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的迁徙主要集中在区域内部。在村域空间尺度上，这种迁徙大多数表现为毫无规律性的布朗运动。但在县域空间尺度上则呈现出从乡村聚落往堡寨、治城等核心聚落集聚的趋势。战时这些核心聚落大多被攻破，是造成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小民避乱逃生的途径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属于无效迁徙，最终可以活命的机会比较有限。
关 键 词：同治西北战争 空间尺度 人口迁徙 堡寨治城 布朗运动
同治西北战争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灾荒和瘟疫等，不但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完全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彻底改变了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城乡结构。人口史学界历来对此颇多关注，但传统典范式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大多把讨论重点聚焦于移民背景分析、移民史实梳理以及移民影响的归纳总结等方面，对于战争持续状态下最本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细部节点，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
人口迁移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特征和规律。本文在系统梳理督抚奏折、地方史志、时人文集以及调查记录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战争状态下区域内部的人口迁移问题。希望这一工作除了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现传统战争状态下小民避祸逃生的真实场景，增加历史叙事维度外，也能够或多或少揭示不同的避难逃生模式与人口损失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同治西北战争与人口区域内迁徙
同治西北战争起于同治元年(1862)初华州“圣山砍竹”②，迄于同治十二年秋肃州回军开城请降，前后持续十余年。这十余年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1](卷六《武备志·死事纪略·回变官民死事纪略》，P4)。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庆阳董志原延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陇东粮仓。“十八营”[2]占据其间，人口陡增数十万，不久即发生粮荒。同治七年麦熟后，回军抢先刈割，民人仅“捡拾遗穂余粒，少延残喘，遂致斗粟卖钱八串，后至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其惨不可胜言”[3](卷三《武备》，P50)。隆德县同治十年“岁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战后平复时，全县尚无二三十家。[4](卷四《拾遗》，P45)除了战争杀戮与饥荒，瘟疫也是造成战时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瘟疫，人口大量死亡。史载泾川、永昌同治五年五月间“疫大作，死者无算”，镇原县“时疫大作，伤人甚重”。[5](卷一八《变异志》)据不完全统计，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6](P1517-1518)以上种种惨象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7](卷一八《杂录》)。现有研究表明，仅战争持续短短十余年间，陕甘区域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③除了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战争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战争状态下，虽然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未雨绸缪，预先计划，及早举家远徙，逃离危险境地，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后世观史者想象中战时小民最自然，也最理想的选择。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描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意愿，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行动。当战争将要或已经来临之时，不同个体对危险的感知距离和感知程度都有较大不同，而战争本身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与残酷杀伐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所有诸如此类来自于自身或外部的掣肘下，被不同利益团体或所谓普世价值和道德判断标准怂恿、绑架和洗脑之后的绝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对是否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地逃离危险境地，以及以什么样的安全距离迁徙避祸等，都会存在诸多不同的认识，也会导致不同的结局。而远徙逃难的时间窗口就在这样的犹豫与思量之间转瞬即逝。与此同时，远徙避难还要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没有足够的实力，则既无法远徙避祸，也没有正确的逃亡去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小民来讲，虽有逃跑的意愿，但缺乏远徙的能力。
由此，整个战争期间，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奔徙逃命，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的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并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战时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几乎全都盲目的局限于区域内部，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二、布朗运动：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布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是一种物理现象，指的是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从统计学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正态分布的独立增量连续随机过程，是随机分析中基本概念之一。[8]同治战时，从村域空间尺度看，小民避难逃生的运动方式与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无规则运动一样，缺乏明确的指向，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战争渐息，社会趋稳。小民休养生息，户口日臻繁盛。及至咸同之际，“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9](卷一，P247)。社会承平日久，国既不知备，民尤不知战。因此，当同治元年大战骤起于渭南之时，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官绅还是普通小民，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遇有阵战，官军本不足持，民团一触即溃，对于升斗小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如何逃，往哪逃，逃多久，全无计划。
西北汉、回皆系世居，两族互为乡梓，彼此和睦，素有往来。很多地方本无冲突之意，更无打斗之实。相传大荔沙苑回民西迁以前曾发动三十六村回民集体西行，其中“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与汉族邻有相遇于道路，便对汉人说：‘亲家，不对啦了!要分离啦!’”[10](P105)，抑或互通消息，以避祸端。又如泾阳县西南原上的寨头村，起事之前，回、汉就比较和睦，回民常透露消息给汉人，请汉人早逃。但汉人很不在意，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愿离开家乡。[10](P253-254)
其实，汉民对远逃提醒很不在意，除了故土难离之外，主要还在于战事初起之时，参与双方多系特定事件当事人，打斗比较克制。波及范围比较有限，族群也尚未完全割裂。回兵来去匆匆，时间不长。对于普通小民来讲，只要躲避锋头便可平安无事。[10](P255)更有甚者，居然抱隔岸观火之心态，驻足围观，尤似看戏。如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战争已经开始整整五个月后，回军与清军战于同州府城东门外苏氏沟，附近村庄百姓从草桥店一带围观看热闹，结果近半被掩杀。[11](卷一《事征》)及至战事扩大，战火烧身，危及性命，小民始知四散奔逃。而战争的残酷与恐惧在几代人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深远。
战争状态下的人口逃亡方式与灾荒状态下有较大不同。后者进程较缓，往往不足以立刻危及生命。人口外逃一般是时间累积的结果，虽属无奈，但亦是自主选择，中间有较长的预备期。这期间“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贫苦的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12](P104)。而战争往往事起突然之间，发展极为迅速，星星之火，瞬间燎原，战火烧身不得不逃，根本不可能静观其变。但升斗小民既缺盘缠路资，亦无社会网络，因此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太多选择。
所以，逃跑之法一般就是选择家内村中就近处所，比如窖、窨、窑洞、教堂或有坚固围墙的楼、塔等，任何可以藏匿或暂时安全之处。甚至是门后卷起的席桶之中或盖了柴草的案牍之下，亦有侥幸脱逃者。[10](P49)体力稍健者，则多逃至南北二山，或隐匿山峁梁涧之间。又或只身伏于古墓丛林，或荡舟江河之上，然后探听风声，如果没有问题就返回家中，如果此地吃紧，则继续逃往彼处。
西北自古民喜穴居窖藏，战争起时，一般小民尤其是妇女老弱，应急逃命之所首先就是自家或就近的窨窖。窖窨有的相当大，可容纳很多人。里面备有炊具、粮柴及饮水等生活必需品，有的甚至还有磨子，研磨米谷，以便久持。比如临潼县马坊堡村南高坡上就有这样一处，洞口隐藏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后因农民在崖上拉土才暴露在外。[10](P146)咸阳渭城一带还有一种窖窨叫“上高窖”，筑成“之”字形，不怕烟熏，相当安全，几乎家家都有。[10](P266)时人谚语称“乌鸦窝好戮，地老鼠难捉”[10](P298)，所指即此。由上来看，窖窨这种地下藏身之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对绝大多数半地穴式窖窨来讲，隐蔽性其实很差，比较容易被发现。窖窨最怕烟熏，一般又只有一个出入口。只要洞口被堵，以烟熏之，洞内之人非死即伤。渭南县西南三里有张村，村落高处挂有铁钟，派人在附近瞭望。有警鸣钟村人便会藏入地窖。但后被找到窖口，用辣椒面燃熏，窖内老少被熏死的很多。[10](P35)同治元年九月，华州姖家庄地窖被熏，死四十余人。同年十月初六日，李家坡天窖被熏，“人膏直流至崖下”，其惨状简直不忍诉于笔端。[13](P81-82)同治六年，捻回再逼近荔、朝时，三原县知县贺瑞麟就痛陈“窖窨全不可靠”，绅民须早为逃计。[14](卷七《书答二·与杨仁莆书》)其他就近逃亡方式，亦皆类此。
总之，从村落空间尺度看，战争初起之时，受波及地区村落尺度的汉民人口迁移几乎就是一种毫无规则的布朗运动。
三、村堡城：县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面对频繁的战争逃生情景、庞杂的屠戮焚掠信息，以及对个人和家人未来生命安全不确定性的担忧等，民众往往处于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高度紧张戒备状态之中，极易造成心理与生理的调适紊乱，并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15]在这种情形下，普通小民的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多的地方似乎有更高的安全感。于是逃往躲入较大的城乡聚落，尤其是那些建有围墙、防御得力的堡寨、治城等，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
行政治所类城市因系官员衙署所在，是地方行政权力的重心，一般多有高大围墙和壕沟。即使没有大兵屯驻，至少也有部分士卒把守。另外，这类治城往往也是地方上的经济贸易重心，商贾辐辏，粮财充足。不但可以固守，而且能够久持。因此，是更为理想的避难之所。战火波及之处，几乎每一座治所城市都接纳了大量逃难的人口，小民赖以活命者甚众。比如省城西安一处，仅北乡和西乡的逃难入城的回民就有千余家。[10](P208)即使硝河城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战时避入城中者也高达六百余家。[16](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醴泉县城战时亦涌入大量四乡小民，
邑儒学训导杨翰藻有诗记称：“连日西隅已被焚，城门启处窜纷纷。车驱马骤何堪见，女哭男号不忍闻。赈恤深渐无善策，藩篱暂幸避妖氛。劫来更有关心事，嘱吩胥役良莠分。”[10](P301)杨氏亲历醴泉围城，所记均为亲眼所见。寥寥数语就把小民举家逃难入城时那种人车纷繁嘈杂、拥堵于道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紧张慌乱之情跃然纸上。
治城数量有限，有限空间之中又有大量必备的公共设施[17](P287-333)，真正可供普通民众居住的地方本就不宽裕，战时容纳新增人口数量有限。对于大量远离行政治城的乡村人口来讲，那些离家较近且数量众多的堡寨，就成了更好的避难之所。堡寨④最初皆为具有极强军事性质的小城，于用兵扼要处堆土垒石或树栅为墙，故“有堡之处皆有墙壕围护，如城郭然”[18](《城堡》)。西北地处边陲要地，域内堡寨遍布，古已有之。入清以后，随着西北疆域拓展，虽然大部分堡寨原有军事职能丧失，遭到废弃。[19](卷四《营建·村堡》)但部分有人聚居的堡寨，仍然修葺如常，基本形制完备，防卫功能也依然存在，足资御寇自守。如肃州众多堡寨，皆系嘉靖修筑，当时务极坚深，入清后民仍得其利。[20](《村堡》)又如古浪之大靖、土门等巨堡，民户皆有数千，城高池深，商务繁华，丝毫不亚于治城。[21](卷二《地理志·堡寨》)
这些散布乡间、有坚固围墙的堡寨，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趋于离散，空间可达性较好，遇到警情比较容易躲避。对乡居的普通民众来讲，就近迁往人口更多、建有围墙可资防守的堡寨，除了可以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外，或许也可以得到某些实际的安全保证。而地方士绅及致仕乡居的官员们则把筑堡练团，坚壁清野，视为御寇自保良策，极力倡导。“于已筑之堡，随时补葺，勿致倾圮。于应筑之堡，悉力兴修，务成觕角。设再有警，即将财物牲畜尽数入堡相保守，不惟我有所据可恃无恐，且使寇无所掠不战自去矣。”[20](《文艺·康公治肃政略》)这些已有或新筑的堡寨，有不少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小民赖以活命的处所。比如抚彝厅的古榆寨，又称大鸭翅堡，在县东三十里，“同治六年监生申大儒、张承郿等人捐资重修，同治兵燹，全活甚众”[22](卷十《军政志·堡寨》，P40)。
综上可见，县域空间尺度下的战时小民避难逃生行为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这与村域空间尺度下几乎没有任何规律的布朗运动式逃生行为有明显不同。即，从原来居住的乡村聚落，往那些散布乡间、建有围墙，并且有一定防守能力、安全较高的堡寨汇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小民逃入那些安全性更高的行政治所类城市。
四、不同人群战时避难逃生的选择差异与一般原则
究竟应该逃往那些数量庞大离家较近可达性较好的乡村堡寨，还是逃入那些数量虽少但建有高大城墙安全性更高的治所城市，抑或是跃级逃往安全性更高的府城或会城呢?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讲，既没有出逃的资本，也缺乏出逃的信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近而不跃级是逃命的基本准则，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临潼马坊堡在城北五里，打仗的消息传来以后，一部分藏在堡后地窖里，一部分逃到县城。[10](146)小民之中，个别有远行经历，并且孔武有力的乡村强人或有一定技艺的乡村能人，则可能会有一线外逃的生机。比如咸阳刘家沟耆老刘长福的祖父和父亲，当年战争期间，就因为做泥水匠，长年在各处揽活，消息灵通，可以养家糊口，最终得以跑至会城西安而活命。[10](P284)
对于少数拥有一定资财的乡村富有群体来讲，有更多的活命机会。大荔县阳村画匠钱希凤当年曾携家逃难，其经历也很有代表性。钱氏兄弟三人，皆非守土平庸之辈。他的两个兄长长年在外经商，只有他自己留在家中，以绘画为生，据说三原县贺瑞麟曾约他去绘画，但他没有去，看来在同州府一带还是相当有名气的。因此，钱希凤虽非富商巨贾，但收入也相当不错，在阳村这样一个逾千户的关中大村中，是三家最富的人家之一。同治战时，钱家中有老幼妇孺六人。“同治元年五月初，回回杀到村里，祖父偕同家人出走。先过敷水镇，往华阴的洪镇去，后来听说回兵攻破龙凤山(在华县)，又负母携幼，同他的姨父(亦是岳父)迁居鹿泉村的龙王庙。”[10](P115)从钱希凤一家行程来看，初意从华州一带沿大道往西朝临潼西安一带跑。后听说回兵攻破华州龙凤山，乃调头往东，避居于华阴的鹿泉村一带。最终全家得活，返乡后钱希凤还根据自己逃难的经历，画了两幅画，名“赴洪镇图”，以使后世的子孙纪念他。
对于更富有的阶层来讲，如果提早预防，妥善筹谋，基本可以做到从容避祸迁徙。同治元年八月以前，东府战事已酣，西府尚未受到波及⑤，此时小民多居乡间，未知大祸将至。而府属殷商富贾却已早早举家迁居岐城，避灾躲祸。[23](卷六，P253)亦有部分“川客家”，因常年往返川陕之间贸易经商，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得以举家迁往蜀地而活命。三原县耆老王玉卿的祖母当年逃难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王家原居城东四十里之大程乡(今三原县城东大程镇)，家资颇富，城内亦有房产。战争初起之时，其祖母尚无逃避之意，后听风声日紧，先在窖子里藏躲，后带几个孩子住在城里。[10](P224-225)战后西北各方志的忠义传、义行传及孝义传，以及其他官私文献中，有大量自愿出资修堡筑寨、捐饷守城的记载。显然，对这部分人来讲，究竟是避居于堡寨，躲进县城，还是跃级迁往更高等级的治所城市，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相对于乡村中的地主、商贾等富有群体，少数拥有政治资本的士绅们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逃生机会，并且跃级逃徙的可能性更大。狄道岁贡赵效孔，奉母携弟避居省城兰州，河州庠生善佩珩，亦负母避难省城，战后均得活命。[16](卷七十三《人物志·孝义上》)盩厔县东乡阿岔村有致仕名苏鼎者，同治初避居城内，因先前居官川省时，勤政爱民，断狱清明，被蓝大顺放出城外，而得活命。[10](P324)三秦名士郑士范，业有专攻，亦颇有政声。战争起时，驱车携眷入城避乱，途中遇有回军数十骑，知是郑解元，皆夹道而立，“郑在车上仍语以‘莫杀人’，众皆唯唯”[24](P359)。最后竟得从容而行!浙江会稽人顾寿桢的经历更有代表性，同治初西北战争爆发时顾氏正客居饌县城内，他与张源沏等人积极制械募勇，立团备守。后深感县城安全堪虞，遂举家迁至省城，并在巡抚衙门谋得一个负责军需善后事宜的职差。[25](《附录》)
五、堡寨治城的安全性差异与战时人口损失
堡寨所处地方多为交通要冲，战略位置重要，利害攸关，为战守之利，参战各方往往反复争夺。同时，人聚之处，亦是财聚之处，为抢夺粮饷兵马等战略资源，各方攻伐亦极其惨烈。回军与团练、官军在长安县属六村堡的争夺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六村堡又名六姓堡，位于省城西北二十里处，财赋充足，墙厚壕宽，足资拒守，为附近第一大堡，亦为民团重要根据地。[26](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午托明阿瑛棨孔广顺奏，卷十六)该堡与西安互应，成掎角之势，又地处苏家沟南渡要冲，正卡在渭南孙玉宝回部与渭北回军联络的咽喉之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附近小民前往避难者相当多，传闻西安城内官员因担心城内外回民里应外合，多送家眷于此堡避难。⑥也正因为如此，双方都势在必得，争夺极其激烈，打斗亦极其残酷。同治元年六月，六村堡被围。鏖战数昼夜，堡内火药告罄。守堡者先丢金银，继扔砖石，后竟以开水沸汤下泼以拒之。[10](P180)期间，固原提督马德昭两次领兵驰援，均大败，潼关协领图克唐阿战死。[27](P103)六月二十五日午后堡被攻破。堡民及四周逃难之人数万，除极少数乘间潜出村者外，余皆被屠。⑦
贾村塬在宝鸡县北面，塬南北横阔四十里，东西直长九十里，高险可恃，为凤郡屏蔽，亦是重要的产粮区。战时凤翔士绅富贾多徙居塬上，囤积了大量的军械粮饷。为抢夺这批战略物资，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回军伪装成畜贩攻入塬内。史载塬上烽火蔽天，半月不息。[23](P235)淳化谷口镇古名金锁关，处于泾、淳咽喉之区，战略位置亦极其重要。城坚壕深，又有两县民团把守，附近小民来此避难者道路如蚁，城中肩摩股击，人口甚多。同治元年十二月及二年三月，先后两次被攻破。“平复后，检封谷口骸骨，除房屋焚烧，狼犬食失外，计头颅一万九千有奇。”[28](卷十二《杂著》，P49)大荔县东北刘官营当年被攻破之后，各村男女老幼集于寨中者皆“死于同日同时，所以子孙们就以此日为‘总忌日’，到时集体祭奠死者”[10](P107)。
堡寨是民团的依托和根基，而团首之中，多凶暴顽劣之徒，“民团之设，名曰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习猾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致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民，每日支得口粮，百十为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29](卷七《艺文志》，P73-74)。民团外强中干，复持众傲纵，胡作非为，招惹事端，往往引火上身，致使堡寨被攻伐，小民无辜受害者亦多。盩厔东乡巨堡临川寺被屠就是典型一例。该堡原有汉民一千五百余户，其中仅教师爷和会打拳的就有五六百人。又联合附近各村组织两大团练，轮流在县东境把守，堡坚人众。同治二年正月，东府大批回众西撤。回军深知此处教师爷众多，而村民亦知东府打斗之惨，故彼此皆不愿生事。回军自堡南平稳西行，初村中恶少以猪头讥之，经耆老调停息争。大军过毕之际，堡内复以炮击之，遂起冲突。最后临川寺被踏平，本村及外村避难小民多被屠戮。事后统计村民仅余二三百家。每逢冬至日，各村被难家属，共设案焚香祭奠。后竟成为一个集市，附近十几县的百姓都来上集。[10](P323)
除了民团惹事，战时堡寨被攻伐外，亦有个人恩怨、挟私报复者。如凤翔的柳林镇，回民首领崔三年少赶马经常到这一带，曾与柳林少年因言语不和发生殴斗，势寡受伤被辱，愤愤而归。及同治元年起兵后，攻至柳林烧杀甚烈，无辜百姓受戮者甚众。[10](P353)整个战争期间，这种由个人恩怨引发的屠村与杀戮，往往表现为族群间的争斗。华州渭河沿岸的党家河与乔家二堡，在同治元年六月初一同时被攻破，惨遭屠村。原因即因这两村有人在渭河沿岸与回军对垒，杀死回民，而遭报复。[10](P76)
相对于散布乡村的堡寨，治所城市的战略位置更好，政治影响力更大，参战各方攻守的力量更强，态度也更坚决。以关中西、同、凤三府为例，战争期间，户县、临潼、咸阳、兴平、蓝田及朝邑等二十余个治城均遭不同程度袭扰和围困，其中同州府城及蒲城县城被围攻七八昼夜[30](卷十三《杂志》)，醴泉围城两月之久，省城西安、凤翔府城及岐山县城等更是遭围城长达一年数月之久。但治所城市城墙高大，防守人员众多，武器也较精良，相对于一般的堡寨，安全性更高。真正被攻破者仅渭南、高陵、泾阳、华州、华阴及韩城等地而已。其中韩城攻入即被驱离，并未真正占领；泾阳围城六个多月，占据仅十余天[31](卷七《兵事志》，P5-6)；只有高陵一城，从同治元年五月中旬破城，到同治二年九月撤离，前后占领长达一年四个月之久。[32](卷八《缀录》)因此，小民逃入治城者，多得活命。临潼行者桥有北、东、西三个堡子，战时各堡人逃难方式不同，结局亦不同。南堡人多逃往县城，幸存者较多，而北堡人则就地躲藏，多遭杀戮。[10](P141-142)
然而，如果将视野转向甘肃，就会发现，对于修有高大城墙且防守力量较强的治所城市来讲，
所谓安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整个同治战争期间，甘肃有大量治所城市被攻破，人口损失相当严重。如镇原县战乱期间“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先后入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非久，久则怠矣”。同治七年三月初九日，县城被攻破，城内及逃难人口大部被杀，县志称，其时“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5](卷十七《大事记下》)。还有一些记载，更为触目惊心，比如固原州城，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被攻破后，史称“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33](正编卷二十)。同治二年八月，平凉府城被攻破后，光绪《甘肃新通志》记载称“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6](卷四十七《回变》)，劫难之后统计，全城“仅存百四十七户”[33](正编卷二十)。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攻破“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34](卷三十一《志余下·历史》，P2)。除了府州治城，史料中记载的部分县城人口损失亦相当惊人，比如靖远县城，同治五年城破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33](正编卷二十一)。而狄道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攻破后人口损失居然也高达十余万众。[16](卷四十七《回变》)随便翻检一下，不难发现，有太多与同治西北战争有关的论著，都不加分析地引用了这些记载，并当作信史，以此说明同治战争之惨酷，以及战时人口损失之惨重。此类个案文献记载虽多夸张不实之处，但战时甘肃治所类城市攻破后人口损失惨重也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总之，从上述攻伐案例来看，堡寨治城看似坚固，实则为危险汇聚之所，小民避居此间逃命，风险其实极大。整个战争期间，真正可以成功坚守并最终保全者，数量相当有限。三原地处关中腹地，战时受害最烈，县属五百余村堡，“俱遭残破，仅存东里、菜王二堡”[35](卷八《杂识》)。其中菜王堡距城西北五里，其城甚坚，故未被攻下。[10](P230)又如关中大县盩厔，人口素称繁盛，堡寨鳞次栉比，小民多依堡自守，但自“黑河以东，惟甘沟、豆村二堡幸获保全，余惧大受蹂躏”。甘、豆二堡未曾被破的原因，是甘沟的城堡坚固，北面有河，周围还有深的城壕。豆村人多，有九百多户，防守得好。[36](卷八《杂记·纪兵》，P12)治城堡寨人口汇聚，一旦被攻破，往往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这是同治年间西北人口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余论
频繁的战争与人口从波峰到谷底的反复波动是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实际上，从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间中国人口的发展所经历的这种剧烈波动，几乎都与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7](P106-259)因而，战争状态下小民避难逃生的迁徙行为是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最鲜活的一个侧面。从同治年间西北人口迁徙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传统战争引发的人口迁徙基本以区域内部迁徙为主，真正选择及时有效的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并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这与大部分小民缺少逃生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不能正确认识战争残酷性与缺乏逃生意愿等主观因素有关。
这些区域内的人口迁徙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规律。仅从村域空间尺度上来看，小民避难逃生的迁徙行为大多数表现为毫无规律性的布朗运动。从县域空间尺度来看，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迁徙行为则有较为明确的指向，那就是从一般乡村聚落往堡寨、治城这些具有一定防卫能力的核心聚落集聚。虽然不同群体在选择最终避难处上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对绝大多数小民来讲，就近而不跃级是最基本的逃生原则。
作为团练依托堡寨把枢纽型治所城市与散点型的乡村聚落串联起来，成为战时官方防卫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地方精英群体认为，筑堡练团即可保家安命，还能为朝廷效力，抑或可以实现些许政治抱负。而村野之民则深信堡寨、治城比一般乡村聚落更安全，可以保全财产性命。正是基于这样的普遍共识，战争来临时人口大都麇集于堡寨、治城之中，而不知远行避祸。而战时大量堡寨、治城最终沦陷的史实表明，这些看似安全的城堡，其实恰恰是最危险的所在。面对残酷的战争，小民避乱救生的途径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属于无效迁徙，最终可以活命的机会却比较有限。
注释：
①相关研究如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葛剑雄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侯春燕《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移及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赵维玺《左宗棠与回民起义善后移民诸问题论析》(《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及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等，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②此事旧史视为同治西北战事之开端，据陕西巡抚瑛棨同治元年五二十六日(丁未)(见《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十三)奏称：“此次汉回起衅由于华州境内回民购买竹杆，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伤毙回民，当时经人劝散，不意是夜汉民暗赴回村烧毁房屋，于是回民纠众报复，汉民齐团相斗，渭南大荔一带，闻风而起。”
③根据曹树基的研究，1861年至1880年间陕甘人口损失超过2000万，损失比例高达63％。参见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718页)。
④堡寨名称没有严格定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称谓不一。《宋史·徐禧传》记载“寨之大者，城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城周二百步，小者百步。”清人则称“堡大者曰城、曰关，小者曰堡、曰戍，又曰围”((清)薛福成《书金宝珅团练御贼书事》，《庸庵文续编》卷下)，亦或称“平地筑墙如城者曰寨，因险立栅设兵逻守者曰卡，寨卡之外凭高建楼，楼中空而四面设炮以制敌者曰碉”(光绪《罗田县志》卷二《建置志·碉卡》)。
⑤清代陕西东西府以会城西安为界，以西凤翔府称西府，以东同州府称东府。西府凤翔同治战事起于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事情前因后果，具体经过，时人郑士范(字伯法，一字冶亭)有详细记载。参见(清)郑士范著《旧雨集》卷下《忠义篇》。
⑥根据马长寿当年调查，当年官眷避难六村堡内可能仅系传闻，并不可靠。参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⑦时人称，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余口……尽被屠戮殆尽”。(清)易孔昭：《平定关陇纪略》卷一，参见中国史学会编《回民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