区，人家对她无疑是很客气的，她才有此以为。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博古，居然也能随着部属一块去县城吃馆子、“打”刘英的“土豪”！由此可见，当时身为中共最高领袖的博古，对人显然是很为随和大度的，人们对他的敬畏，看来也是有限的，而远不是今天人们对这种身份格局的森严理解。
而在当时，中央领导层同事之间，博古的意见，显然，并没有被认为是最高指示，更没有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绝对英明。相反，与博古意见相左的事，甚至对博古缺乏尊重的事，时有发生。
1934年4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张闻天在会上批评对广昌战役的指挥错误，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说法，反过来指责张闻天的意见是普列汉诺夫式机会主义态度的翻版。结果，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会议不欢而散。【3】
在中共的历史上，因与中央第一把手意见相左，而能与其发生面对面争论的氛围，除博古时期外，似乎是极为鲜见的。
由此 ，博古的大度、随和秉性，可见一斑。
很多人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遭“左倾主义路线”排挤打击的事，帐都算到博古的头上，以为是博古的所作所为。其实，这完全是对那些历史的误读。实际上，毛泽东所谓“挨整”一事，与博古的干系并不是太大，至少，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博古在毛泽东面前，曾经有过颐指气使、训斥责难的事。
1932年10月3日至8日的宁都会议，因为毛泽东反对攻打大城市、主张“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被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认为是“右倾”、是“纯粹防御路线”，由此解除了他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挥，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并要从前方召回，只让他专职做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地方工作。
后经周恩来调和折中，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改为由周恩来全权负责军事，毛泽东保留在军队协助周的工作之权利。
当时，毛泽东对此显然不满，故而，会后即请假到后方医院养病四个月。
这件让毛泽东自认为“挨整”最甚的事件，直接动因，是他与苏区中央局项英、任弼时等人发生了意见分岐所致。
虽然，在上海主持临时中央的博古，也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方略是“保守、退却”，然而，他却远没有苏区中央局多数人那样偏激。也没有任何惩处毛泽东的说辞。所以，在10月6日，由他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会议上，他没有接受将毛泽东调离军队、召回到后方的动议，并且，临时中央在10月7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示中，还强调：“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岐，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召回”。 【4】
因此，宁都会议的最终决议虽是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毛泽东参入军事指挥工作的权利，还是得到了保留，这就使他后来在长征中能即时参加中央的军事会议，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所以，毛泽东对于他在苏区“挨整”一事，其心目中的主要“债主”，并不是博古，而是任弼时。杨尚昆撰文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了，当年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人，就是任弼时。【5】
1933年1月，博古与临时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后，毛泽东也并没有因临时中央处于了就近领导，而与博古发生什么过结与大的争执，相反，在一些工作中，博古还支持了毛泽东。
例如，对苏区起初的查田工作，毛泽东提出“不动中农土地的原则”、“绝不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等纠左观点，对此，博古就是欣然支持的。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的文章中，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观点，还在要求苏区广大干部要参阅毛泽东在《斗争》中发表的《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认为毛的这篇文章，是“在党报上更加通俗与说细的解释了这个（土地）问题”。
可以说，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对政治、军事方面问题的看法与处理，意见与分岐不可避免，但，的确并不存在博古的所谓“排挤”、“打击”毛泽东的问题。
最能反映毛泽东的政治地位状况，在博古进入苏区后变动性质的，莫过于六届五中全会决定的人事更动了。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就是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此前，他在党内有过的最高职务，只是政治局一名没有表决权的候补委员。
对一个人，世上哪有什么一方面进行打击排挤，一方面却实实在在予以提升其职务的事？
有人会说，让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委员，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博古与临时中央也无可奈何。
然而，就算是有共产国际的指令，但执不执行，如何执行，却是与临时中央与博古密切相关的，是完全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例如，1931年临时中央成立时，政治局常委中的卢福坦，按共产国际重用工人党员的要求，可以说在资格与经历方面，都是最适宜做中央总负责的。但是，周恩来、王明却提出了由年轻的博古负总责，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认可。
如果临时中央与博古，真的存心与毛泽东过不去，那么六届五中全会不让毛泽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显然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此前的宁都会议，不就是苏区中央局多数几个委员，撤免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吗？
显然，博古与毛泽东，的确是没有什么大的个人矛盾的，或者说，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在与毛泽东相处时，大体上还是融洽的，没有什么抵触的。所以，直到1934年长征准备时，当毛泽东听说中央要将包括他在内的政治局委员，分散到红军各军团去行动时，他连忙找了博古，要求自己及张闻天、王稼祥等三人，仍集中在中央机关的队伍中，不下到红军军团随行。
对此，虽然中央“三人团”已做了决定，但博古却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让毛泽东留在中央机关队伍随行。而其他政治局成员如陈云、刘少奇。凯丰等人，则仍是分别下到了红军各军团的部队中。
由此可见，曾长期有过对博古的领导作风，评价为所谓“左倾主义领导人大权独揽、一意孤行”、“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流行说法，显然，实为向壁虚构的莫须有。
从他与毛泽东之间相处的种种往事，能够证明的，恰恰是博古的大度。
（三）
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中，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所表现的作风，也不是什么“一意孤行”，相反，却是能予以接纳与尊重他人的意见。
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于1934年12月11日攻占了湘西南的通道县城。为确定下一步的具体进军路线，12日，博古便在此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三人团”的博古、周恩来、李德外，还请与中央机关随行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一道与会。
中央红军此时的计划，就是欲去湘鄂川苏区，以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师。
从通道前往湘鄂川苏区，照理是直接北上即可。
但是，此时国民党湘桂粤三省的五路大军，正在围追堵逼，距离通道最近的湘军，已在不足百里之处，对红军的威胁很大。
几个月前，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而西征的红六军团，也曾到达通道，但他们却没有直接北上去湘鄂川苏区，而是先西行到贵州的黎平，再绕道北上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的。
现在中央红军要不要象红六军团一样，也舍近求远以避开强敌，而先去黎平再北上呢？
会议上，中央“三人团”的李德提出应直接北上，没有必要先去贵州黎平，因为，去黎平要多绕走十来天的路程。
毛泽东反对李德的方案，他认为，如果从通道直接北上去湘鄂川苏区，必须经过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的开阔地，现在蒋介石已知道中央红军可能会去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很可会在那些地方布下重兵，所以，走这条路，吉凶难料。不如向国民党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使红军进入较为安全的地方，有利于部队休整。
会上，从中革军委送来的情报，得知国民党军队在通道前往湘鄂川苏区的路上，真的用重兵设了四道封锁线。
于是，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走北上之路，红军继续西行，去黎平。
12月13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15日攻占黎平。
因为，红军突然西进，使蒋介石在通往湘西苏区的途中布下的军队，一时不知所措。故而，红军得以在黎平获得小息机会。为此，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研究中央红军的进军路线。
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前，周恩来向他征求意见时，李德仍坚持北上进军方针。
黎平会议的结果，是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放弃原来拟去湘西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计划，而是继续西进，争取在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创建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镇），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重申向遵义进军的方针外，又增加了“向川南发展”的意向。并且，提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与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从而使对军事的部署，由中央最高“三人团”，扩展为整个政治局都能介入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前的重要会议。这三个会议的结果，是成功的解决了具体军事方针问题。从而，使中央红军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危局中，得以暂时安全脱险。
博古在这三次会议中，是什么样的意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现在有些文章说，博古与李德一起，也是反对转兵西进，而坚持要北上去湘西的。
然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想一想，当时红军长征时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即1934年6月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央“三人团”，是由博古、周恩来与李德组成的。其中，博古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能代表中央领导军委的工作。在李德坚持要北上的情况下，如果博古不赞同转兵西进，仅仅一个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最高“三人团”成员赞同与反对西进的意见比例是1 比 2，那转兵西进的决定能通得过、定得下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召开的不是政治局会议吗？政治局成员的多数赞同转兵西进，他博古能不服从？
在通道作出转兵西进的会议，并非政治局会议，而只是中央“三人团”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一起举行的紧急会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称其为“飞行会议”）。因此，没有博古的首肯，通道会议便不可能做出转兵西进的决定。
其次，黎平召开的虽是政治局会议，但中央“三人团”对军事的最高决策权，尚还存在。而这“三人团”的机构与权力，都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任何军事决策，当时都不可能与“三人团”的决定相抵触。
故而，没有博古的赞同，“三人团”的决定，就不可能扩大为政治局的决定。
综上所述，转兵西进的意见，无疑是得到了博古的认可与支持的。
没有这一条，长征的历史，很可能就不是今天人们所能了解到的胜利结果了。
不能设想，一个专权独裁、刚愎自用的领导人，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常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去赞同他人的意见。
（四）
遵义会议的情况，博古更是显出了他的大度。
这种大度，不是糊涂，也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而这种理智，其核心，则是顾全大局，接受现实。
大度与理智的具有，既赖以天赋之秉性，也因后天学识的滋养。
召开遵义会议，是此前二个月的黎平会议，之中所作的一个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显然，博古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很为重视的，因此，他用心准备了一个报告。
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在中央“三人团”中，更是要管政治。因此，博古的报告，显然仍是习惯性的一种全局式的思维，从种种客观情况上，分析形势、捡讨错误。
现在看来，博古的报告，的确缺乏对当时中共与红军最紧迫的军事失利问题，给予重点的反思。因而，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他在会议上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提供了条件。
也许，当时博古认为军事问题，会有专职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接着来作副报告，所以，他会谈那么多客观的政治形势情况。
周恩来的副报告，的确重点谈了军事中主观性问题，捡讨了中央“三人团”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按照中共很多会议的惯例，也许不过就是由参加会议的人，再各自谈一些看法，用具体事例批评中央“三人团”的某些军事指挥错误，提出一些决策与指挥上需改进的建议。
然而，作为非“三人团”成员的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以他在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议后，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打破了会议的一般流程，使会议即刻升温，迅即进入到矛头直指博古与李德的严厉批评阶段。张闻天的发言，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央“三人团”在反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而且，将他们的错误性质，也上升到军事路线的高度。
随后接着发言的毛泽东，则用详细分析以往中央红军的种种军事失利情况，支持了张闻天所说中央“三人团”是犯了“军事路线错误”的指控。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只有中共中央的六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其中有三位还是政治局常委。
在遵义会议上，一个常委（周恩来）承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的确是犯了错误，一个常委（张闻天）则批评“三人团”是犯了系统的军事路线错误，二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跟着赞同了张闻天的观点。
这种局面表明，不论是从中央常委层级，还是政治局层级，认为“三人团”的军事指挥犯了严重错误，已是大多数的共识。
对于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博古是只承认军事上犯有个别错误，只承认对李德的越权，有些放纵，但并不认为是犯有系统的军事路线错误。
因此，面对中央多数人达成共识的指控，显然，博古的心情不会愉快。
当时，谁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不会有愉快。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他终究也是能有权，可将他人即便再严厉的意见，搁到一旁，不予理睬，顶多只要自己今后自行改正即是。因为，从组织体系上讲，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总书记职务，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并不是批评他的人所委任的。批评他的人，并没有权力撤消他的总书记。
就是说，如果博古固执的坚持己见，遵义会议的结果，则完全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离遵义会议24年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几乎又重演了遵义会议上的一幕：为赞同彭德怀元帅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他作了一个八千多字的长篇发言，批评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种种失误。
然而，众所周知，张闻天的这次发言，给他带来的，不是中央主席的认错，不是大跃进方针的改变，而是被打成了所谓“反党集团”头子，致使他从此陷入重重苦难，一直到他人生的尽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二者自然是有种种的不同。
但是，前进的事业遇到了大麻烦，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麻烦，以及与会者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提意见等，这些大背景，却有相似性。
不同的是，遵义会议的结局是：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博古，没有做一个拒不接受他人意见、或反而以势压人、蛮横坚持己见、甚至打击批评者的粗暴专权者，而是默默的接受了政治局多数人不支持他的现实，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半个月，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向中央交出了他负总责的权力。
可以说，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的确是得益于博古的大度与理智 。
继续证明博古具有大度心襟与理智聪慧的是，在交出了中央负总责权力之后，他并没有什么消极的表现，相反，在此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时，立马即能尽心尽责，积极工作。为在红军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他个人还亲自出马，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上，向全军宣传新中央的精神。
此后，不论是在会理会议中，坚决维护毛泽东对军事领导权的鲜明态度，还是在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决批评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一切都表明了，博古的确没有因为自己个人曾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的批评，就会不顾党的利益，就会丢弃党的大是大非原则。
（五）
研究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总书记的那段历史，就可以看到，博古无疑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正是由于他果敢而临危受命，并用尽全力主持被狂风巨浪所折腾的中共首脑机关，从而使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得以能继续有效运转，中共的革命事业不致中断、夭折。在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他也是殚精竭虑，积极参入到发展与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之中，推动了全国几大苏区的蓬勃发展。
博古如果不是德才兼备，1931年7月中共中央危难之际，周恩来是不可能选定他作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因为，按资历、他远在卢福坦之下；按年龄，张闻天更显成熟。但周恩来的慧眼，偏偏推举了时年只 24 岁的博古，来做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无疑，当时即富有中央工作经历的周恩来，其人选决定，必是深思熟虑之举，绝不会是盲目的任意而为。
但是，现在看来，博古在当时，的确也不是做中共第一号领袖的最合适人选。虽然，1931年7月时，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系统中，是最适合做中央总负责的人。
因为，1949年前的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尤其尚是一个需要以军事斗争来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故而，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中，“统帅”的理念，要高于“总书记”的职位；军事素养的应变基因，要多于只按常理出牌的思维习性。
统帅的思维与行事，是重在多计利害，强调令行禁止，而不允部下有什么反对意识。
军事素养的基因，则是对包括军事活动这类不确定性事情，有着强烈的兴趣。
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在为毛泽东辩护时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说的就是这个军事素养基因。【6】
同样，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之所以站到了张闻天、毛泽东一方，显然，也就是因为他在近二年的战争经历中，察觉到了博古在这方面的差距。
历史证明，博古在这二个方面，的确均有不足。
他的为人过于宽容，故常显随和有余，威权不足，由此则导致了他的意见不能畅通无阻，并易遭同事反对。张闻天虽是中央常委，但在与博古意见不同时，居然能不顾及博古是中共最高领袖的现实，可以不考虑博古的权威，却与博古发生争吵，最终还会弄得二人不欢而散，即是一例。
作为最高领导人，没有去成为事实统帅，直接管军事，而让一个本是顾问的李德，越权把持了全党的军事指挥。显然，说明博古对军事问题的兴趣，的确不足。
这二个方面的不足，若在和平环境中，根本于事无妨，甚至有些还是个人优点。
然而，在战争年代，则的确是领导人的硬伤。
所幸，吊诡的历史，常是演出“成也萧何，败也何”的一幕。
不是最适合做统帅的博古，却以他的大度与理智，让遵义会议得以成功，使中共在历史紧要关头，能顺利、平和地开启了更换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一步，从而为具有统帅素质的中共领导人，全权接掌指挥中共军事活动，铺平了道路。
2017/12/12修定
——
注释：
【 1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10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 】《刘英自述》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3 】《博古和他的时代》（上）第27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 4 】《博古和他的时代》（补充版）第3页《邹贤敏：博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
【 5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 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