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否定共产国际照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指导中国革命，主张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对高度集权和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苏联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总的来说是比较客观求实的，并且，这种反思的眼光显得异常敏锐，具有比较准确的预见性和深邃的洞察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也存在某种“受过者”的愤懑和旁观者的隔膜，少数言论脱离当时实际，不合时宜。也就是这种敏锐、良知、趋前及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悲剧。
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吹响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号角之前，除欧美之外，陈独秀是东方各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中最早和最深刻反思与批判苏俄模式的人。这种反思与批判，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系列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也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从左的方面的发难，当然更不同于完全的西方意识的批判，而基本上属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因为陈独秀的批判与卢森堡及后来的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一样，并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术界近年就陈独秀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已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笔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专门就陈独秀对苏俄模式的反思与批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否定共产国际照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指导中国革命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从主观上来说究竟是谁之过？以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将责任归咎于所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确属冤枉，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此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大量事实表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固然有责任有错误，但主要是被迫执行和妥协的责任和错误，也就是说陈独秀成了联共(布)或共产国际的替罪羊。所以，作为“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当时就很不服气，声称“万方有罪,在予一身”。但为大局着想一忍再忍，被迫多次作出妥协。
重温陈独秀有关文章和书信，我们可以知道，他也并不是完全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同时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不少就涉及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以俄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导致的错误和问题。
陈独秀认为，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幼稚，而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又不了解中国实际，所以很难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很难避免根本性错误。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在反省和自责自己的失误的同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多次说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中国人比外国人更懂；[1]“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2]可由于党处在幼年和很弱小的时期，没有国际上的支持，很难自主和自立，这就很难脱出某种矛盾和困境，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具体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关系，实际上，他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都曾提出过与共产国际相左的正确意见。如提出在关键时刻退出国民党，注重无产阶级在北伐战争中的领导权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国民党、蒋介石，及时与汪精卫决裂、退出武汉政府等等，可后来那种他极力反对过的错误却又被反诬反记到他头上。所以后来陈独秀写下《告全党同志书》等多篇书信，愤然陈述许多重大决策的真相和事情的本来面目，并公诸全党。诚于有的学者指出的：当时维护共产国际的声誉“是中国革命利益之所需。因此当时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代人受过者,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袖,充当这一‘代过者’是责无旁贷的。但是陈独秀出于其学者的倔强个性,不愿充当这种角色,这便促成了他个人的悲剧。”[3]换句话也就是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实际上都没错，错的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陈独秀通过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比较早地认识到，应该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而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不能完全从维护苏俄利益的角度去确定中共的行动路线和方针。如1929年中苏在中东铁路的冲突发生后，陈独秀曾致信中共中央，认为不能用 “拥护苏联”这种“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了,也太简单了”的口号去动员群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到了效果,不但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还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到了欺骗”；这样很容易“使国民党把他们的‘拥护中国’的口号与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4]432-434
晚年陈独秀撇开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什么左、右倾机会主义等理论或路线之争，甚至摒弃他崇奉过的托洛茨基主义，即陈自己说的“未涉及何种主义”，也不管任何“圈子”和“正统”，“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之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4]512也就是以这种比较超脱的“终身反对派”的立场，陈独秀重新审视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等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和别的居民没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他觉得尤其是要反对那种所谓“人民越穷越革命”的论调，认为“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5]这种言论似乎比大革命时期他自己的言行更“右倾”，但实际上更接近客观真实。虽然，我们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所谓“战争引起革命”，世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落后国家发生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处理不好，将是非常艰难的。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5]
二 主张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先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是中共党内最早研究和接受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人之一，而自称最忠实地继承列宁遗志的斯大林，不仅对实施新经济政策缺乏热情，而且在取得对反对派的胜利后，实际上实行了托洛茨基主张的牺牲农业、轻工业的高速工业化道路，所有制上则重返列宁已经废弃的完全国有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这点上看，陈独秀虽然在政治上与托洛茨基结过盟，但思想上并不盲从，体现了一种真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陈独秀强调中俄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所以应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认为，“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上的成熟。”[6]617-618陈独秀这些论述不仅与列宁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后要经济补课的思想一致，而且与现在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长期性也是相通的。列宁后的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忽视甚至掩饰这种落后和经济的不成熟，其教训是深刻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荒谬至极。
陈独秀认为“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6]621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空想。陈独秀说“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则是不对的，并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相似，曾被列宁严厉批评过，“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6]635陈独秀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属资本主义的范畴。甚至说“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6]645显然，陈独秀因时代的局限，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及其特点的论断有些绝对化。国家资本主义，简单点说就是国家控制主要经济命脉，但保留私有经济，国家不垄断工商业。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史上尤其是在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描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的，这种描述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提供了依据。
不过，陈独秀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目标或他主张的“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6]617这是他吸收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时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旁观者，陈独秀已经依稀看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处于“胶着”状态的长期性。他在1942年2月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指出：“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托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6]644-645
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某种趋同性，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在相互吸取对方的思想精华和有力举措，来解决制度中的缺陷和遇到的各种难题，导致今天这个世界晶莹璀璨、丰富多彩，许多东西既不是资本主义专利，也不是社会主义独有。如福利制度、平均主义搞久了，搞过头了，弄得大家偷懒不做事，没有效率，经济停滞不前了，大家就倾向不能再吃大锅饭，强调效率甚至掀起私有化浪潮；而一旦出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和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民众乃至企业又眼巴巴地望着政府，渴求代表国家的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救济或救市，甚至希望再度加强国有化。可是政府，哪怕是像中国这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其人力、物力、财力也很有限，不可能是事事包办的全能政府了。可见，陈独秀对未来预见的准确性。
三 对高度集权和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苏联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
历史在进步，陈独秀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斯大林的独裁所持的批判态度，由以前被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视为大逆不道，到现在中国学术界基本上予以肯定，已经是有了天壤之别。但遗憾的是，这种肯定现在还只能局限在纯学术领域和历史范畴之中，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仍然很需要借鉴陈独秀反思和批判苏联政治体制的敏锐和智慧。
陈独秀认为民主具有继承性和普适性，大力倡导“大众民主”。 他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4]503-504所以陈独秀很早就推崇和提出了“大众民主”的思想。他在1933年6月15日的《上诉状》中，就称“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7]326后来进一步看到了20年代苏联党内对不同意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又耳闻了不少30年代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罪恶，更明确地提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4]503
在陈独秀眼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独裁体制下的苏联已是非社会主义、非工人国家，“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她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6]647当然，
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及非工人国家，未免有些偏激，但所道出的苏联政治体制和国民权力上的某些重要变化则是客观的。他说：“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6]257陈独秀还认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个人心术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4]504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为了防范“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就必须以民主制作保障，因为民主制是“官僚制之消毒素”；“‘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同样要求”。[5]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是深恶痛绝的。但基本上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并曾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理论去正本清源，其“大众民主”思想与马克思所倡导的“人民管理制”的巴黎公社民主也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说陈独秀晚年抛弃了社会主义，完全倒向或“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8]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们仅从前述陈独秀在晚年仍将社会主义与科学、民主制并列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这一点，也足可证明其是非。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学者忽视了陈独秀一再声明的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专利品这一出发点。要说抛弃的话，那就是彻底抛弃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对布尔什维主义，包括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也有过质疑，但从未否定过。只是说：“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和，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并表示自己“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派自居”，[4]521用词非常谨慎。具体到民主制问题上，还强调“列宁当时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只是遗憾没有认真执行。[4]505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也是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4]497实际上也难怪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迄今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陈独秀对苏俄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总的来说是比较客观求实的，并且，这种反思的眼光显得异常敏锐，具有比较准确的预见性和深邃的洞察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也存在某种“受过者”的愤懑和旁观者的隔膜，少数言论脱离当时实际，不合时宜。也就是这种敏锐、良知、趋前及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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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骆晓会，男，湖南宁远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