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戊戌政变到庚子期间袁世凯的活动，多注重于“告密”疑案、练兵及其在山东的“剿拳保教”政策;对这个时期朝局中袁氏政治境遇的关注还不够。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为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学界有关戊戌、庚子间袁世凯(字慰廷)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变中的“告密”疑案，编练武卫军，及山东巡抚任上的“剿拳保教”政策等问题上。比较而言，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踪迹，尤其是他在政变后派系斗争中的处境，学界的关注明显不够。实际情况是，戊戌政变后荣禄与刚毅两位满洲权贵在军机处明争暗斗，时有摩擦，身为荣禄麾下爱将，袁氏自然也难脱干系。当他率武卫右军进入山东后，与山东巡抚毓贤屡有冲突，除应对民教冲突的决策相左的因素外，其中即有荣、刚较量的影子。
本文旨在考察戊戌、庚子之际袁世凯在派系纠葛中的政治境遇，并根据所见荣禄致袁氏的未刊书信，对这个时期荣、袁的交往略作考订，藉以观察戊戌政变后朝局演变的一个侧面。
一、从护理直隶总督到武卫右军总统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光绪帝的戊戌新政被中止。初十日，直隶总督荣禄奉旨入京，直督与北洋大臣交由候补侍郎袁世凯护理。十三日，荣禄奉旨入直军机处，军机大臣裕禄改任直督。二十日，裕禄抵津接篆。在动荡的氛围中，袁世凯完成了10天护理总督的使命。
他在护理直督期间十分谨慎。据称，八月二十日为袁四旬寿辰，“十九日下午同城司道以下均往迎寿，脚靴手版，济济跄跄，闻慰帅当即饬门丁一一挡驾云。”国事艰危，他自然不敢因为寿诞而招致非议。据徐世昌日记，二十三日午后，“慰廷回营”。次日，徐氏记:“晨起，各统领来同见慰廷，久坐。午后……慰廷亦来，谈良久。”此后逐日都有二人晤面交谈的记载。袁、徐谈话的具体内容，日记中不载，以情理推之，除练兵之事，似乎还有对袁“告密”传言的讨论和应对。二十五日，袁世凯写了《自书〈戊戌纪略〉后》，称自己“只知以道事君”，“该党(康党)无理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以正所谓保全皇上。……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这段自我辩解，应该得到过徐世昌的支持。袁氏告诉人们，揭发康党密谋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自己“心安理得”，是为了“保全皇上”，所以，不在乎外界如何评价此事。更何况，当时列强窥伺，袁部奉命保卫京畿，慈禧对他更是信任有加。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一事权，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练成一气，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危。
与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这些战功赫赫的将领相比，袁世凯非但没有军功，连实际的统兵作战经验也谈不上有多少。因此，他奏调原毅军将领、甲午战争中被革职的前云南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分统左翼各营，兼全营翼长，襄助练兵。新一轮练兵计划开始后，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奉旨陛见，他将营务交给姜桂题“妥慎照料”，于二十日抵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召见，这是他在八月初五日陛辞后，再次见到光绪皇帝。这时“六君子”死难已经两个多月，局外人无法知道二人见面时皇帝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悔恨还是怨恨?二十五日，光绪帝奉懿旨，宋庆、袁世凯赏给“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的恩典。宋庆是久战沙场、年届八旬的老将，而袁世凯刚年逾四十，对比之中袁氏获得的恩宠更引人注目。十一月三十日，两宫又赏赐袁世凯福字、荷包、银钱等。十二月初一日，袁氏应太后之命，递上条陈一件，就如何应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提出建议。他缕述列强环伺的严峻形势:“种种欺陵，薄海切齿，断非口舌笔墨所能争，尤非忍让迁就可息事。惟有亟图自强，始可杜绝窥伺，湔雪仇耻。”这番言论，几乎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如出一辙。此外，还就筹饷、造械提出了具体意见。不过，慈禧暂时没有接受袁的建议，该折被“留中”。初四日，袁世凯陛辞出京，初五日抵达营次。
对这个时期清廷的新一轮练兵活动，赫德看的很清楚。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月8日)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慈禧太后正在竭尽一切努力，调集军队，以保卫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她手下将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五万名，另有一般军队五万名。”他应该知道，作为北洋新军各部的统帅，荣禄才是实施防卫计划的核心人物。
十二月中旬，荣禄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天津检阅各军。这次检阅距丙申年(1896)荣禄出京阅兵，已有两年之隔，似乎是对因政变发生而取消的天津阅兵的补救措施。为此，先派兵部司员陈夔龙、恩良前往小站安排，袁世凯腾出寓所作为荣禄的行辕。十九日午后，荣禄抵达小站，袁世凯、徐世昌等到营谒晤。二十一日，荣禄前往芦台等处。二十四日返京时，又在天津停留，袁世凯专程从小站赶往送行。此次检阅后，清廷启动了新的治军方案。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著交部从优议叙”。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三月十四日换用关防。从交卸护理直隶总督，到进京陛见，再到总统武卫右军，受到奖叙，袁世凯在荣禄的支持下，越来越受到清廷重用。
二、与刚毅、毓贤的矛盾纠葛
不过，考察政变后袁世凯的活动，并不能离开清廷派系斗争的背景。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满洲权贵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密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不免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春，山东巡抚张汝梅遭到参劾。围绕此事，荣、刚两派针锋相对，几乎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这年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并含沙射影，攻击荣禄。折中自称“内而见忌于廷臣，外而见憎于使臣”，暗示他对张汝梅的参劾可能会开罪于当朝有权势者。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是明白指出所谓“廷臣”系指军机大臣荣禄及户部左侍郎立山，并称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外人焉能甚知?然籍籍传闻，实有难掩众口者。”参劾疆臣，却辞连枢臣，显然不是偶然的，此事幕后应有刚毅的支持。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责斥:“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辨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申饬”。
这场风波也牵连到袁世凯。陈秉和在奏折中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之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朋比为奸”。保纯系世凯叔父，世敦则是其胞弟。后来户部右侍郎溥良在查办张汝梅参案时奏称:
据张汝梅咨覆，袁保纯系长子书兰之堂叔岳……在东省有年，所委差缺均由司局分委，有案可稽，且前任抚臣李秉衡任内曾以子侄之儿女姻亲奏明，奉旨毋庸回避;袁世敦系长子书兰之从堂外兄，亦例不回避，前因整顿营务应照西法训练，当经函商其胞弟袁世凯，派伊亲带教习来东练军，是以派充营官。
溥良查核后认为，张氏所说“尚无不合”，“惟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陈秉和参奏张汝梅一案，是政变后刚、荣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参案牵涉荣、袁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日，清廷命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在鲁抚任内，于捕务、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才具是否称职”，著随时“察看”。这样的结局，更多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
此外，袁世凯留用徐世昌的计划也未能如愿。三月十四日，袁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上奏请求丁忧服满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继续留在营中效力，并请求“免扣资俸”。他例举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奉旨回籍办理商务、在籍编修范仲垚奏调充豫省中学堂总教习，均获特旨准其“原资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准。但是，上谕只同意继续留营效力，“不扣资俸”的要求却被拒绝。三月二十七日，与刚毅关系密切的山西监察御史彭述上折呼应，对此举大为称赞，并请饬部将奏调奏留在外当差之京员与候选人员一并明定章程，不准免扣资俸，避免那些官员“假公济私”，以为“巧宦之阶”。这是针对袁、徐的嘲讽，幕后也有刚毅的影子。
就在清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列强侵华活动也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国，乘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并派军舰游弋杭州湾一带。二月初六日，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浙江巡抚刘树堂全力布置防范。在山东，二月二十日，德兵也借故从青岛出发，滋扰日照、兰山等地，清廷急命张汝梅、毓贤饬总兵夏辛酉兼程前往，相机因应。三月二十二日，以山东德人情形叵测，清廷急命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预占先著，甚至不惜以陆上应战，来阻止德军内犯。同时，命袁世凯率兵前往德州，以操演行军的名义，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其实主要是防范德军。就在上谕颁发的前一天，武卫军统帅荣禄致函袁世凯密授机宜:
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十九日差弁来，接奉手书，备悉一是。电报亦阅悉。近日如有探电仍望速示，缘上时常问询盼念也。洋员巴森斯所述各节，昨已另缮节略，恭呈御览，当奉慈谕一切云云，此早遵即将致吾弟之函又复呈览，奉谕即行达知。兹特将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办理，望即答复以便复奏。是为至要。
吾弟于接奉后应带队伍若干，约于何日起行，均随时示知，以备垂询。在上意似不动声色，以免德夷知之，藉为口实，故不由枢府、总署传知耳。尚望秘密为妥，倘将来该夷设有蠢动，亦须飞电达知，以便请旨遵办，切勿造次。转恐外人有所藉口，则不妙也。至于该夷一切举动、情形，务望多发侦探，随时电兄知之。或专书亦可，万一有战事，兄必即来为吾弟接应耳。总之，时势如此艰窘，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老弟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荣禄顿首廿一日亥正三刻灯下。
这封信是袁世凯率部赴山东前与荣禄交流对策的确证，透露出荣禄随时将从袁处所获探报直接禀报慈禧，并绕过军机处、总署直接传达旨意的内情。“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看来，慈禧和荣禄都对列强的肆意欺凌已经到了无可忍耐的程度。
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袁军分三批开拔。二十八日，徐世昌日记云:“晨起，送慰廷起节，奉旨赴德州一带操演行军，弹压地方，
所部各营(出八成队)，分三日已开拔矣。留余督率操练所留二成队伍并照料一切。武卫中军四营亦暂归管辖。”按照计划，袁世凯只带走八成的兵马，其余二成留在小站由徐世昌督率操练。舆论对袁军的出行也有详细报道:
天津访事友人云:三月二十六日，袁慰廷侍郎所统新建陆军奉命调赴山东德州，藉资防御，下令马、步、炮各队分三日登程，均以八成赴防，而以二成仍守小站旧垒。临行戮大辟囚四人行祭纛礼。每勇一名带洋枪一杆，药弹一百四十枚，铁锨一柄，棉衣一件，馒首二斤及两日所用之粮食。每起军士，凡第一日行四十里者，次日须行六十里;第一日行六十里者，次日只行四十里，计程八日可抵德州。其随军之粮台、军械所、工程营、营务处、官医局亦先后开行，沿途安设马拨，每十里一拨，以便递送公文，先期派测绘师前赴山东，勘定安营之所。转危为安，因祸为福，在此行也，此军其勉乎哉!(26)
这是新建陆军首次远程出行，表现出与练勇迥然不同的风貌，临行时甚至“戮大辟囚四人行祭纛礼。”四月初四日，袁世凯率部抵达德州。初七日，致函徐世昌叙说军中情形:
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至谋我后路，伊必专力谋山东，各守瓜分之界。今之时局，诚所走一步说一步也，断难向好处设想。昨见东文，饬各营禁练洋操，专练刀矛棍棒。可惜以国家难措之饷，供此班糊涂人任意掷费，不胜愤闷。
袁世凯打算与德国人一决高下的决心跃然纸上，“志在一打”既可打击列强侵略的气焰，也可检验数年练兵的实效。不过，慈禧、荣禄却不愿冒险。“如又了事，必挫锐气”一句表明袁世凯对朝廷见好就收的决策并不以为然。他对山东巡抚毓贤这个“糊涂人”严饬各营禁练洋操、专练刀矛棍棒的做法更是愤懑。受此刺激，四月十一日，他在军营中上奏，重申用西法练兵的重要性。在缕述列强掀起瓜分之势的严峻形势后，强调“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对于练兵一事，“舍认真以练洋操之外，固别无善策以处此也。”并以甲午战争中日军“以步武洋操，试锋于我，遂以雄视亚洲”和聂士成部因参用西法而迭有击败日军的实例，证明非洋操无以成劲旅的道理。呼吁朝廷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练兵章程，并派大员随时抽查校阅。十五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肯定了袁世凯的说法，命袁将新建陆军平日训练情形详细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进呈备览。
袁世凯此时正驻军德州，强调西法练兵，明显针对毓贤。同样，对方也不示弱，处处挑袁的毛病。袁世凯告知徐世昌:“毓贤秘派两员，札发各条，饬来查本军有无滋扰情事，其预有成见，故来吹求，拟移安、连，固恐久处不便，今果然矣，可笑可恶。已详告略公。”“略公”即荣禄(号略园)，袁氏将毓贤刻意寻衅之事禀报荣禄。十三日，荣禄来函，劝袁部撤回小站时绕道大名，避免与毓贤有新的冲突。但袁没有接受劝告，称“大名在极南，再跑一次尤无谓也(已商请免)，且士卒必更疲病。”比起荣禄巧于趋避的个性，这里显示出袁氏性情中坚韧倔强的一面，即使面对荣禄调解，也绝不妥协。
另有一封荣禄致袁世凯信札也写于这个时期(原信无具体时间)，函云:
蔚廷仁弟大人麾下:连奉手书及各探电，均备悉矣。即念勋劳茂著，即事多忻为祝。德人无理取闹，不尽发指。海靖昨在总署与竹筼、燕谋订明铁路，当欲回国矣。《劝兵歌》一事，亦只得如此答之而已。东抚自蒞任以来，于吏治、军务二事尚未见何善政，或大才外示镇定后当展布耶?奏请按营置备大车一折，已奉朱批，准其先设一半，俟有战事再为添办，谅已接阅矣。阁下暂扎安陵，昨已面陈。至佐臣是否以洋操为然，亦自可由他，我则当如何自如何耳。倘德人逼人太甚，亦唯有决裂一战，兄必督师前往，以我五大军总统五君，皆绝无仅有之大英雄，断不能似甲午之役，可操左券。就是近日湘淮各军，虽曰暮气，然亦看何人统属耳。兄识短才薄，无一所长，幸人缘尚好，或亦可得资臂助耶!手此，即颂近佳不尽。兄荣禄顿首。
这里所说的“奏请按营设置大车一折”，系指袁世凯四月初九日上奏请拨款添办行军需用随营车辆一折，奉朱批“所请车骡价银，为数太多，著准其置办一半。设有军务，应须添置之处，再行酌核，奏明办理。”海靖昨在总署订明铁路一事，系指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清廷委派津镇铁路督办大臣许景澄(字竹筼)、帮办大臣张翼(字燕谋)与德华及汇丰银行等订立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由此可证，此信写于四月十四日。
荣禄告诫袁氏只管自己练好新军，“至佐臣(毓贤)是否以洋操为然，亦自可由他”，并对武卫五军的实力颇具信心。如果德人逼人太甚，他会亲自督师前往，并自恃“人缘尚好”，能够团结将士，必定不会走中日战争之旧辙。正是由于清廷态度强硬，不仅意大利放弃了索求三门湾的无理要求，德兵也开始逐渐撤回青岛，沿海局势暂时得以缓和。四月二十一日，袁世凯自安陵回小站。这一次对外示威，使荣禄数年来的练兵活动首次取得成效，至少所发生的威慑作用一时颇为鼓舞人心。五月初九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袁世凯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仍督练武卫右军。此次补缺，与袁氏率部前往山东的功劳不无关系。此时，刚毅已离京前往江南查办事件，枢中也不会有任何阻力。这次擢升使袁世凯具备了调任巡抚的品级和资格。
三、署理山东巡抚前的活动踪迹
学界以往对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前夕的活动情形，虽所有涉猎，却不够细致，现据袁氏全集，结合徐世昌日记和其他书信资料略作梳理。
补授工部右侍郎后，袁世凯于五月二十七日上折建言，对如何防范德国、稳定山东局势建言献策，他提出“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巡驻兵”、“遴员驻胶”等四项措施，作为治理山东的基本策略。疏上，暂被“留中”。不过，数日后，清廷还是将袁的奏折发给毓贤，令其参照办理。可见，袁对山东形势的判断已经得到慈禧和荣禄的完全认可。此后，袁世凯将主要精力放在编纂各种新军训练操法书籍方面。据沈祖宪、吴闿生编《容庵弟子记》称:“五月杪回营，开局纂述练兵图说，公(袁)督幕僚编写，其条例论说皆手定之。”六月，他在与从弟袁世承的信函交流中，也提到“连日赶修操书”，“连天大雨，方以修辑兵书为忙”。现存他给幕宾言敦源关于操练图书文字修订的便函，也足以反映出他对此事的专注和细心。七月十八日，《操法情形详细图说图册》抄毕，装箱进呈。
这个时期袁世凯的人际交往活动也值得关注。八月十五日，袁世凯接待了自京城而来的提督苏元春(子熙)、张俊(杰三)等人。苏氏经荣禄保荐，奉旨往淮、徐一带照南北洋操练新法编练武卫先锋军(仍归北洋节制);张俊则是武卫中军翼长，他们都是荣禄信任的将领。次日，袁世凯陪同苏、张等视察新军练操。八月二十六日，徐世昌乘火车抵京，留京四日。此次来京，他似乎带着袁世凯的某项使命而来，并见过荣禄，惟日记中未记一字。九月初九日，袁世凯写信给已抵定兴的徐世昌说:“荣相既欲再谈，可再往一谈。赴都之行，恐为时太久，未能即回。拟请先回小站晤商后再定。现在时局也非急切所能下手者也。”所言“下手”何事，今天无法判定，从袁的语气看，徐此前到京确与荣禄有过一次会晤，并商议过“要下手”之事。徐世昌是袁氏最信任的人，派他联络荣禄，才能让袁最放心。九月二十九日，袁氏又致函徐，称:“荣相来书，传旨著来京请安等谕(为祝嘏而往)。惟未得军机处寄谕，似不便具折奏报起程。去冬宋祝帅(即宋庆，字祝三)亦由荣相传谕赴京，未报起程，此似可援。”荣禄可事先传来慈禧命袁来京祝嘏的消息，而军机处的谕旨尚未到来，其权势煊赫可见一斑。很快军机处发来谕旨。十月初一日申初，徐世昌匆忙从定兴回到天津，袁世凯早已迫不及待了。徐日记云:“慰廷已遣马车在津站等候，即登车，二更后到小站。至委寓久坐，回营已三更矣。”接回徐世昌后，袁与徐夤夜密谈，将营务暂交徐氏照料，次日，匆匆乘车入京。
这次进京为慈禧祝嘏，对袁世凯的仕途转折至关重要。十月初五日，他受到两宫召见，懿旨命其初九日至十一日赏座听戏，这是外臣很少能得到的恩遇。在京活动数日后，十六日，袁世凯陛辞请训。当时，山东民教冲突，日甚一日，巡抚毓贤平日仇视外人，偏袒拳民，致使教案迭出，激起列强频频抗议。十九日，上谕命袁世凯酌拨所部各营，选派得力将官，统带军队先赴德州，迤逦而前，绕往沂州一带，相机屯扎，随时操练。二十一日，袁世凯自京中归，即派全军翼长姜桂题督率步队三营、马兵两队、炮兵一队，共计3500人，于二十八、二十九日分两批开拔前往。殊不知，这正是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的信号。
十一月初四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毓贤著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即行来京请训。初七日，袁世凯再次抵京，初八日召见。十六日，两宫召见武卫军将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马玉昆、张俊。可见，当时山东民教冲突严重，中外冲突一触即发，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十七日袁世凯返津，料理布置好营务，即起程赴济南，于二十三日行抵济南。次日，毓贤委派济南知府将关防送来，袁氏开始任事。袁世凯得以主政山东，是荣禄与刚毅较量中的一次小胜。事实证明，此事对庚子年政局以及后来袁氏政治地位的骤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将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但是，刚毅、毓贤一派对袁抚东并不甘心，很快发动言官伺机攻击，说袁世凯“一味主剿，致滋事端”。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致电袁世凯，告诫他不可徒恃兵力，一意剿击，激成大祸。到任才十几天，便有人一再参劾，袁认定“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内”，不过，他向徐世昌表示:“如能将弟援出苦海或放归田里，讵非幸大事，又何足计较，但行其在我而已。”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上奏“调和民教”“绥靖地方”的抚东策略，为自己辩解。同日，又附片陈奏堂叔袁保纯属否需要回避，尽量避免为政敌抓住把柄。不久，上谕又命将平原教案中镇压拳民的袁世敦驱逐出山东，这也是刚毅，毓贤等排挤袁世凯的暗中动作。可惜，已经无法撼动袁在山东的地位了，庚子年(1900)二月十四日，清廷颁布上谕，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
作者：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